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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儿-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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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大好局面后，让他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水乡更加心驰神往，“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满族五百多年前的“一代枭雄”完颜亮未做完的“统一梦”，仿佛又在他的梦中浮现。
三是那些家在南方的前明降官们，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心愿比多尔衮同志更直接、更迫切，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家产、亲人都统统留在了南方，自己在北京可是“裸身做官”，如果“南北分治、一国两府”一旦实现，那只有等到变为鬼“才能回家看看”了。
不甘心“两地分居”的降官们自觉自愿地当起了国家统一的“急先锋”，争先恐后地给多尔衮同志上书，喋喋不休地讲“江南民风脆弱、不难平定”“福王昏庸无能、难继大统”这类假话大话，煽动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投鞭断流、立马吴山。”
在这三种因素的推动下，大清当政者已达成一致的共识——打过黄河去，统一全中国。
这就是大明使团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太快！
大明使团将何去何从呢？
首轮谈判
局势严峻，左团长紧急召开全体使团大会，会上他着重强调使团这次工作的目的——是议和而不是投降，因此要求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端正工作态度，不能卑颜屈膝，做出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来。
九月二十九日，被“精简”为百人的使团来到河北河西务，因为知道了清朝将定于十月初一举行“开国大典”（清顺治帝在北京即位，宣布将统治由东北扩展到全国），为避免不必要的“外交误解”，使团暂停于此。
十月初五，使团再次出发到达北京京郊的张家湾，清朝派出礼部官又奇库来迎接，总算给了南明使团一点薄面。
十月十二日，使团在清朝礼部官员的引导下，从正阳门入城，早已听到消息的京城百姓自发地走上街头，欢迎来自“故国的亲人们”，只见为首的左团长一身素服，手捧国书，昂然前行。
“国破山河在，相逢竟两朝”，现场气氛分外沉闷压抑，欢迎者、被欢迎者情绪悲凉。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无言的哽噎和无尽的眼泪。
“比起那些前朝的达官显贵来，这些百姓是多么淳朴啊！”左团长心生无限的感慨。
前几天，他秘密派出王廷翰、王言、祖泽溥，持自己的亲笔信去见已成为当朝新贵的冯铨、洪承畴、谢升、吴三桂，希望他们为南明的“和平建国”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
当年被崇祯帝打成头号大阉党的冯铨已对明朝毫无感念，接待来使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待答不理的表情，连左团长的信拆都不拆；洪承畴似乎良心未泯，见信后面色沉痛，含泪欲滴，对来使也宽言相慰；谢升则感情复杂，接信后忽而叹息、忽而鼓励、忽而谴责、忽而欣喜，让人不知所云；吴三桂的答复是；因清朝法令甚严，现身不由己，暂不能相见，但故国养育栽培之恩，没齿难忘，今身发誓决不与大明为敌。
是的，这就是以前那些轻马貂裘、锦衣玉食权贵们的态度，可以讲些不负责任的宽心话，但实质性的帮助，却一顶点也没有。
