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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灭亡启示录(1894_1911)-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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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以为他是来参加战斗的，不过伊藤博文的表现让人们大吃一惊：他是来帮英国人说话的。伊藤博文力劝藩主不要跟英国人战斗，先做出让步。他的理由是：洋人很强大，以我们藩现在的实力，是打不过他们的，长州藩只有先向洋人做出部分妥协，保存和发展实力，在倒幕运动成功，日本真正统一和强大之后，再跟洋鬼子计较不迟。
伊藤博文告诉他们，以自己对外面世界的了解，现在与外国人作战，必输！
而曾经跟伊藤博文一同灭洋的“战友”对此无法接受，他们怀疑伊藤博文已经变成了“英国奸细”，喝了点洋墨水就站在洋鬼子一边。于是，“战友”们又成立了暗杀队，只不过这次的暗杀对象变成了“伊藤奸细”，好在有藩主的暗中保护，伊藤博文才逃过暗杀。
然后，长州藩的战斗打响了，英法美荷四国联军的大炮将马关炸成烂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大家才认识到伊藤博文说的是对的。长州藩转而开始从“灭洋”到“学洋”，从“攘夷”到“师夷”，对外开放，自立自强，最后联合西南地区其他三个藩成功倒幕，扶植睦仁登台。
这就是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在明治政府成立之前的重要经历。明治政府成立后，伊藤博文成为了政府里重要的智囊，一路升官。这个人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灵活，注重实际利益，他没有一个被很多条框禁锢住的头脑，不会一头钻进某个死胡同里就出不来。不背包袱，放得下身段，能很快接受现实让他接受的东西。他的表面上是文人，骨子里却是武士，不仅能拿毛笔，还能握战刀，不仅可以读书，还能打架——这与一头扎进八股文、浑身散发出“妇人之态”的清国读书人是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伊藤博文也是一个可怕的人。不怕只会打架的流氓，就怕除了会打架还有文化的流氓——这话是有道理的。
伊藤博文告诉睦仁，侵外必先安内，陛下现在对于您最重要的是清理好后院，外侵之前必须做好一件事情——集权。
集权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清除旧势力。既然幕府已经倒了，按照兔死狗烹、过河拆桥、打江山人不能坐江山的原则，藩主和武士这两个阶层就逃不过被清洗的命运。睦仁需要下一道命令，命令各藩藩主必须交出他们的土地和军队，并且在行政机构上不再保留藩，全日本的行政区划重新分为三府72县。
这就是废藩置县。废藩置县的政策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前面已经讲过，之前的日本虽然被称作一个国家，但实际和我国西周时期的诸侯分封差不多。作为国家的权力中心的幕府并不是直接统治这个国家的，它下面还有大大小小200多个藩，各藩各有各的政策，各收各的税，也就相当于2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而废藩置县结束了这种诸侯分封，统一行政，统一收税，建立了一个真正统一的近代化国家。所有的日本人，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才有了“国家”的概念。
此时，大家一定会想到我国历史上取代诸侯分封的郡县制，而睦仁和伊藤博文类似我国历史上的两个人——嬴政和李斯。正是这个效果。
在解决了诸侯地主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地主的打手——武士。
·对武士的最后清洗·
这是一件极为棘手的事，因为武士在倒幕运动中贡献是最大的，他们大都是没有读过几年书的武夫，唯一认识的就是一个字——刀。大爷就是用刀来解决问题的，之前听说要推翻幕府，拖着刀就上了，舍生忘死，浴血奋战，现在听说要废除，能不急吗？
但是站在国家的角度，这一批人必须废除。
因为除了没事磨磨刀以外，武士这个阶层是不劳动的，以前是各藩拿钱养着他们，现在藩没有了，他们就向国家要钱，而国家是出不起这个钱的（穷）。
