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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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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把这一切归结于——专制。虽然他的父亲是省部级高官，他是官二代，但对专制的批评毫不客气。
在接受光绪的召见之前，谭嗣同以江苏候补知府的身份住在南京，闭门写书——以19岁那年旅行的见闻为基础，整理自己的所思所感，他给这本书起了个好听的名字：《仁学》。
在《仁学》中，谭嗣同将他对腐朽朝廷的愤怒全部指向了专制：
“两千年来，专制制度为大盗之政！”
“专制君主为独夫民贼！”
“若君不能为民办事，亦可共废！”
然后谭嗣同等到了一个机会，这就是徐致靖向光绪保举他成为变法之人，谭嗣同来到了北京。他的内心充满着兴奋，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正因为朝廷专制，所以需要改变，需要变法，他必须去实践这样的变法，为变法做一切的事情，哪怕是冒险。
真正参与到变法之中后，谭嗣同才感到了真正的苦恼。他有满腔的热血，他有不懈的精神和坚定的决心，但是，变法需要的似乎并不是这些，现实总让他处处碰壁，那种无法实现理想、突破现实的无力感深深地折磨着谭嗣同。
他把康有为当作了偶像，也当作了救星。康有为学识渊博，又享有名气，谭嗣同认为只要按照康有为的想法去做，变法是一定能够成功的。为了这个成功，他什么方法都愿意去尝试，什么风险都会去冒。在谭嗣同看来，变法只能成功，无法失败，因为百姓们折腾不起。
他带着杀掉慈禧后可以顺利实施变法的愿望走进了法华寺。
当步兵统领衙门前来抓捕时，谭嗣同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走，他甚至已经去了英国和日本公使馆，却又自己走了出来。他只希望梁启超去出走日本，“没有远走的人，无以图将来”，他希望梁启超做行者，让变法火种薪火相传，而他自己，已经抱有必死的决心。
专制制度，虽为大盗之政，但是它是一时无法消除的，梦想中为了天下苍生的现代政体，一时无法建立，谭嗣同终于明白了这样的事实。事实令人心碎，但是，也激起了他另外的信心和愿望。他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此时看不到没有关系，总有一天，它会到来。
让我的头颅和热血去祭奠这场变法吧，只有我为变法死，变法才不会因我们而死。让我，让我们的变法成为最深刻的教训和思考留给后来之人！
是的，千年以来，变法的结局常常是失败和流血，但是变法的目的不是流血，而是避免流血，破解变法即失败、失败即流血的千年难题，留给了后来者。
谭嗣同抱着必死决心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光绪。“没有死去的人，无以酬圣主”，对于光绪皇帝，谭嗣同有着无可言说的愧疚，当年那个大骂皇帝为“独夫民贼”的人，已经把光绪当做“圣主”了。这绝不是因为光绪重用了他，而是因为一场本来可以做好的事，他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已经连累了皇上，使皇上被囚禁瀛台，甚至有生命危险，谭嗣同悔之晚矣！
谭嗣同去日本和英国公使馆，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向外国人说明，即使变法失败，保全光绪对他们也是十分重要的，外国人讲究利益，谭嗣同就说清楚他们的利益，请他们答应一旦皇上有危险时，设法营救皇上——我们将很快看到谭嗣同这种努力的结果。
就这样吧，我已经尽力了。我的理想我自会来坚持，当坚持不下去了，相信也会有后来者，而我的错误只能由我承担。对于每一个我合作过的人，我都会对他讲义气，对于每一个我对不起的人，我都会负责任，哪怕他是皇上。这就是我的选择。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者，对天下人之仁也，义者，对周围人之义也，这不需要多少豪言壮语、多少惊天动地的行动，只需要一种选择与坚持。
他虽然是官二代，但他更关心草二代；他虽然行事鲁莽，但敢作敢为；他虽然性格冲动，但恩怨分明；他或许不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合格的变法家，但他是一个有烈士气节的人，一个敢于承担结果的人，一个有着自己原则的很真实的人。他可以不死，不死，并不算错，没人可以责怪他，可是死了，却突然凸显了意义。英雄与凡人的分野就在这里，他不仅要为自己总结，也要为天下人总结，为“天下为公”总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嗣同是一个平凡的英雄，一个值得敬佩的人。