这能责怪谁呢？这能谴责谁呢？
比起那个动不动就被皇帝监视、下狱、脱下裤子暴打的前朝来，现在的前明降官们整体状态感觉良好，并没有多少亡国之痛。明朝，已经在他们的脑海中渐行渐远！
不能责怪！不能谴责，惟有自己踽踽而行，以求一搏。
大明使团最后来到了此行的终点——大清外事接待部门，鸿胪寺。
由于刚才街上的一幕震惊了清朝的接待官员，所以当使团一行进入鸿胪寺后，这些清朝官员就如临大敌，不但将大门紧锁，还调兵将大院紧紧围住，搞得使团上下形同坐牢，再也无法进一步开展联络工作。
十月十三日，清朝礼部派出几个普通官员来到鸿胪寺，明知故问：“南来使臣所为何事？”
左团长一本正经地回答：“我等前来，一则为与贵国商议联兵剿闯事宜，二则因贵国为我大行皇帝发丧，特当面递御书、银币表达谢意。”
带队清朝礼官漫不经心地说：“既然有御书，交给我好了。”说完作出伸手欲接的样子。
熟悉外交礼仪的左团长看出了此人的险恶用心，大声喝斥：“我等所奉为天朝御书，非一般藩邦进贡文书，必须当面递交给贵国皇上。”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最后这位清朝礼官嘟囔一句“不收也罢”后，拂袖而去！
十四日，得到情况汇报后的多尔衮同志认为南明使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考虑再三，决定派出满族的大知识分子——国史院大学士刚林作为大清的首席谈判代表，与左团长对阵。
作为满洲正黄旗人刚林同志，与大多数满人靠“武功”步入政坛的路径不同，这位大爷完全靠自学成才，熟练掌握了满汉两种语言，并在大清首届公务员考试以汉文应试，考取了“举人”资格（并非等同于“范进中举”中的举人，此举人必须精通满汉蒙三种文字中的两种文字）。后几经升迁，现已成为满洲首屈一指的文化高官，在内院大学士中仅排在冯诠、范文程、洪承畴、宁完我这四个汉人大知识分子之后。
身挑重任的刚林大学士今天第一任务就想给左团长来个下马威，长一长征服者的志气，灭一灭被征服者的威风。
刚学士带卫士十佘人，威风凛凛地佩刀而入，到鸿胪寺的大堂上让人拿出一把椅子后居中坐定，先挥手让他带来的手下坐在他右边的地毡上，再挥手让左团长及其它大明使臣坐在左边的地毡上，这样的安排，是明显想让明使谈判未始，就低头一等。
左团长岂能吃此“外交礼仪不平等”之亏，厉声斥责：“席地而坐乃蛮夷之邦的坐法，我等来自礼仪之邦，快取椅子来坐！”
左团长气势之大、言语之正，令刚林吓了一跳，思索片刻后，让人搬来一把椅子，请左团长与自己面对面坐下。
形式争斗结束，双方开始了实质性的交锋。
自恃深通汉文化的刚学士站在“政冶第一”的高度，单刀直入、先声夺人。
他说：“，在旧国君被贼逼死之仇未报之前，应将讨贼复仇工作放在首位，而你等却先擅立新君，这严重违背了二千年孔专夫子《春秋》上的有关规定，作为一向标谤克礼复礼，以儒治国的贵国，不知贵使对此作何解释？”
你谈“政治”，我讲“法律”，左团长马上以《大明皇位继承法》应对。
“弘光帝乃我国万历皇帝之孙，大行崇祯皇帝之兄，按法自然应立为皇帝”。
被无形之中引到“法律领域”的刚学士也随之冒出了个法律程序问题。
“弘光之立，可有崇祯遗诏？”
左团长立即以法律中的“但书”原则应对：“崇祯帝忽死社稷，事出非常，我国即以非常应对，合法、合理、合情”。
整个谈判中，刚学士坚持南明除投降外别无他途，左团长则坚持必须保持南明的行政独立和领土完整。
刚学士越谈越显得毫无和平诚意，只想占一些嘴皮上的便宜。他象一个脾气暴躁的拳师，频频出招，看似气势汹汹，却毫无章法。
左团长则如一太极高手，腾转挪移，步步为营，识破了刚学士的一个个语言陷阱，并转而痛击之！
双方都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第一要务，把严肃的外交谈判，搞成了一个生动活泼、扣人心弦的“汉语大专辩论会”。
最后，在会上“负出”的刚学士恼羞成怒，以一句“勿多言，我国已决定发兵江南”来总结已方陈词，淮备结束了今天这场处于下风“大专辩论”。
左团长也立刻做了最后的慷慨陈诉：“我江南民风虽弱，但也可执干戈卫社稷；我江南疆域虽小，但也可凭河泽挡北骑。战端若开，孰胜孰败，尚未可知！”
首轮谈判就这样无果而终！
最后的结局
首轮谈判后，左团长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和焦虑之中。
