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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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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人的离开确实令金庸心痛，事起仓促，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他重新出马，亲自主编了两期。“胡菊人兄和我们是在十分友好的情况下分手的。……这十三年中，他辛勤的努力，使得《明报月刊》成为海外华人社会中一本极有影响力的刊物，中国内地和台湾的政治领袖与学人，也有不少人是本刊的读者。”③
金庸请了董桥，从1980年第3期开始接手，在“明月”工作近三十年的黄俊东说，“明月”换一个主编，便会出现另一种风格，“查先生除了总是给予一个月刊立场原则的锦囊之外，便任由主编发挥”。④
1980年2月27日，傅朝枢出资的《中报》创刊，胡菊人任总编辑，陆铿任总主笔，接着又创办了《中报月刊》，但仅一年，他们即双双离开。那三点忠告，胡菊人都未能遵守，所说之事一一都应验了。1981年6月1日，胡菊人和陆铿以补偿费共同创办了《百姓》半月刊。金庸对胡始终念念不忘，有一年圣诞节前，他在尖东一家酒楼宴请台湾女作家三毛，得知胡菊人就在附近一个酒会，连忙通过李文庸（慕容公子）邀来挚谈，诚意拳拳。⑤
有“香江第一才女”之称的吴霭仪，每周在《南华早报》写英文政论，引起金庸的注意。他们同是廉政公署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委员，金庸是这个委员会的召集人，觉得她的发言言简意赅，三言两语就说到问题中心。吴霭仪1984年被他请到《明报》工作，1985年要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1986年7月又应他力邀重回《明报》任副总编辑，1987年9月，她又离开三个月，继续剑桥的学业，《明报》不仅为她保留职位，还一直给她发工资。
① 《明报月刊》1986年1月号，17页。
②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64页。
③ 《编者的话》，《明报月刊》1980年1月号，108页。
④ 黄俊东《远路不须愁日暮》，《明报月刊》1996年1月号，43页。
⑤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19页。
在为《明报》工作过六年的欧阳碧眼中，金庸是个“富有人情味的老板”。1990年夏天她要辞职前往美国读书，辞职信交给了总编辑董桥，金庸请她到七楼办公室，挽留她，知她去意已定，也就不留了，只是说：“这样吧，你在副刊上的专栏，我为你保留下来，一直到你回来，每个月的稿费还可以帮补你在那边的生活。”最后还说了一句令她感动的话：“你到了美国之后，在那里实在生活不下去，我们还是欢迎你回来，你随时回来，《明报》随时欢迎你。”想不到他一年后就要卖掉《明报》。①金庸说：
我薪水也出得不比别人高。可能是因为和我一起工作比较愉快，我对人家客客气气，没有老板架子，不会骂人家，当别人好朋友，所以工作环境比较好。
与其他大报相比，《明报》工资低，福利薄，这是《明报》员工从编辑、记者、校对到排字房、机房工人的同感。他们对《明报》最不满的地方，就是工资加得少，连退休金都“缩水”。金庸在1979年表示，十分赞成报酬高的明星制度，不过他认为记者太出风头也不好，一旦成了名记者，就容易给别人挖走了。②
《明报》港闻版编辑黄陵是个老员工，做了十几年，因年龄关系到1980年提出退休，希望能安享晚年。金庸发了一笔数万元的退休金，黄陵表示不满，一气之下，找他交涉：“我的退休金应该不止这个数目。这笔钱我就不打算要，我会全部用来登报纸，在全港报纸登启事，声明黄陵在《明报》打工，现在退休了，只得数万元退休金，由于感激你，所以特别登报纸表扬！”③
这事最后以金庸给黄陵补钱而了结。
1965年进《明报》的漫画家王司马④，负责监督《明报》及所属出版机构的美术工作，为《明报》画了多年漫画，表现出色，金庸很欣赏他的漫画，武侠小说修订重版，指明要他设计封面和插画。金庸大部分小说的插图出自王司马手笔，他的插图常常有点写意色彩，比如《笑傲江湖》的插图与其他小说插图的线描手法不大相同，有水墨画笔法，具有“文人气息”。他的稿费却一直没有加过，一个月只有三百元。有一天，他遇到倪匡，发了一点牢骚，倪匡答应替他去说。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84、186—187页。