谭嗣同的出现给这场变法带来了黑暗中的光芒，这微小的光亮，照过了多少野心与权谋、多少算计与圈套，让它们都在光亮下显得荒谬和渺小。多年以后的人们再次谈起这场变法时，一定会提到谭嗣同，因为他也埋下了勇敢与正义的种子，留下了热血和希望！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9月28日，刑场上响起了谭嗣同洪亮的声音。
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六君子皆被杀于菜市口刑场。
·真正的政变·
行刑完毕。军机大臣、监斩官刚毅的脸上露出了他的微笑。
朝廷里的那伙人终于露出他们的面目了。这是一群特别的人，而刚毅只是其中的一员，并不是他们的核心，他们的核心是一个显赫的人物：端郡王。
端郡王人们常常叫他端王，他是光绪的堂兄，团结在端王周围的是一伙满族王公贵族和八旗子弟。他们组成了朝中最有权势的政治集团——端王集团。
而端王集团的强大不仅在于他们在朝廷中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军队中也到处是他们的人。端王本人掌控着朝廷的禁卫军之一——武胜新队。这是一支配备洋枪洋炮的八旗军队伍。对于这支军队大家一定很陌生，但是在一年以后（1899年），这支军队改成的另一个名字我们一定很熟悉——虎神营。
除了禁卫军，甚至整个守卫京城的八旗军都是偏向端王集团的，毕竟大家都是同一个出身的，有共同的利益嘛。
总之，这是一群地位特殊的人，他们在朝中的势力根深蒂固，又有军队做保障。
为了政治利益，端王集团不仅排斥外国人，也排斥汉人，他们认为天下是满人的，只能由满人来分享成果，所以要警惕汉人和外国势力，也根本不要搞什么变法。为了这个目的，端王集团隐藏的政变图谋就是：鼓动慈禧废去光绪，改立端王的儿子为皇帝！
光绪宣布变法开始以后，这伙人也没闲着，他们干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造谣。他们既不是朝廷中的变法派，也不是一般的顽固派，而是属于造谣派。
天津阅兵的谣言，是他们造出来的。造这个谣言的目的是要在朝廷中制造“光绪被废”的舆论氛围，那时候的慈禧在支持光绪搞变法，她是不会废去光绪的，即使要废，大权在她之手，在皇宫就能办成，并不需要多此一举跑到天津去，所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而端王集团并不死心，他们会寻找造谣的新机会。
机会很快来了。这就是伊藤博文来到北京，野心不死的端王集团又造了第二次谣，那就是告诉慈禧光绪将勾结日本人劫持慈禧，这又是逼迫慈禧废去光绪。
对于这时候的慈禧来说，她并没有废去光绪的心思，但是端王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太强大，连慈禧一时都无法撼动，所以他们的要求慈禧又不得不考虑。事实上对于慈禧这个最高统治者来说，她不得不在各派之间搞平衡，维持朝廷的稳定——原因前面我们也已经说过，只有朝廷稳定了她老人家的权力才稳定啊。光绪不知道的是，之前为了支持变法，慈禧也承受着来自端王集团的压力，现在光绪提出开懋勤殿，引进伊藤博文做外援，慈禧也顶不住了，除了对自身权力安全的考虑，她也需要安抚住端王集团，反对光绪某种程度也是没有办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慈禧开始了临朝训政。然后围园杀后的计划暴露了，光绪背上合谋的重大嫌疑，这对于端王集团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机会！在端王集团的强大压力下，愤怒中的慈禧终于动了废去光绪的心思，默许了端王集团的小动作，由于光绪一向是体弱多病的，于是朝廷以光绪的名义颁布上谕：朕已重病，请各地推荐名医。
在专制朝廷里，皇帝生病本来是高度的国家机密，而皇帝在上谕中公布自己的病情，这更加异常。这一反常事件的背后就是端王要为废去光绪作重要的准备，而这次已经不仅是舆论准备，还有程序上的准备了。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是，颁布这个上谕的时间是9月25日，此时，荣禄进京了。他带着两个很重要的目的。
荣禄的第一个目的是保护袁世凯。
