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第2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这次见面安排在“行政院”会客室，金庸发现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蒋经国陪父亲在山溪边观赏风景。另外一幅书法写着格言，大致内容是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动心忍性，忍人所不能忍。人们在背后还称蒋经国为“小蒋”，其实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似乎不过五十多岁的样子。

台湾经济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自1965年美国对台的经济援助计划终止以来，一直维持每年10％以上的平均实际增长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之一。1972年的增长率是11％，国民平均收入超过370美元，在亚洲仅次子日本、香港和新加坡。“行政院”致力于发展经济，因此被称为“经济内阁”。

台湾人对蒋经国的口碑一般相当不差，都说他当“行政院长”后有许多革新，对他寄以重大期望。“小蒋”出任“行政院长”一年，台湾各方面都有显著进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金庸表示，如果自己在台湾居住，也会给蒋经国投一信任票。1998年，他接受香港电台采访，回忆当年的情景，说蒋经国和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①

蒋经国客气地请金庸对台湾多提些批评，因为已谈得很久了，他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只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经国微笑着沉思，然后解释：“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都加一把劲。”

这种心情金庸表示理解，但他认为这还是家长式的领导，还是继承“老先生”（台湾人背后这样称呼蒋介石）的传统来办事，仍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目前处变的非常时期，或许暂时有这样的需要，但长期来说，这不是真正民主的工作方式。”

金庸观察到，台湾的政治气氛比以前开明，只是出于当政者主动的开明，既不是源于人民大众，也不是舆论的推动。本质上还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形式，遇到一个好皇帝、好宰相，那是百姓的运气好；不幸遇到了腐败的统治者，人民就大吃苦头。

台湾有地方选举，虽有贿选，但他听说，国民党对地方选举一般极少干预，候选人大都是当地的绅士名流或富商，基本上都是支持国民党的，不论谁当选，对于国民党中央并无多大分别。只是由此产生一个弊病，候选人都拼命花钱。落选的不但失面子，还往往耗去了大半家财，对政府不免极度不满。当选的设法翻本，贪污舞弊因此而生。虽然台湾当局严格禁止贿选，事实上却在所难免。他在报纸上就看到有人因贿选被判刑的新闻。

在与台湾高层政要的接触中，金庸发现他们没有“唱高调”，没有“浮夸吹嘘”，而是“逐渐地脚踏实地”，他对他们普遍存在的这种务实态度深有感触，从中看到了台湾的希望。首次台湾之行给他最深的印象，“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182页。

严家淦做到“副总统”，主要是因为经济建设上的贡献。他们在“总统府”见面，从大门起踏着红地毯一直到会客室，两边卫兵持枪敬礼，严肃之至，听严氏谈话却感觉是在听一位经济学教授讲经济理论。严家淦的平易近人金庸早就听说了，并不意外，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从头到尾，严只谈台湾经济上的缺点，而不谈优点，如对外贸易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太大，有些工业品质量还不很好，等等。严家淦谈到军事费用负担很重，不无担忧，“但我们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增加得更快”。严还说起，有一次他去美国遇到几个美国朋友，他们一见到他就吃惊地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以为台湾早完蛋了。”严家淦心平气和地笑笑说：“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问起台湾有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严家淦回答：“我们绝对不造，我们在军事上唯一要防备的只是中共，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对中国人投原子弹，相信他们也不会对我们投。发展核子武器要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我们的钱主要用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我们在大陆上打不过他们，现在就跟他们比赛，谁能使大多数老百姓吃得更好，穿得更好，住得更好，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加自由而快乐。这要很多钱，很多很多的钱。花钱去造原子弹，老百姓就要勒紧裤带了。办政治和办经济，每一件事都是选择，每一块钱都要发挥最高效用。”台湾在原子科学的研究上已有很多进展，主要是和平用途，金庸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参观，看到一座原子炉。

短短十天的行程，他的脚步是匆忙的，在桃园、新竹，他随意去看了几户农家，房屋很简陋，家具也有些破烂，但一家有电视机、摩托车，另一家有电冰箱。他感到，台湾人很有礼貌，不管是商店职员、餐厅服务员、出租车司机，还是开电梯的，几乎个个笑脸相迎。这样的礼貌中有一种温暖的亲切。开汽车的遇到交通阻塞，极少有说粗话骂人的。金庸对台湾也有批评，比如什么都讲情面，买一张有座位的火车票、订一个酒店房间，往往要找关系、托熟人。一些在政府基层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很爱摆架子、打官腔，事情办不好，却把责任推到别人头上。一般人不大守秩序，马路上的汽车交通更是混乱，司机对马路中心的白线视若无睹。金庸在英国治下的香港生活了二十几年，自然感到陌生、不习惯。

