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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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联名写了我们的一张大字报——《留都防乱公揭》，并在大字报上广泛征集签名，对阮大铖同志进行了“大鸣大放式”的无情攻击。
　　已被列为“三等逆案政治犯”的阮大铖同志有口难辩，一败涂地，只得灰头土脸地跑到南京近郊的牛首山进行“政治避难”。
　　大获全胜的复社精英们在欢呼雀跃之时，却不知“恨”的种子已深深埋藏在阮大铖同志黑暗的心窝里。
　　现在，既然斗争的“号角已吹响、钢刀已擦亮”，那就干脆放马过来，拼个你死我活吧！与人斗，可是其乐无穷呀！
　　与人斗最好先要找出“薄弱环节”击而胜之！
　　“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但善于玩艺术，而且还善于玩政治的阮大铖还真找到了一个斗争的突破点。
　　这就是在李自成占领北京的日子里，大部分在朝为官东林及复社人士曾一度投降“伪朝”——大顺，其中的“无耻之徒”——周钟不但向“伪主李自成”上了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的贺表，还建议其“早定江南，以成大统。”
　　找到突破点的阮大铖同志斗志高昂地对老马说：“彼攻逆案（指东林党以逆案政治犯来反对他当官），我作‘顺案’来针锋相对”。
　　“顺案”就是以专面打击这些曾“投敌叛国”明官的为宗旨的政冶案件，这确是个很好的理由，他成功使已方站在道德制高点，只一脚就可把对方——“失节分子们”们踢到“士林败类”的臭水沟。
　　结果，在“顺案”的打击下，两党曾有过此“失节”行为的党员，坐牢的坐牢，砍头的砍头。
　　一些曾“失节”，正在“南归”途中的前明官员，无论何党何派，闻此噩耗，只得掉转马头，无可奈何地投入大清的怀抱。
　　迫于压力，东林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内阁大学士姜日广、左都御史刘宗周、吏部尚书张慎言，纷纷引咎辞职。其后，又有更多的两党成员加入了“辞职大军”的行列。
　　由此，两党实力大损，旧日荣光不复存在。
　　“救国梦”的破灭使一部分两党高层人士由“绅士”转眼间变成了“嬉皮士”。
　　“嬉皮士”们常聚在一起搞搞“政治沙龙”，挥发一下心中的憋闷和不满。
　　聚会场上，他们时而伤叹身处“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沉浮雨打萍。”的时代，时而又自恨没有“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本事，时而还幻想一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成功。千种滋味，万般苦愁，人有病，天知否？
　　一番感慨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太渺小太无助了，有太多太多的东西不能舍弃，有太多太多的理想不能实现！那就哭吧、哭吧，“无尽哀伤滚滚来，泪飞顿作倾盆雨”。此时此刻，眼泪也许真可以宣泄些心中的苦闷。
　　“书生救国终是空，莫如一醉忘苍生”。叹过了，哭过了，那就开始最后一个项目——对酒且歌吧！
　　于是，哭未毕，曲已闻，伎杂陈，宴游场上欢意生；明天愁，不必问，今霄暂且歌声浓；躲进青楼乐一顿，管他风声和雨声。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南明立国己百天，东林、复社两党的大部分党员非但没有圆了自己的救国梦，反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个的“愤青愤中”。
　　愤怒出诗人！这一个个的“愤青愤中”在南明政治腐败、统治松驰、文化审查不严的社会大背景下，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写出了一篇篇流传百年、脍炙人口的反腐诗词，使“揭腐评腐”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同时也使这些诗词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一朵朵瑰丽的“怪葩”。现仅摘录两首如下，以飨读者。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