荣禄虽然也是八旗子弟，并且出生于满族八大家族之首——正白旗瓜尔佳氏。但是到他这一代时，家道已经衰落了，荣禄并不是端王集团的人，他只是慈禧提拔起来的绝对心腹。由于荣禄不像端王集团的人那样在朝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他在朝中的权势除了来自慈禧，也需要更多的权力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袁世凯。为了倚重袁世凯这样的官场新星，荣禄在慈禧面前替老袁成功地开脱了。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光绪。
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光绪，这是荣禄进京之前和袁世凯商量好的。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光绪事先知道围园杀后的计划，甚至这个计划是不是原本就来自他的授意，但是，光绪已经逃脱不了重大嫌疑，甚至已经成为了头号嫌疑犯，因为一旦谋杀太后成功，获益最大的就是他。端王集团正等着审讯那些“乱党”，给光绪一个罪名，成功废帝。而荣禄担心的是如果让端王集团以审讯证实了光绪的嫌疑，光绪只能面临被废的命运。
自己不是端王集团的人，一旦光绪被废，端王的儿子上台，这对荣禄绝无好处。
而在荣禄的分析劝说之下，慈禧也冷静下来了，对于慈禧来说，端王集团只是她的政治盟友，而不是像荣禄这样的绝对心腹，心腹和盟友是有绝对分别的。慈禧明白了，一旦废帝，再立新君，端王的儿子成为皇帝，端王成为太上皇，如果他们父子联合起来成为她新的政敌，更不好对付。
是的，我还需要光绪继续成为我的傀儡皇帝，他只是我手中的棋子而已，虽然这个棋子不听话，还有谋害自己的嫌疑，但我也只能继续去利用他。在他有被废去的危险之时去保护他，作为一个临朝训政者，光绪的存在也是我存在的一个理由，我不能亲手毁掉这颗棋子。
慈禧马上颁布命令：这些抓捕归案的“乱党”们罪大恶极，不用再审了，直接杀头。光绪终于脱离了从嫌疑犯变成事实犯的危险。按照慈禧的命令，他从此继续居住在瀛台，派太监看管，但他仍然是皇帝，皇帝的名号和所有的待遇不变，光绪仍然要出席早朝等其他朝政活动，仍然可以发表自己对朝政的看法（需要看慈禧的脸色行事），除了每天必须回瀛台居住，他仍然有很大的自由。
端王集团的政变企图失败了。但是他们仍然是不甘心的。于是谣言再一次在京城流传，按照当时美国驻北京大使康戈尔的夫人（萨拉？康戈尔）日记记载，这最新的谣言是：
“皇帝病得很重！”“皇帝被外国人害死了！”
谣言之中，北京城里很快出现了普通百姓攻击外国人的事件，他们朝洋人扔石子，追打洋人，而当洋人去找清兵时，那些八旗子弟说：你们是洋人，我们保护不了你们。
看来端王先生真是很会造谣，想害死皇帝的明明是他，却嫁祸到外国人头上。是的，仅仅就这个谣言来说，无辜的是洋人，他们恰恰是想保护光绪的（后述）。而端王集团造个最新谣言的目的就在于：利用老百姓的民族情绪，再一次寻找发动政变的机会！
野心不死啊。虽然端王集团的政变阴谋暂时被挫败了，但是，凭着我们对这伙神秘人物的了解，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们还会寻找新的机会。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当通过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让帝后两党的权斗暂时落下帷幕之后，朝廷也“需要”他们。因为专制朝廷的一大特色就是权斗无时不在，平衡只是暂时，内斗将是永远。
·变法失败的根源·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大家在看完这个漫长的故事舒展一下筋骨的同时，也是时候来总结一下这场轰轰烈烈开始的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了。虽然我们只重点讲述了这惊心动魄的103天，但我认为清国真正的变法从1895年清日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在那几年里，朝廷新修铁路，编练新军，这是洋务运动关于经济变法的持续。而政治上的“变法”也在进行，在过去，民间结社向来被严厉禁止，因为这是朝廷的大忌，不论你有多么正当的理由，在朝廷看来群众聚在一起都有造反的嫌疑，让人睡不踏实。而在1895年以后，民间结社开始逐步开放，言论也进一步自由，这才造成了康有为办的强学会以及各种上书的兴起。