①　《明报月刊》1973年9月号，22页。

金庸还获准访问了金门，那是台湾的前哨，离大陆最近也是最敏感的地方。登上金门岛，他亲眼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闻名已久的金门事实上是一个大要塞，而且是个全民皆兵的地方。岛上六万多老百姓，无论男女，年满18周岁，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人人发枪发子弹，男子满45岁、女子出嫁后，枪械收回。金门青年人人枕头底下有一支枪，尽管当时两岸关系已不是50年代炮轰金门时的剑拔弩张。金庸认为金门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

金门之行有军中将校陪同，一路聊天，金庸对台湾军人有了不少了解。台湾是个海岛，一切军事行动都与海洋有关，陆军指挥官也要懂气象学和海洋科学；台湾时有地震，军官还应懂地质学。有些军官读《比较宪法》，知道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是什么，军人应当是民权的保护者，而不是去侵犯老百姓的人权。也有些军官读哲学、逻辑、外国历史、中国历史，“全军上下要充分明白为什么打仗，为什么一旦有战争时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①

访台结束，金庸写下三万字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开篇就说：“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忠于职责和良心，向读者忠实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台北当局和我在台湾的亲友看到这篇杂感时，也希望他们能谅解。”他说自己也做不到绝对客观，只是根据十多年来在《明报》写社评的态度来看问题，多多少少以《明报》大多数读者的态度来看问题。对于海峡两岸，他私人都无所企求，希望整个国家好，全国同胞的生活幸福。他毕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寒眼看到两岸统一：

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够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中立、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企业自由、居住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财产权、人民权利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政府。

①　《明报月刊》1973年11月号，21页。

此文从6月7日到6月23日在《明报》连载十天，轰动一时，还出了单行本，仍供不应求。在读者的要求下，《明报月刊》从当年9月起分三期再次刊出，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三、解禁

1973年春天，金庸第一次踏上台湾时，他的武侠小说在那里仍是禁书。1960年2月15日、16日，台北市警察局出动大批警察，到市区和郊区大大小小书店、租书店搜查，查禁97种武侠小说，包括他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这些小说有许多是从香港运到台湾后翻印的。台湾当局认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读者安全”。从此，他的武侠小说在台湾长期遭到查禁的命运，但一直不乏读者。

1959年12月8日，胡适在台北木栅的世界新闻学校演讲，主题为“新闻记者的修养”，他说，记者要多看侦探小说，“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翻译的最好的侦探小说。现在有许多报纸都刊武侠小说，许多人也看武侠小说，其实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侦探小说是提倡科学精神的，没有一篇侦探小说，不是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求证一件事实的真相的。”胡适当然不知道金庸何许人，但他夫人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家书架上就有。所以他这样说，或许不无针对性。唐德刚回忆，江冬秀找不到麻将“搭子”时，“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①

看到“中央社”12月8日电有关胡适演讲的内容，金庸生气了。12月10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最下流之胡适之》称，翻阅胡适从前文章，这一观念数十年来一直不变，胡适认为《水浒》是“诲盗之作，粗暴下流”，京戏内容无聊，毫无价值，中国人懒惰肮脏，不可救药。他讽刺胡适，既认中国人如此混账，“胡适之博士胡适之乎？……何以又适台湾也？原来在胡博士眼中，台湾非中国地也，乃美国地也。胡适之适台湾，非履中土，乃处于我祖宗老爷美国之伟大土地也。于是美国人送‘我的朋友胡适之’以博士衔，有骨气之中国人却称之为‘最下流之胡适之’焉”！

①　唐德刚《胡适杂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9页。

胡适的“武侠小说实在是最下流的”一语大大刺伤了金庸，愤怒所致，毫无节制。这大概是金庸社评中最轻佻、大失水准的一篇。1962年2月12日，《明报》有一条“本报讯”《胡适公开逼蒋下台》，后面还有一条嘲讽胡适的编者按语：

“国大”开锣在即，胡适却公开要求蒋介石以“鸡犬不惊”的方式将“政权移交”出来。

“鸡犬不惊”，反面就是“鸡犬不宁”。换言之，胡适以此威胁老蒋：如不交出“政权”，今日台湾就会鸡飞狗走。

“不惊”反衬“不宁”，句中杀气腾腾。此事足可证明，鸡鸣狗盗之徒在台湾大有人在，而此辈后面盖有使花旗银纸之假孟尝君作老板耳。

当月，胡适在台北去世，《明报》只是在2月25日第四版中间位置刊登一篇不大不小的报道：《一代学人归道山，胡适博士猝逝世》。金庸没有表达个人的哀悼。

1965年，金庸小说披着“司马翎”的外衣在台湾登陆。1970年以后，他的小说开始通过非正常渠道悄悄流行。他的许多作品改头换面出现在台湾，不仅改书名，而且安到其他作者的名下：《倚天屠龙记》改名为《至尊刀》，署名“欧阳生”；《侠客行》改名《漂泊英雄传》，署名“古龙”；《笑傲江湖》改名《独孤九剑》（或《一剑光寒十四州》），署名“司马翎”。

