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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朝那些事儿-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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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
在诏狱里，崇祯帝给他定的罪是“不积极救援开封，并唆使部下哗变”，给他定的判决是“处以斩刑，待秋后执行”。
就在许老将军即将在这个冷冷的晚秋，如一片枯叶随风飘逝时，他曾经的阶级兄弟、大名鼎鼎的李自成出手救了他一命。
李自成在陕豫战场上消灭了猛人孙传庭，这让崇祯帝顿时发出了“蜀中无大将”的长叹！
感到人力资源已严重溃乏的崇祯帝想到了诏狱中那个处在生死线的“廖化”——许定国，于是大手一挥，把准备向黄泉路进发的许老将军给拉了回来，并马上送到了河南战场上。
重返阳界的许老将写军虽然被安慰性地戴上了“河南援剿总司令”高帽，但此时的他却“心中满是伤痕”。
从此那个以身许国、努力工作的老将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处处保存实力、时时培养个人势力的“老狐狸”。
在北京城被李自成攻克时，许老狐狸流窜到家乡附近的睢州，凭着“保境安民”的旗号，竟也拼凑了一支万人的“非法武装”。
为把这支非法武装合法化，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许老狐狸暂时投靠了南明政府，被弘光帝封为“镇北将军”，名义上隶属于高杰领导。
但南明政府的所作所为很快让许老狐狸失望了，凭着自己七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感到南明已是“夕阳西下不可留”，而大清却是“旭日东升无法挡”，旧恨新怨之下，决定向清朝积极靠拢。
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所说的一幕。
但许老狐狸选错了时机、找错了对象，豪格现在是“丫环拿钥匙，当家不作主”，况且清军主力已被多尔衮调去打李自成了，豪格对许老狐狸提出的出兵南下的建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让他“忍耐忍耐再忍耐，坚持坚持再坚持”。
就在许老狐狸心中倍受煎熬之时，高司令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睢州附近二十里处安营扎寨，并向他发出了限期“调兵北进”的严厉军令。
面对高司令咄咄逼人的军令，心中有鬼的许老狐狸再也坐不住了，在部下的支持下，一个小人式的“斩首”行动开始了！
正月十二日，许老狐狸亲自来到高司令军营，盛情邀请高杰、越其杰、陈潜夫等出席睢州各界代表为北伐军举行的欢迎酒会，以联络军民感情，推进北伐大业。
河南巡抚越其杰怀疑其中有诈，力阻高司令不必参加。
但高司令觉得这是一个消除误会、联络感情的机会，加之他“艺高人胆大”，并不把已过古稀之年的许老狐狸放在眼里，只带了三百亲兵就欣然前往，越陈二人只得陪同。
欢迎酒会在大明名臣袁可立的睢州故宅中举行，在窗外有美景、身边有美女、桌上有美酒的友好氛围中，宾主双方都把酒言欢，一醉方休。
酒会结束后，许老狐狸再尽地主之谊，把“沉醉不知归处”的高司令一行安排到睢州城的各大高档居所分散住下。
黑暗的伎俩总是借助黑暗的掩护进行，子夜时分，早已准备多时的许老狐狸率伏兵杀出，混战中，聍酊大醉的高司令在手执铁棒奋杀数十人后力战不支，被许军乱刃砍死。高司令分散于各处的三百多名士兵也大部分被杀死，越陈二人在手下的拼死掩护下，狠狈逃回军营。
许老狐狸自知后路已绝，马上带着高司令那颗宝贵的项上人头作为“投名状”，连夜率部渡过黄河，飞奔到豪格帐下自觉自愿地“报名入伙”。
高杰一世枭雄，最后没有死在报国的战场上，却死在一个小人之手，悲哉、痛哉！
许老狐狸闯下祸一走了之，灾祸却无缘无故地落在了睢州百姓的头上，得知高司令残死的部下立刻“化悲痛为力量”，在没有能力渡河找元凶复仇的情况下，立即执行了前所未有的“超级连坐法”，把睢州方圆二百多里的百姓几乎杀得个干干净净！
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之为“睢州之变”，它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南明北伐的夭折。
在徐州听到高司令死讯的史可法仰天长叹“中原之事不可为也！”而在此后，更大的考验还摆在他的面前。
因为高司令一死，军中无主，部队乱成一团，这给附近驻军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他们联名上书南明中央政府，要求“整编”高司令残余兵马，为国效力。不愿接受“整编”的高司令部下，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准备与来犯者拼个你死我活。
