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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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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加入教会的，有很多是当地的地痞流氓，甚至是有犯罪记录的不法之徒，无论是官是民大伙儿对这些人都是比较痛恨的。但当时传教很不容易，只要有人愿意加入，教会都是拍着巴掌欢迎的，从来不会搞个资格审查，问问人生观价值观等，所以流氓地痞们能轻易地加入教会。而他们只不过是想寻找教会作为靠山，好更加为非作歹，欺压普通百姓。因为教会势力很大，官府也不敢捉拿。这种情况几年后将在大清引发义和团运动，而在朝鲜，他们提前一步爆发起义了。
就这样，为了反对西化，反对教会，他们祭起了东学，取名东学道，信徒就叫东学党人。
起义军的口号是：逐灭洋倭，尽灭权贵！“洋”，指的就是洋人，“倭”就是日本人了，可见朝鲜人民对日本人也没什么好印象。权贵就不用解释了，大家也见过。
总结一下，这不是一支抄起家伙就上的起义队伍，而是一支有着明确的价值观指导和精神信仰的队伍，这样的队伍战斗力是很强的。朝鲜中央政府派出家底去镇压，结果不出意料：还不到两个月，起义军占领了全州，逼近汉城。国王这时候才急了，按照多年形成的传统习惯，他应该向宗主国大清求援，请求清军入朝帮助镇压起义。
但朝鲜国王比较犹豫。这么多年朝鲜虽然一直夹在大清和日本之间，但夹心饼干也有它的生存之道。朝鲜就已经摸索出一套双面讨好、左右逢源的艺术。这边恭维一下大清要点赏赐，那边勾搭下日本暗中做个生意捞点好处。如果请求清军来到朝鲜平叛，请神容易送神难不说，日本人那边也不好交代。
袁世凯大人出面了，他极力鼓动朝鲜国王向大清借兵，不仅是鼓动，简直是施压。于是朝鲜国王慌忙向帝国求援，请求“上国立派天兵”。
求援国书立即由袁世凯转发给了他的主管领导。朝廷接到这个请求乐了，因为这是维护“天朝上国”面子的绝好机会。只要是对付老百姓和农民起义军，天朝的军队一向可以所向披靡，不仅可以威慑本国，还能声震亚洲，所以，这是一个扬眉吐气的好机会。
但冷静下来，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还要顾忌日本人。
虽然袁世凯那次果断攻打王宫平息了政变，再次维护了大清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但是，清国外交部门在接下来和日本的善后谈判中却吃了亏，当时清国只想早点息事宁人，就和日本签署了一项协议（清日《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如果将来朝鲜还发生动乱（一定会的），两位大哥动手之前都要互相通告一声，免得影响清日交好。也就是说，从那以后应对朝鲜动乱，清日任何一方都没有单方面出兵的权力。
大家可以看出来，狡猾的日本人虽然军事上被老袁压制，但在外交上却占了很大便宜，通过这个条约又在实际上废止了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把朝鲜推向了两国“共管”的境地，日本人在清国的专属权力中成功地插上了一腿。
袁世凯的那位大领导犯难了。不派兵吧，朝廷一向是把面子看得很重的，而且作为保护属国的天朝上国，当他们的国王把求援书送到你面前的时候，你不出兵，就没有一个大哥的样子。但如果派兵吧，又很可能与日本造成纠纷，因为在清国出兵的同时日本也很可能出兵，清日两国军队同时出现在朝鲜的领土上，擦枪走火的事情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领导指示袁世凯首先去摸一摸日本人的态度。
于是袁世凯去了日本驻汉城公使馆，向日本公使了解情况。日本公使拍着肩膀告诉袁：你看我们日本的商人已经被东学党人烧杀抢掠太多了（这是事实），我们只想有一个和平的经商环境，多赚点钱，请贵国尽早派兵平息叛乱吧！
接下来的一幕我们比较熟悉了，它在很多书里都得到过描述：袁世凯之后给国内领导发了封电报，极力主张出兵。并说明日本公使杉村浚是他的哥们儿，日本只看重经济利益，即使我们出兵，日本也是不会派兵的（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发电报的时间是1894年6月2日。
