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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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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月亮。老板也有了专用的信封、信笺，一种在“明报集团有限公司（中英文）和标志之下，印着英文LOUISCHA，下面还有一行英文小字Chairman&Publisher”，另一种只有英文：LOUISCHA，下面是英文的《明报》地址。她猜想老板喜欢金色和红色，在信封下端、信笺上端都印了金、红两色行线作装饰，他的办公室就是以这两种颜色为主色调的。②
二、“查氏字条”
金庸的英文名字叫LouisCha，国际新闻界并不陌生，称他为“查（茶）博士”，却不知这个Cha实际上要读Zha。《明报》内部，无论是总编辑还是排字房的工人，上上下下都叫他“查生”或“查先生”，背后谈到他才会用“查老板”，除了开玩笑，不大有人当面叫他“查老板”。他本人打电话回报社，也自称“查先生”。
董桥说：“我追随查先生做杂志、做报纸那么多年……我在查先生处学到的最实际的东西，是他对新闻写作与评论的技巧，以及他对编采人员的专业的尊重与宽容。他常说，那也是他从实践中学习到的修养。”①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的男子》后记。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66—167页。金庸唯一正式出版的社评集《香港的前途》封面也有金、红两色装饰线。
金庸自述对报社工作同人个个敬若上宾，不善于督促领导，因此《明报》内部气氛十分和谐，但不免松懈散漫，过分自由。②在《明报》工作过的人确实很少看到他发脾气，他平时话不多，喜怒不形于色，那张四四方方的国字脸给人一种严肃木讷的感觉。在欧阳碧眼里，他是典型的江南人面孔，一说起话来便带着微笑。不论他讲什么，都是一副笑眯眯的脸孔。不过，笑尽管笑，他想要做到的事，他会全力以赴排除万难去实现。不喜欢他的人，背后称他为“笑面虎”。③
他笑起来，双眼连成一线，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上带着庄重含蓄的表情。④有人说，“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密不透风，显然思维敏捷活跃”。⑤其实，与他熟悉的人都说他不擅辞令，不是那种讲话滔滔不绝的人，与他善于写作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与他做过多次对话的池田大作说他“质朴寡言”。倪匡说他讲话一向不多，广东话、国语都不行。⑥“他讲话很慢，似乎每字每句都要经过细思才说出来。有时，给问得急了，他便会涨红脸，讷讷的，半晌说不出话来，真教旁人替他着急。”1975年第一次在一忽然座谈会上见到金庸，沈西城就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印象。⑦
主持偌大一个明报集团，他另有高招，要交代员工办什么事，有什么指示或意见，或与作者交流意见，他喜欢以笔代口，写字条。
他的字条通常写在明报的便笺上，还有固定格式，上款某某先生或兄，然后列出要办或要解释的事，若事情超过了一项，就会标明号码，逐项详细开列，下款常常只署一个“查”字，还有日期。有时上面还有“社长意见请传阅”的刻印字样，然后发给各版编辑。他的字很像瘦金体，笔画分明，工工整整，属于最受排字房欢迎的字体，如同他的性格一样一丝不苟。①
①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10—111页。
② 金庸《与读者诸君共同进步》，《明报》1973年5月20日。
③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7、204、224页。
④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5页。
⑤ 熊光楷《往事悠悠寄书香》，《羊城晚报》2008年3月16日。
⑥ 李怀宇《访问历史》，78页。
⑦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0页。
1986年4月，欧阳碧受命做《明报》的质检工作，就是检查报纸质量并比较与《东方日报》《成报》等报的差距，具体工作金庸就是通过这样的字条交代的，包括各个版的错字、错误标题、同一新闻的处理、优劣比较等。在她递交的书面检查报告上，他也会用红笔在空白处写下意见，每份“红批”过的报告，还要传给总编辑、副总编辑、各版编辑，他们阅后都要签名。因为编辑部对于报纸检查工作有抵触情绪，一段时期下来效果甚微，他不大高兴，当年8月下达了一张字条：
欧阳小姐系本报所聘请检查日报版面的专职人员。她检查的报告，经本人详细批阅，错误或不妥之处，经本人改正。但编辑部对此似乎极少反应，指出后的错误仍一再重复，令人失望。
如果对她的“检查”或对本人意见有不同意见，请随时提出，胜于不闻不问，甚至不看不理。②
1990年12月27日，他给董桥等人一张字条：
董桥先生：
编委、编辑、校对各位：
本报不要用“若果”，这是广东方言，不是正统的普通中文。本月十七日我写的社评中，两个“如果”都给改作了“若果”，相信因为我草书的“如”字，校对先生以为是“若”字之故。以后一般文章中都不要用“若果”……
请编委各位研究一下。
查
九○、十二、廿七
