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回忆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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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特勒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并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而显露头角，但这并不怎么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它们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和困扰。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所谓“纳粹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国的人民群众、军队和国家机器以及那些并非无缘无故害怕共产主义的工业家，以致成为整个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国生活中的一个力量。1924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曾经说，重新组织他的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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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玛宪法的民主条款之一规定每隔四年选举国会。人们希望根据这个条款来确保德国人民群众享有对国会的完全的和持续不断的控制权。当然，实际上这个条款只是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绵延不绝的狂热政治刺激和不断进行选举运动的境况之中。因此，关于希特勒和他的主义的发展，就有着精确的记录。1928年，他在国会只占二十八席，1930年增为一百零七席，1932年为二百三十席。到这个时候，德国的整个机构都充满了国社党的特务，并受它的纪律的约束。对犹太人的各种威吓、侮辱和暴行，就到处猖獗起来。

　　在这本书中，没有必要把这种复杂而恐怖的事情、它所有的激情和罪恶，以及全部此起彼伏的进程逐年一一细述。洛迦诺公约的黯淡日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大量美国借款的支出，使人感到繁荣正在恢复。兴登堡元帅当了德国的总统，而施特雷泽曼是他的外交部长，沉着而体面的大多数德国人民，以他们那种对伟大而尊严的权威的根深蒂固的热爱来拥戴兴登堡，直到他临死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是在这个狂乱的国家里，其他各种有力的因素也是很起作用的，而魏玛共和政府既不能给这个国家以安全感，也不能使国家的光荣和复仇心得到满足。

　　战后几年间，在胜利者所强加而带有失败耻辱的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这个虚饰的外表后面，掌握德国实际政治权力和作为国家的持久性机构的，乃是德国陆军参谋部。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操在这些人的手中。他们认定兴登堡元帅是他们权力的象征，是他们的意志代理人，但是在1930年，兴登堡已是八十三岁了。从这时候起，他的性格和智能就逐渐衰退。他越来越变成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可是现在，德国的爱国者却以希望他早日归天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确切地说明，现在的兴登堡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①”了。若干时间以来，将军们已经明白，他们应该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但物色新人之举，却被国社党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的力量所压住。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希特勒曾经发表过一个在法律上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的党纲，但是他同时却鼓励并计划扩展纳粹党的军事的和半军事的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很少而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从一开始很小的组织，发展到在人数上和活力上都规模很大的团体，致使军方对他们的活动及其潜在的实力大为惶恐不安。

　　①希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子女。——译者

　　领导冲锋队的，就是那位行伍出身的军官罗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志，并且在斗争的几年中，也始终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冲锋队的总参谋长，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又是一个性变态者。他的劣行并不妨碍希特勒和他在夺取政权这条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上互相合作。正如布吕宁叫苦地说的，冲锋队已经把原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吸收在内，其中包括于1920年在波罗的海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此外还有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陆军将领对国内潮流加以深入的研究，使他们不得不确信他们这样的一个和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不能再统治德国了。这两派都是决心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都想报战败之仇。但是德国陆军是代表德皇帝国所设立的机构，并且是保护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阶级、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和其他富裕阶级的；而冲锋队则在基本上已成为一个由暴烈的或愤懑的颠覆分子的不满以及破产者的绝望斗争所鼓动起来的革命运动。他们和他们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分歧，有如水火不相容。