从刚才与满族大臣刚林学士唇枪舌剑的交锋中，他己明显感到这样一个现实：满族，已经先进起来了，再也不是白山黑山之间那个混沌未开的野蛮部落了。
“落后民族在军事中可以征服先进民族，但却被先进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反过来征服”（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作为一个只有八万多人的少数民族，满族在征服、占领辽沈地区之后，立刻被淹没在百万汉人的狂洋之中了。汉族先进的农耕技术、铸造工艺、国家制度、文化典籍如狂劲有力的春风，刹那间唤醒了满族沉睡千年的基因，使这个聪慧勤奋勇敢的民族再一次激情迸发，狂飙突进，十来年就走完了汉族上千载才走完的进化立路。社会组织机构也由“部落酋长制”迅速过渡到“封建帝王制”。
更关键的是在这个民族上层人士中间，在辽东汉人的影响带动下，已深深地把汉族的“正统”观念植根于心里，并正在积极赋之以行动！
这一观念，就是汉族封建士大夫四千多年一直坚持并实践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用老百姓的大白话讲就是“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已定鼎北京的清朝处处以“正统”自居，凭借自已方兴未艾的军事优势，灭掉偏安一域、羸弱不堪的南明，建立全国“大一统”的王朝就成为清廷下一步必然采取的动作了。
思想豁然开窍的左团长感到时不我待，忙修密表，派人急忙潜回江南，告之谈判难成，望南明政府早作御敌的淮备。
在首轮谈判无果后的次日，清内院官带领户部官员竟厚着睑皮来接收“礼物”来了。十万两白银、一千两黄金、二千六百匹蟒缎以及弘光帝另准备赐给“蓟国公”吴三桂的白银一万两，缎二千匹，也被这帮家伙们搜刮了个一干二净。
收到“礼物”后的清廷竟没了任何的表示，直接把南明的使团“晾”在了一边，不谈判、不释放。
直到二十六日，清朝的首席谈判代表刚林再次出现在鸿胪寺，宣布双方已无“判”可谈，作为代表中国唯一的“正统”政府，大清将以“不救先帝、擅立皇帝、各镇拥兵虐民”三项罪名讨伐南明，大兵不日即将出兵南下，南明使团已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请于接到本通告的次日即刻离京。
见和谈无望，左团长向刚学士提出最后一个要求——赴昌平祭拜大行皇帝崇祯。
但这一要求被刚学士断然拒绝，他的理由是：作为见死不救的罪臣，你等已自动丧失祭拜帝陵的资格，有资格祭陵的，只有我们驱逐贼寇、礼葬崇祯的大清。
左团长只好领着使团成员，设太牢望昌平方向遥祭，然后准备回国复命。
出发前，祖泽溥哭哭泣泣来向左团长辞行，诉说自己因父命需暂留北京，并一再表示，日后不论身处何地，将“永不叛国”。
使团无可奈何地踏上归程，但当十一月初四行至河北沧州时，被清朝学士詹霸奉多尔衮之令带兵将左马两团长及部分成员扣留，并押回北京，只放陈副团长一人带队南归。
押回北京城的使田成员没有再回到鸿胪寺，而是被关在太医院囚禁。
对于被囚的左团长，清廷当政者态度是：劝降！左团长一降，不仅得一人才，而且也会让全天下人看看，连来使的使臣都降了，大清王朝是多么“得道多助”，而南明是多么“失道寡助”！
洪承畴、李建泰这两位“投降模范”跑到左团长面前，现身说法，挨一顿痛骂后无功而返。
从被押回京的那一刻起，左团长知道，尽忠报国的时候了。特手书一联明志：“生为明臣，死为忠鬼。”后还画了一幅苏武牧羊画像，挂在墙上以自励。
当他刚刚参加“革命时，被委”任陕西韩城县令。韩城县有苏武墓，他曾几次俳徊在苏武墓前，感受斯人的气息与忠贞。今天，历史的机遇，竟把他与推到了与苏武一样的位置上。
二千年前的苏武，作为出使匈奴的汉使，虽未完成任务，但其凛凛不屈、坚守北地十九年的事迹却成为一个民族气节的化身。今天，同为使者的自己，也未完成“议和求存”的任务，唯一能不辱这次使命的，只有奉献出自己这条“卑贱的生命”。
只有这样，才可在九泉之下，无愧地相见因国家灭亡而绝食而死的母亲，无悔地相见因社稷易手而投环自缢的先帝。
