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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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未能实现对我们所作的诺言，这个严峻的责任应该由最近五年以来，即从德国公然热烈重整军备之日起，统治和领导着这个岛国的那些人来负。我绝不会和别人一起对斯温登勋爵穷诘极究。今天我高兴地听到首相称赞他。他理应获得我们的同情。他曾获得首相的信任和友谊，他曾获得议会巨大多数的支持；但现在他却在我认为扩充空军过程中最不幸的时期中被迫离职。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可能生产出相当多的飞机，但还要他对他在这段对他来说特别不幸的时期的记录负责。几天前我读到伟大的马尔巴罗公爵的一封信，他在那封信里写道：“战斗正酣易主，这将是致命的打击。”

　　我把话题转到我们的防务上：

　　现在我们正处在公开声言扩军的第三年。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缺点呢？例如，为什么警卫队在操练时不用机关枪而用手旗呢？为什么我们小小的本土防卫队还那么不健全呢？所有这些是不是按照计划进行呢？考虑到我们的武装力量那么小，为什么我们的本土防卫队不能跟正规军同时装备起来呢？这对于英国的工业来说，恐怕不算一件难办的事。英国的工业，除了军火生产之外，在任何领域里都比德国工业灵活，产量也较多。

　　前些日子有人向陆军大臣问及高射炮的情况，陆军大臣说，第一次大战时三吋口径的旧式炮已加以现代化的改造，而新式炮（我们的新式炮还不止一种）正在“超过预定计划”制造出来。但我们的计划又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如果计划规定每月制造出六门、十门、十二门、二十门炮或别的可能数字，则这个计划显然是很容易达到的，也很容易超过的，但这样的计划又是否适应我们的需要呢？一年以前，我曾提醒下院注意德国公布的高射炮发展情况——光是机动炮兵就有三十个团，每一个团有十二个炮兵中队，总共约一千二三百门炮，此外还有固定的炮三四千门。所有这些炮都不是1915年的炮，而是1933年以后制造出来的炮。

　　难道这还不能使下院对德国这些进展规模之大有一个概念吗？我们虽然不需要拥有大陆国家那么庞大的陆军，但在防空方面，我们的需要和它们完全相同。我们同样易受攻击，也许更容易受攻击。我们的政府想到高射炮总是以百数来计算，而德国现在所拥有的高射炮已经是论千计算的了。……

　　我们对陆、海、空三军的生产总是分别开来考虑，但事实上，各个军种的军械供应，已成为对技工、原料、厂房、机器和技术设备的供应和分配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一个集中控制的机构加以全面协调和合乎经济的方法来处理。

　　但现在我们却显得效率低，机构重叠，自然就造成许多浪费。

　　为什么英国熟练的飞机制造业需要九万人，但生产数量只及德国的十一万工人的产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呢？这难道不是一种不正常的事情吗？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出更多的飞机，确实难以置信。只要有一张办公桌，一块空地，有钱和有劳动力，我们就应该在十八个月之内得到许多飞机，可是，自鲍德温勋爵作出决定把空军扩充三倍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十四个月了。

　　新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请我仍留在防空研究委员会。现在天空已变得黑暗多了。我感到非常需要林德曼对一些技术问题给予解释，需要他提供建议和帮助。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需要他的协助，否则就进行不下去了。经过我在下面力争之后，林德曼被安置在主要的委员会里，我们的合作又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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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1940年6月法国签订停战协定时为止，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不论我以个人的身分还是作为政府首脑，我一向同那些时常变动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和主要的部长有彼此信任的关系。我非常急于知道德国的扩军情况，想把法国方面的估计和我自己的估计核对一下。于是我写信给达拉第先生，他是我所熟识的人。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　　　　1938年5月3日

　　你的前任勃鲁姆先生和弗朗丹先生给我提供关于德国空军实力，特别是近年来的空军实力的估计，十分感谢。如果你能够让我知道你们目前的看法，我就感谢不尽了。我有一些资料，一直证明可靠，但我十分希望有不同来源的资料，加以互相核对。

　　你到我国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使我很高兴。我希望两国参谋协商将会举行。我已向我们的大臣们力陈召开这种会议的必要。

　　达拉第先生在1938年5月11日的回信中送给我一份十七页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经过法国空军参谋部深刻研究过的”。我把这份重要文件交给英国有关部门的朋友看，他们仔细研究之后说：“这同英国空军参谋部根据它们自己的情报所得出的独立看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法国对德国空军规模的估计，比英国的估计稍为高些。在六月初，我获悉了相当多的权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达拉第先生写了一封信。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　　　　1938年6月6日