更重要的是，西方列强已经让睦仁和他的团队明白，这不再是一个拿刀砍人的时代，而是依靠铁枪大炮的时代。武士阶层不管为国家的统一建立过多少功勋，也不管他们的过去有多么辉煌，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他们已经没什么用了。
但是废除武士阶层要冒更大的风险，一旦逼急了他们，手中的刀又是起义的武器。于是明治政府采取了一个逐步清算的方法。先是颁布了征兵令，规定凡是20岁以上身体健康的男子必须义务服兵役，也就是说所有的年轻男人都变成了国家新的“武士”，原来的武士就没有了特殊性，既然不特殊，国家就再没必要出钱养着他们，而且还必须和其他人一样要交税。
这个命令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引发动乱的是下一个命令——废刀令。
所谓废刀令，就是规定武士不能随便带刀上街。我们知道，武士是刀不离身的，白天扛着它走路，晚上抱着它睡觉。很显然这是一个彻底摧毁武士阶层的命令。你说之前让我们失业交税也就忍了，这个精神上的打击谁也受不了啊。
但睦仁的态度很坚决：今后能动刀子的，只有国家！而且要对外动刀子！个人不能动，每天扛着一把刀，吓唬谁呢。
担心的事终于发生。1874年，一个著名的人物西乡隆盛回到了他的家乡鹿儿岛县，武士们都簇拥到他身边，要求他为武士说说话。提到西乡隆盛大家一定很熟悉他那首被青年毛泽东同志引用过的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死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最原始版本的作者是西乡隆盛的战友月性和尚，西乡隆盛略作了修改。所谓战友，就是一起参加了倒幕派对幕府的作战行动，西乡隆盛就是其中的领军人物，为推翻幕府和建立明治政府立下了赫赫战功，连东京都是他为政府夺取下来的。而西乡隆盛本人出生于下级武士家庭，是当时全日本武士的精神偶像。
三年后（1877年）西乡隆盛最终举起了反抗政府的大旗。最后，政府军艰难战胜，西乡隆盛被割下首级，这次战争也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内战（双方各战死6000人），史称西南战争。
武士的问题解决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被排除。自此，日本已经完成了从形式到实质的统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已经建立。而睦仁的权势也大大增强了，因为他成了国家新的武士——义务兵的效忠对象。
接下来，就是完成集权的第二步：培育新势力，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
·一笔划算的买卖：明治维新·
从有历史资料记载开始，日本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的思想、制度和生活方式都是从国外学习过来的，顶多有个结合自身环境，消化吸收后的再加工。在漫长的农业文明里，中华帝国一直是日本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必须改变学习对象，向有铁枪大炮的西方人学习。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日本著名学者福泽谕吉，如今一万日元上印着的头像，就是此人。福泽谕吉抛出了著名的“脱亚入欧论”。睦仁派出了一茬一茬的代表团去欧美取经，学习政治、军队、社会制度，在这些代表团取经回来后，日本成了一个奇怪的国家。
这个奇怪的国家实行了君主立宪，有内阁，有议会，开放了党禁和报禁，实行多党制，人们基本可以自由地批评政府，有全民共守的宪法，这些都是同西方君主立宪制的国家没有区别。而最重要的区别是这一条：天皇的权力。
按照日本宪法规定，天皇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而且也没有什么制约。跟西方立宪体中“君权民授”不同，它的本质是“民权君授”，也就是说西方的国王或者总统的权力是民众通过议会授予并制约，而睦仁是将天皇的很大一部分权力下放给了普通民众。这样的体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开明的专制”。
与此同时，日本虽然高调宣扬“脱亚入欧”，但也并没有完全西化。比如他们穿上了西服，但和服仍然受到欢迎，正式场合是握手礼，日常场合是鞠躬礼。更重要的是，尽管废除了武士，但也保留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核心——武士道精神。这种保留将对后来的日本产生很大的影响。