冬去春来，在太医院的高墙内，他仰望天空中南归的飞雁，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绝命诗：“漠漠黄沙少雁过，片云南下竟如何；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只等生命的终结。
转眼到了1645年五月，又是一个繁花似绵的季节，但外界传来的消息却是南京被清军攻克，弘光朝灰飞烟灭。
清廷认为左团长一行已失去效忠的对象，特设“太平宴”，请左团长参加，作最后劝降的努力！
但左团长意志已定，再次严拒。
清廷改劝降为迫降，将左团长关进水牢，妄图以冰冷、潮湿、饥饿为武器迫使其“回心转意、弃暗投明”。
七天后，被提出水牢的左团长依然是：“我志已决，为国殉死之心，皎然如日月经天！”
六月十九日，无计可施的清廷将左懋第团长杀害于菜市口，一同被杀的还有使团随员陈用极、王一斌、王廷佐、张良佐、刘统。
左懋第，山东莱阳人，死时，年仅45岁，余者生平籍贯均不详。
在明末汉族反抗外族侵略以身殉国的烈士中，他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们坚守自己信念的人格力量，却如一盏盏指路的航灯，既照亮了过去，也将照亮了未来！
第十章 夭折的北伐
预备北伐
清廷上演的“扣左放陈”一出戏，制片人是多尔衮同志，导演却是资深潜伏特工——陈洪范。
陈特工之所以这样编导，为的就是把左团长挤出南明使团，好让自己放开手脚，把特务工作进行到底。
现在，如愿以偿的陈特工决心开展第一项特务工作——策反高杰高司令。
在高杰的军营，高司令摆酒盛情摆酒为这位载誉归来的使臣接风洗尘，在菜过三巡、酒过五味后，陈特工的特务活动开始了：“国势衰微、清强明弱”陈特工开始了有意识的引导。
“此言不差！”高司令投了赞成票。
开局不错，陈持工再接再厉。
“将军宜早算安排”陈特工继续心理疏导。
“是”高司令再投赞成票。
“我有一套富贵送与将军。”陈特工急不可奈，“明廷让将军经理河南，将军不妨借机用河南之地去跟清廷换一套富贵回来。”陈特工终于亮出了底牌！
“哈哈！清廷若想要河南也不难，拿北京来换就行！”本来就对大明怀一颗感恩之心的高司令最近又在史督师的教导下，政治觉悟有了新的提高，小节方面，可以马虎，大事面前，决不含糊。
首次特务活动就此宣告失败，心理遭受重大挫折的陈特工赶紧拿“今酒醉耳，特来试探将军之心。”来遮掩，之后连夜逃出高司令的“魔鬼”军营。
十二月十五日，经过一个多月不紧不慢的“旅行”，陈副团长一行终于“光荣”回到南京复命。
在向弘光帝递交的总结报告中，他闭口不说和谈已经破裂，清军即将南下的重要情况，却一面大谈清廷尊崇万历、礼葬崇祯、和平有望；一面密报黄得功、刘良佐与清廷秘密接触、心怀叵测，对左马二团长被扣之事也语焉不祥。
整个报告逻辑混乱、思路矛盾，让人看了不知其所云。
弘光帝、马阁首也觉得事有蹊跷，但无任何证据可证明陈副团长“投敌卖国”，只得让其暂时回家休养。
但北使无功而返马上成为南明的“第一号新闻”，它宣告了南明“借虏平寇”国策的破产，各方猜测清军会即刻南下江南。
但侦察得到的信息是——清军正分两个方向朝李自成盘踞的河南、陕西进行大规模攻击，现在的边关仍然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当南明君臣上下都松了一口气，想免费再看一场精彩的“狼虎斗”时，南明政府名义上的阁首史可法同志却在第一时间跳出来，上书疾呼“明清必有一战！”。
史可法的判断来源于一封信，一封大清“实际当权派”多尔衮同志写给他的信。
他收到这封信时是今年七月二十八日，那时，南明的使团刚刚带着和平鸽，捧着橄榄枝、满怀希望与憧憬、向着北方缓缓而去。
多尔衮同志寄来的信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恭维，恭维史可法是南明的真正的领袖型人物，大清愿与这样的人物携手合作，共创美好的未来。
第二部分是颂扬，先颂扬了“弃暗投明”的叛徒吴三桂同志，后又“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地颂扬了大清驱逐闯贼、礼葬崇祯、厚待王室、重用明官、恩泽百姓的丰功伟绩。
一二部分和颜悦色、如春风扑面，但到了第三部分，却换了一副嘴脸，变得气势汹汹、似雷霆万筠！
第三部分充分了指责，指责南明臣民一不救先主、二不报君仇、三擅立新主。
