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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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创刊正是“文革”席卷古老中国的前夜，金庸自称跟“文革”对着干，彭德怀受迫害，“明月”发表文章称誉彭大将军，出版《彭德怀集》，记录他的功绩，披露对他攻击的不公道。北京揪斗吴晗、周信芳，“明月”附赠《海瑞罢官》《谢瑶环》剧本的小册子。邓拓、廖沫沙挨整，“明月”发表“三家村”的文章，出邓拓的集子，封面刊登漓江风景画时还附上邓拓的诗。更多的时候，“明月”并没有声明反对“文革”，但凡是“文革”批判、破坏的中国文化，“明月”都针锋相对地给予赞扬、肯定，黄胄、黄永玉挨批判，“明月”以他们的绘画为插图。沈从文、夏衍、秦牧的文章也都有刊登。“明月”上的文章与金庸在《明报》为红线女、周信芳等人执言的社评如《周信芳开始受清算》《为红线女抱不平》等相呼应，对文化的遭殃表达了无比的悲愤和惋惜。

金庸说，出版“明月”，“不但会累得《明报》垮台，而且会送了自己的性命。……而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办一本‘明月’那样的杂志，等于把胸口放在枪口之前。我不是不知道危险，当时年少气盛，干了就干了”。多年后回想，他觉得很对不起合作伙伴沈宝新，当时没有向他详细分析中间的危险与困难，没有说明这是“性命交关”的事。虽然大家都知道是金庸干的事，不会去找沈算账，但不免拖累《明报》。他一再说的“拼了命出版‘明月’”，“我决定把性命送在这刊物上的”，或许不无夸张，他当然知道，在人身安全有基本保障的香港，决心为中国文化拼命只是一种姿态，但有风险是确实的。

《明报月刊》创刊号

“明月”初创，金庸自任总编辑，助手一开始只有许冠三和王世瑜（助理编辑兼校对、秘书），后来增加黄俊东、丁望、司马长风、孙淡宁，王司马负责版头画和标题的美术字，有时封面也是他的画，印刷、发行和经理工作由沈宝新、戴茂生、陈华生、王陵等人操办。金庸决心将这份许多人认为绝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办成，当时他家在九龙，特意在港岛跑马地租了一层楼作为编辑部。他把间隔的墙壁都拆掉，连厨房也取消，成为空空荡荡的一间大书房，里面放满了他喜爱的图书、画册，他整天在这里查资料、翻图片、编稿件，“许多欧美出版的，相当精好的图片历史书、美术画册等，原是适应自己兴趣而购下的，没想到现在办月刊时派上了用场”。①

虽然“明月”一问世即受到部分读者欢迎，但离金庸的理想还很远，他说，最初“过的是寂寥的岁月，作者不多，读者也不算多，在学人之间没能引起多大的注意”。他到各地旧书店着意搜求有关书刊，那段时间他常去日本，独自在东京神田町的旧书店中翻找旧书，寻找可以用作插图的旧图片，那时的心情也是寂寥的。②

“明月”第一年，他废寝忘食，忙得不亦乐乎，很少回家吃饭，连《明报》的事也很少顾及。妻子朱玫每天在家里做好饭菜，坐船过海，给他送来，经常没法照料孩子，那时他们最小的女儿阿讷只有两岁多。有一天，这个向来文静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钢琴上，摔了下来，跌断了左臂。他接到大孩子的电话，连忙赶回家去，抱了阿讷上医院，阿讷没有哭，只是睁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他，他心中却在想着那一期的“明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插图，而发稿的期限已到了。

