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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回忆录-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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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激和尊敬的热烈气氛中离开了。谁将继任他的工作是没有疑问的。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过去五年里不但担任政府的主要工作，而且是一个最能干最有力的大臣。他具有卓越的才干又是历史上的望族。一年以前我在伯明翰曾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说他是“担负国家大事的驮马”，当时他接受了，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他的恭维。
我并不期望他要同我合作，在这个时候他和我共事恐怕是不明智的。在对待当前的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让一个有生气、有才干的行政人材当权，我也是很高兴的。当他任财政大臣时，他提出了征收少量的国防捐税的财政上的建议，但不为保守党所接受，当然更受到反对党的抨击，招了麻烦。他一就任首相，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演说，目的是使他从不堪忍受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又不损害他的尊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论在公事上和私事上，都始终保持冷淡、随便和客气。
张伯伦先生对内阁只作很小的变动。过去在陆军部的事情上，他曾同库珀先生有意见分歧，而这次他却提升库珀先生担任海军大臣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使库珀先生大为惊异。
库珀先生早年曾在外交部工作。首相显然不知道他的这位新任海军大臣对欧洲舞台的看法。而使我感到惊异的是，霍尔爵士刚刚获得为实行海军计划所需的大笔经费，竟然愿意离开海军部改任内政大臣。看来霍尔认为在广泛的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来改革监狱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时行的题目。他的家庭与著名的伊丽莎白·弗赖①有关系，因而他对改革监狱有着强烈的感情。
①十九世纪英国的监狱改良者。——译者
我不妨在这里把鲍德温和张伯伦这两位首相作一番比较的评价。我很早就认识他们，而且在他们之下工作过或即将担任工作。鲍德温是一个比较聪明、理解力又比较强的人，但缺乏细致的行政才能。他对国外的事情和军事方面的事情都不大熟悉。他对欧洲知道得很少，而他所知道的又并不使他感兴趣。但他对英国的政党政治却有深刻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反映着我们这个岛国民族的一些长处和许多短处。
他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他善于等待事态的发展，而且能够在不利的批评下保持冷静。他的特别巧妙之处就是使事态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并且有当机立断之才。他似乎使我想起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关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那种印象，当然现在没有十八世纪的腐败情况；他们二人主宰英国政治的时间几乎都那么长。
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则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我们现在有的是在他所深信的政策的限度之内的精细而锋利的效率，而不是模糊的但又顽固的直觉。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
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准备不顾实际情况而继续奋斗到底，不惜使他和他的国家冒极大的危险。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我想，和鲍德温共事，就我对他的认识而论，恐怕比和张伯伦共事要顺利些；但是，除非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他们都从来不愿意和我共事。
※ ※ ※
在1937年的一天里，我和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有过一次会晤。当时我每隔两周发表一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里，我曾提到他的有些演说被人误解。我当然在公共场合见过他。
