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黑手党的历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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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斯卡现在正在与司法机关配合。据他自己的不确切供认，他杀过的人“多于一百少于两百”，这真令人不安。以下是他关于谋杀朱塞佩·迪·马特奥的供词：

如果我能再多考虑一会儿，再多一些冷静，同我犯下其他罪行时那样，或许有千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会让这个孩子活下来。但现在再努力狡辩都是无用的，我那时考虑得太不全面了。

西西里黑手党的恐怖在于像“杀人者”这种人并不被认为疯狂。在“我们的事业”看来，他们的这些行为与荣誉准则或者说与为人夫、为人父的身份一点也不冲突。在他决定做污点证人之前，布鲁斯卡做过的任何事情，包括杀害一名比自己的孩子大不了多少的男孩，也并没有被黑手党看作是不光彩的。

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更多的黑手党愿意出来做污点证人，其中一些悔罪者以“杀人者”这样的杀手也已经背离传统价值观——荣誉准则为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多玛索·布西达用的也是同样的理由，他说：“我没有抛弃‘我们的事业’，是‘我们的事业’抛弃了我。”但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黑手党内部，背叛与残暴从来都是与荣誉并存的。乔瓦尼·布鲁斯卡比其他黑手党告密者更典型、更令人信服。

前几代告密者包括布西达在内提供了不少有关黑手党内部文化的证据，卡帕奇爆炸事件之后掀起的这股忏悔新浪潮使研究者在这方面掌握的材料更加丰富翔实。现在可以清楚的是，荣誉准则不仅仅是一串规则那么简单。成为一名黑手党成员意味着要接受一种全新的身份，进入一个不同的道德世界。一个黑手党党徒的荣誉就是这种全新身份的标志，也是这种全新道德观念的标志。

之前在1984年，多玛索·布西达给法尔科内大概描述了“我们的事业”的荣誉准则。他讲到了入会仪式，入会者手持一幅燃烧的画——通常是天使报喜图——同时宣誓誓死效忠、保守秘密。关于这种离奇的仪式的传言先前一直被当作民间传说，布西达的供词则证明了常识有时候与事实真相恰恰背道而驰。从“杀人者”和其他人的证词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黑手党对待这种仪式极其严肃，将其看作是一种荣誉。

他们的入会仪式表明，荣誉是一种必须努力才能挣得的地位。在成为“君子”之前，申请入会者必须经受严格的观察、监督和考验；杀人几乎总是入会的前提条件。在预备阶段，他不断被提醒在入会之前他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一种“虚无的存在”。举行入会仪式往往是黑手党成员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时刻。圣像的燃烧意味着他作为普通人的死亡和作为“君子”的重生。

在入会仪式上，新成员宣誓服从是荣誉准则的首要核心。“君子”必须永远服从他的头目。他从来不会问“为什么”。理解这一责任的含义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对是否遵守整个荣誉准则的一个重要检验就是：杀害妇女和儿童。这对西西里黑手党来说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确实，黑手党不止一次地声称他们绝对不动女人和孩子。必须指出的是，很多黑手党成员都尽可能地恪守这一原则。“我们的事业”当然不会随意杀害儿童，不杀害儿童是因为这样会有损它的声誉，会使它失去一些亲密的支持者。

但是，朱塞佩·迪·马特奥绝非是第一位被黑手党蓄意夺取性命的孩子。除掉妇女和儿童只有在不必要的时候才会被认为是不光彩的行为。如果黑手党分子自身的性命受到威胁时，这便成为了一种必要行动。而只要加入了“我们的事业”，黑手党分子就时常性命堪忧。

几乎和其他一切黑手党的杀戮一样，对朱塞佩·迪·马特奥的谋杀是黑手党共同决定其必要性后才执行的。男孩的死是“我们的事业”的一些头目针对那些使整个组织陷入危险的黑手党叛逆者而采取的相应对策。当这一决定成为既定方针后，不去执行这一方针才会被看作是不光彩的行为。

这时就只有服从了。最终执行这一方针、在布鲁斯卡的命令下把朱塞佩·迪·马特奥勒死的黑手党党徒后来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看法：