好吧，对于睦仁来说，这并没有损失。虽然分了一部分权出去，但他的权力原本就是被幕府占有的，还不给饱饭吃，现在过上好日子了，真的没必要死捂着权力的袋子。将原来的封建君权改为君主立宪，普通国民对政治的参与度更高，大家切身感受到，所谓政治，就是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政府就是这个共同利益的代言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会提建议和出力气，当政府做得好时，会真心支持，但政府出现差错时，会积极监督，当政府遇到困难时，也会砸锅卖铁变卖首饰家产支持政府。总之一句话，它成功地将政府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日本人由此更加强化了“国家”的概念，虽然国土面积只有巴掌大，又穷得吃不上肉，但“大日本帝国”的观念开始逐渐深入每一个人的内心。这就是利益捆绑带来的好处，当一个政府真的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根本利益时，不用什么“忠君爱国”的宣传，大家也会尽全力支持它。
而通过开放舆论监督，让一向喜欢骂骂政府的知识分子享受点自由，可以随便骂骂政府和其他人，也可以随便被其他人骂骂，在这样长盛不衰的骂战中，他们磨砺了自己，提高了骂的水平和其他水平，然后整个社会的思想理论水平也提高了。
总之，这是一种既可以维护政权利益又可以换来全民效忠的方法；适应近代社会的时代潮流，在体制和精神层面解放了这个国家；更是一种让大家安心去勤劳致富，然后自己多收税的方法。这实在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这就是“明治维新”的核心内容。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它给日本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以后会讲），但它在本质上，我认为还是加强了睦仁的集权。而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通过另外的一项工作，睦仁的权力不仅得到进一步增加，也让日本这个奇怪的国家变得更加奇怪，那就是——军队改革。
战争机器开启！
前面我们提到，在废除武士阶层时，日本颁布了征兵令，实施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役制，这使得日本的兵力大为增强（后述），但这并非奇怪之处，奇怪的是这支军队的管理。
经过多次兵制改革，日本军队中征兵、养兵等属于行政的部分（军政）归政府管，而派兵、调兵、作战等属于命令的部分（军令）归另外一个机构——参谋本部管。所谓参谋本部，也就是总参谋部，古代的参谋就是那些摇摇鹅毛扇子的人，负责给大将提建议，具体该怎么打，还得将领拿主意。但在日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它是独立于政府的。
也就是说，政府只管招兵和养兵，至于这些兵要干什么，准备如何干，一概无权过问。在军队里，指挥士兵的是军官，而指挥军官的，就是参谋。参谋归上一级参谋管，上一级参谋又归再上一级参谋管，直到最后的参谋本部。
那么，参谋本部又归谁管？大家猜对了，它就归天皇管——也就是睦仁大哥。
有人要说，这也没什么奇怪嘛，实际上就是睦仁通过参谋集团来控制军队，这跟我国宋朝的皇帝通过文臣驾驭武将差不多。问题出在这些参谋，他们并不是什么文臣，而是一群特殊的军人。
参谋们是从小开始培养的，一批孩子还吃着奶就被送到幼年军校，然后一直读到相当于大学的士官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的教育都是围绕如何作战展开，而作战的核心只有两个字——进攻。
举个例子。在考试的时候，老师冷不丁抛出一个问题：“前方发现敌军！”如果你下意识地问一句：“有多少人？”那么你完了，标准答案是：“进攻，包抄消灭敌人！”如果老师再来一句“敌众我寡，有利防守”，你要是真的来一句“防守”也完蛋了，标准答案是：“想办法包抄进攻！”
而学校里唯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我们在电视里听过多次的那句话——“为天皇陛下尽忠！”