　　陆军方面认为，和纳粹党斗争，不啻是把战败的德国撕碎。1931年和1932年，陆军高级将领都认为，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国家着想，他们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虽然他们曾以德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刚毅和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在希特勒方面，虽然他准备为了攻取政权的城堡不惜采取任何攻击武器，但是在他眼前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伟大而灿烂的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在他年青时曾获得他的敬仰和忠诚。所以，他同陆军之间达成协议所需具备的条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现成的和自然的。陆军将领们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达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继承兴登堡为德国元首的程度。而在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实现他的复兴德国的计划，那就非和陆军中的中坚成立同盟不可。交易一经定当，德国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看，把他视为未来的德国总理。希特勒则答应限制褐衫队的活动，使褐衫队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些褐衫队取消；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就这样得到了德国统治势力的效忠，得到了正式的行政管辖权，得到了德国国家元首的明确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升得很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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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国内还有另外的复杂情形。如果说德国陆军参谋部是掌握德国内部各派势力总联合的钥匙，那就有好几双手在想取得这把钥匙。这时，施莱歇将军操有一种微妙的、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势力。他是那些谨慎而又具有潜在势力的军界人物的政治顾问。各党各派对他都抱有相当的怀疑心理，并认为他是一个机敏而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学识远远超过参谋部的军事操典，非一般军人所能有。施莱歇早就认识到纳粹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有加以遏止和控制的必要。在另一方面，他又从这种恐怖的聚众滋扰的暴行以及日益扩张其势力的冲锋队这一支私人军队中看出，要是他在参谋部的同事们运用得当，其中有一种可以利用的武器，也许可以利用来重新确立德国的伟大地位，而且说不定还可以确立他自己的地位。施莱歇带着这个念头，在1931年开始和纳粹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进行秘密策划。于是，两件重大的事情就同时进行了。陆军参谋部同希特勒勾结；而施莱歇却又在这当中同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并且可能成为希特勒劲敌的罗姆，进行他的个人阴谋活动。施莱歇同纳粹党内的革命派接触，尤其是同罗姆的接触一直在进行，直到三年后他们两个被希特勒下令枪毙的时候为止。自此以后，政治局势就简单多了，对剩下来的人也好办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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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经济风暴袭击到德国来了。美国各银行鉴于国内债务日益增多，都不肯增加极不合算的对德贷款。影响所及，弄得德国各地的工厂纷纷倒闭，许多企业也突然破产，而这些工厂和企业都是德国和平复兴所依赖的基础。1930年冬季，德国的失业人数增加到二百三十万人。与此同时，赔偿问题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过去三年内，美国总代办吉尔伯特先生，作为协约国代表，曾接收协约国要求德国偿付的巨额赔款，其中包括付给英国的赔款（当时经我之手自动转交到美国国库）。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能持久的。早在1929年夏季，美国委员杨格先生在巴黎曾草拟、提议和要求商讨一个极其重要的减低赔款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但对赔款的偿付订出最后的限期，并且使德国国家银行和德国各条铁路脱离协约国的控制，此外又提出了撤销赔偿委员会而另设国际结算银行。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同以商业巨头胡根堡这个残暴的、昙花一现的人物为代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他为首的工商业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他们发动了一次徒劳的然而是野蛮的运动来反对协约国所提出的这个影响深远而宽大的通融办法。德国政府使尽了气力才勉强使德国国会仅仅以二百二十四票对二百零六票通过了“杨格计划”。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这时在病重垂危之中，他在死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使协约国答应远在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期限之前把协约国军队撤出莱茵兰。

　　但是德国的群众对战胜国的明显让步，大都反应冷淡。在早先，或者在关系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让步或许会被认为是走向和解和实现真正和平的一大步。但是现在，德国广大群众正面临着无时不在的、阴暗可怕的失业恐怖。中产阶级因马克的贬值早已破产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国际经济的压力削弱了施特雷泽曼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和以胡根堡为首的资本巨头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终于把他推翻。1930年3月28日，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布吕宁出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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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吕宁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天主教徒，是一位爱国者，一心想以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来重建以前的德国。他继续推行拉特瑙先生在未遭暗杀前所拟定的为战争作准备的工业计划。他还力图在越来越严重的混乱中维持财政的稳定。他的关于经济节约和裁减文官人数及俸给的方案，并不为人们所欢迎。怨恨的潮流更为汹涌。在兴登堡总统的支持下，布吕宁解散了敌对的国会。在1930年的选举中，他在国会中占多数。他现在就用最后一次明显的努力，号召旧德国的残余势力来反对复活起来的、暴烈的和卑劣的国家主义派的骚动。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第一步就是要设法确保兴登堡再被选为总统。布吕宁总理希望有一个新的而又明显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恢复帝制才能使德国获得和平、安全和光荣。如果兴登堡再度被选为总统，那他又是否能够劝动这位年迈的元帅，在他的最后任期中充任摄政，以便在他死时复辟帝制呢？这个政策如果成功，就可以填补目前希特勒显然正要跨进的德国最高权力的真空。从全部情势来看，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布吕宁怎么才能够把德国引导到这条路上去呢？正在倾向希特勒的保守派，或者会因为看到德皇威廉复辟而回转头来；但是无论社会民主党或工会内的势力，都绝对不允许老德皇或皇太子卷土重来。布吕宁的计划并不是要重建第二帝国，他是想建立一个英国方式的立宪君主政体。他希望在德皇太子的儿子中能够有一个可以成为立宪君主的适当人选。