②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63页。
③ 杨莉歌《金庸传说》，201页。
④ 原名黄永兴（1940—1983），生于澳门，1961年到香港。
见到金庸，倪匡先问王司马的漫画好不好，当金庸竖起大拇指夸王司马的漫画时，倪匡立马直入主题“应不应该加稿费”，金庸想也没想就回答：“应该！”倪匡说：“你知道他只有三百块一个月吗？”“这么少，不行，不行。他想加多少？”倪匡说：“一千五百元。”金庸有点犹豫：“这太多一点了吧！”“那你可以加多少？”他想了想：“一千二百元吧！”“多谢！多谢！”倪匡马上向他致敬。原来王司马本意只要求加到五百元。
事后金庸知道了，只是笑笑说：“一千二百元买王司马的画，还是太便宜了。”1983年，王司马因患恶性肿瘤去世，他闻讯流下了眼泪。王司马的殓葬费，全由他支付。出殡那天，亲自赶去扶灵，神情懊丧，就像死去的是自己的儿子一样。①
1985年，“哈公怪论”风波发生后，许国（哈公）向金庸要求退休，金庸说无退休制度，也即是没有退休金。所以许国只能再“泡”下去。他们相识很早，金庸在《新晚报》工作时，许国常给《大公报》《新晚报》写稿，后来他们在长城电影公司共事过。1975年10月许国进入《明报》，负责明报出版部的工作，整理出版了金庸的全部武侠小说，最后一次校对（七校）是由许国逐字逐句校对的，许国在编排包装上也用了不少心，并为他的武侠小说打入台湾市场尽过力。董桥主编“明月”时，与许国在隔壁房间办公，“哈公写字画画刻图章，我经常去向他讨教，学到好多正道邪道的学问”。②温瑞安小说的版权就是与许国谈的，“哈公精打细算，抽着烟斗，很有名土派头，脸上常带笑容，很易接近”。
①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5页。
② 董桥《没有童谣的年代》，150页。
许国在《谢谢各位的掌声论》中说，“可能是哈公得天独厚，三十几年从不生病，打一份牛工，可以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服务，病假、事假、有薪假期全都没有拿过”，表示不满。
1986年11月，许国与金钟、许行筹办政论刊物《解放月报》。1987年1月8日，《解放月报》正式创刊前夕，金庸看到许国拟的创刊广告，有一句“遗失大批水货”，赶紧请到办公室谈了一下午。事后，许国告诉朋友，退休金已解决，月底办完移交手续，离开服务了十一年的《明报》。当年5月，许国突然病倒，住入广华医院，金庸第一个送去花篮。许国第二次紧急住院时，有人告诉金庸，他派许国在《明报》时的老助手吴志标关注病情发展，吴曾几次打电话向金钟询问病情。6月15日，许国病逝，当金钟、许行去《明报》找吴志标时，吴却以这天是公众假期为由避而不见。不止一人向金庸求助，希望他出任治丧会主任，并负担一笔丧事费用，他表示可以“考虑”。6月16日下午，在《明报》每周例行的高层会议上，金庸正式表示不宜出面，费用也不宜出，许国走时已给了一笔钱。他一表态，原先考虑参加治丧会的《明报》中高层人员纷纷退缩。除了“明月”总编辑张健波，只有《明报》中国消息版编辑李谷城留下，他是许国的同乡。有人以为金庸可能会来吊唁，但他终于没有来，只送了花圈。
操办许国丧事的朋友希望《明报》刊登的讣告能减免广告费，总编辑王世瑜表示，免收广告费不成问题，不过“这张报纸不是我的，要问过老板才能决定”。6月23日晚，他们得知金庸决定免收哈公讣告的广告费，两次四个广告本应收费共约一万多港币。①
据说金庸一度嗜玩“沙蟹”，牌艺高明。《明报》创办早期，由于经济拮据，他每次给员工发工资后，就会邀请他们到家里玩“沙蟹”，然后将他们的钱逐一赢回来。后来《明报》业务蒸蒸日上，他就倒过来，设牌局让员工赢钱。逢年过节，他在家里招待员工，牌局是必有的娱乐，每次设牌局都是他做庄，一开始必定让员工通赢。这个惯例保持了多年，《明报》员工提起到他家玩牌，都非常兴奋。他家的常客董培新也说，金庸本性极活泼，喜欢热闹，他每周都在家中设牌局，邀请朋友们来打扑克，他牌技好，他们的钱都被他赢去了，他会请大家吃饭，还买礼物哄输钱的朋友开心。①《明报》员工有急需，也会向他和沈宝新借钱，经理部的人向沈借，编辑部的向他借，一般他们都会爽快地答应。②倪匡曾问过他：“你手上一定有不少借条，如何处理？”他回答：“放在哪里都不记得了！”③