这一年金庸负责编辑，规划了“明月”的方针、内容和编排形式，“明月”已初步上了轨道。他每天还要写《明报》社评和武侠小说，工作量实在太大，他要物色一个总编辑接替自己。胡菊人③就在此时进入他的视线，菊人在“明月”11月号头条位置发过《诗僧寒山的复活》。当时胡菊人在美国政府在港宣扬美国文化的刊物《今日世界》编辑部任职，月薪1200元港币，被视为优差，薪水高，而且假期多，职业稳定，人事简单，做满十年可以移民美国，还有退休金。金庸开出月薪2000港元、总编辑、全权负责编务不受过问等优厚条件，诚恳地邀菊人加入“明月”，菊人却犹豫再三，不是舍不得放弃稳定的工作和优厚的待遇，也不是不明白主编这样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而是当时想利用《今日世界》的优厚条件攒点钱，两三年后去外国读个硕士或博士，走教书、学者的道路。菊人把这个心思都对他说了。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26页。

②　《金庸散文集》，1页。

③　原名胡秉文，生于1933年，原籍广东顺德，在珠海书院英语系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曾任《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社长等职，有着丰富的杂志编辑经验。

金庸听完，停停当当、清清楚楚地说：“菊人兄，你到外国读书，准备将来做教授，这种想法当然没有错，但你想想，说到尽文化工作者的责任，说到在文化上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就算你在大学里当一个学院的院长，也未必及得上一个像《明报月刊》这样的杂志呀！”这几句话打动了菊人，比什么月薪、全权负责都更来得有力，因为说到菊人的心窝里去了。1966年12月，胡菊人还未离开《今日世界》，就开始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编“明月”第13期，1967年春天正式到“明月”工作，编辑部这时已从跑马地搬到北角的南康大厦，和《明报》一起。

“文革”是“明月”早期的重要主题，“明月”不仅及时报道、评论“文革”动态，而且明确表达了维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对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反对破坏中国文物，反对压制学术和文化人的坚定立场。“明月”回应“文革”的方式带有更多文化的色彩。1967年9月号的“北平的回顾”特辑，有沈从文、郁达夫、周作人等作家的美文，还印了精致的地图（以后常有内地各城市的彩印交通图）。那时，北京成了“文革”风暴的中心，菊人在《编者的话》中说，“但我们相信，它不会因斗争、夺权、革命等狂热的口号，而从此丧失了它一贯的风格和气质”。菊人将《明报月刊》办成了一份高水平的综合性知识分子读物，殷海光、徐复观、牟宗三、周策纵、余英时、夏志清、李欧梵、聂华苓、陈若曦、刘述先、汪荣祖、林毓生、夏济安、金耀基、余光中、陈子藩、唐德刚……港台及海外许多有影响的学者、作家经常为“明月”撰稿，余英时说：“我一生投过稿的报刊不计其数，但我始终觉得‘明月’最令我有亲切之感。自由、独立、中国情味大概是我对‘明月’最欣赏的几点特色。”殷海光听说《明报月刊》“背景亦最清楚”，愿意为它写稿。唐德刚整理的《李宗仁回忆录》、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汤因比的《人类文明的反省与展望》（司马长风译）等都在这里连载。“明月”在香港乃至海外产生了广泛影响，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写信给胡菊人，索取中国内地政坛的资料。“明月”成为《明报》系统的金字招牌，在知识分子当中备受尊崇。每期一出，编辑部同人都很兴奋：“又生下一个仔。”

1971年钓鱼岛主权起争端，保钓运动风起云涌，“明月”不惜版面，连续发表报道、评论和考证文章，还有详图、参考资料，从历史、地质归属等方面详细论证这是中国的领土，黄养志等八人的《钓鱼台千万丢不得》（当时香港人称钓鱼岛为钓鱼台）长文，就从石油形成、油层地质，说到大陆礁层海底石油的发现。这些内容与《明报》社评相呼应，使“明月”成为这一运动的先锋刊物之一，因此销路大涨，短短几个月，就增销上万份。菊人回首当年：

我确是有在战场上打仗那样的心情，因为那时候中国局势天翻地覆，恶浪滔天，《明报月刊》成为批判“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最劲厉的杂志。与此同时，钓鱼台运动风起云涌，美日出卖中国权益，《明报月刊》也及时而有力地作出了强烈的回应。

如果说到尽文化人责任的话，查先生对我说的话果然实现了。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为这两件国家大事，可以像在《明报月刊》那样，尽到这样彻底的文化人责任。

