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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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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老受命
招商局可以做的事太多了，先干吧，下决心干起来！
1973年9月30日，无端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长达五年半的袁庚，终于被释放回家，总算是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是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原单位——中央调查局工作，在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到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工作。先是外事司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司副司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十一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负责签署的，并因此受到领导叶飞的赏识。1978年，已经六十一岁的袁庚，正思谋着“船到码头车到站”，回家养老，突然临老受命，被交通部党组委派赴港参与招商局工作，“打开局面”。
同年6月，袁庚南下香港，到香港招商局调研。袁庚一到香港，像一头灵敏的猎豹一样，扇动着鼻翼，广泛地搜集各种资讯，尽可能多地掌握香港政治、经济、文化动态。除了找招商局有关人员交谈外，他同工作人员多次实地考察。在众多香港招商局干部当中，时任招商局副主任的梁鸿坤是袁庚的第一个谈话对象，也是其多次实地考察的伙伴，后来梁鸿坤成了袁庚的得力助手。
◆求地蛇口
我当时怎么敢要整个南头半岛呢？我要这么一小块蛇口，也是蛮大的一块土地哩。国家能够给予一个企业这么大的自主权，作为一个领头人，我是要负责任的。开发一平方公里土地，时价将近一亿人民币，国家不给投资，全靠企业自筹，对一个资金仅有1。3亿元的驻港企业来说，太难了。这不是我们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一个敢不敢要的问题。我没那么大的胆量。
2004年一个夏日午后，我和袁庚聊天谈及蛇口工业区早期用地．他再一次提起他此生最大的遗憾——李先念给他整个南头半岛，他只敢要蛇口2。 14平方公里、开发用地约三百亩这么一个范围。虽然心存遗憾，但他心里很清楚，争取到蛇口这一弹丸之地已经非常艰难了。
时光回溯到1979年初。袁庚发现招商局以前的经营范围太窄，其实可以搞一个工业区。而要搞工业区，地皮自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在香港和澳门之行之后，袁庚把眼光转移到了广东省宝安县。于是便有了接下来求地的工作。
1979年】月31日上午，袁庚随同谷牧一起去中南海李先念办公室汇报工作。袁庚表示，要把香港有利条件如资金、技术和国内条件如土地、劳动力结合起来。李先念连连点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用，不仅要结合广东，而且要和福建、上海等连起来考虑。”
袁庚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香港出版的香港地图展开来，细心地指着地图请李先念总理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段，作为招商局工业区用地。”
李先念仔细审视着地图，目光移到了西北角上广东省宝安县新安地界上，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当袁庚紧张而兴奋地看到李先念在地图的左上角，用力地画了两根线条——宝安县南头半岛的根部。啊，好大的一块地方，足足有三十平方公里！那一瞬间，他的脑子分裂成两半：一半在飞速地计算着开发那一大片土地的资金，那是天文数字！而高雄、巴丹、裕廊等工业区，面积均为几平方公里，基础条件都优于蛇口。另一半在盘算着万一出现闪失，对整个国家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最后，他嗫嚅着，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面积也有三百亩。
李先念继续说道：你要赚外汇，要向国家交税，要和海关、财政、银行研究一下，不然你这一块地区搞特殊，他们是要管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
在李先念批示之后，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人商谈具体落实招商局建立工业区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袁庚有力地说服了出席会议的有关同志。临近会议结束，谷牧将头转向袁庚交代说：“你回去和习仲勋、刘田夫同志商量，继续搞。”他向众人晃晃手中的报告和李先念的批示，“不要说按香港的办法办，实际上也不能按内地的办法办。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小平同志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县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地方也可以搞。”
◆杀出血路
那时小平已经发话了，说要吸收国际资金和先进技术，十三中全会又正式提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务院已经派出经济代表团出国考察；大家都在寻找打开局面的机会。我们的报告恰好在这个时候递上去，中央看到有一个驻外企业愿意积极试验，又有广东省的支持，而且不要财政部拨款，认为可以试一下，因此事情很快就定下来了。