　　1931年11月，布吕宁便把他的计划向决定一切的兴登堡密陈。这位年迈的元帅的反应是激烈而奇特的，他大为惊讶并表示极端反对。他说，他认为他自己只是受德皇委托的人。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是对他的军人尊严的冒犯。他所信奉的君主政体，与在皇子中挑选一人当皇帝的办法是不能协调的。皇位的法统，是绝对不容破坏的。同时，因为德国人既不愿德皇返国，那么在德国就只剩兴登堡自己了。他说到这里为止。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说：“我在这里，我就留在这里。”布吕宁和这位年老的将军作了一番激烈的、也许长时间的争论。这位总理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除非兴登堡肯接受这个虽然不合正统的君主政体的解决办法，否则革命的纳粹独裁就一定会出现。可是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而，不论布吕宁是否能使兴登堡回心转意，再选兴登堡当总统之举却是非办不可的，因为这至少可以避免德国在顷刻之间有发生政治崩溃的危险。布吕宁的计划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在1932年3月实行的总统选举中，第二次投票结果，兴登堡取得多数，击败了他的劲敌希特勒和共产党的台尔曼而再度当选。可是现在又必须应付国内经济形势和对欧关系了。裁军会议正在日内瓦召开，而希特勒又掀起了一个喧闹的运动来反对凡尔赛条约所带给德国的耻辱。

　　布吕宁经过深思熟虑，草拟了一个修改凡尔赛条约的远大计划；并且在1932年4月到日内瓦去，受到出乎意外的优渥款待。在他同麦克唐纳、史汀生和诺曼·戴维斯的谈判中，似乎颇有达成协议的可能。这次谈话的特殊基础，是德法“军务均等”。不过这个原则可以有各种保留意见的解释。头脑清醒的人居然会想到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这确实使人感到惊讶。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几章里还要讲到。假使胜利者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那就很可能把布吕宁从逆境中拉出来。还可以有第二个步骤——更高明的一步——大概就是为了欧洲的复兴而把赔款取消。假使实行这种解决办法，那就一定会把布吕宁的个人地位抬高到胜利者的地位了。

　　美国的无任所大使诺曼·戴维斯，曾打电话给法国总理塔迪厄，请他立刻从巴黎赶到日内瓦来。哪晓得布吕宁真是不幸，塔迪厄已经得到了另一个消息。这时施莱歇正在柏林大肆活动。他刚巧抢先一步警告法国大使，叫他不要同布吕宁谈判，说是布吕宁马上就要倒台了。同时也可能是塔迪厄担心在“军备均等”这个方案下法国所处的军事地位。不管怎样，塔迪厄没有去日内瓦，布吕宁亦于5月1日返回柏林。

　　布吕宁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两手空空回到柏林，对他来说却是致命的。为了应付在德国内部有巨大威胁性的经济崩溃，必须采取剧烈的甚至不顾一切的手段。但布吕宁这个已失去民心的政府，已经没有采取这些手段所必需的力量了。布吕宁在五月份足足奋斗了一个月。与此同时，塔迪厄在变化无常的法国议会政治中，亦被赫里欧取而代之了。

　　新的法国总理宣布他本人准备商讨在日内瓦谈判中所达成的方案。美国驻柏林大使奉命催促德国总理立即回日内瓦，不可有片刻拖迟。5月30日晨，布吕宁接到这个电报，但在这时，施莱歇的努力已告成功。兴登堡听了他的话，决定解除布吕宁的总理职务。就在这一天的早晨，当美国的邀请电报（充满着希望但措词并不审慎的电报）送到布吕宁手中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命运已成定局；到中午时分，他便提出辞职，以免正式明令免职。在战后的德国中，最后一个或许可以使德国人民享受安定和文明的宪政并走向睦邻邦交之路的政府，就这样结束了。假使没有施莱歇的阴谋和塔迪厄的延误，则协约国向布吕宁所提出的建议，肯定会救了布吕宁。现在这些建议，只好同另一个政府和另一个人来讨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五章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

第五章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

1931—1935年

　　麦克唐纳—鲍德温联合政府——印度的瓦解——全德国的大动荡——兴登堡与希特勒——施莱歇作为补缺者失败了——希特勒当上总理——1933年2月27日国会失火——希特勒在选举中获得多数——新主人——质量上的裁军——1932年的德国——1933年英国空军预算——军备状态的均等——“麦克唐纳计划”——“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纽约历险记——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宁静生活——一些聪明的朋友——马尔巴罗的古战场——“普齐”——保守党的态度——远东的危机——日本进攻中国——责有攸归。

