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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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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来了几个有点“背景”的伙计，气呼呼的，拨开众人，挤上前，酸溜溜地说：“这个人连党员都不是，要当厂长？”
“这不是要当厂长的问题，”说话人显然懂得一些政治斗法，拿出“尖端武器”上纲上线了。他说，“这是‘政变’！”
“天啊……”胆小的人不禁吓得叫起来。“你这样一说可了不得啦，这不成了反革命吗？”
“这是他的‘野心，大暴露！”
“太狂妄了……”
“这是革命行动，农村就在承包了，有什么新鲜！”
“改革是中央的政策，没错！”
“马胜利说出这话，就是有这个能耐！”
在不同的意见争辩中，人们莫衷一是，不管哪方面的群众，都在等待着厂长的归来。厂长正在外地考察。他在急电的催促中，晓行夜奔，匆匆归来。
◆上帝给你牛奶，不会给你盆锅
八十年代初同今天的人文环境是不一样的。今天，有一个能人站在厂里，你觉得这个厂里的范围小，施展不开你的才能，你可以站在市里的人才交流市场，你可以登报，上广播、电视，说我可以做经理、厂长，而且我要年薪五万、十万、二十万、五十万，据报载：“1997年10月6日，距十五大闭幕后不到二十天，正大青春宝董事会全票通过做出了一项事关企业命运与发展前途的重大决策：从公司一亿五千万元的净资产中划出千分之十五的股份卖给职工个人，实行工者有其股。其中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荣誉称号的公司总裁冯根生至少可持有千分之二的股份，即三百万元。”这在过去敢想吗？
今天，谁也不会觉得惊奇，像听梦话或是遇到疯子、狂人了。可那时不行。在长期封闭、大搞阶级斗争几十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时代过来的人，想要一下子就能“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都去参加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的“决心书”出现不久，首先是新闻界特别敏感，反应很快。从未来、从中国现代化、从改革这个角度来看马胜利，称赞我的胆识，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时，对于改革，上边斗争很激烈，到了下边，顶的也是当当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传达传达“红头文件”，响亮地喊几句口号，散会后原来在干什么还干什么。过去怎么干现在仍是怎么干。说摸着石头过河，他才不摸呢，因为他就没打算下水。而且最保守的人，口号喊得也最响。他们左右观看，生怕一步迈大了，走快了，闪了腰，失了脚，丢了自己的“乌纱帽”。
我的“决心书”，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很大。不要说给我自己，连给我同事、家庭和亲友、朋友们都带来了压力，而且是十分巨大的。
——有的人甚至说我有“神经病”。
在“答辩会”没召开之前，我还得按时间的顺序，记叙一下，我为了出席那个盛况空前、严肃无比的“答辩会”，避免仓促上阵，我得做许多工作，最重要的是，我也得先去拜望一下厂长刘广义。看看他的态度，他有什么想法。是不是也那样想，我在拆他的台，抢他的饭碗，同他过不去。
他下了火车，被前簇后拥送往家中，要汇报的中心问题当然是我马胜利的近来的“活动”，我的那张“决心书”，别人怎么汇报的，我管不着，当然我会想象出，在站台上迎接的人，应该说，他们都是厂长信得过的、依靠的、得力的人。他们会说些什么，我是当事人，我会想得出。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三缄其口，被动挨打。得先“验明正身”，说明我要承包”的缘由。有一本《是是非非马胜利》的书是这样描述的——这时，马胜利怀着踌躇满志的心情，走进了A那群情鼎沸的家中。
正是九点钟，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刻。
