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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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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们感到尴尬。另一个例子就是赌博。20世纪四五十年代，正值有组织犯罪向急剧膨胀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大量投资的时候。半合法半非法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黑手党对于劳动关系的干涉。它为雇主提供服务破坏工人的罢工，或者与工会联合起来敲诈工人和雇主的钱。不管哪种方式，“我们的事业”的非法活动在上层世界合法机构和强大利益集团的保护伞下没有走得太远。
毒品是一个不同类型的生意。1950年，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斯蒂斯·凯法弗获悉联邦麻醉品局针对黑手党国际贩毒网络所发出的警告。1951年，关于凯法弗的“参议院调查州际商业犯罪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在电视上播放。美国人看到几十个黑手党分子运用第五修正案来应对凯法弗的质问。弗兰克·科斯特洛，这位前私酒走私犯和前任纽约市老虎机之王不允许摄像机拍摄他肩膀以上的任何地方。他在对其商业利益作出闪烁其词的解释时，一直挥舞着手臂，就像在比划芭蕾舞的动作，他的这一举动成为了许多观众对这次听证会的经典回忆。
紧随凯法弗听证会而来的是，美国人重新发现了自己对于黑手党的恐惧，这种恐惧上次笼罩整个国家还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当时发生了“木桶尸体案”而且正值乔·彼得罗西诺中尉当道。这一次，黑手党在人们心中引发的恐慌和迷恋由于对毒品的害怕而更加强烈了。随之而来的是政治炒作和短暂的出版业繁荣。一位作者受凯法弗的启发，将黑手党称为“史上对道德最大的威胁”和“世界上所有犯罪的主要源泉”。战后美国与黑手党长期的暖昧关系开始了。
就美国新一轮黑手党恐慌中的所有夸张和纯粹的想象而言，尽管联邦调查局的J·埃德加·胡佛局长仍然拒绝承认黑手党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但凯法弗的听证会对君子们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听证会促使联邦政府于1956年制定了毒品控制法，规定毒品犯罪最高刑期可判40年。根据一份美国警方的统计，等到乔香蕉到西西里岛去“放松心情”的时候，博南诺家族中三分之一的成员都因毒品指控而被逮捕。纽约其他黑手党家族的遭遇更为糟糕，据报道，卢切斯家族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人员。
正如布西达和博南诺两人后来都解释的那样，美国黑手党的领导者为应对制裁而颁布了禁止毒品交易的命令（他们俩还宣称，其他的黑手党分子完全有可能破坏了这一禁令）。许多消息渠道可以证实这个政策确实存在，而且每个渠道都指出这项规则经常被违反。实际上，这条禁令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现象，旨在造成这个组织已经远离毒品的印象，但这只是缓兵之计。
更糟糕的是，在1956…1957年间，“我们的事业”最重要的毒品走私海外基地——古巴的加勒比岛也失去了控制。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伊·萨尔迪瓦的腐败和残暴的独裁统治遭遇由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大肆宣传的马埃斯特腊山游击战争即遭瓦解。美国人最终于1958年退出了对巴蒂斯塔的军事援助，而卡斯特罗也于次年进入了哈瓦那。
因此，我们不需要特别的智慧就能知道为什么“乔香蕉”1957年会来到西西里岛放松心情。为了获得毒品利益，他的组织需要三个因素：一条值得信赖的人力来源通道，一个拥有特许经营权而无需亲手从事危险事情的合伙人以及一个新的运输基地。
