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3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对于权利来说，第一步是形成权利捍卫意识，也就是要明白权利的正常性，生而为人，有权这是正常的，必须要捍卫。不仅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也要捍卫别人的权利，所谓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也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不仅要捍卫私权和民权，也要捍卫政府的公权。

而第二步更难，那就是厘清和严守权利的正当性——权利的边界。当我们说到权利的边界的时候往往会去责难政府，因为他们伸手太长管得太多，而在管的过程中去获取额外的利益，最常见的现象是公权往往打着民权的旗号来事实上侵犯民权，这当然是需要反思和批评的。

但是作为现代公民，也应该反思个人权利的边界。专制王朝的统治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当私权遇到私权的时候，人们往往只把自己的私权自动扩大，不尊重他人的私权。常见的现象就是我是他老爸、老师或者老公老婆，便可以心安理得去侵犯儿子、弟子或者儿子他妈他爸的私权，以忠孝观念或者情感来绑架私权，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一代传一代。

而私权遇到公权之时，却又往往自动回缩。好民不跟官斗，见官自动降三分，这又是一代传一代。

物质准备是最重要的准备，在我看来，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它无比的强大，它能推动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和建立，也能够理顺人民、社会和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界定这三者权利的边界，甚至几乎能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所谓物质准备，对于个人来说就是让大家都发财，去实现财务自由，而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建立现代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指资源分配基本公平，大家创业、发财的机会基本均等，人们不会因为他的出生地、家庭背景不同而得到的资源和机会不同。不是有些人可以不劳而获，而另一部分拼死累活，最后收获那么一点点。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民间，不是政府去主导经济行为，甚至去制造经济规律。

所谓市场经济，绝不是只有官富而民穷，也绝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而大部分人穷，因为少数人的富，一定是建立在大部分人都还比较贫穷的基础上，这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

好了，为什么说物质准备是如此之重要，我们是可以拿清国的那个“好邻居”来举个例子的。

在我们的印象中，明治维新最成功的地方在于政改（议会、宪法），其实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成功的经济改革基础上的。事实上明治维新最成功的改革是在于经济领域，明治维新一开始也是从经济领域所做的改革，只是方式和方向与清国不同。

跟清国一样，出于抵御西方侵略者的需要，日本一开始也是从引进军工技术开始经济改革，但是，政府并不惧怕民间掌握这些所谓“高精尖”的技术，更不垄断这些技术，而是从一开始就决定要依靠整个国民的力量，将技术和资源推广到民间中小企业，通过法律扶植民间中小企业发展。甚至国家在建成一些国有大型企业后，会以很低的价格卖给民间企业家，由民间参与国产化的设计和研发，比如今天我们知道的许多著名的日本跨国企业（比如三菱），它们的前身都是日本军工国企。

这样的结果是：带来了民间经济的兴起和活跃，全民走向共富，因为有经济行为作为联系纽带，整个社会上的人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服务，彼此需要，也相互制衡。在强大的民间经济对政治的诉求之下，1881年，睦仁发布诏书，承诺推行宪法，实行宪政，并在八年后（1889年）成功颁布宪法和推行宪政，第二年召开第一届国会，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此时距离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已经有21年了。

而清国的情况有些不同。出于统治的惯性，朝廷不仅没有“全民共富”的想法，甚至对人民根本没有信任。话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人去老百姓家收菜刀，老百姓买卖菜刀被严格控制，最后只能是几个邻居合用一把菜刀，碰上逢年过节大家就排队等着切菜。清国朝廷正是成功地继承了这个收菜刀的传统，朝廷似乎总在幻想全体国民骨子里都是暴民，第二天早晨起来满大街都是起义的队伍。于是在186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后，朝廷不仅不敢把当时最新科技——军工技术下放到民间，甚至在其他民用领域（铁路、电报）等也严格垄断着技术和资源。