刚才还火火暴暴的场面，顿然由于马胜利的到来而戛然而止，如同一鸟入林，百鸟压音……应当坦率地承认，马胜利对自己能否获准承包心有疑虑。因为他不是布尔什维克。
不是共产党员却要当厂长，这在中国还没有先例。
这在某些人看来的确荒唐。
他必须得到A的支持。
马胜利将承包的想法告诉A，然后，解释说：“承包这件事你早知道，我是怕人说是‘大字报’，才没签你的名！如果你在家，签上你的名字，就不至于惹出这么‘大麻烦’了……”
A回答得非常干脆一“包！咱们两个人包！”改革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迎着1984年春天的太阳…—我坦率地说，厂长的这个态度，出乎他左右人的意外，也出乎大多数人的意外，令我惊异，也令我兴奋。此时，我想的不多，只想全厂团结一心，把四化搞上去，没有第二个心眼。如果说对他的这种态度有所怀疑，也在刹那中闪过去了。
◆我的答辩会
有人后来问，我在1984年4月14日这天，是以怎样的心情走上“答辩”台的？是慌悚、畏惧，还是胸有成竹、潇洒走上去的？
我说我当时没带镜子，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一副尊容，实话实说，既不感到紧张畏惧，也不认为信心十足，是个赢家。尽管后来人们说这是改变工厂命运的一天，可我当时的心里想得简单得很，只要把我的潜力释放出来，给我们的改革事业做出点什么，如此而已。我没有想到在我的平生中，有这样一组镜头，领导为我“出山”，安排了一场非同寻常的“答辩会”，我现在简明扼要地道出这些，也许可以让忙碌的现代人了解过往，增加一点趣事。
王立新在报告文学《旋转的世界》中，详细地记述了“答辩会”的那个场面——石家庄造纸厂近两千双眼睛，紧盯着办公楼二楼会议室，那里成了世界的中心。即使是值班的职工心潮亦不能平静，思绪的流云早就飞到长条桌旁，哪怕一声轻咳，一声木椅的碰撞，一声轻轻的呷茶，都会引起心灵上的同频共振。连存车处的妇女们，也都翘望着二楼上下的台阶，捕捉着出来的每一个人神情的变化，哪怕一霎锁眉，一个举步，一束目光，都会引起莫大的关注和揣测……全厂一百多双眼睛停止了转动。
马胜利随着人流走进会议室，连同行的与会者也禁不住停住脚步，刮目相看。你看：他身着崭新的蓝色中山装，头戴威风凛凛的前进帽，下颌微扬，目光平视，透出激动、亢奋和自信，浑身抖着精神，连步履都是快节奏的，一团火，一阵风，他右臂腋下夹着个暗黄色的、厚厚的卷宗袋，好像不是参加答辩会，而是去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那神态似在宣告“我注定马到成功！”似乎他早就想好了自己在这历史天平中的位置，穿过重环的势力圈，径直来到第七届领导班子成员对面的空木椅上，从容、果敢地坐下，旋起右臂，把厚厚的卷宗袋抛在长长的桌面上。
白杨树上悬串的空弹皮铁钟，也在“当当”地沉重轰鸣……这一阵钟声，似提醒了那位鬓发披霜的B党总支书记，厂长前月去广州出差，当然他便是独尚独尊了。他轻咳一声，沙哑的喉咙传送带，送出慢吞吞的声音，目光斜射，并不屑于看马胜利一眼，而面对众人，颇为傲慢：“今天的会不准备解决什么问题。马胜利要求承包造纸厂，看他怎么个承包法！”一阵威胁性的表白之后，这才缓缓移动目光，落在马胜利的脸上，挑战性地“点拨”：“马胜利，你不是有好多话要说吗？今天我们洗耳恭听！”
马胜利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先是吹吹桌面上的灰尘，冷静地从卷宗袋中取出一厚本材料，语气平和地发言：“现在，我先说说石家庄造纸厂的历史、生产能力、工程设备、技术人员队伍和市场需求情况……”
谁也未曾想到他竟以如此平静的口吻，开始扣人心弦地答辩。他滔滔不绝，有根有据，有定额有数字，翔实犀利，一直讲了两个小时，那本厚材料才下去不到五分之一，他不时施以手势，制造点小小的幽默，逗得大多数人发出爽朗的笑声。空气不再沉闷了，每个人的目光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得意的，惊诧了；担心的，轻松了；坚信的，坦然了。
马胜利轰动了。
这本厚厚的“论文”，便是他沉默和失踪期的杰作，直到现在人们才揭开这个秘密。他跟工程师们谈，跟车间主任和科长们谈，跟有经验的老工人谈，静悄悄地进行着调查研究，经过头脑的反馈，凝成了这硬邦邦的战斗檄文，凝成了这硬邦邦的改革宣言！