这得感谢查先生。而查先生那句话，也确是使我在以后一直当编辑，至今未已，学者之梦当不成，但是文化人的职分倒是尽成了。①

金庸说，他俩志趣相同，他对菊人极为放心，菊人接手后，十三年来自己完全不必为月刊的编辑工作费心，得到这样严谨负责的人来合作，是一生最大的好运之一。菊人也说，金庸给了自己最大的自由，他们合作无间。他们偶尔还会一起出马，1978年10月19日下午曾一同访问钱穆夫妇。

林行止回忆，在英国留学五年，主要的中文“精神粮食”就是“明月”，甚至说，这是他们那个时候追求知识、理想和文学欣赏的莘莘学子唯一的“精神粮食”。

①　胡菊人《明月去来——记查先生的几句话》，《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16—17页。

1952年出生的作家陈冠中在香港长大，70年代从大学预科开始看《明报月刊》，上大学后更一期不缺。虽然没有碰到过其他同学跟他谈起“明月”，但他坚信大学象牙塔外，在香港和海外，“有个广阔的天地，里面都是知识分子，而他们个个看《明报月刊》”。他看过的《明报月刊》都是胡菊人主编的，在他心目中胡菊人就是《明报月刊》，代表着知识分子。陈冠中在大学时代即认定，写中文文章要登上《明报月刊》，才算是最高荣誉。1977年，他大学毕业两年，已自办《号外》杂志，他的第一篇万字长文《华人移民美国血泪简史》却投给了心仪已久的《明报月刊》，结果大大超出他的预期，不仅分两期在10月、11月刊载，上篇还被放在首篇位置，并以“编者的话”作了推介，令他受宠若惊。①

龙应台回忆，70年代台湾的大学生，正是吸收“明月”的文化养分，在这养分中成长起来的，“香港对于我们那个时候的台湾，简直就是一扇自由的窗口，唯一有自由空气的地方”。②从1967年到1969年，殷海光在跟学生卢鸿才、张伟祥等人的通信中不断提及《明报月刊》，叫他们寄刊物来，并说“在此间是珍品”，得知胡菊人要寄赠全套，他高兴极了。

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上海学者陈子善，直到1978年秋天，在门禁森严的新华社资料室初见“明月”合订本，“又惊又喜”，眼前展现的不啻一个崭新的世界，“政经学术，汇于一刊”。③

“明月”的成长正好伴随着“文革”的进程，“破四旧”、焚书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革文化命，打倒一切，否定一切，生灵涂炭，文物为灰，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令悠久的传统文化受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侥幸逃过反右的知识分子也难逃“文革”一劫。胡菊人说，当时海内外中国人有一种中国文化将要灭绝的危机感，他们觉得“明月”就像是从垃圾堆里捡回了珍宝，一图一文都特别珍贵，似乎“明月”在做一种文化艺术救亡的工作。④

①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2—33页。

②　《明报月刊》2006年4月号，40页。

③　陈子善《三百期有感》，《明报月刊》1990年12月号，128页。

④　胡菊人《中华文化救亡的实践者》，《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40页。

金庸说，“我们决心保卫中国文化，你在中国内地摧毁中国文化，我们尽量在海外保护一小部分中国文化”。“明月”如同构筑了一堵墙壁，保藏中华文化中值得宝爱的东西。“我们宝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地爱它。”“明月”带给他的不是滚滚财源，而是梦想成真，是声誉和满足，长期以来他都渴望着有一天办一份这样的期刊，不以营利为目的。每个月结账，有时赚一两千元，有时亏一两千元，如果赚得多了，也会在“明月”本身花去。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贴补。因为创刊号受欢迎，月刊成本减低，所以他在第3期不仅增加了附录《海瑞罢官》剧本，封底还加印彩图，以符合非营利的宗旨。1976年1月，他在《“明月”十年共此时》中说：