这样造成的结果与明治维新截然不同。虽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要建立以市场为主体的近代经济，但是很遗憾，它的根本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当时外患内乱的政治危机，它的本质是一场防御性的改革，而不是为了国家的破旧图强，更不是为全体国民谋福利。由于老百姓一直没有机会和权利参与政事，经济改革的动力依靠的是官僚系统，最后造成的结果是，虽然通过一再调动，官员们搞洋务搞改革的热情是调动起来了，但谋来的福利也全部被官僚集团霸占。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大清的行政权和经济权仍然在一起纠缠不清，它们搅合在一起，又被皇权牢牢控制。在商业领域，政府的行政命令仍然大于一切，甚至完全可以去制造经济规律，替代市场行为。清国最大的企业，没有一家不是“官企”：要么是纯粹的“官办”，要么就是“官督商办”，反正都带一个“官”字。至于资产，自然也是归朝廷所有。

对于老百姓们来说，朝廷是看不见的，洋务运动创造的财富真正的去向，就是落入官员们的口袋——官员们普遍富裕起来了。应该说大清国“官富”的现象一直都存在，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嘛，但真正使“官富”现象达到顶峰的，正是这场洋务运动。

与“官富”相对应的，却是——“民穷”。财富是老百姓们创造的，却被官员们以“朝廷”的名义吸走了，一部分用来养官，一部分用来压民。老百姓们的发财机会都被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抢走，于是官富者越来越多，而民穷者并不见减少。

情况就是这样了。由于洋务运动的先天不足，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那就是这场经济改革最终成为了一场实现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运动，政治精英变成了新的政治加经济精英，也就是形成了官员和资本的结合——官僚资本主义；政府部门变成了赚钱部门——它们既创造利益，又把控利益，然后在利益分配的过程自己监督自己。而朝廷只有两张面孔，一个是傲慢霸道，一个是虚伪做作，因为经济改革的不成功，利益集团越来越顽固和强大，朝廷仍然没有走出那个千百年来的怪圈：只能在延长政权寿命和被形势所逼不得不做出些让步中，左右摇摆。

可见，一场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需要建立在一场成功的经济改革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成功的变法需要市场经济的力量去倒逼，市场的经济会指向“市场”的政治。

而戊戌变法就是在一场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基础上进行的一场不彻底的政改。由于还没有真正兴起的市场经济力量作为班底，戊戌变法显得有些心急火燎而又一厢情愿。最起码，对于一个百姓很穷，还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发愁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改革也太奢侈了。

由此可见，变法光靠喊口号是推不动的，光靠皇帝颁布再多的圣旨，甚至对着祖宗的画像发誓也是推不动的。有人说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无限制地搞下去，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幻想“实业救国”是不成功的，但如果连“实业”本身都不成功，真正的市场经济都还没有建立，这自然是无法救国的。所谓“回避政治体制改革”，恰恰就是因为经济改革不成功，才有“回避”的空间。

有人说洋务运动最大的弊端是只学习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技术，却不知道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才是最大的技术，先进的科技都是建立在这个根本“技术模型”的基础之上，但这样的技术模型并不是天生的，抄也是抄不来的，即使抄来也没用——光绪皇帝推进的“制度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只有用成功的经济改革去倒逼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有可能走向成功的改革，也才是建立了符合本民族文化以及本国国情的改革，这样既避免在改革中停滞不前，又避免了去急急忙忙地照搬和照抄外来的一切——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是自己病了，就把所有的药都看成是良药。

也许在1898年，更好的变法是另外一种思路：与其有那么多的“新政”，不如不那么着急，也不要有那么多的口号和形式主义，先对洋务运动进行深刻反思和真正的总结，改进洋务运动中的各种弊端，调整洋务运动的方向和思路，做好经济上的准备，去让老百姓有发财的广阔平台和公平的机会，总而言之一句话：先让老百姓发了财再说嘛！

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既然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和“求富”，反思洋务运动只要求更进一步——去求老百姓的富（共富），而不只是占人民少部分的官僚集团的“富”。

用一句话总结就是：兴一利不如除一弊。因为弊已太深！已经有的“弊”，足以吞掉任何新的“利”！

由于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且力量强大，这一过程必定无比艰难。即使是纯粹的经济问题，相信也无法用纯粹的经济手段去切入。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对“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是必须的，对现代公民的信任（它是力量之源）是必须的，依靠公民的力量，去逐步化解利益集团，让资源合理分配，让机会均等，更是必须的。