中间休息，人们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纷纷从后排拥到前排，拥到马胜利身边，睁大眼睛，端详这厚厚的“论文”。问：“你还能讲多长时间？”
“三天都可以，经济、效益、利润，绝不走题！不是有人说我一脑袋糨糊吗？有个脑袋就想当厂长吗？我就是要当，要承包，这就是金钱都买不来的材料！”
C副厂长惶恐不安，直到现在他才知道马胜利绝非“一拍脑门”的“胡思乱想”。那位B党总支书记也身不由己地凑过来，伸手欲拿厚厚的“论文”看个究竟，不料，马胜利慢悠悠地竟又将“论文”装回卷宗袋，微微一笑说：“现在是给你们汇报，还不是让你们看的时候，讲完后一并上交让你们看个够！不过，你就是把它背下来，也学不走！”
“有什么保密的？”
“这是公开的秘密！”
原被免职的副厂长陈存华笑笑说：“胜利，你这哪是承包方案？分明是改革长篇论文，《人民日报》八版也登不完！”
“陈头，造纸厂搞成这样，我心疼呵！不瞒你，1983年我就用心了……”
休息后，马胜利继续答辩，直到下午下班钟声响起，还言犹未尽。
会场十分安静，没有窃窃私语，没有轻轻的鼾声，改革的浪潮席卷着每个人心的原野。马胜利用他的忠诚，用他的智慧，用他的开拓型的构想，初步赢得了人们。“马胜利承包了，马胜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嘁喊喳喳。
层层汇报之后，一轻局领导非常重视，找到马胜利说：“你要承包造纸厂，我们支持！不过，要在局系统各厂长、书记、会计师和内行专家中，举行第二次答辩会，而且，要当场质询！”
“行！”马胜利欣然允诺。
石家庄市市长王葆华和市委书记贾然同志，出席第二次答辩会，当场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不久，便签署了承包合同。
这个消息无疑在石家庄、在全国成为一大新闻。我们自家门前的《河北日报》当然是捷足先登，接着是《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光明日报》等首都各大报纸都先后转载了“马胜利承包”的消息。紧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都进行了报道，全国大小报纸纷纷转载、报道。
我马胜利从此还有了一个绰号——马承包。用市场经济学来说，这等于由政府出钱，做了广告。不久石家庄的北道岔车水马龙，一下热闹起来。订货的、来取经的，一批又一批，络绎不绝。他们进厂转转，看看，谈谈……于是石家庄造纸厂和“马承包”的名字又出现在各地的报纸上、电视里、广播中。
第12章 吴仁宝：每天看“新闻联播”的“企业家
【吴仁宝小传】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吴仁宝都以一种独特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野和历史舞台上。这位现年八十高龄的中国老人一面是中共党员、人大代表、江苏省江阴县委书记、华西村村支书——所有的这些身份惟指向一个答案，那便是政治家。但与此同时，他还是厂长，是董事长与经营者，他领导下的华西集团创立了“华西村”牌、“仁宝”牌等各种品牌，并且在1999年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在现代社会中，只有企业家的脑袋才会思考公司上市的事情。但就是这样两种完全不相融的“血型”，却在吴仁宝身上融在了一起，让无数“企业家应远离政治”的忠告破产，也让世人每每产生好奇之心，其中包括美国的《时代周刊》，这家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杂志在2005年用了一期封面文章来解读吴仁宝。
我曾经在十年前访问过传奇的华西村，近年，在写作《激荡三十年》的时候，又通过公开资料详细查阅了吴仁宝和华西村的资料，每每对这位传奇人物心生感触。吴仁宝从二十八岁起担任华西村书记，直到四十八年后才宣布退休，期间他让华西村从一个讨饭村，变成了别墅成片、绿树连荫的世外桃源，2006年全村销售收入是四百亿，而同期蒙牛集团刚过百亿产值。在这样的辉煌数字背后，使吴仁宝受到过从毛泽东开始的众多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都曾为其座上客，也正是这些原因，很多人眼中的吴仁宝更多了些政治的光环。