如果一个人想（在“我们的事业”里）有一番作为，他就必须一直有利用价值……我想有所作为，我从一开始就接受这一点，因为我当时正洋洋得意。我当时在帮内是名士兵，我服从了命令，我知道勒死这个男孩我就会有大好的前程。于是，我便昏了头。

通过服从命令，黑手党成员逐渐积累自己的荣誉。因为具有所谓的“可利用价值”，黑手党成员不停地积累荣誉，同时也有机会去获取更多的钱财、信息和权力。与加入其他组织一样，成为“我们的事业”中的一员也会给加入者带来一些特权，其中包括：实现抱负、获得地位、与同伴同甘共苦的兴奋感、替老板承担道德以及其他方面的责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黑手党荣誉的必备要素。

荣誉还包括对其他“君子”讲实话的义务，因此就有了黑手党之间臭名昭著的简洁谈话方式。乔瓦尼·布鲁斯卡说，他去新泽西拜访美国黑手党时，东道主们的健谈使他大为震惊。主人们为他设宴接风，然而刚进饭店他就吓了一跳：所有的黑手党分子都把情妇带过来了，他们还公开交谈彼此是哪个匪帮家族的。“在西西里，我们做梦也没想过以这种公开的方式对话，甚至连私下里也不会这样。每个人都只知道他该知道的。”布鲁斯卡说，他觉得太尴尬了，于是便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他从美国之行中得出结论，“他们正大光明地生活，他们只在特殊情形下杀人，他们从来不像我们在西西里这样进行大规模屠杀。”

要求黑手党成员讲实话也是让互相不信任的不法之徒之间建立互信的一种方式。这种对信任的需求也解释了荣誉准则里关于性和婚姻的那部分内容。新入会的“君子”必须发誓不参与卖淫生意，并且如果与其他黑手党分子的老婆有奸情，他将会被处死。另外，如果一个黑手党分子赌博、玩女人、摆阔，那么他就有可能被认为不可靠，因此可能会被除掉。遵守这些规则是向其他黑手党成员表明你值得信任的重要方式。出于同样的原因，黑手党的高层把亲力亲为当作一种美德，并且旧式的家长派头也倍受黑帮文化的推崇。例如他们经常会举办一些以男性嗜好为核心的社会活动，如狩猎聚会、酒宴等。

荣誉还意味着忠诚。与血缘关系相比，获得黑手党分子口中的“荣誉团体”的成员资格将给他们带来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的忠诚。荣誉暗示黑手党党徒要把“我们的事业”的利益放在亲人之上。“杀人者”的兄弟恩佐·布鲁斯卡为组织效力，参与谋杀活动，但他一直没能成为黑手党正式成员。他很懂规矩地没问原因。他通过传闻、媒体才得知“我们的事业”里有他的亲戚。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当地黑手党的老板。所以，尽管恩佐·布鲁斯卡参与黑手党的活动，他的家庭成员里面也有两名“君子”，但是他并没有权力过问黑手党家族的生意。

虽然下属没有权力过问上司的事情，黑手党老板却有绝对的权力监管手下人的个人生活。比如，黑手党分子通常要经过头目的同意才能结婚。黑手党分子选择合适的结婚对象并过着体面的婚姻生活是至关重要的。黑手党分子甚至比其他的普通丈夫更需要讨好妻子，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如果黑手党的妻子不满而去报警的话会给整个家族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我们的事业”的成员必须小心地保全自己女人的声望；禁止拉皮条的主要原因，像法官法尔科内解释的那样，就是为了确保黑手党成员的老婆，“不在她们的生活环境中蒙受耻辱”。黑手党分子一般会娶帮内成员的姐妹或女儿，这些女人一生都生活在黑手党的环境中，因此也更易具备组织所需要的谨慎、服从的品质。尽管是处于从属地位，女人还是会积极支持丈夫的工作。女人是不能正式加入黑手党的，荣誉只属于男人。但是一名黑手党分子所获得的荣誉会给他的妻子带来声望，妻子表现好反过来又会为他的荣誉加分。