要相信，只要财富能为民所共享，制度就能为民所共创！

用一句的话来进行总结吧，1898年开始的戊戌变法在本质上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强势文明向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弱势文明传播的结果，而变法真正失败的原因是弱势文明根深蒂固的弊端对于强势文明的抵抗，变法轰轰烈烈开始之时，清国并没有做好准备——个人没有准备，社会没有准备，政府也没有准备。责任是共同的，也是大家的，只把责任推到政府或者其他某一方都并非全面。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出现了强国会等民间政治团体以及普通人关心政治权利的上书言事等“新现象”，也就是说，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部分民权意识的觉醒。

·光绪的悲痛·

瀛台。空空荡荡的大殿寂静无声，每当下朝之后，光绪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这里。

他还是要吃那一百多碗的菜，这些菜跟太后慈禧所吃的是完全相同的，不管他的口味如何，从来不能换掉。这些菜大约要花费100两银子，折合成小米，够一个普通百姓吃上13年。

眼前的美味满席，他已全无胃口，一个人坐在桌子旁边，无比的冷清，而他已经成了冷清的一部分。

真像做了一场梦。梦醒来，一切都走远了。千里江山，已是飘零，满腔热血，化为冰冷。

6月11日，我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正式开始，在接下来的103天里，我无比的勤奋，忘我地工作，不停地批阅大臣奏折，不停地思考现状以及未来，平均每两天就要颁布一道诏书。没有人比我更期望变法早日成功，没有人花费我这么多的心血，但是它仍然——失败了。

我只能接受这样的苦果，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原本是不必成为一名皇帝的，却选择了一条可以成为皇上的路，而这一切还是因为我没有选择。也许从那个时候起，快乐也好，幸福也罢，都从我的身体里消失了，我原本就是不配拥有它们的人，所以到最后都应该让我失去它们才对。

“你恨吗，恨她吗？”珍妃曾经问。

珍妃，她曾是光绪皇帝唯一的快乐源泉。

她经常女扮男装，大大咧咧地走来走去，在皇宫里横冲直撞，喜欢照相，喜欢宫里一切时髦的“西洋玩物”。她没有规矩，私下里敢对光绪直呼其名，在照相时甚至大逆不道地穿着龙袍，很显然，按照传统的眼光，这不是一个规规矩矩服侍皇帝的好妃子。

太后一直不喜欢她，光绪知道，在慈禧太后的眼里，只有她的侄女——静芬皇后才应该得到他的宠爱。静芬是正统的皇后，而珍妃不过是普通的妃子而已。

但是，光绪喜欢她！喜欢就是最大的理由，正统又如何？妃子又如何？

在繁忙的朝政之余，他曾经为她做过很多的浪漫之事。他带着她在紫禁城看雪，去颐和园听雨，还许诺带着她去围场打猎。他不善表达，不会说很多的情话，大部分的时候，在珍妃旁边，他也很沉默，他有很多想要说的，却因为羞涩而最终没说，因为口吃而说不明白。

但他有一颗爱她的炽热的心。

珍妃，我是京城公子，你是南国佳人，我来自冰天雪地的北方，你来自草长莺飞的南方，是什么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选秀。”珍妃说了这两个字，跑去玩了。

从13岁入宫，她如今已经22岁了。

也许这个孩子永远不会长大，也许在她的眼里，自己不过是她从广州来到北京之后，找到的另外一个玩伴，一个寡言少语的怪人。

一切的事情都在那一天改变了。在光绪离开紫禁城，走向瀛台的那一天。珍妃终于明白，这个人真的要离开自己了，他搬了家，不会再回来。

有一种失败，是“成功的失败”，因为它会为成功积累经验，吸取教训，譬如变法，一定会有后来者居上。但是，也有一种失败是完全的失败，这就是爱情，一朝离别，此生难见。

珍妃偏不信命，她勇敢地跑到慈禧面前，跪地为光绪求情，珍妃以为慈禧会动容的，没想到慈禧大怒：“你平时一贯妖媚皇上，皇帝犯错，你也有份！”

钟粹宫北三所。这里以前是老妈子住的地方，离慈禧的寝宫只隔着一条长廊，方便慈禧亲自看管。囚禁在这里的人与世隔绝，屋门被反锁着，每天只有太监从窗户递进一些冷菜剩饭，而每隔几天，还会有一个太监前来“奉旨申斥”，被囚之人只能跪在地上静静地听着责骂。