20世纪50年代，西西里岛的黑手党对地盘的控制要远比美国的黑手党对地盘的控制更加彻底，因此博南诺对能获得红地毯式的欢迎十分喜悦。但是意大利的吸引人之处不只是在于它那令人满意的“骇人的”政府机器，而且它的毒品消费量也少得可怜，因此政府没有兴趣解决毒品走私问题。此外，由于意大利的君子们走私香烟时要在地中海各地往来，他们从法国南部顺手捎些提炼的海洛因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麻烦。西西里的移民新浪潮此时也跨过大西洋向西挺进，他们装财物的大箱子无疑是毒品运输的最好工具。乔香蕉没有早点度假的唯一原因就是凯法弗听证会将大西洋两岸之间的高级级别联系给切断了。
在1957年10月的四天里，“乔香蕉”在巴勒莫的帕姆斯大酒店里主持了一系列西西里黑手党和美国黑手党之间的会议。这座酒店是当时巴勒莫城最豪华的酒店，在改造之前曾是惠特克家族的一所住宅。在1881年到1882年冬季期间，理查德·瓦格纳还曾在此精心上演了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帕西法尔》。现在，当许多意大利记者来到巴勒莫报道最新的黑手党暴行或审判的时候，他们就会入住在这里。
尽管我们无法搞到会议的第一手资料，尽管警察对酒店里发生的事情兴趣不大，但是客人的名单还是很值得一读的。从博南诺的套房里进进出出的人中有博南诺的顾问“胭脂红”卡米洛·加兰特以及以布鲁克林为基地的博南诺家族的其他领导成员，包括“约翰”乔瓦尼·邦文特和老板的第一副手弗兰克·加罗法洛。加罗法洛自夏天起就呆在戈尔福海堡。美国代表团包括了布法罗的马戈蒂诺家族高级成员以及“幸运小子”卢西阿诺。自从1946年被美国驱逐出境以后，卢西阿诺就在那不勒斯过着流亡的生活。西西里方面出席的最重要人士就是戈尔福海堡的家族首领，他像“乔香蕉”在布法罗的亲人一样是马戈蒂诺人。其他人也有很强的跨洋关系。
有人曾暗示说布西达也参加了会议。他却断然否认曾经有过这场会议，这点很让人怀疑。不论他是否在场，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让人一眼就能看明白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议。帕姆斯酒店的这次聚会在西西里最美国化的家族和美国最西西里的家族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换句话说，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国黑手党和西西里黑手党之间的会议。它是一次商业会议而不是一次外交峰会，毒品生意就是会议的一项议程。
西西里黑手党参与美国的毒品贸易，这在1957年并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早在20世纪20年代，吗啡就已经通过装橘子和柠檬的箱子从巴勒莫走私了。尼克·金泰尔就提到过如何将毒品藏在船上的奶酪、油、凤尾鱼和其他的西西里产品里。纽约老板乔·普罗法奇的玛玛米娅进口公司就是众多的毒品贩运商业基地之一。但是在“乔香蕉”在西西里度完假后的几年里，逮捕和缉毒的模式表明西西里的人参与明显增加，大西洋两岸的犯罪合作更加紧密。在布满红地毯和镀金镜子的帕姆斯酒店作出的决定所带来的影响是可以估量的。正如一位美国律师后来所说的那样，会议中的每个人都是“毒品跑道上的明星”。走私海洛因成了君子们新的跨大西洋运动。
酒店里还有受邀者，就像是穿着芭蕾短裙的蟾蜍一样惹人注目。他就是绰号为“吉娜·罗洛布里吉达”的朱塞佩·根科·卢索，就是在多玛索·布西达面前上厕所的那位，当时年轻的布西达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到帕姆斯酒店会议召开的时候，根科·卢索已经继承卡洛·维奇尼成为西西里中部的老大，正享受着成为整个西西里黑手党“老板的老板”这个虚名。但是正如布西达澄清的那样，当时还没有这么一个职位，即便有的话，也不可能由一个来自偏远的穆索梅利的君子担任。根科·卢索可能出现在帕姆斯酒店里的唯一原因就是与会的美国黑手党成员中有一个是他的亲属。根科·卢索在巴勒莫没有权力，在纽约更不用说了，因此对于帕姆斯酒店的讨论贡献甚微。但是从一个半局外人的角度来看，根科·卢索准确地找出了伴随“乔香蕉”的商业提案而来的政治问题。有人无意中听到他在大厅里嘶哑地发起牢骚：“太多的狗追逐一根骨头的时候，最好还是把路让开。”用外行的话说，按照乔香蕉设想的规模进入北美海洛因市场势必会引发竞争。
委员会就是为了管理这些商业对手而设立的。尽管多玛索·布西达在毒品问题上保持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沉默，但他详细说明了设立委员会的想法是如何演化为现实的。他解释道，从法西斯主义垮台到1957年，“我们的事业”在西西里岛内的联络是紧张和分割的。那些由不同家族的极有势力的君子们组成的小团伙会经常以电报式的隐秘方式商讨问题，许多决定要经过长期协商才会形成。