　　①四年后，精通《圣经》的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引用《圣经》上一个生动的说法，把他接任工作的前一段凄凉的时期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旧约》约珥书，第二章，第25节〕。（意即被荒废了的年代，丘吉尔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上台，德国已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在这段时期内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译者

　　1931年大选所产生的英国政府，在表面上是英国历史上最强的政府，而实际上却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麦克唐纳同他毕生致力创设的工党发生分裂，双方的对立情绪很深。他的政府，在名义上是联合政府，但事实上是保守党人占优势，因此，他虽身居政府首位，但倒也觉得清闲。鲍德温先生宁取实权，不在乎形式；他退居幕后掌握大权。外交大臣一职由约翰·西蒙爵士担任，他是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主持内政部主要工作，他不久就继斯诺登先生任财政大臣。工党因未能解决金融危机而大受责难，在选举中惨遭严重打击，现在由极端和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负领导之责。在这个政府从1931年8月至1935年11月这四年多的执政时期内，欧洲大陆的整个形势已翻转过来了。

　　在新议会第一次集会时，政府要求对其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提出了下面的修正动议：

　　该政策并不规定本院必须按威斯敏特法令的规定来制定一部印度自治领宪法……而且在这个期间，任何有关印度自治的问题都不得有损议会为了维持印度帝国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而担负的根本职责。

　　我这一次发言长达一个半钟头，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但对于这个问题，正如后来对于国防问题一样，不论人们怎么说，也不会有些微的变异。在这条次要的东方道路上，我们现在也走到了可怕的尽头：几十万可怜的人民，本来只期望在和平与公正的情况下谋生，现在却陷于厮杀之中。我大胆向各党的不了解情况的议员们说：

　　只要英国权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旧有仇恨就会死灰复燃，并有变本加厉以致达到极其狠毒之势。他们这种仇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印度，终生比邻相居的民众，一旦被这种情绪所支配，就会彼此厮杀，男女老幼都卷进去。自从人们认为英国即将失去其统治并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国撤出以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关系的恶化，是一百年来所未有的。

　　我们在议会的休息室里，仅能召集四十多人与下院三个政党相对抗。这必须视为在这条下坡路上的一个不幸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德国全境在动荡之中，重大的事件接踵而来。

　　在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下台后的一年之内，出现了很多事情。巴本和政治将军施莱歇，向来都一直企图凭机诈和阴谋来统治德国，但是现在这种机会已经过去了。继布吕宁任总理的巴本，希望取得兴登堡周围亲信和国会内极端国家主义派的支持。7月20日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普鲁士的社会党政府被迫下台。巴本的对手正在积极图谋夺取权力。按照施莱歇的盘算，夺取权力的工具，乃是在希特勒的日益增长的名气和势力的后面，正在冲击着德国政治的那些阴暗和隐蔽的力量。他希望使希特勒运动成为德国陆军的驯服的仆人，并由此而使两者都归入他的掌握。施莱歇同纳粹冲锋队领袖罗姆的接触，开始于1931年，至第二年就发展为施莱歇和希特勒本人之间的更为正式的关系了。这两个人要取得政权，其唯一的障碍看来就是巴本以及兴登堡对巴本的信任。

　　1932年8月，希特勒奉总统密召到了柏林。向前跨进一步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在这位领袖的背后，有一千三百万德国选民的支持。只要他开口，想必有显赫的官职。现在他所处的地位，和向罗马进军前夕墨索里尼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可是巴本并没有理会最近的意大利历史；他有兴登堡的支持，并无辞职之意。高年的元帅接见了希特勒，但并没有产生好印象。“这个人想当总理？我可以委他当个邮政局长，他可以舔舔印有我的头像的邮票。”希特勒在宫廷的圈子里，并不具有他的竞争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势力。

　　在国内，广大的选民浮躁不安，彷徨而无所适从。1932年11月，德国全境举行这一年内的第五次选举。纳粹党在选举中失势，由二百三十席减到一百九十六席，共产党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希特勒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被削弱。也许施莱歇将军可以完全用不着他了。这位将军获得了兴登堡的谋士们的赞助。11月17日，巴本辞职，施莱歇继任总理，但这位新总理比较适合于在幕后操纵，却不擅长于公开执政。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希特勒、巴本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现在联合起来反对他；而共产党一方面在大街上和纳粹党格斗，另一方面又用罢工同政府作斗争，这更使施莱歇的统治成为不可能。巴本运用了他个人对兴登堡的影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