再然后，按照这些书里的叙述，袁世凯就这样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大当”。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关心的并不只是商民，而是如何找到发动清日甲午战争的借口。为了强调一下袁世凯这次上当受骗的情况，这些书中一般还会列举一下袁世凯的生活作风问题，比如经常和朝鲜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出入声色场所，笙歌夜夜等。
但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这些书籍一般只会注意宏大叙事，却忘了我们的历史主人公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也要面对生活的各种纠结，人生的各种困境，也是一个吃两碗饭就要饱，饱了也要打嗝的人。
而我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经常缺乏的是“体制内思维”，对于一个体制内的人物，我们经常把握不准，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
我们有必要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体制内思维。
这不是一种为了集体（朝廷、国家等）的思维。
也不是一种为了个人的思维。
而是一种在为了集体的口号掩盖下为了个人的思维——表面为集体，实际为个人。但这也只是一般官吏的想法。对于身处中高位的官员，他们的想法还要更高级一点，那就是：公私两便。
因为他们知道，天下为公，没人愿意去干；完全为私，也干不长久。而朝廷的体制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它不像有些完善的体制，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朝廷的体制公私是混在一起的，公里面可以夹带一点私，私里面也可以混淆一点公。正是因为这样，帝国对于一个官员的评价常常是把道德和能力混在一起，只要他亲民，有事总在一线，不怎么贪，不乱搞男女关系，就是好官；如果还能成天对贪官污吏黑着个脸，为民做几回主，那简直就是青天——杰出代表就是包青天包大人。至于这个高官的能力问题，反而让人忽视了。
也就是说，对于封建朝廷体制内的人物，特别是高层人物，只有“合众人之公以成一己之私”的思维，才是最高明的思维。
袁世凯的考虑就是一种公私两便的想法。
在说到袁世凯的考虑之前，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袁世凯大人究竟有没有上日本人的当。
我的答案是：虽说实际上是上了当，但小袁同学心里面是清楚的。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一切的事情很可能都是袁世凯“主动上当”。
作为大哥级的滑头人物，我相信，袁世凯是不会那么轻易就上了日本人的当，更何况他还有一支神秘的情报队伍。
在朝鲜的十多年期间，袁世凯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本土外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大家都是朋友，比如当时人在朝鲜后来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英国人朱尔典。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朋友里还有一群有特色的朝鲜人。他们是：分布在汉城以及其他城市的市井流氓、泼皮无赖。
在十几年期间，袁世凯成功地将这些人笼络到麾下。当帝国的官员都自命清高地不屑和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袁世凯却优待他们，真正做到了跟他们打成一片，成为下基层最多也最有诚意的人，而袁世凯也有他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帮忙收集情报。
《潜伏》里的谢若林说，真正有用的情报，就出现在街头巷尾之间。袁世凯也相信这一点，每一个流氓混混都是能为他提供日本人情报的眼线。我们应该还记得袁世凯上一次冲进王宫平息政变的故事，在日本人和开化党发动政变之前，他们的计谋是先设一个鸿门宴，以庆祝汉城邮政局落成为借口，邀请袁世凯和朝鲜事大党人前去参加晚宴。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发难，抓人的抓人，杀人的杀人，企图将事大党和支持他们的袁世凯的力量一网打尽。袁世凯正要动身时，他接到了流氓朋友给他的警告，于是他不去了，派了自己的一个手下作为代表。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当晚有十来个事大党人被杀死，而袁世凯成功躲过一劫。