这103天，是变法最为集中的时刻，它留下了很多的“新政”，它兴办了工商，它振兴了教育，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就是这103天里开办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奖励技术创造发明、保护专利的国家法律（《振兴工艺给奖章程》）也是在这103天里颁布的，其他还有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创举，这些内容教科书已经总结得很完整，有兴趣的可以去翻书，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是最感兴趣的，接下来的讲述，我们将探索这方面的内容。而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些原因是可以会找出很多的。
比如现在看来，我们之前强调的官僚集团对变法的“共识”，仅仅是出于对维护政权稳定的一种忧虑，这种“共识”脆弱到经不起风吹草动的打击。
还有谣言，也是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谣言之所以能成为谣言，在于它是假的，但每一种谣言都造成了极端的后果，不是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谣言，而是在朝廷信息不透明的体制下，大家只能相信谣言。
但在我看来，这些都只是失败的原因之一，找出根本的原因也许还需要我们真正明白三样东西：个人、社会和政府。
在原始社会，大家都是光着屁股跑，拿片树叶遮遮身子就去打猎捕鱼，寻找食物。人从一生下来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所以每个人都不得不追逐自己的利益，可以说人就是以发财为第一要义，在我看来这也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天性——人性的一部分。所谓人性，在更多的时候，也就是指人的动物性。
但是，人和动物毕竟是有区别的，这个重大的区别就在于人和人会结成一个群体——社会。很多的个人结成了社会，从而出现了人的社会性。你发你的财，为了自己的利益，这都没有问题，但必须遵守在漫长的时间里形成的社会契约和规则，不然你打了一只野鸡，抓了一只兔子，其他人不劳而获跑过来把它们抢了烧了自己吃，你只有站在旁边流口水的份儿——人类很快就会因为内斗而自我灭亡。
可见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某种契约和规则，但总得有一个机构来保障这些规则得到执行。于是在社会出现之后，政府便出现了。由此可见，政府的功能之一是维护这种契约和规则的，它会由此制定相关的法律，守法不会有奖励，但违法行为必定是要受到惩罚的，坐牢、杀头、凌迟，等等。政府就是用强制手段来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但对于广大的人民来说，政府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分配资源。
于是就出现了几种类型的政府。专制王朝就是其中的一种，它的特色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所有的资源都是皇帝老儿的，皇帝老儿通过官员选拔制度（科举）收买一批人来替皇上看管和发展这些资源，这些人就是大臣，他们组成人民的一部分——官僚集团。
问题是专制王朝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而是同官僚集团治天下，由于朝廷恰恰是依靠官僚集团来维护专制制度，所以对官僚集团的制约和监督依靠的是内部力量（监察御史、言官、钦差大臣）以及忍无可忍的部分老百姓的拦轿喊冤。按照人性自私、首先要保证自己发财的原则，在没什么制约和制约不力的情况下，官僚集团肯定要让资源先满足自己的需要，用尽各种办法去发偏财，霸占资源。百姓们常常痛恨贪官，殊不知他们不贪也很难。这就像兄弟你在路上行走，路边到处是金子，又没有人管，兄弟你最后能控制得住自己么？
这并不奇怪，只要制度是这样的，换了谁都一样。
而正是因为制约不力，发展到后期，官僚集团开始从霸占资源升级到垄断资源，官员们也因为共同的利益追求而形成我们前面已经讲述多次的强大组织——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不仅侵犯百姓们的资源和利益，也在内部起着同化和僵化作用，比如兄弟你在这个集团内部，想做几件有利于百姓的事，但这些事可能是不符合这个集团利益的。于是你虽然一身正气，追求正义，也可能遭到排挤，反过来，你所做的事虽不利百姓却有利于本集团利益，却会得到掩护以及拥护。