史可法再一次当起了“老媒婆”的光荣角色。
他奏请弘光帝后，会盟高部诸将，立高杰子为兴平王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这一作法，立刻引起想“趁火打劫”的黄得功等三总兵严重不满，联名帐告史可法偏袒高部，用心不良。
但这一欠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者马士英同志这次却坚定地站在史可法一边，表示：“高杰属下将士众多，他们怎肯轻易被他人整编。”驳回了这三位大爷的状子。
高司令的邢夫人怕自己的儿子年幼不能服众，加上史可法这老同志又没有儿子，就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
没想到，这个“自作多情”的想法却让自幼饱受儒家理学教育的史可法坐立不安了。
史可法与高司令关系好是真，但这并不表明他很欣赏高司令、亲近高司令，对于这个过去“重大政冶污点”、现在又经常保持“烧杀抢掠”工作作风的军人，他内心充溢着深深的厌恶。对这一切的包容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利用高司令及麾下这一帮“打手”去实现他收复河山，救国济世的政治理想。
收了高司令这个“贼的儿子”，百姓听说了会怎样讲，同僚知道了会怎样看？对自己羽毛过度爱惜，洁身自好是大多数明清知识分子的通病，史可法大人也没有这样的“免疫力”。
他没有至圣大儒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务实，也没有救时宰相张居正“权谋通变”的灵活，他就是史可法，不管是在治世还是乱世，他都是一个严格按自已价值标准立身处世的人。
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支配下，他不会收高司令儿子这样的人作“义子”，绝对不会。
但邢夫人已经提出来了，直接拒绝显然是不合适的，情紧之下，他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方法。
他把在军中督饷的高起潜大人请出来，让他为国为民，替自己收下这位烈士的后代作干儿子。
虽然同姓高，官位也不低，但高起潜与史可法比起来，不但名声很臭，而且，他是个太监。
史可法这个“李代桃僵”做法让高司令的儿子很是郁闷，让高司令的夫人很是失望，让高司令的部下很是寒心。
当史可法的目光再次与他们相遇时，从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再不是亲切与尊重，只剩下了巯远与冷漠。
还想继续北伐的史可法，发现自己离开了高司令这个“遥控器”，对这支军队的指挥已经完全失灵。
这时，老马同志又来“帮忙添乱”，派自己的亲信卫胤文到高司令军中，欲夺下李本深的军权。而素有高司令有仇怨的黄得功则已经由“心动”变成了“行动”，派兵直接进攻高部的“老营”。
高部急着要回后方保护家眷，纷纷回撤，无兵可用的史可法只得下令停止北伐，全军南返。
沛县著名的文人阎尔梅正在史可法帐下任参谋，他给史大人提出建议：向东晋时的祖逖学习，招募河南山东的义军，自己成立一支“义师”，进行北伐。
但怕拥有私人武装而遭到朝廷猜忌的史大人对此一口回绝了，此时的他，仿佛大病一场，变得失魂落魂、患得患失，只求回到扬州，退保江南。
南明的北伐就这样在一片喧嚣中落下了帷幕，南明的国防前沿非但没有北进至黄河一线，反而退回了淮河流域；军队非但没在战斗中得到团结一体的效果，反而变得更加四分五裂；史可法大人的威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是一降再降！
表面看来，高杰司令官的忽然遇害，是这次北伐夭折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这个小圈圈，站在一个大框框的范围来进行理智的分析，就会发现，即使高司令不遇害，南明的北伐也断难成功，原因如下：首先，高部是一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军队，正因为这两点，他们并不懂得为何而战，每一次作战的背后，都离不开杀害平民和掠夺财富的恶劣纪录。
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严明的军纪，是一支军队有持久战斗力的保证，无论是国家军队的汉军、唐军，还是私人武装的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在“高家军”身上，我们，却根本看不到这两点的一点痕迹。他们，更象一支“穿着军装的强盗”。
用这样一支军队去完成北伐中原、复兴民族的神圣大业，无疑是缘木而求鱼、抱薪而救火。