台湾政要中不乏“金庸迷”。严家淦曾专门派侍卫去出版社帮他找《射雕英雄传》。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后，在一次年末记者游园会中，与海外记者说起《射雕英雄传》中人物如话家常。台湾政坛的明日之星、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私下向远景出版公司发行人沈登恩借阅《射雕英雄传》。1965年回台湾定居的孙科生病住院时，念念不忘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普通老百姓中，“金庸迷”更是无法统计。

1975年初，沈登恩创办远景出版公司不久，有朋友从香港来，送了他一套旧版的《射雕英雄传》。不到一天一夜，他就看完了，整个脑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黄药师、黄蓉、周伯通、欧阳锋的影子。当时，他心中有个疑问：“怎么世上有这么好看的小说，台湾竟然没有出版？”他大惑不解，找出了“查禁目录”，结果发现金庸的所有小说都在查禁之列，明令禁止出版。

从1977年开始，沈登恩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禁”金庸作品的要求，几经周折，1979年9月，情况出现转机。他得到一纸公文，称“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公司在台湾出版，沈登恩大喜过望。台湾两大报纸《中国时报》和《联合报》则为了金庸小说的连载权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金庸得知作品解禁的消息，写信给沈登恩：

我的小说能在台湾出版，我当然也很高兴。台湾读书风气盛，文化水准很高，任何作者都希望他的作品能接触文化水准很高的读者群，能受到欣赏，得到高层次的反应，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小说并非只是打打杀杀而已。

1979年9月，远景出版金庸正式授权的《金庸作品集》，在台湾引起热烈反响，报纸不断连载，评论界闻风而至，影视界磨刀霍霍，要把金庸作品搬上银幕、荧屏。但最受大家欢迎的《射雕英雄传》并没有解禁，在台湾警备总部的眼里，《射雕英雄传》的书名有“政治色彩”，还是要查禁，出版时只能改名《大漠英雄传》。台湾电视公司立即着手准备开拍电视连续剧，交由陈明华导演。由于陈导演的《倚天屠龙记》赢得极高的收视率，《射雕英雄传》开拍消息一传出，立刻震惊其他两家电视台。但是，送审之后即被“警总”封杀。原因是毛泽东《沁园春·雪》里有一句“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有人一直认为，这是嘲讽蒋介石不过一介武夫。金庸为此撰文辩护：

射雕是中国北方民族一种由来已久的武勇行为。《史记·李将军列传》中，李广曾说：“是必射雕者也！”王维有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又有诗：“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杨巨源诗：“射雕天更碧，吹角塞仍黄。”温庭筠诗：“塞尘牧马去，烽火射雕归。”黄庭坚诗：“安得万里沙，霜晴看射雕。”中国描写塞外生活的文学作品，往往提到射雕，“一箭双雕”的成语更是普通得很。

毛泽东的词中其实没有“射雕”两字连用，只有一句“只识弯弓射大雕”。中国文字人人都有权用，不能因为毛泽东写过用过，就此独占，别人就不能再用。①

四、同业和朋友

1973年金庸首次访台时，看到台湾几家大报规模都很大，业务上有很高水准。台湾并非完全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可是相当有限度。政府事先并不检查报纸内容，但各报不敢正面批评蒋氏父子，在新闻的采用上顾忌很大。当然他也发现，有些尺度正在放宽。