这件事情之后，袁世凯更加重视这支流氓情报队伍了，凭着及时的情报，袁世凯才在日本人的包围中多次化险为夷。日本公使跟他耍流氓，告诉他即使清国出兵来朝鲜处理东学党问题，日本也不会派兵，没想到袁世凯却是一个更大的流氓，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日本公使以为他的两句话就可以轻易骗过这位矮胖子，而后来的某些书籍也认为袁世凯就这么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当”之时，袁世凯心里在大叫：我了然！
既然袁世凯清楚日本人的阴谋，为何还要鼓动朝廷出兵？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袁世凯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公私两便。
袁世凯知道：当朝鲜政局被东学党起义闹得岌岌可危，出兵是继续强力保护清国在朝鲜利益的需要，也是朝廷爱面子的需要，兵是一定要出的。这就是“公”的方面。
而袁世凯一手促成出兵，这边鼓动朝鲜国王借兵，那边发电报让清国对出兵放心，这个原因就是来自他的私心——也是他一直等待的那个最后的机会：俺要回国！
形势已经让袁世凯明白：只有国内出兵，派来作战的将领，他才有可能被替换回到国内——实在不行还可以趁乱走人。反正这次他已经下定决心：必须撂挑子！必须回到国内！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袁世凯大人最关心的，是他如何顺利地回国。
6月底，当时朝廷已经派兵，而日本也已经派兵，朝廷担心可能与日本开战正考虑要不要撤兵时，袁世凯再一次写报告给国内的领导：与日本人吵架无意义，派军舰来，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7月11日，与日本开战的气氛已经十分紧张，袁世凯向国内领导报告自己生病，而且很严重，基本到了要入土的程度，趁着还有一口气先落叶归根。我们把他的这份报告翻译一下：
领导，您不是不知道的，我老袁素有发烧症，最近又开始拉肚子，昨夜又突发重症，头昏目眩，全身上下疼痛难忍，赶来的医生给我量了体温，说发烧超过100度（华氏），不得不采用物理降温（敷冰块），这样我才没有去见先帝哦！
在发完这封电报之后，袁世凯不等批示，赶忙将他的工作和职务全部移交给自己的一位下属（唐绍仪）。他鼓励了唐绍仪好好干：我是要死的人了，但岗位必须在，不能耽误工作，你就在这里建功立业吧，一定大有所为的。唐绍仪接下了袁世凯的一切活儿，他向国内发工作报告时，袁世凯在这份报告上特意加了一句“具体事项可等袁道到天津稍痊愈后面禀”。我们别小看这句话，这正是他老袁冥思苦想加进去的，他的算盘是：一旦国内没注意到这句话或者不作公开表态，他可就要拔腿走人了。
现实又一次打击了袁世凯，证明了领导是比他更精的人，领导很快给了个答复：袁毋庸调回，切不可径自赴津。而且这个答复居然是通过最高命令——奏请光绪皇帝的上谕发出的。
这是为什么啊？我在朝鲜十几年了，难道就不能挪窝吗？
他只有最后一招了：耍赖。在接下来的电报里，袁世凯充分发挥了耍赖的本领：我已经病到这个程度，只有一死了，但是死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呢？伤心欲绝！（凯病如此，惟有死，然死何益于国事？痛绝！）可是，领导仍然无动于衷，摆明了一副让袁世凯死也要死在朝鲜的架势。
但此时袁世凯成天一副随时准备去见先帝的样子连唐绍仪也看不下去，他主动打电报佐证：“袁道病日重，烧剧，心跳，左肢痛不可耐。韩事危极，医药并乏，留汉难望愈，仪目睹心如焚……”
好吧，为了不闹出人命，为了避免将来迎回到国内的是他的一把骨灰，主管袁世凯的这位领导终于同意了他回国先。电报到达汉城，袁世凯没有作一分钟的停留，拖着行李，立即溜出汉城，后面跟着他的姨太太——喂，你等等我！
天津，袁世凯终于见到了他的那位领导。领导只是说先让他回来，并没有答应让他留下来，袁世凯就这样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那间办公室。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到了。
·帝国最大的权臣·
安徽人李鸿章是这个帝国最有权势的人，是满族人建立的朝廷里官职最大的汉臣之一。他的官职有文华殿大学士（荣誉称号）、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但光从官职是看不出厉害之处的，李鸿章掌控的是这个国家最厉害的三大命脉——军队、外交和经济。我们来分别了解一下。