①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5页。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4—26页。
金庸的字条
他还加了一句：“可用‘若’‘倘若’‘如果’，但不用‘若果’。此为习惯，无理由可说。”①
语调虽然客气，却是不容商量的口气，是一种指令，这也算金庸特色的“字条治报”吧。
就是向专栏作者约稿，金庸也喜欢写字条，李文庸就收到过金庸邀请他为《明报》副刊写一篇小说的条子。
数十年间，金庸在《明报》到底发出过多少张字条，早已无法统计，数字必定相当惊人，如将这些字条集在一起，不仅可以给《明报》，也可以给报业史、传媒研究提供第一手的活资料。他以字条来管理报社事务，庞大的明报集团就是在他一张张字条下成长起来的。
他自称：“我管《明报》其实是很独裁的，我拿起稿就改，由头改到尾。”《明报》是他的“一言堂”，他说一不二，几十年来他的合伙人、老同学沈宝新都是听他的。“在香港办《明报》我是主要投资人，拥有报纸百分之八十的股权，另外一位拥有百分之二十的股东沈先生是我在浙江读中学时的老同学，我们是好朋友，他从来不反对我的意见。我做董事长、社长、总编辑、社评执笔人，什么事都是说了就算，不用讨论。”
他一个人说了算，好处之一是效率高，反应灵敏，编辑部下午打电话到他家里：“查先生，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我们怎么反应？”他在电话里回答：“即刻出版号外，评论与做新闻都谴责政治上的恐怖行为。”“但我们反对美国打越战啊！”“那是两回事，美国打越战，照样反对。但反对行刺肯尼迪。谁有美国签证，即刻订机票去华盛顿采访。”“好的。×××有签证。”“就派他去。叫他来听电话，我来告诉他怎样采访。”
金庸表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80年代，在香港未来政制的安排上，《明报》其他社评执笔人的立场和他并不一致，但必须照顾他的立场，《明报》主要只能体现他的立场，因为他是老板。在他看来，“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我在主持《明报》时，关于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来做。”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5、336页。
但金庸给漫画家尊子保留了一个“特区”，尊子可以对他有关香港前途的观点进行讽刺、批评。
查良镛谈吐温文，但性格可说刚多于柔，强多于弱。明报系列是他的王国，他的作风有点像帝王，永远礼数周到，但休想影响他的决定一分一毫。
他是个天生便有权术的人。在他的王国内，没什么人能逃得出他的五指山。
他创下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先河。……②
这是《明报》专栏作家林燕妮说的。黄霜也说金庸“很独裁，一点也不民主”。
另一位给《明报》写专栏的李文庸说：“金庸表面上不苟言笑，冷漠肃穆，再加上他有一副不怒自威的尊容，使属下见到他的时候，噤若寒蝉，《明报》机构上下百余个职员，在背后都以‘主上’称呼他。”有一次李文庸跟一位《明报》资深女职员一起到金庸办公室，亲眼看到女职员小心翼翼地“侧坐”下来。其实，他从来不呼喝斥骂下属，连语气重一点的话都没有。③欧阳碧在金庸的办公室亲眼看到，被任命为《明报》总编辑的王世瑜与他用上海话交谈，对他毕恭毕敬，无论他说什么，都会一面点头，一面非常肯定地应道：“对对对，是是是。”④在他手下办事接近五年的吴霭仪就说：“我很怕他。”当她做《明报》督印人时，想改革高层的人事，金庸对她很不满，认为她“野心很大，想独揽《明报》”。在有关香港问题的争论中，他们之间也有着尖锐的分歧。⑤
① 金庸《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新闻记者》1999年12月，19页。
② 林燕妮《偶像画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4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8—109页。
④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57页。
⑤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306页。
1975年8月，金庸对外界说：“我个人对经营工商业的兴趣不很浓，主要还是喜欢看书和写作，我时常为行政工作太多而感到烦恼，老是设法减轻这方面的工作。”“何况《明报》机构发展至今已上轨道，各部门的员工也很合作，香港的经理沈先生很能干，他负责经理部门全部的工作，我从不干预他的决定。……而争取较多时间来读书、写作，譬如撰写每天的‘社评’。”①
实际上，有些事金庸管得很细，连排字房的工作都要亲自过问，或许“五月风暴”时被换版的往事让他记忆犹深。《明报》副刊请专栏作者也要通过他，不仅副刊编辑，就是总编辑都无权决定，都得他来批准。约稿、组稿，甚至修改稿件他都要管，有时甚至把稿子通篇都改掉，引起过作者的抗议。林燕妮回忆，“以前《明报》副刊的稿全部都是由他选定的，副刊老总并无约稿的权力”。②副刊编辑只不过扮演催稿、清大样和校对的角色，不会删改作者的稿子，也不愿主动与作者联系，相当于高级校对。1966年进入《明报》、长期担任副刊编辑的诗人蔡炎培因此被戏称为“蔡校书”。倪匡说：“查良镛当他那张《明报》是性命，是宝贝，尤其是那个副刊，一直以来，都死抱着不放。”