　　“有福自然轮着，无钱不用安排，满街都督没人抬，偏地职方无赖。本事何如世事？多才不若多财。门前悬挂虎头牌，大小官儿出卖。”
　　唉，可怜可叹的两党同志们啊，现在只能做一些隔靴搔痒，与世事无“正作用”，“负作用”却不少的“特殊贡献”了，可是，怪谁呢？
　　看来，第二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又泡汤了。
　　不必灰心，振作精神，看第三个能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吧。
　　他们就是国家的柱石，大明的保障。——“江北五镇”的军人们。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身世乱世，是众多黎民百姓不幸的时代，但却是军人们幸运的时代，多少英雄从他们中间涌现，多少辉煌在他们手中铸就！
　　南朝的刘裕、五代的郭威、北守的赵匡胤、南宋的岳飞，一个个响当当的军人名字，以自已的努力，改写了历史，把安定、和平、秩序这些美好的东西再次撤向人间。
　　南明“五镇”的军人们，时代赋予了你们神圣的使命，你们又将做何表现呢？
　　军人们现在的表现是——最近比较烦！
　　一烦是以弘光帝为首的中央政府，竟然违背公开承诺，克扣起他们的军饷了。总漕都御史田仰受东平伯刘泽清委托打报告要求增加军费，向来“有求必应”的弘光帝竟然发起了脾气，并在朝堂上当着众大臣的面数落起自己的四个“恩公”——刘泽清、高杰、黄得功、刘良佐来了。
　　弘光帝大声地说：“国家今年收了只能收500万两的税，你们四个一共是全年军费应拔240万两，现在实际己拔了360万两银，一年花了一年半的钱，朕哪里再有钱给你们？”
　　自这以后，弘光帝对他们就冷淡起来，军费下拔小里小气、时断时续。
　　这也罢了，原来承诺的管辖地“免税”政策随着中央特派税务官的到来，也名存实亡了。纷纭乱世，兵无饷则乱，无饷可发却要保持队伍稳定成了这些军队领导干部很头痛的事情。
　　二烦是部分东林党在领袖姜日广、刘宗周的带领下，对他们这些人发动了“恶毒的攻击”。先是说他们“无功受爵”，现又说他们“兵浮于饷”、“扫掠民间”、“怯于北进”，一顶又一顶帽子往他们这些人的大脑袋子上扣。
　　军人们毕竟精通兵法，他们不会像东林党那样四面开攻、八方出击。知道在受到“两面攻击”时，不能搞“双线作战”，必须稳住一方，再攻其一方。
　　他们把对弘光帝的不满深深埋在心里，蓄势待发。
　　他们在稳住中央政府的同时，对疯狗式的“东林党”进行了赤裸裸的还击。
　　刘泽清直截了当地在朝堂上说：“祖宗天下，都坏于这些看似忠诚老实、实则奸诈无比的白面书生东林党的手里，以后国家录用干部，绝不要从他们这些人中录用。我先去杀敌，待杀敌回来后我亲自主持考试，为国家迭拔出真正又红又专、学以致用的好干部！”
　　靖南候黄得功的作法更绝，朝中的那位两党成员上书攻击他，他既不生气，也不辩解，而是派出军队代表，请弘光帝把上书人押到军中，先体验一下“部队生活”后，然后予以“军前正法”——直接来砍下上书人那颗多嘴多舌的脑袋。（当然，这事在“英明”的弘光帝干涉下，没有办成。）
　　看见了吧，这就是第三个来制约和引导弘光帝的因素，不用说，也没戏了！
　　最后的结果是：在明朝的皇权专制制度下，弘光帝虽然是被人推向皇位的，但他却不是汉献帝式的傀儡。他有皇帝的权力与威信，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帝国的未来，但是，在他一无责任二无能力三贪图个人享受的现实面前，权力和威信正大把大把地被“挥霍一空”。而且，在外界，有影响力的三者出于自身局限性或利益的考虑，非但没有制约和引导住弘光帝，反而被弘光帝“制约和引导”，陷于了“你骂我怨，你争我斗”的乱境中。
　　最后的总结是：一是在明朝，皇帝，已经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一间特殊的铁屋子，并且让这个屋子越造越严密，越造越精巧，大臣、军人、人民这些生活在屋子里的人们，在这间铁屋子里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即使外面已经有人在砸屋子了，但屋子的主人不挑头抵抗，其它的人，想挑头抵抗一下，也是没有资格的，没有多少号召力的。
