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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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周”稳居娱乐周刊的榜首。广告虽是它的生命线，但金庸说：

广告影响我们（实际影响不大）只有一宗。有一次《明报周刊》有一篇文章，关于一瓶白兰地酒，指其在港的售价远比新加坡为贵。本来该瓶白兰地酒早已在我们报纸预订了一大版广告，本报经理因此前来和我研究，看是否仍然登该篇文章。我读后，觉得该篇文章写得不错，且那酒没有理由在两地的售价相距那么远，便决定即使失去该版广告也照登。文章刊出后，该白兰地酒那版广告虽如期刊登，但后来再去争取广告就有困难了。①

正如“明月”的成功离不开胡菊人，“明周”的成功也离不开雷伟坡。

陈冠中回忆：“70年代是《明报周刊》的年代，香港人每星期日一家人上茶楼饮茶，都会带上一本，以作谈资。明星都很配合，谁要离婚，谁跟谁好，都自动在‘明周’报料，狗仔很友善，主编雷伟坡在明星社交照片下的按语，抵死幽默。当时还有《新知》等多份大开本周刊，各有卖点，但动摇不了‘明周’霸主地位。”②

“明周”成为香港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的娱乐周刊，1982年起香港的“八卦”周刊满街都是，也没有威胁这份周刊的销路。它不仅报道娱乐消息，也报道大众关心的政治和经济事件。“明月”“明周”如同《明报》的一对翅膀，有了这两本刊物，明报集团粗具规模。金庸说，《明报》机构中，最赚钱的是《明报》，其次就是《明报周刊》。

三、《明报晚报》

“五月风暴”前夕，金庸已将《明报》的触角伸到海外，他与新加坡梁介福药行创办人梁润之合股创办《新明日报》，他是大股东。1967年3月18日，先在新加坡正式问世，4月8日又在吉隆坡出版，宣布“以文人办报方式，图发扬中华文化，促进国家社会繁荣及团结”。①起初新、马两地用同一个版，1968年12月16日起，分头在两地排印、发行，分为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不过副刊、小说的稿件则港、新、吉三地同用。在马来西亚办报不像香港、新加坡，《新明日报》在吉隆坡印妥后，需整夜开动大批货车把报纸运往别地。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创刊之初，就以独家连载金庸武侠小说、刊出内幕娱乐新闻及副刊、马经等特色吸引读者，每天出六大张，售价一角。从《明报》编辑部、经理部派出去的工作人员，在当地获得良好声誉。两家中文报纸在当地发展很快，不到几年就跻身大报行列，成为发行量最大的几份中文报纸之一。到1979年，新加坡《新明日报》已日销10万份，因当地政府的严格限制（外地人士只能持有新加坡公司3％的股份），金庸就将股份退出了。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48页。

②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188页。

1967年9月22日，金庸又创办《华人夜报》，王世瑜为总编辑、督印人，沈宝新为总经理，社长是他妻子朱玫。王世瑜（1939—　）1961年珠海书院文史系没毕业即考入《明报》当校对，第四个晚上，金庸就叫他做助理编辑，“明月”创刊，他成为主要助手，一步步升到了《华人夜报》总编辑。

《华人夜报》最初是一份娱乐性晚报，走大众化路线，以报道吃喝玩乐为主，还有一些色情内容（不断推出香艳小说，艳情小说等），创刊不久，就有3万多份发行量。据说朱玫对《华人夜报》和王世瑜很不满，认为报纸刊登这些色情文章，有损报格，王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予理睬，双方发生争执，朱玫要求金庸立即辞退王世瑜，他左右为难，王则一气之下带着多名得力记者辞职走了。《华人夜报》难以维持，于1969年停刊。

此时明报集团已粗具规模。1969年5月21日，《明报》创刊十周年次日，金庸在《“十年辛苦不寻常”》社评中说，报庆酒会上来宾中至少有十人对他说，《明报》是自己的报纸，为自己的报纸创刊十年纪念而庆祝。有一位朋友说，“十年来，即使是台风的日子，也冒大风大雨，开了汽车去买一份”。当年10月17日，《明报》转载《星岛日报》前一天的消息，香港中文大学集体通讯中心9月进行调查，香港读中文报的居民中，有11。2％的人阅读《明报》，仅次于《星岛日报》和《星岛晚报》。