与此同时，吴仁宝还拥有独特的企业家一面，因为对于中国公司而言，其政治家的一面无从考究：那种不可复制的、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形成的机遇千年始出一回，或许不具普遍意义。而吴仁宝和华西村所展现出的企业一面，却可令众多企业经营者借鉴。
在《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为企业家画的肖像中，企业家必须具备的特质包括：天生的敏感、对金钱的极致追求、冒险、赌博以及游离于疯狂与理智之间的平衡艺术。从这个角度来讲，吴仁宝是天生的企业家。
那个有关他的传奇故事是这样的：1992年3月1日凌晨两点多，刚准备休息的吴仁宝看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报道，他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于是当下召集村干部，下令动员一切资金，大囤生产原材料。
此前吴仁宝一直坚持“既无外债，也无内债”，这次却破天荒地向外借款两千万元用于周转，在外人看来几成疯狂之徙。但最后的事实是，利用借来的这批钱，吴仁宝跟他的华西村狠狠赚了一笔，据相关报道所言：
“华西村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六千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吨一万八千多元。”——就因为吴仁宝的一个会议，华西村便赚了近一亿元，企业家敏感的价值彰显无遗。事实上，对于社会风向的敏感并非吴仁宝一人，联想的柳传志因着1978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科学养牛的文章而嗅出中国将变之风；而霍英东则是通过观察北京首都机场大道旁的裸体画像是否被撤走而感悟商机的——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企业家有时就是天生的，吴仁宝正好是其中一个。
1961年，华西建村，吴仁宝任村书记。当时，人口六百六十七人，”集体资产两万五千元，欠债一万五千元，人均分配才五十三元，下设十个生产队，可耕地八百四十一亩。
当时的华西村，和当时中国大多数贫困农村一样，土墩洼地星罗棋布，草房瓦房参差不齐，八百多亩地被分成一千二百多块，是远近闻名的穷村，甚至不少人家只有靠出去要饭为生。男的讨不到老婆，女的嫁不出去是常有的事。风调雨顺的年景，勉强填饱肚子，遇上一点自然灾害，村民们就只能在温饱线下苦苦挣扎了。
一首华西歌谣唱道：半月没有雨，苗要枯黄；一场连夜的大雨，华西的低田又要没掉了。
“穷够了！穷透了！”这是吴仁宝和村民们想改变华西面貌、改变自己命运的内心呐喊。于是从那时起，吴仁宝带领华西人，走上了一条别样的农村发展道路。
◆七天吃了七千头猪
1975年11月底，苏州地区太仓浏河工程开工，苏州地区八县有七县的工地上已红旗漫卷，人欢马叫地干起来了，惟独江阴县工程段上冷冷清清，杳无人影，而那时江阴县县委书记正是吴仁宝。一天、二天、三天过去了仍无动静。工程总指挥急了，第四天，叫人打电话到江阴县委办公室，催民工上工，江阴方面的回答是过两天就到。工程总指挥一听汇报，火了，伸手夺过话筒说：
“请您找吴书记！”
“吴书记下乡了。”
“你们的工程怎么办？”
“昨天县委常委会研究过，说做好充分准备，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还要争取夺魁呢！”
总指挥将信将疑，嘀嘀咕咕地放下了电话。但吴仁宝的性格和工作作风又使他不得不相信江阴方面的答复。第七天，江阴民工浩浩荡荡满载着米、肉上工来了，那场面不亚于淮海战役支前的阵势。
12月4日、5日两天，吴仁宝到工地慰问，鼓舞士气。工程进度表上，江阴县直线上升，很快超过了兄弟县。晚去了一个星期，却一举夺魁。民工去得晚，回来得早，返回时，车上还装着没吃完的粮食。
苏州地委书记刘锡庚高兴地表扬江阴人民干劲大，赞扬吴仁宝强将手下无弱兵。可兄弟县都怀疑，江阴肯定是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
后来挖澄西利港河，江阴人更神，七天全部竣工。刘锡庚拍着吴仁宝的肩膀说：“老吴，挖太仓浏河时，一些县都叫我问问你有什么绝招或什么秘密武器，这次我抓到了，有人向地委告你的状了，说你挖了七天河，吃了七千头肉猪，破坏了国家征购计划。”