① 《解放月报》1987年7月号，45—48页。
《明报》有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报馆包办员工的膳食，到楼顶的有盖露台上吃工作餐，分文不收。沈西城给《明报》翻译日本报刊的文章，不是员工，也常去沾光，从没有人说过半句闲话。④
金庸给作者的稿费一直很低，办报之初经济困难，后来经济状况好了，稿费也没提高多少。沈西城说1979年他给《东方日报》写稿，三个月的连载，每天七百五十字，稿费是1000元。但给《明报》翻译日本推理小说，每天八百字，稿费只有653元，比《东方日报》少了350元。
《明报》副刊的专栏地位高，香港不少专栏作家如张小娴、亦舒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七十年代作家能挤进《明报》副刊，代表着身份受肯定。”⑤尽管稿酬低，仍然有很多作者给它写稿。当然，还是有人对《明报》稿费不满。林燕妮先是替简而清在《明报周刊》的专栏“顶档”而被发现，金庸称她的散文“充满了香水味儿”，是“现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她在《明报》开了“懒洋洋的下午”“粉红色的枕头”等专栏。开始她只写散文，雷伟坡建议她也写小说，金庸从旁鼓励。当她要求增加稿费时，金庸的回答是：“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
另一位女作家亦舒⑥也要金庸加稿费，他则回答：“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为此在她的专栏里“骂”他，说他刻薄“爬格子动物”。虽然文辞尖刻，但他看了，不仅不生气，还笑着说：“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总之，说什么也不加稿费。亦舒的哥哥倪匡是金庸多年的至交，是《明报》最早的作者之一，也尝到过向他要求加稿费的滋味。一次他大宴亲朋时，倪匡突然发难：“老查，你的《明报》可真越办越好哪！”他谦恭地说：“哪里，哪里，都是大家的鼎力帮忙。”倪匡说：“听说《明报》一年赚好几千万，对吗？”他答：“一点点，一点点。”倪匡哈哈大笑说：“那么，我的稿费也该加一加了吧！”他连忙摆手说：“倪匡兄，我不跟你说了，我回去给你写信。”一听写信，最怕写信的倪匡就傻了眼，职业作家每个字都要赚稿费，而写信没有报酬，浪费笔墨，只有傻瓜才做。金庸却偏偏特别喜欢写信。倪匡说：“老查的耐性真是好，为了稿费，他可以写三四张纸，阐述《明报》的种种困难，文辞恳切，令你觉得要他加稿费，实在是你的一大罪过。”加稿费的事自然挡了回去。①
① 《环球人物》2011年9月26日，25页。
②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82页。
③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100页。
④ 古德明《北角的明月》，《明报月刊》2011年1月号，17页；沈西城《金庸与倪匡》，52页。
⑤ 陈冠中《事后：H埠本土文化志》，188页。
⑥ 亦舒，原名倪亦舒，1946年生于上海，从小来港，1964年读中学时，《明报》的星期日特刊以她为主角，拍了一辑照片。中学毕业后，她一度在《明报》当过记者，以写流行言情小说成名。
1979年《明报》二十周年时，金庸与林燕妮、张彻、倪匡等
许多人都说金庸吝啬。不过，对朋友，有时他也很慷慨。这一点倪匡的体会很深，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帮忙。有时倪匡等钱用，他就会预支版税给倪匡。这是倪匡跟明报出版部的人亲口说的。倪匡支版税，并不是小数目，通常都过十万。他从来没有皱过眉头，顶多带点劝告的口吻对倪匡说：“钱不要乱用啊！”倪匡说他是第一流的朋友，当年朋友们常在他家通宵达旦玩“沙蟹”，倪匡赌品很差，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到家还在生气，他立马来电，哄小孩一样哄，让倪匡汗颜。又一次输急了，说输的钱本来是准备买相机的，他立马以名牌相机相赠。不高兴时，倪匡在他面前说：“你是最够意思的朋友，也是最不够意思的老板。”意思说他稿费付得少，在场的温瑞安表示同感。②
1981年开始以“石贝”的笔名给《明报》写了十年专栏的欧阳碧也说“稿酬十分之低”。