设立委员会的决定就是以这种迂回的方式形成的。在斯帕诺饭店吃午餐时，布西达第一次听到“乔香蕉”向坐在其周围的三四位西西里“君子”提出设立委员会的建议。“乔香蕉”可能在西西里岛逗留期间向很多人透露了这一想法，而每个人似乎都很喜欢这个主意。一旦按照惯常方式达成这一共识，布西达便负责把博南诺的建议变为现实。协助布西达的是两个年轻的黑手党分子：“塔诺”加埃塔诺·巴达拉曼迪和“小鸟”萨尔瓦多·格雷科。两个人在“我们的事业”以后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塔诺”巴达拉曼迪是希尼斯镇的二老板，那里的黑手党家族与底特律家族有紧密的联系。“小鸟”萨尔瓦多·格雷科是西亚古力地区格雷科家族的一员，在1946…1947年战争中幸存下来。布西达、巴达拉曼迪和格雷科后来都成为了重要的毒品交易商。
由布西达、巴达拉曼迪和“小鸟”格雷科组成的三人宪法工作小组为“我们的事业”制定了新的基本规则。西西里岛的每个省都要有自己的委员会（负责整个岛的地区或省际间的委员会直到1975年才设立）。巴勒莫省差不多有五十多个家族，因为家族太多而很难有一个能代表所有家族的有效协商机构。因此，“区”这个中问等级就设立了，用来联络相邻的三个家族。这三个家庭会从他们所在的“区”中选出一位代表占据委员会一席。为避免过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任何人不得同时担任家族老板和委员会代表。委员会的重要职能就是对“君子”的谋杀作出裁决。
因此，巴勒莫委员会不是国际海洛因贸易董事会。它实际上是一个精心构建的代表机制，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商业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们从圣乔治的报告中得知，巴勒莫地区的家族早在19世纪末期就有多轮政治谈判和统一审判制度。因此，委员会却不是黑手党历史上的新鲜事物，尽管布西达和博南诺两人都相信这一点。黑手党自成立以来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地盘控制与非法贸易结合在一起；而设立委员会只不过是解决这个老问题的一个新方法而已。不过，委员会的设立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政治寓意。它实际上是将其他黑手党成员的生死大权从家族老板们的手中夺了过来。
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何西西里着手参与毒品事业竟会导致产生如此精致的宪法机构呢？意大利历史学家得出的答案指向了“我们的事业”内部的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点。我们最好还是请多玛索·布西达替我们解释这一点吧。布西达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证人，但是却很关键；实际上，他就是因为不客观才变得关键。
布西达乐观地将委员会描述为“调节内部和平的工具”，“使所有黑手党成员经历的恐惧与风险得到降低的一种好的方式”。布西达的这种描述与他对黑手党整体的想象相一致。布西达认为，“我们的事业”是一个高尚的兄弟会而不是一个等级制度。在他的心目中，“君子”们都是兄弟，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互相尊重而不是对老板的言听计从。“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精英团体中的一员”，他说。布西达一直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位到处周旋的黑社会外交使者，这种怀旧的观点倒是符合他的这一形象。但是布西达对自己形象的刻画就像政党的政治宣传一样既令人迷惑又让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布西达之所以希望委员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是有其现实的战略原因。我们了解一下他的职业生涯就不难理解这些原因了。