法尔科内法官曾把加入黑手党比作皈依一种宗教：“你永远不能停止做牧师，黑手党也一样。”这种黑手党和宗教的比较还远没结束，主要是因为很多“君子”都是信徒。卡塔尼亚的老板尼托·圣保拉在他的别墅内修建了圣坛和小教堂；据一名告密者说，他曾把抢劫他母亲的四个孩子绞死后丢进井里。现任老板们的老板，“拖拉机”伯纳多·普罗文扎诺，藏在他的住处用便条传达命令，最近有一些短笺被截获；这些便条上往往写有上帝佑护的祝福和祈祷——“上帝的意志决定我想做上帝的仆人”。一个像“杀人者”一样指挥敢死队的高级老板每次行动前都要祷告：“上帝知道是他们自己想死，我不应该受到责备。”

这些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是长期以来罗马天主教对黑手党持包容态度的结果。牧师常常把这些通过杀人来获取权力的人看作是与其他人一样的罪人。他们忽视了黑手党的恶劣影响，因为黑手党表面上与教会遵奉一样的价值观，例如：服从、谦卑、传统和家庭等。他们还接受来自不义之财的捐赠，用于宗教游行和慈善。他们也满足于看到黑手党家族伪装成宗教团体，并把慈善基金的管理权委托给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显要人物。一些教会的人甚至还当过杀手。有关教堂和黑手党之间关系的故事充满了这样的插曲。

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说，黑手党像有些人断言的那样只不过是罗马天主教的一个小分支。黑手党的宗教和教堂这种机构一点关系也没有。黑手党宗教的秘密在于它和荣誉准则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它只不过是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事物罢了。黑手党的宗教在成员中间产生了归属感、信任感，并通过向天主教教义借取词汇创立了一套灵活的规则，这和黑手党成立初期借用贵族们还在使用的骑士用语来制订荣誉准则的做法如出一辙。

与黑手党的荣誉一样，黑手党的宗教帮助黑手党党徒们向自己、向别人，也向家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黑手党分子喜欢想象他们是以高于金钱和权力之上的事物的名义杀人，他们常用的两个词就是“荣誉”和“上帝”。事实上，黑手党分子和他们家族宣称的宗教与黑手党荣誉所涉及的道德领域在许多其他方面极其相似。你很难区分诚恳的信仰（假设是误入歧途的话）与恶意的欺诈之间的界限。要弄清楚黑手党分子的思维模式，就要明白在他们每个人心中，荣誉准则与蓄意欺诈、无情残暴早已混为一体。

因此，“荣誉”被解释为一种专业价值、一种价值体系，被一个自认为超然于善恶之外的组织作为群体身份认证的图腾。就这点而论，它和西西里传统、骑士气质或天主教毫无关联。不管它是以宗教术语表述出来还是冒充贵族的口吻将之称为“荣誉”，这种准则的目的就是确保黑手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事业”的利益。

当准则有效运作时，它会带来集体自豪感。卡塔尼亚黑手党分子安东尼·卡尔德龙曾经说过：“我们是黑手党，其他人只是普通人。”当他说这句话时，他道出了所有黑手党成员的心声。正因如此，一个没有荣誉的黑手党成员什么也不是，他只有死路一条。对黑手党成员来说，在内讧的残杀中被打败与失去荣誉几乎是一码事。

这也难怪，对一些黑手党分子来说，决定违反荣誉准则而作证检举同谋者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这意味着抛弃一种身份，与盟友决裂并割断与他们结成的家族纽带，意味着寻找一种方式与建立在杀戮之上的人生达成妥协；这无疑意味着对自己宣判死刑。乔瓦尼·布鲁斯卡说，出庭作证比杀人更需要勇气。

尼诺·乔是卡帕奇爆炸事件中催促布鲁斯卡赶快动手并使其按下爆炸按钮的黑手党分子，1993年夏被逮捕并被隔离监禁。之后，乔慢慢开始感觉到多年来生活在“我们的事业”规则阴影下所积攒下来的压力。他知道自己的一些谈话被警方窃听了，而且他很有可能已经泄露了一些对其他黑手党成员极为不利的证据。他在无意间违反了“我们的事业”所奉行的最为神圣的原则。他察觉到住在监狱同一侧的其他黑手党分子对他的疑心也越来越重。从他的外表可以看得出来，他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胡子拉碴，衣服脏了也不换洗。“君子”就是在狱中也要举止得体，维持自己的尊严，所以他的不修边幅只会让他周围的人更加担心他会扛不住，向政府指证。然而，1993年7月28日，他在监狱里用网球鞋鞋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尽管黑手党自杀的例子并不多见，但乔的自杀字条足以说明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荣誉准则意味着什么：