　　二是生活在屋子里的人们，并不把自己当作这间屋子的主人，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交了租金而暂时入住的房客，屋子的主人既然都不愿保护屋子，爱护屋子，自己作为房客，又何苦呢？道德高尚的，劝劝主人爱护爱护屋子，需要时也帮主人保护保护屋子；道德差的，干脆和主人一起折腾屋子，趁屋子没有倒下去时再偷偷搞点东西！
　　这是“皇权家天下”的悲哀，这也是中国在二千年都走不出来的“怪圈”。
　　只能等到267年的1911年，这个“怪圈”终于被打破了，因为在那年，爆发了改变中国历史方向的辛亥革命。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们在探讨辛亥革命的深远意义时，是否应该把她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联系起来。
　　因为，自那一场革命后，我们，生活在中国这个屋子里的人，已由“房客”变成了“主人”。而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在血泊中顽强坚持十四年，而最终获得胜利，是因为那些千千万万誓死抗争的人们，骨子里，已真正地把自己当成了这个“国家屋子的主人”！


第九章　北使和谈
　　谈判条件
　　如果我们只看前面的文章，就会发现，作为阁首的老马同志，似乎只在政治、党务、财税、以及贪污这些领域中“游刃有余”，而对其他领域，却好像“不闻不问”。
　　这么说就太冤枉老马了，老马同志在以上领域孜孜不倦工作的同时，也始终在热情关注着另一件领域——外交，期盼在这一新领域也能继往开来、有所作为。
　　早在1644年6月，刚成为“北漂一族”的多尔衮同志鉴于北直隶、山东众多“恐怖组织”活动猖獗，“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且最大的“恐怖头目”李自成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反恐”任务异常艰巨的客观实际，发表了一份“和平声明”。
　　声明中，多尔衮回顾了明清多年来的传统友谊，指出此次清军入关，是一次挽救中国危亡的正义行动，表达了清军“解放”北方地域的信心和决心，希望这些地域各界人士顺应时代形势，积极参加和平建设运动。在声明的最后，还阐述了将大清将尊重南方人民的自由选择，希望南方人民完全凭自己的意愿“辅立贤藩”，建立一个与大清和平共存、互不侵犯、友好相处的新国家！
　　由于南北阻隔，这一声明经过一个多月，才跨越千山万水“姗姗”地传到南明中央政府的手中，这对立国之初就已确立“借虏平寇”国策的当权者来说，无疑是欢欣鼓舞的。
　　无论是在朝的弘光、老马，还是在外督师备战的史可法，都一致认为，应立即着手与清朝进行和谈，如果能与清朝南北和谈成功，那么南明将获得长期“休养生息”的宝贵时间，政府完全可以利用这一机遇裁军减饷，缓和内部矛盾，从而象东晋、南宋那样得到长期生存的可能。
　　确定了“和谈”的基调，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派出和谈代表，列出和谈条件，然后才能开始南北谈判了。
　　“招贤榜”还没贴出，就有一个人已经“自告奋勇”地学毛遂自荐了，表示要主动为朝廷排忧解难，担当起和平谈判的艰巨任务来。
　　这位勇于担当的仁兄就是明朝的都督同知——陈洪范。
　　这位陈大人以前曾做过一件小事，但却足以改变历史，这就是他曾经救下了违反军规即将处斩的张献忠。
　　如果再联系以后他的所作所为，那我们就会悲愤地发现，这位仁兄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专门来做大明朝“丧门星”的。
　　陈大人这次自荐，名义上的理由是他同吴三桂有交情，便于联络，但实际上，是他早在六月底就被亲家——已降清的前明参将唐虞奉多尔衮之命“策反”成功，成为了大清在南明的一个重要的“卧底”。
　　这时，应天安庆等处巡抚左懋第也以“母死北京，愿同陈洪范一同出使”为名申请加入了谈判团，由于他的职位、名望都比陈洪范高，他成了正团长，先到的陈大人，反而成了副团长。
　　除此之外，老马同志还派出兵部职方郎中马绍愉担任另一副团长，之所以派他，是因为这位马副团长在崇祯时期已出使过清朝，和多尔衮、范文程等也算“老熟人”了。
　　使团中还有一个有特殊身份的人——已降清成为“大清高干”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溥（现在南明任锦衣卫指挥），把这位公子哥带上，大概是老马同志处于“统战”工作的需要吧。