现在他问我愿否去看他，和他谈谈话。他在德国大使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接待我。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头。里宾特洛甫非常有礼貌地接待我。我们纵谈欧洲大局，包括军备和政策问题。他对我所说的话，主要是德国谋求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人们还是经常把我们叫做“英格兰”）的友谊。他说他本来会当德国外交部长的，但他请求希特勒让他到伦敦来，以便为缔结英德协约甚至英德联盟作详细的说明。德国将维护不列颠帝国的伟大和广阔的领土。他们可能要求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但这显然是无关重要的。德国所需要的只是英国不干涉它向东欧扩张。它必须为它的日益增长的人口寻求生存空间，因此它必须吞并波兰和但泽走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七千万人口的德国的未来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有求于不列颠联邦和帝国者，只是不干预而已。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大使几次引我到地图前面来说明他的计划。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我立即说，我可以肯定，不列颠政府不会任由德国在东欧自由行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确很不好，我们和希特勒一样憎恨共产主义，但他也许知道得很清楚，即使保住了法国，英国也不至于对大陆命运如此漠不关心，以致任由德国取得中欧和东欧的霸权。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地图前面，里宾特洛甫突然转身走开。然后他说：“要是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没有别的出路了。
元首已下了决心。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于是我们回到椅子旁坐下来，那时我不过是个普通议员，只是有些名望罢了。我当时认为我应该对德国大使说——事实上我很清楚地记得我说：“你讲到战争，当然这将是全面的战争喽。你不要低估英国。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外国人很少能够了解它的思想。不要以现在执政的政府的态度来评判它。一旦有一种伟大的事业呈现在英国人民之前，这个政府和不列颠民族就会采取意料不到的行动。”我重复说：“不要低估英国。它是很聪明的。如果你们使我们被迫投入另一次大战，英国就会带动整个世界来反对你们，就像上次大战那样。”说到这里，大使激动地站起来，说道：“啊！英格兰可能是很聪明的，可是这一次它不会带动全世界来反对德国的。”我们把话题转到轻松的事情上，随后就没有发生什么可记录的事情了。这一次谈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因为当时我向外交部作了汇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记下来。
后来当里宾特洛甫接受征服者对他一生的审判时，他竟肆意歪曲这次谈话，还要求传我去作证。如果我真的被传去作证的话，那么我说的就只是现在所写的这些话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十三章 德国武装起来了
第十三章 德国武装起来了
1936—1938年
“全面战略目标”——德国的军备开支——独自进行的调查——1936年7月28日保守党代表团晋见首相——我对这件事的声明——普遍的结论——我的担忧——1936年11月23日我们的第二次集会——1938年5月12日斯温登勋爵离开空军部——议院的辩论——林德曼再次参加防空研究委员会——我同达拉第先生的通信——1938年法国对德国空军实力的估计——1938年6月我对德国陆军的估计——达拉第先生同意我的估计——法国空军的衰落——漫不经心的岛民。
在战争中和在对外政策以及其他事情中一样，如果从吸引人的或令人不快的许多选择办法中抓住起决定作用的重点，一定大有好处。美国的军事思想家创造了“全面战略目标”这个名称。当我们的军官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时，只觉得好笑；但后来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智慧越来越明显，并为人们所接受了。显然这是一条规律，别的重大事情都得放在从属的地位。如果不遵守这个简单原则，就会导致混乱的和徒劳无功的行动，甚至会使事情变得越来越坏。
就我个人而论，早在听到这个名称被提出来之前，我就毫不困难地按照这个规律行事了。我在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中所看到和感到的可怕的德国，现在突然又重新掌握它的全部军事力量了，而勉强取得胜利的各协约国，却只知张着口呆看，手足无措，我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安。因此，我不断用一切方法，一有机会就运用我对下院和个别大臣的影响来敦促我们的战备工作，并且为了不久会再度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的事业而寻求盟国和伙伴。
有一天，一位在政府担任绝密工作的朋友到恰特韦尔庄园看我，在我的游泳池里和我一起游泳。那天阳光灿烂，池水温暖。我们只谈到未来的战争，但他还不有全相信战争必然会到来。当我送他出门时，他突然激动地转过身来对我说：
“德国人一年就花十亿镑来扩充军备。”我那时想，应该让议会和英国公众知道这个事实。于是我就着手研究德国的财政情况。那时德国每年都做预算而且还加以公布。不过单从他们的一大堆数字来看，是很难知道真实情况的。1936年4月，我自己通过两条途径来进行调查研究。第一条途径是依靠两个在英国政治避难的德国人，他们不但极其能干，而且有着坚定不移的目的。他们懂得德国预算数字所表示的详细情况和马克的价值等等。同时我又请教我的朋友斯特拉科斯契爵士，问他能否查清真实情况。斯特拉科斯契是“联合公司”这家商行的主持人，这家公司资金雄厚，还有一批极其干练和忠心的工作人员。这家在伦敦的公司的一些人才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专门搞这个问题。不久他们提出了精确而详尽的报告，说德国每年军事开支肯定在十亿镑左右。与此同时，那两位德国避难者用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推理方法，也独立地得出相同的结论。按1936年的币值，每年十亿镑！