　　我从法国大使馆武官那里收到你的宝贵情报，至为感谢。

　　我一定极其慎重并且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来利用这份情报，请安心。

　　对目前德国空军的一般估计同我个人所能得出的看法相符。但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德国飞机制造厂所出产的飞机比所估计的要多些，所列出的数字只是供应德国空军的军用飞机的数字，而出口的以及给弗朗哥将军的飞机并不包括在内。到1939年4月1日，德国空军可能有三百个空军中队，到1940年4月1日，可能有四百个空军中队。

　　我也很想把我对德国陆军的估计和我从英国资料所能得出的估计互相核证一下。因此我又说：

　　我冒昧附上一份很短的摘要。这是我从各方面收集的关于德国陆军现在和将来的实力的情报。如果我知道这份材料同你们的估计大致相符，则对我就有不少方便。如你认为我有什么错误，只需用铅笔把数字写明就行。

摘要

　　德国陆军截至这个日子，即6月1日，共有三十六个正规师，四个装甲师，全部是按战时编制满员的。非装甲师正在迅速扩充，使其力量扩大三倍，现在可能已达两倍。现有的七十多个炮兵师显然还没有装备齐全。全部陆军都欠缺军官。但到1938年10月1日，我们估计不会少于五十六个师，加上四个装甲师，即六十个全部装备的师级编制。在它后面还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军，人数约相当于三十六个师，并且已经配备骨干人员编制，如果使之成为现役军队中标准较低的一部分，则只需配备军械、轻武器和少量的大炮即可。这还不包括奥地利的兵力在内。按最高估计，奥地利可以提供没有武装的十二个师的兵员，但他们随时可以由德国军火工业的总库中得到武器。此外还有许多编外兵员和组织，如边防军、民防队等等，相对来说，这都是没有武器装备的。

　　1938年6月18日达拉第先生给我回信：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我在6月16日的信中所附的材料与你的材料相符。

　　你6月6日信中附加的摘要提到德国陆军情况，与我所知的也相符合。但要指出的是，在德国可供作战的三十六个正规师中，有四个师已完全摩托化，还有两个师很快也全部摩托化。

　　事实上，根据我们在战后从德国资料中得到的材料，我们在1938年夏季所得到的这份德国陆军情况的摘要是非常准确的。这份摘要是由私人收集得来，其准确的程度实属惊人。这表明，在我为英国扩军所作的一系列长期斗争中，我绝不是没有充分的情报作为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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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有几处提到法国的空军。有一个时期，法国的空军比我们多一倍，而那时德国则根本不许有空军。直到1933年，法国空军在欧洲占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就在希特勒取得政权的那一年，法国开始对空军很不感兴趣，也不给予支持。他们不舍得花钱；任由工厂生产能力减缩；不设计现代化新式飞机。法国实行一星期四十小时工作制，其产量当然不能同德国以战时状态的紧张工作相比。所有这些情况大约同上面曾加以详细说明的英国空中均势的丧失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西方各协约国有权建立它们认为对其安全所必需的空军，但它们都忽视这种重要的武器；而在另一方面，德国虽按条约规定不得建立空军，但它却使它的空军成为外交工作乃至最终发动进攻的锋利的矛头。

　　1936年及其后几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使法国的陆军和海军完成作战准备。可是在空军方面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努力。本书附录（5）有一个使人感到难堪的图解，明确表明法国空军下降和德国空军不断上升，而这两条线的交叉正好在1935年。直到1938年2月居伊·拉尚布尔先生任空军部长时才采取有力的步骤来复兴法国空军。

　　但这时距战争爆发只有十八个月。法国固然无法阻止德国陆军逐年增长和成熟，从而赶上它自己的陆军。奇怪的是他们任由自己的空军继续下降，无人过问。我当然不能为友国和盟国的阁员分担责任或对他们加以责难，但当法国追查“罪人”时，很可以在这个方面追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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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全国和新选出的议会因感到德国的威胁，紧接着是德、意联合的威胁的逐渐降临而精神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变得很愿意甚至盼望采取一切步骤，而这些步骤，如果早两年就采取的话，他们就可以避免那些困难了。虽然他们的情绪有了改变，但他们的反对者的权力和他们任务的艰巨性却也不断增加。许多人都说，在我们任由德国夺取莱茵兰之后，除战争之外已没有别的方法来阻止希特勒了。这也许是后世各代人的判断。但我们本来可以做许多工作来使自己准备得好一些，从而减轻我们的危险。对于未能发生的事情，谁能说得定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十四章　艾登先生担任外交大臣和他的辞职