金庸告诉欧阳碧：“副刊是一张报纸的灵魂，港闻和国际电讯大家都差不多，但是副刊做得出色的话，那张报纸就会与众不同。”他在《新晚报》《大公报》就是编副刊出身的，把副刊看得很重，甚至亲自来抓，不仅制定五字真言（“短”“趣”“近”“快”﹝后改为“物”巴肌蔽遄郑ⅰ岸淖志鳌保ā靶缕嬗腥な籽。率凳び谛郾纾幌渤び醵烫荆源荡等送独骸倍淖郑沂质樘诟笨嗉俊�
金庸手定的“五字真言”被视为不得外传的秘诀。1988年10月20日，他给编辑部所有编辑写字条，“唯副刊依赖外稿，不完全受编辑控制”，重申“生动活泼、吸引力强”的方针，同时要他们注意：
在与各位作者联系时，只可告知我们的希望与要求，不可将我们的方针原文全部内容和盘托出，因此系本报重大业务，不能让竞争者知悉。①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40页。
② 林燕妮《偶像画廊》，4页。
《明报》有个“明窗小札”专栏，许多编辑方针和政策，如不想太正式地向外公布，往往会用“徐慧之”名义（主要是他执笔）在这里透露。②
对专栏作者在其他报纸写专栏，金庸也很在意，不愿作者用同一笔名在他报出现。《明报》工作人员要在其他媒体写专栏或做主持，都要经过他的同意。1988年，欧阳碧应《星岛晚报》之邀开专栏，向他报告，他写字条说：“同意，一般原则是最好不用与《明报》相同的笔名。若已用，也可。”③
《明报》员工对报社有任何意见，都可直接给金庸写信，记者稿件被版面编辑删改会写信给他，编辑想要加工资会写信给他，辞职也会找他。还会有人给他打小报告，说某某人背后在报馆内骂他。他很清楚，“《明报》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④
《明报》二度易主之后，马来西亚报业大亨张晓卿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任名誉主席，他要求有实际的指挥权，遂为另一些人不喜，只好作罢。
有人说，《明报》是20世纪后半叶香港“文人办报成功的典范”，金庸说：
文人办报，文人在组织编辑采访当然是好的，但是办报主要是企业家的工作，比较困难，对文人来讲，就不会做。……管理一份报纸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单单是中国文学，就很难办报了。……香港社会是一个很商业的社会，学中国文学、西洋文学的，他自然而然接受到工商业的熏陶，这些文人到了香港社会中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文人了，工商业跟企业管理他也有知识，所以在香港文人办报的可能性比较大。⑤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24—26、173页。
② 东西《永远“前进”的金庸》，《开放》2012年7月号。
③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0、81、82、86页。
④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2—283、286页。
⑤ 李多钰《金庸VS文字暴力》，《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三、“很抠门的老板”
1970年，《明报》每天出纸2。5大张，1980年5至6大张，1990年超过了10大张。对于《明报》的成功，金庸说：“我想，我成功的地方是喜欢思考，不墨守成规，遇到有困难时，通常很快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不过，我却不是个能搞大生意的人。搞大生意的人对金钱很重视，对赚钱很有兴趣，但我对此却常是糊里糊涂的。”其实，他一点也不“糊里糊涂”，而是非常精明，他对金钱非但不是没有兴趣，而且非常在意，甚至可以说锱铢必较，他在《明报》内部一直被视为“很抠门的老板”。
在《明报》工作多年的吴霭仪评说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视钱财如粪土时，这样说：“现代的现实生活不容许我们一掷千金，办报的金庸恐怕不会赞成手下当报社资产的钱财如粪土。经营一家成功的报社，金庸自然很知道钱银的用途。”①金庸也说过，“办报纸，不能过分浪漫”。这句话背后包含了对每一分钱的在乎，《明报》曾经历早期极为艰苦的岁月，即使后来财源广进，他也厉行节约，甚至到了“抠门”的程度。“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平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的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②林燕妮说，“很多人认为文人办企业，易流于情绪化，不会精打细算。查良镛却不，说了不能加薪便不加薪”。他的精明不仅表现在办报上，1982年1月14日，沈西城有意把《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译成日文，他表示很是欢迎，寄上样书，并写了一封信：
惟须声明者，此项授权，以《雪山飞狐》译文发表于日本杂志者为限，将来如出版单行本条件另议，因弟另有出版全套日译本之计划，将来再行商议。吾兄译文如为日本读者接受，可进行出单行本。③
① 吴霭仪《金庸小说看人生》，84页。
②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165页。
③ 信件影印，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06页。