“我们的事业”里基本上只有两种类型的职业：政治职业和商业职业。一个君子可以通过攀爬这个影子政府内部的晋升阶梯而成为一个头目、顾问、老板，并向上继续发展；或者，他也可以在其家族地盘之外发展自己的商业利益，利用黑手党无与伦比的犯罪网络所提供的机会而周游世界。布西达尽管在“我们的事业”内部获得了极大尊重，但却从没有超越士兵以上的等级。他在一生的犯罪生涯中旅行甚广，因此他是黑手党成员中沿第二条职业道路发展的典型代表。20世纪初的西西里裔美国籍君子考拉·金泰尔也和他走的道路相同。
“幸运小子”卢西阿诺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走过这两条道路。他在1936年因被指控拉皮条而入狱之前，只在自己的地盘上有权力。当时，他是一个有时被称为“权力辛迪加”的头领，所谓的“权力辛迪加”就是向指定区域内的合法及非法商业收取勒索费的黑帮组织。1946年，卢西阿诺被从美国驱逐出境后，并没有回到巴勒莫定居，而这对于一个出生在西西里的黑手党分子来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他转而来到意大利大陆地区的那不勒斯，从那里开始组织包括毒品在内的各种非法贩运。随后的下半生里，卢西阿诺成为了一名所谓的“企业辛迪加”罪犯，一个从事非法贸易但却无力控制地盘的人。一个低等级的那不勒斯恶棍曾经以戏剧性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他当众给了卢西阿诺几个耳光，而卢西阿诺却没有做出任何报复的举动。
问题是，作为一个“君子”，布西达更像是来自一个企业型的辛迪加而不是一个权力型的辛迪加，更像是一个毒品商人而不是一个敲诈勒索的政客，他一直对削弱各个家族老板的权力、为“君子”个人谋取更多的商业自主权十分感兴趣。随着欧美两地海洛因走私的剧增，像布西达、巴达拉曼迪和“小鸟”格雷科这些野心勃勃的毒品交易人并不希望他们的商业羽翼被权力辛迪加老板们所折断，委员会作为黑手党政府的新机制在“乔香蕉”的支持下得以创立了。但是其创始者的目的不是要对黑手党进行集中控制，而是要全面实施新制定的规则从而赋予黑手党成员个人更多的自由。委员会应该像布西达所设想的那样使黑手党更像一个由自主的“君子”们组成的协会。
令人吃惊的是，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完全向着布西达所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了。它最终沦落为科莱奥内家族手中的专政工具。不过在这一历史性的讽刺剧上演之前，另一讽刺剧却已经上演了。“乔香蕉”计划利用西西里黑手党，使其充当美国黑手党海洛因贸易的温顺苦力。即使是对美国黑手党极为支持的布西达也觉得美国黑手党分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看不起西西里岛的同事，将他们视为“穷亲戚”，因为他们的西西里话说得快，鄙夷地称呼他们为“拉链”。但是一旦这些“拉链”们被允许在北美从事毒品贩运，他们就不像所希望的那样顺从了。到20世纪70年代，“拉链”们已经开始经营一度只被强大的博南诺家族掌控的毒品交易。
委员会于1957年成立的时候，所有这一切还都在遥远的未来。等到“乔香蕉”坐上飞机返回纽约的时候，西西里“我们的事业”的内部为实现商业与政治妥协而进行的不断争斗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动荡阶段。仅仅成立六年之后，委员会就戏剧般地暂时解散了。
第八章 “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及其后果1962…1969
西亚古力大爆炸
沿着西亚古力一条布满橘子林的小道往上爬，就能看到一座纪念碑，它是用来纪念“我们的事业”所犯下的一起最严重的恐怖事件。这座纪念碑并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一个粉色大理石的高大槭桩顶上有七颗挂在一捆金属丝上的金属星。上面刻着四名宪兵、两名军事工程师和一名警察的姓名。瞥一眼碑上的名单，就会发现刻碑的石匠在刚开始动工时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在第一个名字马里奥·马洛萨中尉的下面，另一名低级宪兵的名字被轻轻凿去的痕迹清晰可见。肯定当时有人指出军人死去之后也要按军衔大小的顺序进行排列，这一点虽然荒谬，但是却也令人感动。