①　方积根、胡文英《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101页。

11月28日，《明报》“自由谈”刊出《晚报将创刊》一文。12月1日，《明报晚报》创刊当天，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的小七妹诞生》，说由于篇幅所限，有相当多的新闻、特写、故事、分析文章无法在《明报》刊登，而这些材料内容都颇为不错，值得读者阅读，晚报将成为日报的补充报纸，日报上已有的，晚报不再重复，晚报上刊载的内容，极大多数也不能在日报上读到。晚报上的小说与散文，执笔者尽量与日报不同，他希望日报读者也能成为晚报的读者，日、晚报加起来能满足他们的全部要求。比如，香港经济近十年空前繁荣兴旺，但《明报》对本港工商业的报道和服务颇为不足。晚报辟有“香港经济”版，将在这方面努力，目前版面太少，但日后将全部扩充。《明报》虽有种种缺点，但有它的与众不同之处，有独立的品格和立场，将在晚报继续保持。“大哥与七妹的气质、思想、品格是一样的，但外表、谈吐、举止却完全不同。大哥严肃些，七妹愉快活泼些，年轻漂亮些。”

从1970年1月起，他的短篇武侠小说《越女剑》、系列随笔《卅三剑客图》在《明报晚报》连载了两个月。他根据清代画家任渭长的《卅三剑客图》创作，别出心裁，依画成文，有考证，有想象，有回忆。

“明晚”介于严肃与通俗之间，以白领阶层为对象，与《华人夜报》走的是不同路线。“明晚”初期只有“香港经济版”，经济新闻占了30％，25％左右的版面刊载马经、娱乐内容，没有社评。“明晚”初创的一年半，他的大部分心力都用于晚报。1972年初，“明晚”大致定型，成为一份以经济为主的高级晚报，关注财经和股市消息，日发行量四五万份，试图与创刊于1938年8月、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星岛晚报》（10万份）一较长短，争夺读者和市场份额。

“明晚”副总编辑林山木（笔名林行止）1940年生在广东潮州，中学毕业就踏入社会，60年代初进《明报》做资料员，勤奋好学，深得金庸赏识，1965年金庸资助他到英国剑桥工业学院攻读经济学。1966年初，他在英国收到《明报月刊》创刊号，里面还夹着金庸夫妇署名的大红致意卡片。从此，他经常为“明月”写“英伦通讯”。1968年，他替“明月”采访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这是他第一次以记者身份所做的采访，也是傅聪“投奔西方”后首次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在“明月”3月号刊出，受到广泛关注。他学成回港，正逢“明晚”创刊，从副总编辑做到总编辑，恰巧香港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股市狂潮，一般报纸还没有财经版，“明晚”却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林行止的股评大受股民欢迎，成了股民心中的“财经权威”。“明晚”一般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许多股民要等到读了他的文章才做下午的交易，一时间“明晚”几乎成了股民每天必读的参考资料。

1973年7月3日，林行止离开《明报》，创办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的《信报》，带走了许多“明晚”的专栏作家。他在发刊社评中向金庸和《明报》的旧同事致谢，感谢他们在《信报》筹备期间的指导和鼓励。①他的出走在《明报》系统造成一次不小的地震，《信报》成为“明晚”最大的对手，它一面世，“明晚”发行量就直线下滑，以后一直徘徊在一万多份。林行止自办《信报》之后，在许多场合都会与金庸碰面。金庸一见他，会走过去握手，客气地称他“林先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叫“山木，山木”。

负责“明晚”财经版的黄杨烈发现办财经类报纸有利可图，也脱离“明晚”，于1980年与人合资创办《财经日报》，内容、风格甚至版面编排都模仿《信报》，销量一直不足万份，广告客户不多，股东纷纷退股，难以支撑。无奈之下黄只好向金庸求救，借了二十万元，但报纸一直没有起色，再次向金庸借贷，金庸便提出收购报纸，也就是将以前的借款一笔勾销，同时由金庸付清工人工资和积欠的稿费。1982年，《财经日报》归入《明报》系统，到1985年仍连年亏损，金庸决定于1985年6月将《财经日报》与《明报晚报》合并，另办《企业报》，没办成。拖到1986年3月只好停刊。②

1986年10月8日创刊的《明报电视周刊》昙花一现，不到一年就停刊了。

“明晚”拖到1988年才停刊，金庸遣散79名员工，补偿金发了两百多万元。当他决定停办“明晚”时，几乎全报馆的人都反对，认为这张报纸办了很久，曾经很成功。他说，“作为报人，我希望她能办下去，但作为企业家，看到她亏损，且没有好起来的可能，我只能把她结束。有人说结束会对我的声誉有损坏，我说如果不结束对我的声誉也是损坏，但过后人们会认为我的决定是对的”。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66页。

②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209页。

四、《鹿鼎记》：“韦小宝作风”

《笑傲江湖》连载结束，他只歇了十一天。1969年10月24日，他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开始在《明报》连载，到1972年9月23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十一个月。