今晚我将重拾17年前（加入“我们的事业”之时）所失去的平静祥和。从此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恶魔。在我提笔写下这段话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恶魔……在我离开之前，我想请求母亲和上帝的原谅，因为他们的爱是没有限度的。除了他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永远不会原谅我。

描述“我们的事业”内部生活的这幅画面所引发的历史问题很简单：“情况一直是这样吗？”答案同样简单，没有人敢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可能不断会有告密者向警察招供，但是当他们招供的时候，他们讲述的通常是具体的犯罪细节而不是身为黑手党分子的感觉。但是证据确实表明有种类似于荣誉准则的东西始终存在着。毕竟，如果这种东西不存在的话，黑手党也不会生存这么久；事实上，它甚至本可以没有出现的必要。

正文

第一章　黑手党的起源1860…1876

西西里岛的两种颜色

巴勒莫在1860年6月7日成为一座意大利城市。按照当时签订的停火协议，两路败军纵队从东侧蜿蜒前行，后又绕回来在墙外等待运送他们回那不勒斯的船只。他们的撤退是19世纪最有名的军事业绩之一，是一个震惊整个欧洲的爱国英雄主义壮举。在此之前，西西里作为统治意大利南部地区的波旁王朝的一部分，与那不勒斯分属不同的管辖。1860年5月，朱塞佩，加里波第和大约1000名志愿者——有名的“红衫军”——占领了西西里岛，以便使其纳入新成立的意大利国家。在加里波第的领导下，这支非正规但狂热的部队迷惑并打败了比他们强大得多的拿破仑军队。三天激烈的巷战之后，巴勒奠被攻下，在此期间波旁海军对该城实施了炮轰。

巴勒莫解放后，加里波第率领他的队伍——此时他的队伍数量剧增，组成了一个合法的军队——向东开往意大利大陆。9月6日，这位英雄来到那不勒斯，受到欢呼人群的热烈欢迎。10月份，他把征服的地区移交给了意大利国王。他拒不接受奖赏，只带了斗篷、一些必需品和准备撒在花园里的种子，回他的卡普雷拉老家去。很快就举行了公民投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正式并入意大利国家，是加里波第促成了意大利的统一。

甚至当代人也认为加里波第的成就是一种“英雄壮举”并且“富有传奇色彩”。但这种成就很快变得看起来像梦一样虚幻，后来证明西西里与意大利王国之间的关系竟是如此地饱受折磨、如此地暴力血腥。这个多山的小岛向来被誉为引发革命的火药桶。加里波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征战引发了另一场起义，波旁政权在起义面前迅速垮台。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1860年的叛乱只不过是麻烦的开始。把240万西西里人划归一个新的国家，随之而来的便是阴谋、抢劫、谋杀和报仇的泛滥。

国王的大臣们大都来自意大利北部，他们希望在上层西西里居民中寻找管理政府的合作者，找到与他们身世背景相似的人。思想保守的大地主，具备良好的管理才能并渴望经济有序发展。然而他们看到的却是一种乱糟糟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和半犯罪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共和国革命者，怀念旧的波旁政权或渴望西西里自治的贵族和教士，为了和对手争权夺势而进行杀戮或绑架的当地政客。统一后，推行征兵制，这种制度以前在西西里岛从未听说过，大批愤怒的人民抵抗、反对实行征兵制。许多西西里人似乎还觉得这场爱国革命赋予了他们不交税的权利。

看到政府傲慢地拒绝赋予他们参政的权力——他们需要权力来解决岛上的一些问题——把政治野心投入到这场爱国革命中的西西里人对此极为愤慨。1862年，加里波第对新的意大利政府失望之极，他重出江湖，以西西里为根据地，再一次发动了对大陆的入侵。他的目标是征服罗马，当时罗马还在罗马教皇的统治之下。但是，加里波第在卡拉布里亚山区被一支意大利军队堵截，脚上还中弹受伤（罗马直到1870年才成为意大利首都）。