大家知道了，这些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参谋，就是一群狂热的战争分子，一堆极端的战争机器。长期封闭的军校生活使他们跟社会脱节，既不懂政治，也不懂社会，只知道听命令。如果让他们去打火星，估计也会去的。而他们上了战场最喜欢做的只有一件事——包抄。他们相信只有首先把自己置之于死地，才能绝处逢生。为了取胜，他们是不惜血本的，也不会在乎伤亡率，什么人体盾牌、人肉炸弹，通通都能用上，哪怕只剩下两个人，都要再去围一次。
要指出的是，参谋本部管理的是陆军的参谋。后来新兴的兵种——海军出现了，于是属于海军的“参谋本部”也设立了——它换了一个名称，叫海军军令部，同样，海军军令部的头儿也是睦仁。
到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一旦开战，如何能从组织上保证陆军和海军相互配合。如果是陆军只打陆军的，海军只打海军的，那就乱了，效果肯定不理想。于是，日军又设置了一个完全为战争服务的机构——战时大本营。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战时大本营。这个机构平时并不存在，只有到了决定发起战争前夕才会成立，也就是说战时大本营的成立就标志着日本马上要开战。跟参谋本部一样，它也是独立于政府的，首脑仍然是睦仁，而其他组成人员都是陆海两军的高级参谋和指挥官，政府里的文职人员不得参加，即使是内阁总理也不行。
由于天皇的权力并不受限制，又是陆海两军的最高首脑，他的手下又是一群狂热的战争机器，我想大家已经理解了一个名词——军国主义。
好吧，是时候总结一下日本这个国家了。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已经知道，明治时期的日本是一个处于新旧之间的国家，一个半新半旧的国家，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学习了西方的近代政治体制，又保留了一个真正的皇帝；虽然成功倒幕，但整个国家又留下了军人可以干政的幕府遗风。这样的体制和阴魂不散的“大陆政策”结合起来，对于清国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危险并不是后来才有，在一个很早的时候，在清洗武士、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这些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好的时候，睦仁就已经开始了一场掏家底的豪赌。早在1874年，在废藩置县取得成功的同时，睦仁就开始了他登基后的第一次对外用兵——台湾。
掏家底的豪赌：出兵台湾！
睦仁御桌的案头，摆放着一叠厚厚的文件，这是《台湾番地征战要略》，也就是武装侵占台湾的指导方案。当时大臣内部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先去打朝鲜（征韩论），而另一派认为先不着急攻下朝鲜，为了实现“大陆政策”，可以先从清国的离岛台湾入手，打开缺口。睦仁支持了先攻占台湾的意见，他告诉众位大臣：必须先夺取台湾，以便永固皇国的南门！
夺取台湾并不容易，因为向台湾出兵意味着跟清国开战，总要找个借口。这个借口就出现在三年前（1871年）台湾和琉球国之间的一次渔民冲突上。
琉球国是一个群岛国家，大小36岛散布在台湾东北的茫茫大海上，明朝时，它曾是大明帝国的藩属国，然后成为清的藩属国。为了方便向清国朝贡，琉球国在福州设置办事机构——琉球馆，每两年进贡一次，而它也受到清国的册封和保护。但是，和朝鲜的情况一样，日本也在琉球扶植了自己的势力。
可见，渔民冲突和日本无关，它是清国和琉球国之间的事情，而且当时也已经得到了处理。明治政府在当时也并不知道此事，在渔民冲突一年后才偶然从清国的外交文件中得知，于是日本人知道他们可以打个歪主意了：打着为琉球渔民“出头”的旗号，武装侵犯台湾！
1874年4月4日，日本本土成立了入侵台湾的机构——“台湾都督府”。也就是说，还没有行动，台湾已经被当作了第四个府。睦仁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的弟弟）为台湾都督，由西乡从道率领五艘军舰、13艘运输补给船和36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长崎军事基地出发，开向台湾！
需要说明的是，这36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实际上是陆军，因为这一时期日本全国海军的总人数很可怜——1500人，主要用于海上打渔。但是，对于睦仁来说，这点老本已经够赌一次了。
是的，我从来就是一个赌徒，为了得到那些想要的，我必须先去赌一把，押上自己的家底，没有关系，因为家底本来也不丰厚。赌成了，大家吃肉，赌不成，没有关系，有了经验下次再来，要知道那块肉总会被我们吃掉的。