现在阿讷十二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从不脱期出版，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胡菊人说“收到好稿最快乐”，最难忘就是收到精彩的稿子，他特别记得陆铿的《三十年，大梦将醒乎？》，文笔内容兼美。1979年10月号大型特辑头条刊出（署名“陈棘荪”），他加了个编者按：“这是一篇踏实而大胆，情理兼备、文气如虹的好文章，谨向读者郑重推荐。”此文一出，好评如潮，美国政府赶紧翻译作为主要参考，台湾当局要军人阅读，并邀作者赴台，可见文章的感染力。

当年12月，《明报月刊》那一期的发行接近35000册，海外订户超过三分之一。这是“明月”的黄金时代，最多一期曾发行到4万多册。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72页。

二、《明报周刊》

早在1964年1月12日，《明报》就和《南洋商报》合作，星期天出版彩印的《东南亚周刊》，八开，十六页，随报赠送。以后改为单张对折印刷，改名为《明报星期画刊》，也是随报附送。

1968年前的几年，《明报》不断收到外地读者来信，要求他们出版海外航空版。这些读者绝大多数是香港出去的，他们在香港读惯了《明报》，虽然离开了，但对香港的事物还是恋恋不舍，《明报》就是其中之一。但金庸考虑出航空版的费用巨大，担负不了。“明月”一个月才出一期，又偏重学术性，无法满足这些读者的要求，所以他早就计划出版一份周报，一方面向香港读者介绍全世界一周来的大事，另一方面向海外读者介绍一周的香港新闻。他希望能集纳各地中文报刊的精华，编成一本既有娱乐性又有知识性的周刊，使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同胞可以每周一次获知中国的消息。周刊筹备了很久，配备的人力物力在同类刊物中都算得上比较充分。周刊的内容虽与日报、月刊很不相同，却也是相互辅助的：日报因为篇幅限制，很多资料和文件不能都发表，他希望由周刊来补足这个缺陷；与月刊相比，周刊则更偏重新闻性。

1968年5月20日，在《明报》九周年社评中金庸就宣布创办《明报周刊》，拖了半年，试版多次，从形式到内容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调整，到11月17日才正式问世。之所以如此郑重其事，是因为他们不断提醒自己，《明报》和“明月”的读者会对周刊抱有相当的期望，不能辜负了这番期待。①当天，金庸的社评就是《创刊——向明报读者们致谢》。

《明报周刊》为八开，二十页，不随《明报》附送，独立发售，定价五角。它不是香港第一本周刊，之前已有《星岛虎报》《星岛周刊》。一开始，不少人认为这个计划一定失败，周刊向来免费赠送，突然要读者出钱去买，会影响销路。而且当时的报纸，一份也不过一角，“明周”却要卖五角，无法竞争。金庸却相信自己的眼光，“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色，内容走一些较适合家庭妇女们看的软性文章路线，我想是会有销路的”。

①　《明报十周年纪念》，《明报月刊》1969年6月号，11页。

《明报周刊》创刊号

如果说《明报》“自由谈”追溯的是《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月刊让金庸羡慕的有《申报月刊》和《东方杂志》，周刊他想过要效仿的则是当年的《国闻周报》，因为它比日报的销售时间长了七倍，比日报流传更广，及于当时中国多个偏远的省份。他说：“取法乎上未必就一定能得乎中，但想到一个光辉的榜样，似乎总有一些轨迹可循。”①

创刊前金庸想办一份偏重新闻性的周刊，但从一开始便是以娱乐性为主，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模特，穿着黑色泳装。内容有港闻，有国际新闻，有经济，有娱乐，有戴天、陆离、亦舒等人的专栏，娱乐是重要特色，这期的新闻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大孙女结婚、香港影星洪波在台北自杀等。

时值“五月风暴”之后，香港的秩序已恢复，经济开始复苏，“明周”的出现正好符合了市民的阅读趣味，满足了他们的心理需要。“明周”对香港的生活尤其关注，《香港的夜色是世界上最美的，但这夜色值多少钱你可知道？》《香港海底隧道的最新发展》《四十元赌马可以富甲香港》《轰动香港的万丽娟事件》《尼克逊嫁女》《马思聪嫁女记》《中苏冲突幕后大秘密》《香港总督月薪几何？》，从这些文章标题可以看出，“明周”与走知识分子路线的“明月”大为不同。