“国家计划我们已完成了，这个他抓不到什么把柄。说我们吃了七千头猪，我们七干多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还不够一头呢，我看不是吃多了，还吃少了呢。”
刘锡庚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老吴，你说你是怎么把民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的，我给你保密。”
“我说给你，你还真得给我保密，我们民工的工分、钱粮补贴都是包死的，你二十天干完是这些，十天干完也是这些。早干完可以早回家，多得报酬，外县的土方补贴粮不够吃，我们的天数少吃不了，每个民工还可以分一些带回家。这是我们的土政策，政策能调动人的积极性，比喊口号有用。此外，我还利用了我们江阴人历史上形成的性格特点，江阴民风悍，民性刚，干什么都敢争第一。但群众积极性越高，越要安排好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吃饱吃好，才有力气干活，我提出来，要保证民工基本上顿顿有肉。实际上这是个良性循环，用的天数少，民工每天的生活费就越高，二十天的伙食，十天吃，当然能吃好了，还有盈余。”
“你这个老吴啊！还真有两下子，地委是没看错人啊！”刘锡庚不由得感慨起来。
◆偷偷摸摸搞发展
时至今日，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吴仁宝天生是个先行者和另辟蹊径者。
早在1968年，吴仁宝就开始着手筹备办厂。在一次党支部会上，吴仁宝提出要办工厂：“办厂能赚钱，有了钱能办事，我们华西要实现五个‘一’，什么都不缺，就缺钱！”
想法是有了，但真正筹备起来，困难又来了。毕竟这样的想法是生不逢时，当时正是农业建设的口号热得发烫的时候，人们对乡镇企业的前景普遍不看好。
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华西决定办厂，究竟办什么样的厂最划算、最赚钱呢？吴仁宝思考了半个月，找不到半点头绪。于是，他开始了艰难的市场调查：小五金产品“丝攻”、“板牙”等，在市场上一直是销售旺品。这种小产品，过去是一些国营大工厂生产的，由于“文化大革命”，许多大企业的生产不正常，导致这些小产品市场缺货，供不应求。就这样，吴仁宝终于打定了主意，要办个小五金厂。
吴仁宝学刘备，三顾茅庐，去无锡请来了吉炳坤老师傅，又选派朱咪英、朱秀佳、赵阿郎、赵三妹、赵美娟、蒋翠娣等人外出学习了一个月，终于把人才问题给解决了。吉炳坤告诉吴仁宝，生产丝攻、板牙需要仪表、车床、钻床、冲床、铣床和铁丝机。后来又经过六七个月时间的努力，七拼八凑，终于凑齐了全部设备，小厂便悄然问世。最初建成华西的这个小五金厂，其整个过程只能用“偷偷”二字来形容。
为了保密，不被批判，吴仁宝让人在工厂的四周筑起围墙，窗户蒙上厚布，把五金厂的几间矮屋“包”起来。又在矮屋内靠近进门处砌上“小红炉”，摆上铁砧子，将那些断齿豁口的铁耙、锄头、铁锨扔满一地。
俨然成了一个铁匠铺，通往里面的路则被隔断，闲人不让进出。这样布置，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如果上级领导突然闯来，看见有人在打铁，也就不会挨批了。
华西村人对五金厂的事守口如瓶，获益之后也不言不语。但谁也不曾想，这个小五金厂刚投产没多久，产品就热销到四川、吉林、辽宁等多个省市，第一年就赚了四五万元钱！产品销量好，挣了一大笔钱，有力地支持了华西的基本建设。
1978年，华西人乘改革开放的春风，连战皆捷。又创办了塑料纺织厂、板网厂、药械厂、织布厂……产业不断多元化。
◆一个小会赚了一个亿
1992年3月1日，小平南巡谈话消息刚发布，吴仁宝判断全国经济要大发展。
“喂，总机吗？请通知村党委委员和正副村长，还有各厂厂长，凌晨三点让他们上南院宾馆403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
此时已是3月1日的午夜两点多了，吴仁宝激动地抄起电话急匆匆地喊话。
“老书记，半夜三更开会是啥急事呀？”不到三点，该来的村干部们全部到齐。他们弄不明白吴仁宝要干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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