对李先念那么爽快批准自己的报告，给他一块地皮去冒险，袁庚本人是这样看待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冒险。这不仅因为招商局作为一个企业来单独开发一个经济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罕见的；而且还因为建设者为自己规定的目标是：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和社会改革。
袁庚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会议一结束，他就给北京的基础工程建设单位打电话，邀请众多单位于2月4日在交通部座谈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的承包等问题。这个时候的国营企业还在津津有味地吃着“大锅饭”，头头们还没有意识到把“老包”请回家对搞活企业的重要性，却多少意识到这个老头有一些大动作，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经营运作模式。
招商局在蛇口建立工业开发区的消息很快传播开去，有眼光的商家从中发现巨大的商机，纷纷向招商局打探消息，寻求合作的机会。袁庚决定带一些人过去看看，现场听听他们的意见。就在袁庚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从1978年10月中旬到1979年2月上旬），将“蛇口工业开发区”从构想到开始座谈承包、组织实施的时候，一场前所未有的改革春潮正在全国汹涌澎湃。1979年初，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要利用临近港澳的有利条件，在广东搞一个出口加工区。
在3月间，国务院批复同意宝安县改为深圳市。这个时期的工作，依旧可以用“紧锣密鼓、马不停蹄”来形容。4月1日，招商局成立蛇口工业区筹建指挥部，经交通部同意，张振声为指挥部负责人。在同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提出将“深圳、珠海和汕头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的提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赞成和支持。就在广东提出建议的当天下午，邓小平同志即与习仲勋等同志谈话，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会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工作组在广东、福建调研，推动两省制订“试办出口特区”方案。6月，各地赶来的基建工程施工队伍相继抵达蛇口。7月2日，为了打通五湾至六湾间的通道，开始炸山填海。轰隆隆的开山炮炸醒了沉睡的蛇口，此举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声“开山炮”。7月20日，张振声出任工业区建设指挥部临时党委书记兼总指挥。许智明任副书记兼副总指挥，郑锦平、林运生为副总指挥。9月21日，蛇口工业区成立党委，张振声任党委书记，许智明、李新庭（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任副书记。
◆悲壮出马
就在逆水行舟不容闪失、气可鼓不可泄的关头，突然从蛇口工业区指挥部传出：张振声打算辞去总指挥之职，返回远洋公司干他的老本行。消息传到香港，袁庚只是笑笑，他觉得又有人在无事生非，因为传言并不符合张振声的性格。
这一回是袁庚估计错了。
1980年3月，就在袁庚为了重振士气，多次召集会议，传达贯彻王震副总理、郭建副部长对蛇口工业区的指示精神时，张振声向袁庚当面提出辞呈。尽管袁庚非常诚恳地挽留了这位得力的创业伙伴，在蛇口奉献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张振声还是坚决地离开了，回到了他之前任职的香港远洋公司，继续当他的总经理。他想不通，老张为什么要在蛇口的领导岗位上打退堂鼓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别人那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1991年，曾任交通部部长的曾生在其所著的《曾生回忆录》中说：
“在1979年春，我国对如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来开办工业区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当时，社会上以至交通部内对我们开发蛇口工业区的做法议论纷纷，有的同志认为交通部是搞交通运输的，搞工业区是不务正业。在叶飞同志调离交通部后，这种议论就更多了。主管工业区开发的袁庚同志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一度使工业区的筹建工作受到影响。
我接任部长职务后，继续执行党组的决定，排除各种议论，坚决支持招商局把工业区办下去，支持袁庚同志的工作。”
当时的舆论环境确实让人倍感压力。谁来接替张振声？
袁庚的目光停留在招商局广大干部身上。他先后与几个他认为堪当此任的同志接触，找他们个别谈话，希望他们出马。让袁庚失望的是，这几个人表示不愿当“出头鸟”。
最后袁庚悲壮地决定自己出马，多年之后他回忆起这段历史，自己这样解释道：
我听人说过，在动物界有一种羚羊，被猎人或者虎豹逼上山涧的时候，迅速分成一老一少两群，每次，一只老公羊与一只半大的羚羊同时后退起步，跑到悬岩边缘，纵身飞跃，朝对面的岩岸跳去。这一老一少起跳有个时间差，形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的组合。按说，羚羊是跃不过眼前这二十多米的山涧的，眼前小羚羊身体开始往下跌落，就要粉身碎骨的瞬间，老公羊凭着娴熟的跳跃技巧，正出现在小羚羊的蹄下，让小羚羊把它的身躯作为跳板，在空中二次起跳，轻巧地跃到对面的山崖上，悲愤地咩叫一声，重新获得了生命。老公羊呢？坠下了深涧……就这样，羚羊们一老一少结伴飞过山涧，每一只小羊的新生，意味着一只老羊生命的完结，换来了种族生存不息的机会。我在想，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飞跃山涧，用生命为下一代打开生存的通道呢？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压倒他的呢？我这个老头子自己来当这个“出头鸟”，亲自上阵！