《鹿鼎记》从一场文字狱开始，金庸在注解中说，这段故事是为痛惜“文革”文字狱而写。当时，“文革”的文字狱高潮虽已过去，但惨伤愤懑之情，兀自萦绕心头，他不由自主地写进了小说中。《鹿鼎记》中的江湖也笼罩在争权夺利的阴云之中，韦小宝在神龙岛上见到了宗教迷狂般的“政治集训”，让人想起内地当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语录歌”。

《鹿鼎记》在报上连载了一段时间，红学家林以亮偶遇金庸，谈起他的新作，向他深表欣赏，认为是开辟蹊径的尝试，隐然与西方新潮小说遥相呼应，男主角韦小宝是个“反英雄”，小说本身也是“反传统武侠小说”。小说的写法有些地方引用正史，表面上一本正经，骨子里却冷嘲暗讽，令人想起18世纪大诗人蒲柏“仿史诗”的讽刺作品。他听了这番话，兴致勃勃地嘱林以亮整理一下这个想法，日后《鹿鼎记》出单行本时写篇介绍文章。

韦小宝生于妓院，长于妓院，连名字也写不了，签名时只写一个“小”字，“拿起笔来，左边一个圆团，右边一个圆团，然后中间一条杠子笔直地竖将下来”。他不是¨wén　rén　shū　wū¨英雄，而是“反英雄”，在他身上差不多能找到国民性中所有的弱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厚颜无耻、营私舞弊……但正是这样的人成为了生活中的强者，在朝廷他得到皇帝的宠信，身居高位；在江湖他得到天地会等帮会的信任。甚至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一代大儒都要推举他做皇帝，吓得他手里的茶碗掉在了地上。他最后带着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飘然而去。韦小宝的成功，“使顾炎武的满腹经纶、陈近南的盖世武功变得一钱不值”。①

①　1994年11月25日“谈话记录”，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404—405页。

韦小宝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之类的典籍，但他从小就看戏、听说书，对历史上为争夺权力不惜血流成河、尸骨如出的故事并不陌生，他教罗刹国的索非亚公主先挑起天下大乱，然后乱中夺权，立竿见影。索非亚问他：“你怎知道叫兵士杀人、抢钱、抢女人，就可以杀沙里扎，杀彼得？”韦小宝微笑道：“中国人，向来这样。”金庸解释：“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

从妓院到宫廷，从江山到江湖，韦小宝无往不胜的法宝到底是什么？有人总结，一是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拍马常常拍得恰到好处，二是吹牛撒谎，随时随地可以漫天撒谎，糊弄人。

韦小宝总是脚踏两条船，两面讨好，处处为自己留后路。他善于搞人际关系，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总是让人对他有好感。他善变，善于保护自己，什么时候都不吃亏，在不损害自身利益时，他慷慨大方，能与别人共享利益，还能大把花钱收买人心。他说：“我凭什么本事拥官晋爵？最大本事便是拍马屁，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除此之外，老子的本事实在也平常得很。”

“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宫又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他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

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他性格中还有一点是适应环境，讲义气。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①

①　徐扬尚《金庸解读》，13页。

《鹿鼎记》把“韦小宝作风”写得活灵活现，甚至不无赞许，因此淡化了批判的功能。“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②有记者问他：“韦小宝这个人物有没有您查先生的些许影子？”他毫不责怪，坦率地说：“在构思一些故事情节时，曾设想自己如果遇到韦小宝当时当地的境遇，自己也会做相同的选择。”③

香港左派批评家在攻击、谩骂金庸时，就说他是“韦小宝主义”。④

在现实生活中，乔峰这样的英雄只能选择自杀，韦小宝们却总是活得好好的。金庸以他对人性的理解和他对国民性的观察写出了另一个阿Q形象。在几千年的中国史中一直有两类阿Q，一类是鲁迅的阿Q，卑微地活着，卑微地死去，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韦小宝是另一种阿Q，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见古往今来多少名流绅士、达官贵人的影子。

金庸的目光穿过人性的栅栏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心中的英雄已经死去，我们只能和他一起面对韦小宝。他写出了一个典型，表现了人性中的普遍性，从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武侠小说。韦小宝无疑比乔峰、令狐冲、胡斐、郭靖更接近生活的真实，也更加生动。重要的不是他在清廷与汉人江湖之间站在哪一面，而是他的身上照见了多少中国人的影子。他是一面镜子，一面哈哈镜，照出了国民性中许多的丑陋，照出了中国人性格中不怎么光彩的一面。

精通日语的沈西城看过一套日本片集，是讲丰臣秀吉的，里面有一个小朋友，跟韦小宝一样靠拍马屁加小聪明起家，却令丰臣秀吉宠爱得不得了。这是根据日本作家矢田插云的小说改编的，内地、港台都没有中译本，金庸不懂日语，断无理由看过这本小说，“那么情节相同，是纯属巧合了吧”！⑤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40页。