这个强大的同化和僵化作用让很多人轻便地得到了利益，却扼杀了多少的人才。有理想有实力能实干的人身处其中之后，便会暮气日深，垂垂老矣。专制体制内并不缺乏人才，而他们的特色是散则明，聚则暗。看他们私下里的文章和言论，让人敬佩，而看他们在任上干的事情，兄弟你还不如敬佩一下自己。
而朝廷统治者虽然出于维护统治的稳定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对利益集团也很痛恨，但又离不开他们，最后会越来越拿利益集团没有办法。每到这时候，有办法的只有一群人——拿锄头的起义者。比如陈胜、吴广、朱元璋、李自成。
可见，对于封建专制型政府来说，虽然统治阶级和官僚集团得到了暂时的好处，却有长期的风险。【wＷw。ＷＲsＨu。cＯm】这个风险是一定会到来的，区别只是你赶上的是专制王朝的盛世，还是末世。
而另外一种类型的政府是现代型的政府，也可以叫民主政府，它规定资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而是大家的，如何分配资源，就要由大家来决定，取得大家的同意。而要想取得大家的同意，这肯定是一个兼顾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也是相对公平的规则，而且必定还要通过一定的机构和程序（民主制度）来实行监督和制约。
这看上去很美好，但要实现从专制王朝向现代型政府的转型，并不容易。
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两种力量能推动这种转型。一种是外部强力——革命。革命和起义是不同的，这一点我们会在以后的故事中讲述。而另一种是内部动力，这就是改革，也就是在封建时代常说的变法。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两种“可能”的方法，而不是打包票的方法，革命的结果也许可以迎来光明，也许是“所有人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变法也同样如此，这并不是因为变法的方式不可取，而是因为变法实在太难了。
很显然，既然官僚集团已经成了资源的掌控者，既然他们能够依靠这些掌控的资源很方便地发财，如果没有杀招（杀招不等于杀人的招儿），凭什么能让他们停止这种发财？所以变法最终都会遭到来自官僚集团的抵制。从专制王朝的历史来看，太多的变法最后只是让朝廷陷入不变就死、一变就乱的怪圈。精简机构，最后机构却越简越多；减少征税，最后税没减少，不用交税的项目却减少了。太多的新政，都会被官僚集团当作皮球踢回来，或者用太极高招化为无形，搞不好还能撕破脸面公开对抗，最后妥协的只能是朝廷。
可见，变法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点都不亚于革命啊。鲁迅先生说，改变太难了，“连搬动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更何况是要变法？
因为难，充足而扎实的准备显得相当重要，在我看来，比较重要的有两种准备：认识准备和物质准备。
一个现代型的政府，它的建立需要有一个根本的基础——改变了的个人，也就是现代公民。也就是说，现代型的政府是建立在现代公民基础之上的。认识准备就是让大部分人成为现代公民，培育现代的公民意识。所谓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在我看来，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建立对个人、社会和政府的充分认识，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
而一个简单方便的切入点就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权利。
个人有个人的权利，称作私权。由个人结合而成的公民群体也有权利——民权。政府有政府的权利——公权。社会是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也可以看做民权的一部分。
对于权利来说，第一步是形成权利捍卫意识，也就是要明白权利的正常性，生而为人，有权这是正常的，必须要捍卫。不仅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也要捍卫别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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