同年3月，谷牧赴广东主持会议，与广东、福建两省负责人具体落实特区建设方案。这次会议，将“出口特区”更名为“经济特区”。3月下旬，袁庚开始全盘掌管蛇口工业区。袁庚被推上了招商局前台——蛇口工业区执行导演的位置。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正式宣告诞生。
◆弄潮者的自我淡化
十七年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之时，有位学者在一篇探讨蛇口改革的文章里说，“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实际运作的最早计划，来自中央一个副局级干部袁庚，最早的对外开放具体方案来自‘蛇口工业开发区’（一年后，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才开始建立）；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并非从上而下，而是由下及上再自上而下。”袁庚本人对这篇题为《“蛇口维新”二十周年祭》的文章，有不少意见。对夸大他个人在中国整体改革中的作用，也深感不安。被人誉为时代的弄潮儿，中国改革的实践者，晚年的袁庚却是决绝地，甚至是不留情面地淡化自己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靠某一个人的脑袋，而是要靠群体的智慧和群体的力量。千万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毛泽东讲过，他这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其一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全国人民都会赞同；其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看来毛泽东已知道错了。邓小平也讲过，毛泽东曾批评斯大林破坏法制，目无法纪，杀了多少人，制造了多少冤案，这种事情在美国、英国与法国都没可能发生。
没想到晚年的毛泽东犯了和斯大林一样的错误。毛泽东评价斯大林，邓小平评价毛泽东。而我们改革开放的历史，谁来评价？这个问题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值得思考，不进行反思总结，要走得更稳更快就很困难。不要老是强调蛇口，一说到蛇口，好像什么都从这里开始的，这是不客观的。我们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从蛇口这个地方打开了国门，在过去来讲，这是犯了天条大罪。这里面有三个因素。第一因素是适逢其时。 当时“文革”浩劫，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渴望变革图强。与此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定。所以，蛇口工业区的出现可以说是占尽天时。第二因素是适逢其人。一大批从中央到省市的深受“文革”迫害的领导者，都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如果没有这批人，中国就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这批人中，邓小平是“刘邓陶”中的“邓”，杨尚昆是“彭罗陆杨”的“杨”，胡耀邦、万里都在“文革”中深受其苦。我现在还有一张任仲夷戴着最长的高帽子，在辽宁被批斗时的照片。第三因素是适逢其地。蛇口与香港毗邻而居，一水之隔。香港又是世界上市场经济发展的最佳地区之一，政府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所以，香港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一个好样板。我们可以照搬一些香港成功的东西过来。而其他特区就没有这么好的样板。
第11章 马胜利：我是怎么成为“马承包”的
【马胜利小传】
1987年的一天，河北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在工厂的门口挂出了一块铜制的标牌，上面铭刻了五个大字：“厂长马胜利”。这在那时的国营企业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因为他是“马胜利”，所以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适当的。马胜利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厂长。
马胜利在两年前因承包而出名。1984年，石家庄造纸厂跟当地的很多老牌国营企业一样难以为继，八百多人的工厂已经连续三年亏损，年初上级下达了实现十七万元的利润指标，上任不久的厂长却迟迟不敢承诺下来。马胜利是厂里的业务科长，3月28日，他在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提出由他来承包造纸厂，年底上缴利润七十万元，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这个戏剧性的大胆举动轰动石家庄，半个月后，市长王葆华组织了一百六十人的“答辩会”，在听了马胜利的承包演讲后，市长当场做主让他承包造纸厂。
业务科长出身的马胜利主要在产品结构和销售激励上下了工夫。
造纸厂生产的是家庭用的卫生纸，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的一种“大卷子”规格变成了六种不同的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三种，还研制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为了鼓励业务员开拓市场，马胜利设立了“开辟新客户有奖”的措施。这些措施让死水一潭的工厂顿时有了活力。承包第一个月，造纸厂就实现利润二十一万元，比最初整年的指标十七万元还多，第一年承包期满，马胜利完成了一百四十万元的利润。