②　《韦小宝这小家伙》，《明报月刊》1981年10月号。

③　《文汇报》2007年1月22日。

④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61页。

⑤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43页。

《鹿鼎记》真正的主角其实是康熙皇帝。在此之前，金庸的武侠小说始终贯穿着否定权力的线索，“侠以武犯禁”，侠与官、江湖与江山从来是对立的。《鹿鼎记》则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他心目中，这位开明君主“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外国的学问”。①

五、四分之一世纪

1972年9月23日，《鹿鼎记》在《明报》连载了1019天，结束时还有个小启：“金庸新作在构思中。明日起刊载古龙新作《陆小凤》。”但从此他的新作再无下文。

《鹿鼎记》成为金庸的封笔之作不是偶然的。1969年8月22日，《笑傲江湖》快要收尾时，他说：“只是为了写武侠小说可以帮忙增加销路，所以每日在自己的报纸上面写一段，这是有这个必要，非写不可，所以酬劳和一般情形就有点不同，报馆给我的稿费也很少，假定报纸与我没有关系，我就一定不写了。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很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我觉得继续写下去，很困难。虽然为了报纸，有这个必要。有些读者看惯了，很想每天一段看下去。但是我每多写一部书，就越觉困难，很难再想出一些与以前不重复的人物，情节，等等。我想试试看是否可以再走一些新的路线。”②

《鹿鼎记》可以看作是他新的尝试，属于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走向了韦小宝。一部《鹿鼎记》，不再是英雄的慷慨悲歌，说是武侠小说，已没有“侠”。“‘大侠’走至穷途末路，那么金庸又有什么出路可以提供呢？他提供了三条路线：令狐冲的出世、韦小宝的玩世及康熙的以天下为己任。”③从1955年起，十七年间，他一共写了十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四部中短篇，他用书名首字作了一副对联：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①　《金庸散文集》，238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28—29、30页。

③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楔子。

只有作于1970年的短篇《越女剑》没有包括在内。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始于书剑飘零、指点江山，终于逐鹿问鼎、一争天下；始于乾隆的少不更事，终于康熙的老谋深算；始于红花会，终于天地会……始于天山，终于鹿鼎山；始于残缺的英雄，终于完美的流氓；始于查良镛自撰联语为回目，终于取查慎行的诗联为回目；始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忧郁，终于‘却道天凉好个秋’的强自宽解；始于‘齐人有一妻一妾’的茫然，终于唐伯虎坐拥七美的坦然；始于万隆会议开幕的序曲，终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始于书、剑，终于鹿、鼎；始以江山，终以天下……”①

从商业利益来说，《明报》此时成了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有国际性的影响，不再依赖武侠小说吸引读者，明报集团也已粗具雏形，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生涯终于走到了尽头。“目前情况下，如果我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可能就不再写了，一来我不希望自己写过的风格、人物再重复，过去我写了相当多，要突破比较困难；再者武侠小说出自浪漫想象，年纪大了，心境自然也不同。”②

这些小说几乎都是每天写一段，大约构思一个钟头，写一个钟头，每段千字左右，当夜排版，次日见报，有些一写就是两三年，有时写到后面忘了前面是否交代过，有时没有伏笔，前后有些不连贯，情感、故事有漏洞，在报上连载总是比较啰嗦。“很多时候拖拖拉拉的，拖得太长了，不必要的东西太多了，从来没有修饰过。本来，即使最粗糙的艺术品，完成之后，也要修饰的，我这样每天写一段，从不修饰，这其实很不应该。就是一个工匠，造成一件工艺品，出卖的时候，也要好好修改一番。”从1970年3月起，他就开始修订前面的作品，当时《鹿鼎记》每天还在报纸上连载。直到1980年修订完成，足足花了十年时间。

其实，每次出单行本前，他都修订过一次，这次更是仔细，“几乎每一个句子都曾改过。甚至第三次校样还是给改得一塌糊涂。对负责校对的蔡炎培兄、明报出版部排字房领班陈栋兄及各位工友，常有既感且愧之念”。③他个性坚毅好胜，对老朋友梁羽生1966年的批评很在意，努力学诗填词，研究格律，在回目上都重新下了工夫，其他方面也多有改动。

①　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52页。

③　1975年5月，《书剑恩仇录》后记。

当然，即使经过十年修订，“在报纸上连载的痕迹”依然明显，情节安排中还有不少缺陷和不足，主要是巧合太多，偶然性太多，不合情理。他说：“武侠小说虽然也有一些文学的意味，（但）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比较好些。”①他说的是实话，不只是谦虚。

从1955年到1980年，正是金庸人生的黄金岁月，从《新晚报》《大公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