这样，我就有了两套资料，可以据此提出我的主张。在辩论的前一天，在议院的休息室里，我同当时仍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先生谈起来。我对他说：“明天我就要问你，德国每年在战备上花十亿镑，究竟是不是事实，我将要求你给予明确的答复，或者加以证实或者加以否认。”张伯伦说：
“我不能否认，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将加以证实。”我必须把我说的话写下来：
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五十亿马克；
1934年接近八十亿马克；1935年接近一百一十亿马克——总共二百四十亿马克，大约二十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五、八、十一。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军火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
我特别地向财政大臣提出质问：
他是否知道，德国直接和间接用于战备的开支，包括建造战略性的公路在内，在1935日历年度也许已达到八亿镑，而这个开支比率是否在本年度仍然如此。
张伯伦先生答：政府未获德国官方数字，但是根据政府所获得的情报，我看没有理由认为我尊敬的朋友在提问时所提出的数字不论适用于哪一年都必定说得过分，虽然他自己也会同意，在这里面不免含有猜测的成分。
我把十亿镑改为八亿镑，目的是为了给我的秘密情报作掩护，而且也为了说得稳当一些。
※ ※ ※
我用几种方法力图将英德两国军备情况的对比弄出个水落石出的结果。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要求进行辩论，但是被拒绝了。说是“会引起一场虚惊”。没有多少人支持我。所有的秘密会议都是不受报界欢迎的。后来，在1936年7月20日，我问首相是否愿意接见由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几个将向他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的人所组成的代表团。索尔兹伯里勋爵请求上院也组织类似的代表团一同去见首相。首相同意了。
我亲自向艾德礼先生和辛克莱爵士提出请求，但工党和自由党都不愿派出代表参加。于是，在7月28日，鲍德温先生、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英斯基普爵士在下院的首相办公室里接见我们。和我一起的有如下几位保守党议员和无党派知名人士。
奥斯汀·张伯伦给我们作介绍。
代表团
下院 上院
奥斯汀·张伯伦爵士 索尔兹伯里侯爵
丘吉尔先生 菲查伦子爵
罗伯特·霍恩爵士 特伦查德子爵
艾默里先生 劳埃德勋爵
约翰·吉尔摩爵士 米尔恩勋爵
格斯特上尉
罗杰·凯斯海军上将
温特顿伯爵
亨利·克罗夫特爵士
爱德华·格里格爵士
沃尔默子爵
穆尔——布拉巴宗中校
休·奥尼尔爵士
这是一件大事。我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一群杰出的人，没有私心，终身致力于国家大事；他们代表着不可忽视的来自保守党的有分量的意见。如果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反对党的领导人也和我们一起参加，恐怕就会形成一种紧张的政治形势，以迫使政府采取补救措施。晋见首相连续两天，每天三四个小时，我经意说鲍德温先生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的人，他的确以极大的兴趣和注意来倾听。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参谋人员。第一天，我用了一小时十五分进行发言，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其中有几段放在附录（4）中。
我在结尾中说：
第一，我们现在正处在我国历史上最危险和最紧急的时期。第二，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唯一的希望就是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起来，此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如果英国舰队和法国陆军联合起来，加上两国的联合空军在靠近法比边界后面的地方进行飞行活动，还加上英法两国所显示的一切力量，这就可以形成使我们获得拯救的威慑力量。这无论如何就是最好的希望。详细地说，我们必须排除一切障碍来增强我们的实力。要防备一切可能的危险是办不到的。我们必须把力量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在别的事情上吃点亏……说到更具体的建议，我们必须优先发展我们的空军。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的优秀青年培养为飞行员。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用各种办法来鼓励他们，不管采用什么诱导方法。我们必须简化和加速飞机的制造，以最大的规模来进行，并且毫不犹豫地同美国或别的国家订立合同，尽量购买各种飞机原料和设备。我们正处在危险之中，这个危险是我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即使在潜艇战的高潮时（1917年）也没有遇到过。
我忧心忡忡地想：·光·阴·似·箭。·如·果·我·们·长·久·不·去·整·顿·我·们·的·防·务，·我·们·就·可·能·受·强·敌·阻·止，·不·许·我·们·完·成·这·项·工·作·了。
※ ※ ※
财政大臣不能出席，使我们大失所望。鲍德温先生的健康状况显然越来越不好，谁都知道他不久就要退休。谁是他的继承人，大家都心中有数。真不巧，内维尔·张伯伦正享受他所应得的休假而没有出席，因而没有机会直接听取保守党议员所提供的事实。在这个代表团中有他的哥哥和他的许多可贵的朋友。