金庸与台湾的新闻界同行早就有来往，在国际新闻协会参加活动，常有碰面。他说，台北的同业一直认为他们有新闻自由，而国际新闻界对此颇有怀疑。按国际新闻协会会员资格的规定，只有具备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地区中的报纸和其他大众传播事业机构，才可以参加这个协会。所以台湾的报业同行一度不能参加，几经努力，才得获准。1971年在芬兰开会时，因为于长城、于长庚兄弟事件，台湾是否有新闻自由一事又受到严重挑战，大会要求台湾分会暂停活动。他说：“国际间对于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标准，简单地说，是能不能在报上批评政府、攻击政府、反对政府，能不能自由刊载对政府不利的消息。”②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是台湾两大舆论重镇，《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常与金庸一同去外国出席报界的国际会议，因此很熟识。60年代初金庸和比他年长十多岁的余纪忠相识，一见面便言谈投机。他们都是报纸的创办人、投资人，并且全面负责报纸的内容和言论。当时，《明报》的规模小得多，职工人数、版面数目、销量、广告、影响力、盈利都远不及《中国时报》。但他们对办报的理想，对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有共同的想法。每次见面，余纪忠总是毫不吝啬地给他赞誉和勉励。当时台湾新闻界比现在有更多限制，新闻工作者曾因为工作和言论而失去人身自由，受到惩罚。金庸总是表示，自己处所的环境比余纪忠好得多，办报比较容易，如果再向压力低头，简直不配办报了。在金庸遇到困难的时候，心中常会浮起一些人的影子，其中就包括余先生。他会想：“这次倘若我投降妥协，余纪忠先生，还有某某人、某某人，他们会瞧我不起的。”余在无形之中，多次帮了他做一个正直的报人。每次到台湾，他一定去拜访，余纪忠也一定约他餐叙。2002年4月9日，93岁的余纪忠去世，他写悼文时，想到数十年来相交的点滴，想到余先生的微笑的面容，温文尔雅的表情，禁不住眼泪涔涔而下。①

①　转引自彭华、赵敬立《挥戈鲁阳：金庸传》，212页。

②　《明报月刊》1973年10月号，40—41页。

金庸与台湾的许多武侠作家如古龙、诸葛青云、卧龙生等都有交情。他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武侠作家，第一就是古龙，第二是上官鼎（刘兆玄），然后是司马翎、卧龙生、慕容美。”刘兆玄后来从政，做过“行政院长”。每当金庸去台湾或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他们经常聚会吃饭、打牌聊天，金庸是主要的请客者，被大家一致称为“帮主”。他说，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除了台湾的武侠作家，还有香港的倪匡、项庄、张彻、王羽等。②

主演过《一帘幽梦》等电视连续剧的台湾明星、金庸“心目中的女神”萧蔷见了他，也叫他“帮主”。15岁开始读金庸小说的萧蔷自称“金庸迷”，在台湾一见面，就对他说：“帮主的书陪伴我度过了充满联考压力的青春岁月。”

金庸跟沈君山则因围棋结缘，成为很好的朋友。

柏杨第一次来香港，他们为秦始皇发生了激烈的辩论，柏杨认为秦始皇很好，金庸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几个好朋友张彻、董千里“围攻”柏杨一个人。他说柏杨：“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但观点的不同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友谊，后来他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时，金庸曾去看望。③

①　查良镛《深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日。

②　《金庸散文集》，274页。

③　《时代周报》2009年1月12日。

五、两岸统一梦

1966年12月3日，台湾针对大陆的“文革”，号召开展“文化复兴运动”。金庸在社评《台湾搞“文化复兴运动”》中说：“提倡中国文化复兴，用意甚善，方法也甚简单，只是‘自由’二字，只须政治上对文化学术不加任何干扰，让其自由发展，文化学术自然会慢慢地滋长繁荣。孔孟之道并非不好，但若要大家又都钻进这个圈子中去，汉武帝在两千多年前早就做过了，又有什么好处？”

1971年5月31日，金庸发表《蒋先生何不安享清福？》：“蒋先生已年逾八十高龄，实在不必再去过问实际政务，若于此时宣布全面退休安享清福，于他老先生身体健康固有益处，对于台湾处境的解决，也大大地增加了灵活性。人们不必再为了顾忌他老先生，以致吞吞吐吐，委委婉婉，什么意见都不敢畅所欲言。”

6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毛蒋二先生，年纪都老了！》：“今年中国人庆祝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我们愿意见到毛先生和蒋先生都把权力交给较年青的政治家，让中国有更迅速的改革和进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能共享这六十年来由于全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心智的开明，因而达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文明。”

1975年4月5日，87岁的蒋介石病故。4月7日、8日，金庸接连在《明报》社评中判断，台湾政局不会因蒋的逝世发生重大变化，两年多来，军政大权已掌握在蒋经国手里。他1972年访台时就充分感觉到，“不论是军队、政府人员，以及一般人民，都已接受蒋经国的领导，极少有人对新一代的能力表示怀疑”。所以，他判断“台湾局势不致因蒋逝世而有所变动，但当然不是说永远不变，任何事情都会有变化的，但台局之变，当是出于其他的因素”。他还乐观地预期：“对于台湾今后最大的影响，我们相信在于各种革新和现代化的措施，将以远为迅速的步调推行。”①

老蒋在世，受元老们的保守影响，小蒋放不开手脚。金庸的预测是准确的，他目睹了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