　　代表人选解决了，下一步该是确定谈判方案了。
　　方案的核心是“以土地换和平，以身份促友谊”。这中间，土地是个实质问题，身份是个尊严问题。
　　土地问题上，弘光帝先让大臣们来提，在好久得不到答案的情况下，弘光帝只好自问自答，说国家可以拿淮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
　　见皇帝陛下表了态，大学士高弘图马上跟进，建议拿黄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显得比皇帝更加爱国。
　　谈判团团长左懋第却自我加压，建议只拿山海关以北的土地换和平。他的理由一是，北京为大明历代皇帝陵墓所在之地，如果把北京拱手让人，那每年皇帝陛下去祭陵扫墓岂不要年年办签证，岁岁需出国；二是，所谓大清不过是来自“老少边穷”地区的一帮强盗，鼠目寸光，三次北侵内地不过是为了抢人抢物，这次也不过如此，如果大明此次多给些钱物，还是有可能“赎回”山海关以南的地区的。
　　左团长娓娓道来，说得弘光帝连连点头。
　　老马同志对拿多少土地去换和平似乎不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第二个问题：谈判的双方——大明与大清的身份如何界定？
　　大明弘光帝马上就是“奔四”的人了，而清朝的顺治帝还是个小屁孩，如果让弘光帝的身份上比顺冶帝低一等，那就太有损“国家尊严”了。
　　老马提出：清朝皇帝年幼，可以和咱们的皇上认为侄叔关系，这一身份关系，既避免了大明向大清称臣的“尴尬”，又使两国关系“亲上加亲”，何乐而不为！
　　经过十来天的吵吵闹闹，和平谈判的草案终于出台，内容为：一、拿山海关以外的地方给清朝换和平；
　　二、承认清朝由“藩邦”升格为一个与大明身份平等的国家；三、设立“友好发展基金”，由大明每年“出资”十万两白银，用与协助大清进行开发建设；四、改葬崇祯帝梓宫；
　　五、认亲——即弘光帝为叔、顺治帝为侄，双方成为有“叔侄”关系的亲属之国，友好相待，和平相处。
　　为彰显大国气度与和平诚意，在出使前，南明中央政府还作了以下的“突击工作”：一是突击进封左正团长为南京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同时可相机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陈副团长为太子太傅，马副团长为太仆寺少卿，以提高代表团的整体规格。
　　二是突击赶制了“大明皇帝致书北国可汗”的御书，赐蓟国公吴三桂的诰敕，告《北方人民书》的圣谕，以及谒陵祭告崇祯帝的祭文。
　　三是紧急从紧巴巴的国库中筹集了白银十万两，黄金一千两，绸缎一万匹作为给清方的“见面礼”。
　　临行前，弘光帝再次亲切接见的代表团的正副团长，告诉大家在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还要完成谒陵和“联络”前明降官的任务，最后鼓励各位不辱使命，载誉归来。
　　七月二十一日，五百多名使团成员在众人期盼和祝福的目光中，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征程。在下关码头，左团长眺望水天一色的长江，一种“风萧萧兮江水寒，此身一去兮不复返”的不祥预感忽然涌上心头。
　　艰难北上
　　使团北上，到达泗州，拜会在此督师的首辅史可法，左团长紧紧拉住首辅大人的手，谈出了自已心中的两点疑虑。
　　左团长说：“这次谈判，如果给清方利益大了，自己就会和秦桧一样担上千秋的骂名；如果给清方利益小了，谈判破裂，也会逃不脱误国祸民的责任。两不讨好呀！”
　　史可法大吃一惊，赶紧张开自己“老媒婆”的贵嘴，滔滔不绝地为左团长上了一堂内涵深刻的“思想教育课”。
　　史老师讲义浓缩为一点，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不好意思，借用了二百年后林大人的至理名言。）当前南明最大的政治就是谋取生存时间和空间。如果南北和谈成功，即使暂时挨了一身骂，时间也会为你证明一切的，到那时，国家会牢念你，人民会感谢你。
　　一番热情洋漾的讲话，让左团长如拔云见日，心里亮堂堂的，于是，他挥一挥衣袖，精神抖擞地再踏征途。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越往北走，越是这种荒凉凄残的景象！没有向导、没有驿站，缺粮少食、盗贼横行，使团的一行人饥一顿、饱一顿、小心翼翼、走走停停，终于在九月初五到达了清方控制区的第一个城市——山东济宁。