最后的第四部分则更是赤裸裸的威逼利诱，在严厉谴责南明分裂国家的丑恶行径后，转而劝史可法利用其影响，劝福王“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否则将与李自成联合起来，东征南明。
因和谈即将开始，收到信的史可法同志马上用舒缓、平和的语气给多尔衮同志回了一封信，信中对没有及时救助先帝、共讨闯贼作了必要解释，再次强调了弘光帝的合法性，并希望明清两国承秉传统友谊、消灭共同的阶级敌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此信发出后，就如石沉大海，再也不见下文。
现在，北使的无功而返，更印证“清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灭顺后必然南下征明。
他呼吁政府丢掉幻想、拿起武器、赶快战斗、立即北伐。
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史可法把北伐的作战目标定在了“貌似落水狗”的李自成身上，而不是整天喊着要“消灭明朝”的清朝身上。
这也成为后人唾骂史老先生是“死不悔改的镇压农民起义反动派”的主要原因。
史老先生是“脑袋进水”，还是“欺软怕硬”，觉得农民兄弟好欺负？
其实都不是，我们翻开中国地图，看河南省区域图，就能明白史老先生的意图——打着进攻农民军的旗号，先把现在李自成占领的荥阳、洛阳、灵宝一线给占了，与先前占领的开封地区连成一片，在黄河以南形成南明的第一道“国防线”，利用黄河天险阻挡黄河北面的清军南下。
说来也可怜，政府首脑、大明督师、北伐军总司令史可法同志，现在北伐唯一依靠的对象，就是那个全体南明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骂千遍不解恨、剐千刀难报仇”的军阀头子——高杰同志。
为达到既不惹怒清廷，又能顺利实现完全恢复黄河以南疆土的战略目标，史可法亲自执笔，以高杰的名义给黄河北岸驻扎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能与清军“分道入秦、合共剿闯”，算是放了一颗烟雾弹。
做完这一工作后，史可法积极准备粮食、屯集给养，为高司令的北伐作充足的后勤保障。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史可法同志利用一个军阀打另一个军阀的良好愿望，能顺利实现吗？
睢州之变
1645年元月，春节喜庆鞭竹的硝烟还未散尽，李自成与多铎还在潼关血战，在史督师的安排下，高杰部约三万人开始了北伐。
史高制定的北伐路线是徐州——归德（今商丘）——睢州——开封——洛阳——灵宝，如北伐成功，南明在黄河以南的疆土将联成一片。
这中间，睢州总兵许定国，这个高司令名义上的部下，他的态度如何，将对北伐的成败起着关键的作用。
因为据得到的情报显示，许定国目前正与黄河北岸的肃亲王豪格勾勾搭搭，并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豪格那里“学习培养”。
高司令对这个情报半信半疑，他继续由归德向睢阳挺进！
但这个情报是真实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许定国同志的人生履历，思考他是怎样走上汉奸这条万众唾骂道路的？
许定国，男、汉族、现年七十一岁，河南太康人，家庭成份为赤贫，幼年唯一的特长是举重，双手能举起千斤大钟，有“许千斤”的美称。
家贫且有举重特长的“许千斤”为了生存，十来岁就跑到大明军队的这个大洪炉里锻炼成长，经过五十多年的漫长历练，靠着镇压自己阶级兄弟的丰功战绩，“许千斤”在六十九岁的那年，升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山西总兵），终于完成了从士兵到将军的转变。
在他七十华旦来临之际，大明崇祯皇帝为表示对这位把毕生岁月献给大明军队的老将军的“敬重”，特派锦衣卫送来自己独特而稀有的生日贺礼——诏狱免费入住券。
在诏狱里，崇祯帝给他定的罪是“不积极救援开封，并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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