小时候，父亲的“没用”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阴影，覆盖了他的一生。“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十三四岁就觉得父亲没用。”他的精明正是对父亲“没用”的反拨。①
《明报》员工批评金庸，可以高薪聘请新员工，但老员工的工资偏低，从来没有大幅加薪，以至新老员工的工资差距很大。有些老员工因生活负担重等原因，不得不离开《明报》，另找工作。所以有人说，金庸一直强调的《明报》从不“炒人”是事实，但员工忍受不了低工资会自动离职，不需要他主动“炒人”。他的解释是，《明报》是一家有地位、工作环境稳定的大机构，员工工资虽较低，总比在一家工资较高，但工作环境不稳定的机构工作，随时可能面临倒闭要好。他有一次公开说：“明报有四百员工，每人加一百，一年就是几十万。”在他看来办报纸完全不同于写武侠小说，而是一项十分实际的事业。他对《明报》员工一直实行“微薪制”。他对人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不用给他们高人工，他们也会排队来《明报》工作”。②
自60年代中期《明报》在报界崛起，有过《明报》工作经历的人的确会身价大增。许多在《明报》工作过的职员离开之后，开创事业多能独当一面文人小说下载，香港报界今天一些头面人物如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在《明报》担任过重要职务。
雷伟坡受命主编《明报周刊》之前说，“罗素说人生两大欲求不外乎名与利，我说名可以不在乎，利我可是需要的”。金庸说：“好，那你就多拿一份薪水，给我编《明报周刊》吧！”亦舒听说雷年薪五百万，潘粤生也对雷说，听说“明周”出一本你拿多少多少。雷说，这都是误会。但优待他倒是事实。由于长期操劳过度，他不幸积劳成疾，患了TB骨（肺痨菌入骨），不得不到台湾治病，在荣民医院养病一年多，每月的工资照发。他回到香港，金庸请他继续主持“明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准许他一星期只上一两天班，平时可以在家通过电话遥控编务，另外还给他大幅度加工资，他被称为“遥控总编辑”。有人间金庸为什么如此厚待他，得到的回答是：“因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① 《“帮主”的心事谁人知》，《杨澜访谈录》2007Ⅱ。参考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②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4页。
1979年12月，在主编了156期“明月”之后，胡菊人提交了辞职信。那年，《台湾日报》老板傅朝枢因与台湾当局意见不一，报纸被当局买下，傅于是抽调资金，到香港和美国另谋发展，要在香港新办一份《中报》，看中了胡菊人，以月薪万元力邀他出任社长兼总编辑，当时他在“明月”的月薪是4700元。①更吸引他的是对方称还要办晚报、周刊、月刊，整个“非常庞大”的新事业都由他全权负责。最打动他的并不是这些。《明报》虽好，却不是他理想中的报纸，他有鲁迅情结，想拯救一代青年，认为报纸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傅朝枢听了他的理想，立即答应了：“胡菊人，我就是想办这种报纸。”
金庸再三挽留，但胡菊人去意已决，怕自己过了50岁没有勇气接受任何新挑战，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金庸举行相当隆重的欢送会，送胡菊人黄金劳力士手表。最令胡感动的是临别赠言，他们在马会餐厅，金庸难得地也喝了酒，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和言辞来挽留他。当知道他必然离去的时候，金庸给了他三个忠告：
第一点，菊人兄，你要知道，人的性格是个个不同的，你将来到那边工作，他们家庭成员当然要来管事，同时，在你下面还有很多人要管，人的个性既然人人不同，那么就算有人当面对你发脾气，拍桌子，你也要忍耐，不要动怒。
第二点，报纸杂志的销路，是有起有伏的，如果销路下跌，你也不要忧心，只要冷静去做就是了。
第三点，你要知道，办报难免时时接到律师信，就算打官司，你也不必惊慌。
那一天是星期天，金庸的司机放假，他们叫了一辆计程车，菊人送金庸回家。在路过天后庙道的半途上，他们并排在后座上坐着，一时竟缄默了，好像从那一刻起，各走各路，心中颇为黯然。金庸忽然打破沉默，说：“菊人兄，我们共事这么久，就算是此刻死了，也是值得的。”菊人答：“是呀，十多年来，查兄你不用与我说一句话，而我也不必向查兄征问一句话，就把《明报月刊》编得相当出色，这是非常难得的！”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03页。
菊人辞职，金庸立即宣布所有员工都获得加薪，并设宴慰劳。大家见他如此诚意，都不忍在这时离开，所以没有人跟菊人走。②
菊人的离开确实令金庸心痛，事起仓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他重新出马，亲自主编了两期。“胡菊人兄和我们是在十分友好的情况下分手的。……这十三年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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