这座纪念碑设在一座小花园里，里面的风景既令人惊奇又让人不安。黑手党的权力在西亚古力的风景地貌里随处可见。就这一点而言，在西西里岛西部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西亚古力这样的地方了。背对大海，人们能看到一排排的柑橘树沿着格里芬山弯曲的山脊线向上生长。转过头向纪念碑基座下方看去，人们就能发现一个个小四方井，将水灌输进狭窄的沟渠里来灌溉柑橘园。柑橘园曾经被黑手党控制着，榨取柑橘园的收入。从这个地方望去，一排排树木绵延生长在西亚古力和克罗齐贝尔德·贾尔迪尼的山坡上，这两个地方是格雷科家族的地盘，格雷科的两个家族在1946…1947年期间在此发生过争斗。维拉巴泰就在山的脚下，镇上有一个古老的黑手党家族，该家族自打黑手党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维拉巴泰的西面是布兰卡乔，这是一个新工业区同时也是一个权力根本无法涉足的地方。当地的宪兵驻地就是一幢从当地黑手党手中没收的别墅。这幢别墅戒备森严，军事警察接管别墅的时候仅仅需在门口张贴一块新的牌子。布兰卡乔和维拉巴泰之外是一片宽广的大海，一眼望不到边。巴勒莫远在海岸线的西边，城里的钢筋水泥建筑一直往东延伸，一直绵延至内陆的那些曾经独立的城镇与村庄。当记者问到一个布兰卡乔的黑手党叛变者该如何对付“我们的事业”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在通向两亚古力的两条道路上部署好军队然后开始射击就行了。“那里遍地都是黑手党分子”，他说。
这座西亚古力纪念碑除了向我们展示当地的风景全貌之外，也是黑手党历史转折点的标志。纪念碑上刻着的日期是1963年6月30日。就在那天上午，一名男子打电话给巴勒莫警察总部说，一辆汽车停在了这座纪念碑正矗立着的这块土地上。这款车是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一个轮胎已经扁了，车门全都敞开着。很明显这种情形意味着什么：当天上午早些时候，一个汽车炸弹在维拉巴泰爆炸，一名面包师和一名机修工死亡，爆炸的车辆是一部朱列塔汽车。接到报警后，警察和宪兵迅速作出反应，开着车在当时那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找到了那辆丢弃的汽车。车的后座上，一罐丁烷以及一根拴在上面被烧毁的导火索清晰可见。一看到这辆车，他们就封锁周边地区并找来了军队工程师。两小时之后，两名拆弹专家赶到，剪断导火索，并宣布这辆车可以放心靠近了。但当马里奥·马洛萨中尉检查后备箱时，他却引爆了里面装有的大量炸药。他和其他六人被炸成碎片，方圆几百米的柑橘林被火烤得树皮脱落。
当然，在1963年6月30日之前，巴勒莫的街道上也发生过流血事件。1956…1957年间，两个黑手党家族发生残酷的冲突，当时正值巴勒莫零售市场从一个家族的地盘转移到另一个家族的地盘。但是大部分的旁观者都相对比较冷漠。正如罗马的一家保守派报纸在当时所评论的那样：“归根结底，相互消灭是一个能为巴勒莫公共秩序带来福祉的好方法……这些西西里最后的残余犯罪分子正在主动消灭他们自己。”
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后，没有人再耸耸肩膀无动于衷地争辩说“他们在自相残杀”或者黑手党只不过是在做垂死挣扎。报纸将其准确地称为自“最后的匪徒”萨尔瓦多·朱利亚诺时代以来最严重的犯罪。警察立即对该事件做出回应，7月2日晚上就将维拉巴泰和西亚古力包围，火箭弹将街道照得通明，逮捕了40人并没收大量武器。这仅仅是“铁血长官”时代以来最大规模围捕嫌疑犯行动的开始。西亚古力悲剧发生后的第三天，据估计有十万群众顶着炎炎烈日跟随着七名遇害者的空棺来到巴勒莫大教堂，内政部长也在其中，要严肃处理黑手党问题的政治压力已变得不可阻挡。
西亚古力汽车爆炸案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点。在此之前，每一代意大利人似乎注定“发现”黑手党的存在，就好像以前从未听说过黑手党似的。塔亚尼在1875年对议会所做的演讲、1893年诺塔巴托洛谋杀案和铁血长官的法西斯“清洗”运动，面对每一次残暴杀戮或者政治危机，我们要重新从头开始理解黑手党这个问题。每次当冷漠、愤世嫉俗的政治活动和犯罪同谋重申自己的主张时，对黑手党的认识便再次瓦解成杂乱的废墟。西亚古力爆炸案之后，意大利开始慢慢痛苦困惑地知道学习如何从历史中如何汲取教训了。
1963年6月30日的暴行也是“我们的事业”的转折点。它终结了著名的“第一次黑手党战争”，这个称呼本身暴露出意大利的历史记忆是如何的短暂。随之而来的镇压使君子们不仅在意大利而且还在世界各地分散开来。然而时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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