这就是珍妃新的住处，是求情换来的代价。金碧辉煌的皇宫不会再任她行走，豪华马车也不再为她而备，在离孤独最近的地方，只有两双思念的眼睛在彼此遥望。

珍妃，我并不恨谁。是的，太后胜利了，但是她也无法拥有真正的胜利，她也是失败者。这一场变局中没有赢家。皇宫看起来无比广阔，但是它已经落后外面的世界太多。终有一天，我们这些人，包括太后在内，会被民间那些善良的、智慧的、正义的人士超越，我们会被他们抛弃，到那时，他们也许连看都不会看我们一眼，每一眼都会让他们觉得恶心——因为我们现在的恶行！

只有我清楚，太后内心明白，她的任务就是趁她还活着的时候让朝廷的统治延续下去，只要大清王朝不在她的手中毁掉。只要她不背上失去江山的罪名，她可以去做任何事，至于其他的，连她也是无力和无奈了。

光绪对珍妃最后的交代是：要好好地活着。然而，这个愿望很快就要破灭了。

·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夜·

清国社会很快将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这个动荡来自民间。从1894年起，这个国家的人民先后经历了战争和朝廷内乱两件大事，虽然对于过程他们不是很清楚，只是听到了一些流言和目睹了部分的闹剧，但结果却是生硬而冰冷的：清日战争证明了后党不行，戊戌变法又证明了帝党不行。太后不行，皇帝也不行，那么，这个朝廷到底还行不行？

一场大规模的骚乱在酝酿、忍耐、聚集，然后爆发！

这是从北方的一个省份开始。这里原本是礼仪之邦，原本是好客的地方。但清日战争却改变了这里的一切。它是被日军直接攻击的省份，也是受战争打击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北洋舰队在这里覆灭，《马关条约》在这里换约。而整个战争中，家乡来自这个省份的士兵是最多的，阵亡人数也是最多的。这里的人们遭受了战败屈辱和失去亲人的双重打击。战后的形势却不是一天天好起来，而是一天天坏下去，激愤的人群和滚滚而起的烽火终于出现在这里，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帜。

而朝廷里的端王集团也即将开始行动，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机会。

义和团，起山东！

本部主要参考文献

重点史料

1。《清史稿》

2。《清实录》

3。《光绪朝东华录》

清日海战部分

1。《容庵弟子记》：（民国）沈祖宪/吴闾生编纂，1913年

2．《袁世凯传》：（日）佐藤铁治，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

3。《日本历史》：（日）井上清，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4。《日本军国主义》（1—4册）：（日）井上清，商务印书馆，1985年

5。《军国的幕僚》：俞天任，中国友谊出版社，2007年

6。《李鸿章全集？电稿》（1—3册）：（清）李鸿章撰，顾廷龙/叶亚廉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7。《东方兵事纪略》：（清）姚锡光，中华书局，2010年

8。《李秉衡集》：（清）李秉衡撰，戚其章辑校，齐鲁书社，1993年

9。《海东札记·台湾杂记·巡台退思录·台海思痛录》：（清）黎景嵩等，岳麓书社，2011年

10。《绝版甲午》：（澳）雪珥，文汇出版社，2009年

11。《甲午战争史》：戚其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戚其章，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学术丛书》（1—3辑）：戚俊杰、刘玉明等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出版

1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卷》（全12册）：戚其章主编，中华书局1989—1996年。其中重点：《机密日清战争》，（日）伊藤博文；《宗方小太郎日记》，（日）宗方小太郎；《从军日记》，（日）向野坚一

戊戌变法部分：

1。《龙夫人：慈禧故事》：（美）斯特林·西格雷夫著，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2。《隋丽娟说慈禧》：隋丽娟，中华书局，2007年

3。《戊戌变法史研究》（上下）：（民国）黄彰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4。《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孔祥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

5。《戊戌变法史事考》：茅海建，三联书店，2005年

6、《清末民初政情内幕——驻北京记者莫理循书信集》（上下）：（澳）骆惠敏编著，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年11月

6。清代文献：（清）袁世凯，《戊戌纪略》；（清）梁启超，《戊戌政变纪事本末》；（清）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清）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清）陈庆年，《戊戌己亥闻录》

7、学术论文：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载《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日）村田雄二郎，《康有为的日本研究及其特点——管见》，《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

【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