1973年陈若曦到香港，《尹县长》《归》等小说都在“明月”发表，中间发生了倒扣稿费的插曲，胡菊人按稿纸计酬，会计处却减去空格，视为“超支”，便在以后的稿费中扣除。为了“躲债”，他有几年没有给“明月”写稿。
①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21—122页。
② 翁灵文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三，93、150页。
1985年九十月间，“哈公怪论”起风波，许国罢写，读者函电交驰，金庸迫不得已叫潘粤生出面“挽回”，给许国加三倍稿费，因为他的稿费向来是倪匡的三分之一。潘老总承诺加到与倪匡同等待遇。①
① 《解放月报》1987年7月号，45—48页。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二章 台湾之行
一、“失民心，则失天下”
高中以来的经历都让金庸对国民党、蒋介石没有好感。他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却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他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①国民党的腐败令金庸刻骨铭心，他认为金圆券政策是无信，因此相信陈伯达对“四大家族”的指控，认为他们“猛刮龙”，不是孔子所说的“节用而爱人”。②“一个政权长期地失民心，即使有枪杆子，这政权还是维持不了，当年国民党政府失却大陆，便是最近的例子。”③蒋介石去世，金庸的评价是，蒋一生有功有过，“大功是领导中国全国人民（包括中共在内）坚持抗日，大过是在大陆时期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十分腐败”。所以，1949年政权转换之时，金庸在《大公报》发表文章，直呼“国民党反动派”。这一立场以后慢慢有了变化。
① 严家炎《金庸谈读书及小说、电影创作——金庸答问录》，《明报月刊》1998年12月号，35页。
② 《孔夫子的话》，《明报》1962年8月28日。
③ 《失民心，则失天下》，《明报》1966年11月2日。
他认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自那时以来，一直注意台湾的情况。他的《明报》社评对台湾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大致上在两岸之间保持了一种平衡。他多次发表文章，反对“两个中国”，更反对“台湾独立”，他在1964年3月30日的社评《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中说：“中国人不论左派右派，均反对‘台湾独立’，决不容许有两个中国出现。”这个态度一直没有改变。1972年3月19日，他发表题为《台湾住的也是中国同胞》的社评。
1959年7月3日，《明报》创刊不久，金庸即在《蒋介石是否连任》社评中说，“不民主固然不妙，但比这更不妙的是，要由外国人来决定他是否连任。［小说网·。。］我们反对独裁、反对不民主，但最最反对的，是中国人的事要由外国人来代劳”。7月6日，他在社评《君子动口不动手》中说：“我们根本反对中国人自己打来打去……大陆与台湾问题最后终于要统一，作为中国人，问题的解决，我们希望这日子越早来越好，最好是用君子办法，俗语有云，‘君子动口不动手’。”
1960年2月21日，他在《明报》社评《民族·民权·民生》中说：“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对于蒋介石应不应该连任，事实上不很关心。我们很崇拜孙中山先生，认为他生前所主张的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主义如果能得到重视，那么对于全体中国人都是很有好处的。……台湾想反攻大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大陆要想攻取台湾，短时期内也难以办到。”他呼吁，“双方各自努力，在民族、民权、民生这三点上力求进步。哪一面的做法对一般老百姓真正有利，人心所向，最后必定胜利”。3月3日，他又在《明报》社评中说：