第十四章　艾登先生担任外交大臣和他的辞职

　　外交大臣和首相——艾登和张伯伦——范西塔特爵士——我就西班牙问题和外交大臣的接触——尼翁会议——我们的通信——英国的成功——首相与外交大臣的意见分歧——哈利法克斯勋爵赴德国访问希特勒——我谢绝邀请——艾登自感孤立——罗斯福总统的建议——首相的答复——美国总统遭到拒绝，深表失望——张伯伦先生的严重责任——因罗马谈判问题艾登与张伯伦最后决裂——恰特韦尔的不眠之夜。

　　在英国的内阁中，外交大臣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崇高的和重大的职责使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但在他执行事务时，他通常是要受整个内阁，或至少受内阁中主要人物的审察的。他有责任使他们知道事情的进展。按照习惯和通例，他要把他的公事电报、驻外使节人员的报告以及他与外国使节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谈话记录，在阁僚中传阅。至少，我在内阁的时候总是如此。特别是首相，他保持着这种审核权，他有权亲自或通过内阁来掌握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至少不能对他保密。任何外交大臣，如果没有首相经常支持，他就无法进行工作。为了使事情进行顺利，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不但在根本原则上要取得一致，就是在看法上，甚至在相当范围内，在脾气上，也应该非常调和。如果首相本人对外交问题特别关心，那么他们两人之间的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艾登是鲍德温任内的外交大臣。鲍德温除了以渴求和平恬静的生活著称之外，并不积极干预外交政策。张伯伦却正相反，他对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想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他对外交问题抱有坚定的见解，他一上任就申明他有与外国使节讨论外交问题的当然权利。因此，他就任首相以后，就使外交大臣的地位发生了一种非常微妙但又可以感觉到的变化。

　　除此之外，两人在精神上和观点上又有一种深切的、虽然起先没有表现出来的分歧。首相希望同欧洲那两个独裁者保持友好关系，而且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和他们妥协，避免发生会得罪他们的事情。而艾登过去在日内瓦曾经号召各国联合起来反对其中一个独裁者而获得了声誉，而且，那时如果能让他自己决定的话，他可能合用战争边缘的手段，甚至还不只是边缘的手段来制裁独裁者。他是英法协约的忠实信徒。

　　他刚刚坚决主张英法两国举行参谋会谈。他很希望同苏联确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他认识到希特勒的危险和威胁。他对我国军备以及我国在外交上的反应的弱点感到不安。也许还可以说，我和他之间，自然除了他是一个负责官员这一点之外，在看法上几乎可以说没有多大出入。因此一开头我就看出，如果世界大局更为恶化，内阁里面这两个重要人物之间就很可能发生意见分歧。

　　此外，首相在同僚中，有一位看来是坚决赞同他的外交观点的人，这就是哈利法克斯勋爵。我和哈利法克斯之间的悠久的亲密的关系，始于1922年，那是在劳合·乔治首相时代，他担任我殖民部的次官；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始终没有损害我们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虽则对他在印度总督任内的政策，我们之间曾发生过非常严重和持久的争论。我相信我很了解他，我深知在我们之间有一条鸿沟。同时，我也感觉到，在他和艾登之间，也同样有这一条鸿沟或类似鸿沟的东西。总的来说，如果张伯伦先生在组阁之初，就任命哈利法克斯为外交大臣，也许还明智一些。如果让艾登担任陆军部或海军部的职务，可能更为适当，而首相在外交部方面也早就可以有一个气味相投的自己人。在艾登和张伯伦合作期内，这种不祥的形势，逐渐不断恶化。

　　直到这时，和在许多令人焦虑不安的年份，范西塔特爵士是外交部的首席官员。他和霍尔——赖伐尔条约的意外关系，影响了新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许多政界人士对他的看法。

　　首相这时越来越信赖他的主要工业顾问威尔逊爵士，遇事都同他商量，其中许多问题还不属于他的业务范围。首相认为范西塔特是反德的。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或预见到德国威胁的增长，没有人比他更愿意为了应付德国的威胁，使其他一切考虑都服从这个目标。外交大臣觉得他同卡多根爵士一起工作比较得心应手，卡多根也是一位声望很高和能力很强的外交官。因此到1937年底，范西塔特就已经知道他要调职了，而到1938年1月1日他就被任为“政府首席外交顾问”这一特任职位。这个新名义，对外界说是一种升职，而且实在也很像升职的样子，但在实际上，管理外交部的整个责任，已不再归他掌握了。他仍旧保持原有的那一间办公室，但外交部的电文现在必须连同该部的详细意见先行送交外交大臣，然后才由他过目。范西塔特不愿意当驻巴黎大使，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处于这种超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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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夏季至该年年底，首相与外交大臣之间在方法和目标上的分歧逐渐扩大。促成1938年2月艾登先生辞职的一连串事件，都是按照逻辑规律逐步出现的。