经新闻报道宣传，“马承包”立即闻名全国。一时间，“学习马胜利”成为全国性的热潮。他的改革思路被总结成“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承包制成为国营企业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
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跟步鑫生一样，马胜利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他四处演讲，出版图书，获得各种荣誉，河北、山东等一些省份还由省政府发起了“向马胜利同志学习”的运动。与步鑫生相比，马胜利无疑更具备现代企业家的素质。他的工厂连续几年盈利增长，1985年实现利润二百八十万元，1986年为三百二十万元。1987年，如日中天的马胜利向社会宣布了一个让人兴奋的决定：他将创办“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从现在开始，在全国二十个省市陆续承包一百家造纸企业。
他的这个动议成为当年度最具爆炸性的公司新闻。这实在是一个让人振奋的庞大构想，它极大地展现出新一代改革者的宏伟气魄，以及承包制即将散发出的魔力，而且对于很多苟延残喘的地方造纸厂来说，能够通归到马胜利的旗帜之下，无疑是起死回生的最佳生机。马胜利的动议传出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要求马去承包、投标的电报如雪片般飞来。马胜利马不停蹄地奔波全国，一次次地演讲，一个个地承包，一场场地签约。到1989年初，归到他旗下的企业已达数十家，它们都是一些规模不大、效益亏损的中小造纸厂，马胜利在没有做任何调研和评估的情况下将之统统收入账下。
没有人去深思这种旋风式承包的可行性以及所蕴涵的经营风险，没有严谨的实地调研，充满随意性的承包基数，没有资源整合，没有管理、人才和技术输出，没有集团化经营的战略构想，马胜利的承包是一种“归大堆”式的简单归并，在一些时候，他的承包甚至带着一种“越是困难，越要帮”的理想主义色彩。
从1987年11月到第二年1月，马胜利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对二十七家造纸厂进行了承包。1988年1月19日，“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在锣鼓喧天中成立。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马氏神话的破灭竟比前人的衰落还要快速。仅四个月后，浙江媒体报道他承包浙江浦江造纸厂“失利”；7月，贵州报道“马胜利承包后的贵阳造纸厂处境困难”；8月，烟台蓬莱造纸厂因亏损与马胜利中止合同；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首次将“马胜利失利”与“步鑫生沉浮”相提并论。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发生了，到年底，马胜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业，今后不再跨省经营，此时，已有十六家造纸厂先后退出了集团。
在企业史上，马胜利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他不是第一个尝试承包制的厂长，却是最早因承包受到举国瞩目的人。
◆突破陈旧的游戏规则
1984年3月28日．不要说在世界工业史上没什么重大事件，就是在中国，也是平常的一天，没听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这个日子不平常，不管怎么说，历史学家还是把它写在编年史上，经常有需要者翻拣出来，引入他们的鸿篇巨著的论文里、著作里和新闻记者的报道中。
“文革”已经过去了许多年，石家庄市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决心书，一下子造成轰动，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有人说是我的“自白书”——这不过是几个不大友好的哥们儿的不大友好的曲解。自白——原意按字典的解释是自我表白，没什么不好；也有的人管这叫决心书，按字典的解释是表示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文字，还有人管这叫“大字报”、叫“红色宣言书”、叫“挑战书”、叫“抢班夺权”、叫“政变纲领”、叫“……”。视为洪水猛兽，惶惶然不可终日。
到底是什么东西？给人们造成这样大的震动呢？
下面拿出这个纯属原石家庄造纸厂组织部门档案资料，文字也不太长，读起来也不诘屈聱牙，你看就是这么简单的几行字一向新领导班子表决心我请求承包造纸厂！
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
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马胜利1984年3月28日有人坚持管这叫“大字报”，不管处于什么心意，这种态度是不对的。大字报是“四人帮”打击革命干部、陷害好人的“武器”。我身受其害，历史对它已经做了宣判：不准再搞“四大”。但从中央到地方和厂里，都没有规定墙上不准贴布告、宣传画、广告、喜报、决心书什么的。
一种事物，不能光看形式，还要看其内容。我的正文两侧，还有一副陪衬对联，为了讲究一点对仗、声律，很费了一番脑子——大锅饭穷途末路，铁饭碗日薄西山。
从形式上看，样子不错，很像传统客厅的中堂，当然没法和我在夜校学过的“出自幽谷，迁于乔木”这样美妙的对子来比。大概也基于此，只好张贴于户外，不能登堂入室吧。我一边贴，还一边想，老马今天再次献丑了。
一石激起千层浪。来观看的人，很快聚集了一大堆。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他们脸上的表情看来都很复杂，有的吁了一口长气，拍手称快，支持；有的皱着眉头，深深地在思索；有的撇了一下嘴，“呸”地吐了一下口水（那口水喷射的抛物线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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