意大利政府对加里波第的再次入侵引起的危机采取的反应是在西西里宣布戒严令。他们这样的做法为以后开创了先例。由于不愿意或不能够找到支持力量以平息这场政治风波，政府不断尝试用军事办法解决问题：机动纵队、包围全城、大规模逮捕、不经审讯监禁。但是，情况并未好转。1866年，巴勒莫爆发另一起叛乱，在某些方面与推翻波旁王朝的那次叛乱十分相似。与1860年加里波第发动袭击时一样，革命队伍从周围的小山往下突袭城市。有谣言说，叛乱者食人肉、饮人血。作为回应，政府再次实行戒严令。1866年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经过了十多年动乱和镇压之后，西西里才融人到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中来。1876年，岛上的政客第一次加入了在罗马成立的联盟政府。

与1860年至1876年之间的斗争冲突不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西里岛上的壮丽景色，岛上的景色给那些在意大利统一之后来到岛上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勒莫异常美丽的环境没办法不吸引更多的游客到来。第一次从海边来到巴勒莫的一位加里波第的拥护者说，巴勒莫就像是为了满足孩子诗意般的想象而建造的一座城市。城墙的四周栽种着郁郁葱葱的橄榄树林和柠檬树林，后面则群山环绕。它的布局也同样很简单：巴勒莫有两条笔直、相交的主干道，两条主干道相交于四角广场〔※位于马克达街和埃玛努埃尔街的十字路口，是老城的中心。〕——一座修建于17世纪的广场。四角广场的每个角落的建筑物上都装饰有精致的露台、飞檐、壁龛等，象征着城市的四个地区。

尽管波旁王朝的轰炸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是19世纪60年代的巴勒莫还是有无数旅游景点供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参观。其中，最著名的景点要数它的海滨。绵绵夏日，一天的酷热散去之后，上流社会的巴勒莫人乘着月色，坐着马车，沿着玛瑞娜海滩前行，周围弥漫着花树的香气。他们散步乘凉，一边听着城市乐队演奏着喜爱的歌剧音乐，一边品尝着冰激凌和冰糕。

海滩远处，从大道上分岔出来一条条狭窄、曲折的小巷。小巷里，贵族宫殿与集市、手工作坊、茅舍以及不少于194间的教堂争夺空间。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来到此地参观的游客往往会被街上数量众多的修道士和修女所震惊。巴勒莫犹如一个石刻拓本，记载着数百年前的文化。和岛上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无数侵略者留下的纪念碑。因为从古希腊开始，几乎每个地中海势力，从罗马到法国波旁王朝，都把西西里据为已有。在很多人看来，整座岛似乎就是一个精彩纷呈的展览橱窗，这里有：希腊剧院和神殿、罗马风格的别墅、阿拉伯清真寺和园林、诺曼风格的教堂、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以及巴洛克式教堂等等，美不胜收。

西西里岛被想象成了两种颜色：金黄色和深绿色。西西里岛曾是古罗马的粮仓，之后的几百年里，生长在辽阔庄园里的小麦将内陆雄伟的高地染成金黄色。岛上另一种颜色出现的时间相对较晚。9世纪时阿拉伯人征服了西西里岛，带来了新的灌溉技术，并引进种植了柑橘树，这些果树给北部和东部海岸抹上了浓浓的深绿色。

正是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多事之秋，意大利王国的统治阶级首次听到了关于西西里黑手党的议论。由于对之没有清晰的概念，首先研究这个问题的人猜测，这是古代、中世纪的残余物，是几个世纪来外国暴政导致该岛处于落后状态从而形成的症状。相应地，他们的第一直觉是到古老的原始的粮食产区，即内陆高地的那片金黄色土地中去探寻其根源。尽管西西里内陆有种孤寂的美，但是它是意大利想要抛弃的一切事物的象征。大片耕地上，成群饥饿的农奴在劳作，他们受尽残忍老板的剥削。许多意大利人希望并相信黑手党是这种落后、贫穷所造成的症状，他们相信只要西西里岛从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赶上时代的步伐，黑手党就必然会消失。一位乐观主义者甚至断言，黑手党将随着“机车的汽笛声”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