　　最初的分歧点，是因我国与德意两国的关系引起的。张伯伦先生决定向两个独裁者苦苦哀求。1937年7月他邀请意大利大使格兰迪伯爵到唐宁街首相官邸。艾登先生知道他们进行会谈，但他没有参加。在会谈中，张伯伦先生说他希望改善英意关系。格兰迪伯爵向他建议，作为初步行动，如果首相能写一封信给墨索里尼作个人的呼吁，对局势也许会有好处。张伯伦先生坐下来。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但没有把这封信通知这时正在离首相官邸只有几步远的外交部里的外交大臣就把它发出去了。这封信没有产生明显的结果。两国的关系因为意大利扩大对西班牙的干涉，反而日趋恶化。

　　张伯伦先生自认为他有一种个人的和特殊的使命，一定要同意、德两个独裁者取得友好的关系，而且也认为他确实能够建立这种关系。对于墨索里尼，张伯伦先生同意对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给予承认，作为全面解决两国纠纷的前提。

　　对于希特勒，他准备在殖民地问题上表示让步。而同时，他却很惹人注目地表示不愿意考虑改善英国军备的状况，也不愿意考虑英法两国之间在参谋部级或政治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反之，艾登先生深信，如果与意大利达成任何和解，那么它必须作为包括西班牙问题在内的全面解决地中海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得事先取得法国对这件事的深切谅解。在谈判这种全面解决方案时，我们是否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显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筹码。在外交大臣看来，还没进行谈判就把这个条件去掉，表现出急于要谈判的样子，实属不智之举。

　　到了1937年夏季，这种分歧更显得严重了。张伯伦先生认为外交部阻挠他同德意两国进行谈判的尝试，而艾登先生则认为他的首长在设法同独裁者接近的过程中，尤其在英国军备十分薄弱的这个时期，表现得过分迫切。说实在的，在这两个人的见解中，存在着一种实际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深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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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我和政府有种种分歧，但我对外交大臣却有深切的同情。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政府中最坚决和勇敢的人；虽然他在过去担任外交大臣政务秘书和后来担任次官时委曲迁就地做过的许多事情，都是我曾经攻击过而且至今还加以攻击的。但我确实知道他的本心是不错的，而且他自己也掌握了问题的根蒂。在他一方面，外交部每举行宴会他必定邀请我出席，我们常有书信往来。这样做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妥。按照很久以来的习惯，外交大臣总是同当时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保持接触，广泛地讨论各项国际问题的。艾登先生不过是按先例办事罢了。

　　1937年8月7日我写信给他说：

　　西班牙问题打断了我们的思路。在我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勃鲁姆同我们一样严守中立。即使德国继续支持叛军一方，苏联以金钱供给政府一方，我们仍然要采取中立态度。如果法国政府帮助一方反对叛军，那就会成为德国人和亲德分子的天赐良机了。如果你有余闲，请读读我在星期一《旗帜晚报》上发表的文章。

　　我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只有在双方都有对有不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最激烈的争执。在西班牙，一方是贫穷落后的无产阶级热情，要求推翻教会、国家和私有财产，创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统治。另一方是爱国主义的、信宗教的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得到许多省份的农民的支持，在陆军的领导下，正在逐步建立军事独裁来恢复秩序。双方都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对方施加残暴的和无情的屠杀；令人寒心的仇恨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在信仰上利益上势不两立。所有这些，使无论哪一方取胜，接着大有可能把失败一方的积极分子无情地加以全部杀光，从而开始一个长期的专制统治时期。

　　到1937年秋季，我和艾登在反对轴心国积极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个问题上，虽然通过不同途径，却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只要他采取坚决的行动，即使行动规模不大，我在下院中总是支持他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在内阁里同他的一些高级同僚和首相之间发生了摩擦。我知道，假使他没有受到制约，他一定可以做出更果敢的行动。八月底，我们在戛纳，有过多次的见面，有一天我在戛纳到尼斯之间半路的一家饭店请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吃饭。我们的谈话涉及许多问题——西班牙的冲突、墨索里尼一贯的背信弃义和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

　　最后自然也谈到德国势力日益强大的黑暗情景。我那时想，我们三个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外交大臣对他同他的首长和同僚的关系，自然是讳莫如深，在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微妙的问题。他的态度可说是再正确不过了。不过，我可以断言，他在他这个重要岗位上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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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地中海方面出现了紧张形势。艾登以坚决而巧妙的手腕处理了这个危机，获得了解决。事件解决的经过可以说明我们所主张的路线是正确的。事情是，有一队商船给所谓西班牙的潜水艇击沉了。实际上这些潜水艇当然不是西班牙的而是意大利的。这是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