当时朝廷最重要的一支陆军——淮军的创始人兼最高主帅，是他李大人。当时朝廷最重要的一支海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兼实际最高主帅，也是他李大人（名义上还有一位满族王爷是他的领导）。说是最重要，一是军费有保障，因此淮军和北洋水师是所有军队中装备最好、训练最新、人才梯队最完备（跟淮军对口的天津武备学堂和跟北洋水师对口的福州船政学堂，是全国最好的两所军校）、战斗力也最强。另外，淮军和北洋水师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们的防卫范围：驻扎京畿，拱卫京师。
从名义上说，清国的外交是不归李鸿章管的，它由设在北京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来负责，但总理衙门里的头头们是一些不懂如何与洋人打交道的满族王爷，所以实际上办事的还是李鸿章北洋大臣的班底，所谓“外靠李鸿章”，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李鸿章还是清国“洋务运动”的带头人。全清国最赚钱的几个行业，比如铁路、海运、电报、矿山等，都由他和他的亲信（盛宣怀）掌握，在他们的经营下，涌现出如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开平煤矿等一大批国有大中型企业。
李鸿章之所以有这些权力，这一切都来自一个人的支持——慈禧太后。李大人也就是清国实际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最得力的心腹干将。这个情况我放到后面再讲。总之一句话，李鸿章大人权倾朝野，如果把清国比作一家公司，那么慈禧就是董事长，而李鸿章就是首席执行官，从官场、商场一直到火葬场，都要归他管。
按照级别来说，袁世凯还算不上李鸿章的直接下属，中间还差了好几级。但早在还是吴长庆的下属时，袁世凯就跟李大人搭上线了。他经常越级向李鸿章请示，投靠在了李鸿章的门下。
这跟袁世凯的官二代出身有很大关系。袁甲三、袁保庆跟李鸿章也算是有交情的。但即使不是官二代，搭线也是不难的。
所谓“裙带关系”是当时官场最亮丽的风景之一。裙带并不意味着你们一定要穿同一条裤子，关键是要能说那些“有用的废话”，我总结了一下，不外乎以下几种：
“大人，您祖籍何处啊？”“四川！”“啊，大人，下官也是四川人！”——这就是“认同乡”。当然，万一不幸你不是出生在四川，那么直系亲属中有没有人出生在四川，祖上有没有人出生在四川，或者祖上某人有没有在四川当过官，这些通通都算。
“大人，您今年贵庚啊？”“50！”“下官也正好50！”——这就是“认同岁”。这个可以灵活掌握，反正也没人查户口不是。
“大人，您哪年的进士？”“光绪三年！”“下官也是光绪三年进士！”——这就是“认同年”。如果进士不是同年，举人同年，秀才同年，也是可以的。再不济，曾经在哪一年一同参加过科考，也算。
“大人，您哪年的进士？”“光绪三年！”“下官光绪六年。老师在上，请受弟子一拜！”——这就是“认门生”，反正以徒弟自居就是。
如果这些都不是，也有办法，关键是要会发挥联想性思维，比如：
“大人，您老婆贵庚啊……”
万一这些碰巧都还不是（概率很低），这也难不倒，把废话再扩展一点就是，举个例子：
“大人，请问您当年进京赶考投奔的是哪家客栈？”“……什么？如家203？缘分啊，大人！下官住的也是203，咬过您的那半床虱子，就是被下官给睡死的啊！大人，我跟您可真算是有同床之缘啊！”
这自然是开玩笑。总之，只要你会钻营，总会摸出一条门路来的。有什么不好意思，你向往勾搭，人家也向往被勾搭嘛。
在所有的“裙带关系”里，老乡关系是最重要的。老乡见老乡，两眼冒金光。大家毕竟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吃的差不多，说话也能听懂。摆上一桌打麻将什么的，还不必要先去讲个规矩。李鸿章的淮军之所以叫淮军，是因为这支军队的将领和士兵基本都是来自他的老家——安徽。李鸿章完全掌控着这支部队，换句话说，对于其他的部队，他就没那么好掌控。
·袁世凯的特别之处·
天津直隶总督衙门里，日理万机的李鸿章接见了袁世凯。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前袁世凯回国述职探亲的时候也给李大人捎过礼物，但李鸿章为这次见面准备了很多东西。
这是一堆弹劾袁世凯的报告。有说他嗜杀的，也有说他擅权的，当然，生活作风问题也是少不了的。
李鸿章决定拿这些弹劾报告“敲打”一下袁世凯，在他看来，越是能干的下属，越是需要时不时敲打敲打，于是他拿出了这些报告。