我们是在香港的中国人，对于大陆或台湾的同胞，都不可存在一种轻视之心。我们虽不认为“大陆就是天堂”，或“在台湾生活自由而幸福”，或“香港人醉生梦死”，但我们承认，生活在大陆或台湾的同胞，往往比香港人更加勇敢而坚强，极大多数是堂堂的中国人。
他站在一个观察者的中立立场，就事论事，既不向着大陆，也不向着台湾。“中立”不是无原则、不分青红皂白地和稀泥，“中立”也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就是独立、客观、公正。1963年12月27日，针对蒋介石说宪法是台湾的“犀利武器”，他在社评《台湾的“犀利武器”》中尖锐地指出：“雷震目前尚在狱中，日前且有遭受虐待之说，单是这件事，便足以说明宪法的本质。”1964年10月22日，他在社评《总统向小民致训词》中批评蒋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在今日世界中，每个人民都是堂堂大丈夫，你做总统、主席、总理、将军，不过是担任一种公共职务，我做文员、卖货员、工人、农民，也各尽自己的责任。你有什么资格来向我训话？”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台湾的一党专政（事实上是蒋氏一家集权）制度”，“我们绝不赞成蒋介石再参加竞选……本报专栏中有人主张他继续当下去，这并不代表本报的意见”。“我们向来以为，民主自由的主要精义，是容忍异己。报纸上应当容许发表不同意见。”①他对终身制也有尖锐的批评。②
然而，好友周榆瑞当年在《新晚报》写《金陵旧事》《侍卫官杂记》，对蒋介石和国民党要人极尽讽刺之能事，几乎不留余地，金庸则有不同看法。周氏出走英国后，1963年2月25日，他在《明报》的“明窗小札”专栏发表《读周榆瑞兄近况有感》说，“我读榆瑞兄过去的文章，对国民党人员挖苦得太刻薄了些，有伤忠厚之旨”。
不管怎样，金庸对台湾一直抱有希望。1966年9月25日，他在《台湾拘捕三名“立委”》中说，“我们一方面慨叹台湾政界贪污风气之盛，一方面却也觉得，每一件贪污案的揭发和惩办，总有助于政治逐步走向清明的途径。”1971年7月20日，台北在联合国的席位不保，岛上人心不安，他在社评中说：“外交上的劣势已不是任何外交行动所能逆转。自存之道，是在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与其竭力争取外国的‘友谊’而不可得，不如民主开明，善待百姓，以争取国人的归心。”此前他在5月16日的社评就说过，台湾是否能维持现状主要决定于三个因素，首先是，“台湾是否政治清明、经济安定，是否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
① 《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明报》1972年3月1日。
② 《台湾的“国大代”老先生们》，《明报》1972年3月22日。
二、《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1973年4月18日至28日，金庸接受台湾当局邀请，第一次登上台湾岛，进行了十天的访问。此前他与国民党从无公开来往，他的武侠小说长期以来在台湾也是禁书，这次访问标志着他和台湾的关系开始了一个新时期。那时两岸关系十分敏感，深谙中国传统政治的金庸自然明白个中利害，他一再表示自己只是以普通记者身份访台。不管台湾方面邀请他的动机如何，有机会到台湾走走、看看，与台湾高层见面，是他期待已久的心愿。
当时蒋介石身体不是很健康，在家休养。“副总统”严家淦、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要先后与他会面，特别是“行政院长”、未来的“接班人”蒋经国和金庸有过一席长谈。早在1972年6月7日，金庸即发表社评《蒋经国当“行政院长”》，称蒋内阁起用了不少台湾本省人，应当说是一种新气象，值得赞扬。但他对蒋氏子承父职的做法并不认同。在6月9日的社评中，他认为蒋经国个人的生活倒比较有些民主作风，不大摆官架子。听一位朋友说，某晚看电影出来，见蒋经国在戏院门外买了两个茶叶蛋，剥开壳来就在街上吃，也没带卫兵，相当自由散漫。
这次见面安排在“行政院”会客室，金庸发现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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