　　但使团在这里得到的，既不是鲜花，也不是掌声，而是代表了一声声猛烈的炮火（备注：不是礼炮）。
　　享用了一顿最高礼遇的大明使团只得郁闷地绕城而过。
　　九月初九，使团到达了汶土县，终于见到了一个还算“讲文明、懂礼貌”的人——大清河运总督杨方兴，他正在这里领兵疏通大运河。
　　杨方兴，辽东汉人，早在皇太极时代就通过科举考试“混”进大清公务员队伍，算是大清第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的国家大干部。
　　“汉人见汉人，说话甭客气”，当杨总督得知使团的来意后，秉着“忠言逆耳利于行”的直率，给头脑发热的使团成员大泼凉水。
　　“国家谈判要凭实力，现在清强明弱，这能谈出什么结果来？我看，你们应该是先把南方的粮食北运，来显示和平的诚意！这样我也可以帮忙向摄政王求情，但最好的结果是你们先取消国号，承认大清中央政府，以藩王的身份成为新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没有得到充分地肯定，使团上下内心的沮丧可想而知，但方总督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清朝当政者的态度，使团一边自我安慰，一边继续北上！
　　十五日，使团到达临清，终于盼来了迎接的队伍，原明锦衣卫都督骆养性时任清天津总督，念及故国之情，竟擅自作主派军队来为“南方人来的亲人们”（事后老骆同志因此而被撤职查办）保驾护航，这让使团感到了莫大的温暖。
　　但在抵达德州的十八日，这种温暖被一张张贴在大街上的告示刮了个干干净净。
　　这些告示是奉山东巡抚方大猷之令贴上去的，告示上写得明白：“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祖泽溥所带多人，俱许入京。”
　　作为降清的前明官员，方大猷采用这种方法来避免与南明使团相见，可谓用心良苦。
　　清朝政府的忽冷忽热，令使团上下疑惑不解，纷纷猜测：清朝的当政者是否对南明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
　　使团的猜测是没错的，多尔衮同志在“和平声明”发表还不到一百天，就对南明政府的态度又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由“和平共处”改为“武力兼并”。
　　变化的原因是这样产生的：
　　一是占领了特大城市——北京后的多尔衮同志，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北京及其周边的十多个县都闹起了不同程度的粮荒，作为“大家长”的多尔衮只好“大公无私”地把满洲这些年来的存粮都调来应急，仍没有完全解决这一问题。后来，在北京“经济界专家们”的指点下，明白了，这都是“南方独立”惹的祸！
　　北京城自从经过元世祖忽必烈兴建，明成祖朱棣加工，近四百年的发展，已使这个人烟稀少的边城一跃成为北方的经济中心和全国的政治中心，人口八十多万，所需要的粮食、布匹、茶叶等根本无法自给，必须从南方源源不断运来。
　　在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后，物资供应链断裂了，南方得不到北方的马匹、煤炭等（这个相对好克服），北方得不到南方的粮食、布匹、茶叶等（这个比较难克服），结果弄得北京市面物资严重短缺，人民生活日趋困难，这也是李自成在北京呆不长的原因之一。而要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靠南方那点年年进贡的“发展基金”是远远不够的，不如……（以下省略二十个字）
　　二是多尔衮同志对自已的统治手腕、行政能力又有了新的自信。最大的阶级敌人——李自成被赶回娘子关后，大半年龟缩不出、无所动作。河北、山东的“济王”叛乱已告顺利平息、大清政府一系列收买人心的政策已经收到明显的效果。多年纷繁战乱的北方地区似乎正在慢慢地“尘埃落定”。
　　出现这种大好局面后，让他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水乡更加心驰神往，“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满族五百多年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