但令李鸿章失望的是，袁世凯摆出了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看完这些报告，他既不辩解，也不动怒，更不需要解释，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李鸿章，等待他继续说下去。
在确切的证据面前，在李鸿章的质问面前，袁世凯却没有丝毫的慌乱，而是非常的镇定。
我不会在乎所有人对我的看法，我只会在乎你这个关键人物对我的看法。因为我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肯定会有很多的风言风语，也肯定会有很多人看我不顺眼，准备在我背后捅上一刀。我甚至连你这个关键人物的看法都不会怎么在乎，因为我知道，我将是关键人物！
是的，李大人，我知道你拿这些报告给我看，并不是要从这些事情上与我为难。你要为难我的还在后面，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在过去的13年里，我一次次想回国，回到跟你一同战斗的权力中心，而你总是找各种理由拒绝。我欲乘船归来，你总说时机未定。现在，我站在你面前了，你想对我说什么？
两人目光短暂地对视着。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李鸿章很喜欢袁世凯这样的人。因为他能从袁世凯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的东西。
一种由多年的杀伐决断锻炼出来的浓烈的匪气。
所谓匪气，具体解释就是：跋扈、嚣张、敢作敢为、敢想敢赌，而这一切都隐藏在表面的谦恭之下，因为匪气并不需要拿出来显摆，而是存在于骨头里。
跟吴长庆一样，短短的交往，李鸿章已经感受到了袁世凯这个人的不简单。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最厉害的并不是他能猜中自己的心理，知道不会真的拿这些小报告去弹劾他。袁世凯最厉害的是能过得了自己这关，在听到对自己官声不利的言论时，他并不着急辩护，他拉得下面子。而那些科举正途出来的道德君子，一旦听到关于自己的风言风语，立即血冲脑门，抡起袖子跟你没完。袁世凯是有私心的，但一个拉不下面子的人会有更大的私心。而袁世凯不是这样的人。
李鸿章只好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收起那堆弹劾报告，然后说了那句他特别想说，而袁世凯又特别害怕听到的话：“袁啊，你回来了很好，我也很想你（才怪），先去探个亲，去趟河南。然后呢，你还是继续回朝鲜。朝鲜不能没有你啊，你的新职务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升半级——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兼抚辑事宜，责任不可谓不重大！”
新职务翻译过来就是在他的老本行上再加一个为进入朝鲜的清军做后勤保障工作，比如建兵站、存军粮、喂军马、搬弹药，反正要保证清军的后方补给。
很显然，对于袁世凯的装病，李鸿章心里明镜似的。让袁世凯回来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先安抚一下他。李鸿章知道，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朝鲜真的离不开他，即使不要他去前线打仗，留他在朝鲜后方去稳定军心也是很必要的。
可惜的是李鸿章并不知道，想回国正是袁世凯隐藏在内心多年的秘密。在见到了李鸿章之后，他更加坚定了要留在国内发展的决心。李鸿章冲天的权势令人羡慕，别人对他心怀畏惧，而袁世凯想到的是项羽那句著名的口号：彼可取而代之。
李鸿章这个传说中清国最厉害的官场人物，在袁世凯眼里早已经垂垂老矣，别人看到了他表面上的强悍，袁世凯却看到了他强大下的虚弱，袁世凯知道：自己将是取代他的人。
李鸿章，让我回来取代你吧！我就是来取代你的人！
但李鸿章的指示让袁世凯失望了。他真的不明白这个老年瘦子为何在他回国问题上就如此坚持。以前还可以说是没有替手，现在他连替手唐绍仪也亲自找好了，而且事实证明唐绍仪也干得不错，难道真的准备让我在朝鲜养老？
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总督衙门，去了一个地方——北京。
·即将出场的带头大哥·
北京朝阳门外，袁世凯来到了这里。他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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