1969年下半年，因为“明周”主编潘粤生要筹办《明报晚报》，故由《明报》采访主任、娱乐版主编雷伟坡接任“明周”主编。一开始雷说“明周”是潘编的，不能接受。金庸说，潘已经不编周刊了，你是他临走时举荐的，不信可以马上打电话问问他。就这样，多加点薪，也多加点辛，雷伟坡编起“明周”来了。当时销路只有一万多本，有一点亏蚀，编辑部只有四个半人，金庸实行精兵政策，再减一人，省下来的薪水，用来补贴稿费开支，稿费提高一倍，同事写稿可以另得稿酬，多劳多得，增辟封面特写，加设封面标题……几个月下来，收支就平衡了。

雷伟坡是资深的娱乐记者，《明报》娱乐版的专栏拥有不少热心读者。为了扩大销路，增强周刊的刺激性，他大胆创新，大量聘用女记者、女编辑来采编娱乐圈新闻。《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轰动一时，是何写给前任男友、影星陈百祥（绰号阿叻）的，写信时陈还未成名，跟朋友组织了一支乐队在夜总会演出，是个标准的花花公子，女朋友成群，何不过其中之一。此时陈已在电影界出头，“何秀汶情书”恰好满足了一些市民对其过去感情生活的好奇心，“明周”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发行量。雷伟坡到处挖掘娱乐圈的秘闻，经常刊载独家娱乐新闻。由于他长期从事娱乐新闻工作，与很多影视歌星有交情，报纸娱乐版的版面又有限，所以他们更愿意向“明周”披露一些私生活和感情秘密。在雷伟坡手里，“明周”逐渐变成一本娱乐周刊，重点报道娱乐圈的消息，开创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

①　《明报月刊》1969年6月号，11页。

金庸最初不大赞同登情书，他把编辑找来骂，说人家的隐私不能登。“如果传媒只为赚钱，倒不如开个舞厅、妓院赚得更多。那时人家买《明报》，便是因为它不咸湿，不下流，不侵犯隐私。”①1971年1月17日，“明周”114期刊登《陈齐颂的情书》，说是“情书”，其实是26岁的女演员陈齐颂写给家人的信，关于她和黄天佑在美国恋爱、订婚的事。

1973年4月15日，“明周”的封面人物是香港功夫巨星李小龙。7月，李小龙猝然去世，雷伟坡立即动用全部力量进行采访和搜集资料，在最快的时间内编了一期《李小龙专辑》，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几次再版，都卖到断市。从8月到9月，“明周”好多期都有李小龙的内容，不乏独家报道，如《两个软化李小龙的女人》《林燕妮为李小龙伸冤》《李小龙事件牵连第三个女人》，252期的封面标题是《从医学观点看李小龙死因》。李小龙的死，使“明周”攀上一个高峰。这一年，19岁的台湾美女林青霞也首次出现在“明周”封面。

“明周”偏重娱乐，但娱乐不是低俗；强调生活，而不止于吃喝玩乐。“明周”与香港市民共呼吸，他们所关心的社会大事在“明周”也都有体现，只是角度更生活化和娱乐化。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明周”9月12日这期刊载《毛泽东每月薪水几何？生前最喜欢吃些什么？》，9月19日刊载《基辛格眼中的毛泽东》等。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富达出版公司2005年版，101页。

《明报周刊》封面人物李小龙

明报集团行政委员会雷伟坡（右三）、董桥（右四）、许孝栋（右一）等在开会

在雷伟坡的苦心经营之下，“明周”的发行量不断上升，到70年代，每年赢利几十万元，80年代暴涨到一两千万，1990年的广告收入就有7500万元。“明周”的成功在香港带动了一股娱乐周刊的热潮，同类周刊纷纷诞生，百花争艳，而“明周”稳居娱乐周刊的榜首。广告虽是它的生命线，但金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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