“要防备日本人！”
5月6日，日本舰队绕过台湾岛，在台湾最南端的恒春（电影《海角七号》主景地）靠岸，陆战队在军舰炮火的掩护下强行登陆。
恒春沿海的台湾原住民部落英勇地反击了，虽然他们手中的武器还属于原始社会级别的——只有砍刀、镖枪，但是他们利用有利地形，埋伏在高山峡谷间，英勇阻击日军。
在原住民阻截日军的同时，十万火急的军情传到了北京，清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抗议，表示了对日军入侵台湾的严重关切。抗议声中，日军对原住民部落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围剿和歼灭，成功地占领了恒春。西乡从道将他的“台湾都督府”搬到了恒春。
直到此时，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林则徐女婿）才明确得到了来自北京的令他率领舰队出发的命令，但按照命令，他不是去作战，而是执行另外一个任务——进行军事演习。朝廷显然还是希望用谈判来解决问题。
这时候睦仁也在盼望着谈判。不是他突然收敛了“平定台湾”的野心，而是西乡从道告诉他：在占领恒春后，部队再也无法前进了。
士兵们水土不服，军中流行痢疾和瘟疫，每个人都抓紧时间往厕所跑，刚刚提上裤子，上大号的感觉又来了。而日军是找不到的药品的，因为恒春周边所有的百姓坚壁清野，无论日本人出钱买还是用刀逼，台湾人都拒绝提供任何食物和药品，就这样，每天拉肚子拉死的日本士兵有20人左右。而此时原先被击退的英勇的原住民又重新组织起来了，他们捡起地上的砍刀、镖枪，没日没夜地袭扰“都督府”，焦头烂额的西乡从道只好派人向睦仁汇报：陛下啊，这个地方简直不是人待的，我们现在真的还不具备占领台湾的条件，即使打得下来，也无法在这里长留，还是先跟清国谈谈，捞上一笔吧。
在睦仁指派的全权谈判大臣到达北京后，1875年，清日《北京条约》签订了。在这个条约中，日军答应从台湾撤军，而清国放弃了封贡长达500年的琉球王国，自动脱离宗主国地位，以后你日本对琉球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五年后（1879年），日军进驻琉球，琉球国王被软禁到东京，琉球王子逃出，漂洋过海千里迢迢来到天津，每天早晨在李鸿章的衙门外长跪不起，哭请清国出兵救救琉球，但清国政府出于综合考虑，最终放弃出兵——琉球就这样完全被日军占领了，改名为冲绳，成为日本的第73个县。
而就在这一年，沈葆桢去世了，死前他留下了一封遗折：要防备日本人，日本自入侵台湾后，从天皇到大臣，野心一直不死！
·钓鱼岛·
在冲绳的日军发现了附近还有几个无人小岛，于是他们登陆上去，在上面插了根桩，写明此地归冲绳管辖。大家知道，这几个小岛就是钓鱼岛，日本人最先去了岛上溜达，但问题就在于这些岛的名字。
按照国际法，茫茫大海中的孤岛上面如果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他们的语言文字命名，那么这样的岛屿就属于还没有被发现的无主之地，谁先占了就是谁的，先到先得。问题是在日军登岛之前，“钓鱼岛”这个名字已经存在几百年了，并且明确地存在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中，当时它是作为明朝人前往属国琉球的航标而被记载的，所以按照国际法，它们是中华的领土，而日军属于非法侵占。
1885年9月6日，上海《申报》第一次报道了日本企图窃取钓鱼岛的消息。不过，这样的消息当时还没引起多大的重视，无论是清国还是日本，都没有出现“保钓”人士，不就是几个光秃秃的石头岛嘛，大家都忘了。直到几十年后，海洋石油勘测技术出现，钓鱼岛附近发现大量石油天然气，老问题才被翻出来，钓鱼岛也名扬天下了。
让我们回到日本出兵台湾的事件，在1879年吞并琉球之后，睦仁上台后的第一次出兵活动结束了。用3000多人的豪赌就换来了一个县，成果斐然。照常说一般人都会乐上一阵。但睦仁脸上的表情却不是欢喜，而是很郁闷，他威严地环视左右：为什么台湾还没有得到？
如果连一个小小的台湾都还没有得到，我们又如何能实现“大陆政策”？
大臣们低头思索良久，然后告诉睦仁：陛下！这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我们只有等待，耐心地去等待！
这一等待，就是15年。日本人的野心也不能不引起了清国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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