大臣们对我们提出的重要意见，看来是加以认真考虑的，但直到1936年11月23日议会休会之后，鲍德温先生才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听取一个经过充分考虑的关于整个局势的报告。英斯基普爵士提出了一个坦率而又漂亮的报告；他对我国所遇到的严重形势并不加以掩饰。但是在实质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估计，特别是我所说的话，对前途未免过于悲观；说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他们的确如此）来补救，但是目前情况还没有使政府有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采取紧急措施势必打乱我国工业，造成普遍恐慌，显露所存在的缺点；
而在这些限度之内，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在进行了。对于他这番话，奥斯汀·张伯伦提出我们的普遍想法：我们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解除，我们不能表示满意。于是我们就告辞了。
我并不认为在这个时候，即在1936年底，形势能得到补救。但是，如果我们努力奋斗，无论如何可以而且应该做出更多得多的工作。这些努力的表现和事实，即使不会对希特勒有所影响，也将对德国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事实仍然是：德国在空军实力方面已走在我们的前面，在整个军火生产领域内也超过我们，即使考虑到我们在陆军上的需要比较少，考虑到我们可以依靠法国和法国的陆军和空军，我们还是落后的。我们已无力使我们的空军超过希特勒或重获空中均势。现在谁都无法阻止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了。我们可以通过超乎寻常的、打破常规的努力来改善我们的处境。但我们不能作根本的改变。
这些令人忧虑的结论，政府对此并没有给予认真的反驳；
这无疑对他们的对外政策发生影响。如果我们要对张伯伦先生受任首相后在慕尼黑危机之前和危机当中所作出的决定给予正确的评论，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结论。这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议员，我不担负任何官职，我竭力激励政府，使之作出热烈的超乎寻常的努力，积极进行战备，即使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无疑要把事情说得更严重些。我强调我们落后了两年，而在1938年10月我又提出要同希特勒决战，这很可能被认为前后矛盾。但我仍然认为，我用尽一切方法来敦促政府还是应该的，而在1938年，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那时我们对希特勒开战，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1939年我们终于不得不开战更为有利。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较详尽的叙述。
※ ※ ※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内维尔·张伯伦不久就继鲍德温就任首相，而我们的叙述也必须进入1938年。斯温登勋爵是一位极其精明能干的空军大臣，长期以来，他在内阁有很大的势力，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便利。人们对我国防空的忧虑不断增长，到五月份达到了高潮。斯温登勋爵虽然对空军的扩充和改进做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工作，但并不能够很快就见功效，而且，政府的整个政策在任何方面都缺乏魄力和紧急措施。我仍然忙于研究我国空军建军计划的情况。支持我的人与日俱增。那时斯温登做错了一件事：他接受了爵位而成为上院议员。这样他就不能在下院为他自己和他的空军部进行辩护了。从前排的政府席所选出来的发言人不能平息日益高涨的惊恐和不满的浪潮。在一次不幸的辩论之后，空军大臣必须是下院议员已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一天上午（5月12日）在防空研究委员会中，我们所有的人——科学家、政治家和官员们，正忙于研究各项技术问题，那时空军大臣接到一个通知，请他到唐宁街去。他要我们继续讨论，自己立刻就走了。此后他再也不回来了。张伯伦先生把他免职了。
跟着在25日举行的激烈辩论中，我力图把这位去职的大臣所具备的能力和所作出的努力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区别开来：
最近发生的事情已影响到政府历次声明的信誉。关于我国空军的形势问题，下院被蒙骗了，首相本人也被蒙骗了。他显然是一直上当到底的。请看他在三月份发表的声明，那时他说到我们的军备：
“看到英国正在建立的这种巨大的、几乎是惊人的实力，就对世界舆论产生一种镇静的和稳定的作用。”
我时常对下院提出警告，我们的空军计划已落在别国的后面了，但我从来没有攻击斯温登勋爵。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该受责备的人——当然更不是唯一该受责备的人。批评政府的人往往在被迫辞职的大臣身上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美德，但我也许可以引用我在三个月以前所说的话：“把我们的缺点归咎任何一个大臣，或者归咎斯温登勋爵，那是不公平的。他确实是一个极其能干并且全心全意为扩充我们的空军实力而竭尽全力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时间表的限制，如果没有别的地方的情况对比，那么他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很辉煌的了……”
政府未能实现对我们所作的诺言，这个严峻的责任应该由最近五年以来，即从德国公然热烈重整军备之日起，统治和领导着这个岛国的那些人来负。我绝不会和别人一起对斯温登勋爵穷诘极究。今天我高兴地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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