其次，单靠高部一支部队的北伐从开始就潜伏着失败的因子，因为这支部队即使能在黄河南岸暂时站住了脚，但在当清军打败李自成倾全力而南下之时。孤军深入、处于前线突出部位、没有友邻部队配合的他们，恐怕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最后，“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史可法安排高司令的北伐战争，因为其阶级的立场和恶劣的军纪，必然是一场单纯依靠军队进行的“片面战争”，既没有发动民众的意愿，也没有发动民众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就算其“北伐中原、光复大明”的政治理想再崇高、再伟大，脱离了民众的爱戴和配合，这支军队，最终也会一股没有“源泉”补充的溪水，在流淌中慢慢变得干涸。
南明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无可奈何、虎头蛇尾的结束了。接下来，等待这个政府的，将会是这样一个明天呢？
第十一章 弘光三大案
就在史可法在前线为北伐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朝堂上，以阮大铖同志为首的“阉党”和群龙无首的东林复社两党“残余势力”也正斗得“不可开交”。
话说阮大铖自从利用“顺案”作武器，把东林复社两党整得“雄风不再”后，颇是自鸣得意了一番。然而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阮大铖同志一想起自己仍背着“逆案”的黑包袱，就如芒刺在背。
要想在政治上彻底翻身，就得让把“逆案”由黑洗白。经过再三思考，阮大铖同志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被崇祯帝下诏毁版的《三朝要典》重新上市公开发行。
《三朝要典》是当年由魏忠贤公公任总设计师，阉党头目顾秉谦任总编，冯铨等任编辑，集数年心血而成的反东林党白皮书。该书虽然是用官方语言编写，但文中却大量采用了白描、虚构等小说手法，对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进行了生动形象的艺术加工，使故事情节更加扑朔迷离、颠荡起伏。该书经天启帝批准后公开发行，成为阉党打击东林党的重要文化武器。它能让阅读此书的读者从中领悟到东林党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肮脏而黑暗”，而阉党所作所为是多么的“公平与正义”。
阮大钺同志就是想搬出这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证明阉党的清白，当然也就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想要实现他这个“小小的心愿”，并不是太难，只要弘光帝审批通过即可。而要让弘光帝审批同意，似乎也不是太难，只要激起这个“呆人”心中的怒火即可。
因为在《三朝要典》的主要创作素材——三大案中，大量涉及到了弘光帝亲奶奶——郑贵妃的政治名誉，阮大铖同志直白地告诉弘光帝，只要批准该要典重新上市，就可证明“陛下的奶奶”是当年那些斗争中无辜的受害者，她老人家不但政治上是清白的，而且思想上是纯洁的。
他还继续发挥演戏的天赋，对这个“呆人”进行诲人不倦地启发引导：“国家大仇固然要报，祖父母的恨也应当昭雪呀！”
但可惜在“头脑反应严重迟钝”的弘光帝面前，他的努力只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弘光帝只同意礼部访求散落在民间的《三朝要典》，作为历史资料放入国家档案馆——史馆进行保存，对再版发行只字不提。不过，为了告慰阮大铖同志的努力，弘光帝下诏，对因参与此书编纂而受到“政治迫害”的霍维华等人给予平反，死去的给开个追悼会纪念纪念，活着的可以出来“免费做官”，就此打住。
从这件事上，阮大铖同志看到了东林党在朝政上还是有生命力的，在弘光帝的眼中还是有迷惑力的。这让他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强。
不过没关系，承秉“做事做绝、除善务尽”的阮大铖同志马上就又发现了一个“借力打力”的新机会。
这个机会就是弘光朝三大案中的第一大案——妖僧大悲案，此案发生的时间是1644年12月。
这个月的某一天，有个和尚风尘仆仆地来到首都南京，他既没有去烧香拜佛，也没有去寻寺访友，而是直奔皇宫大门，叩门大喊，自称是大明亲王，因战乱出家，现特找弘光帝来寻亲认戚。
得知此事的弘光帝处理是：自行回避，移交有关行政部门审理鉴别。
审理笔录经整理后，“脱水”稿如下：该僧始称己为崇祯，再称己为齐王、吴王、定王，思维混乱，条理不清，疑患有间歇性神精错乱综合症。后经再三审理查明，该僧本名大悲，在苏州当和尚，见天下大乱，遂产生了冒充亲王进行招摇撞骗的犯罪企图。
见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弘光帝批示，按《大明律》定罪惩治。
但聪明绝顶的阮大诚同志在大悲语无伦次的陈述笔录中发现了“潞王贤明，当立为天下主”的供词，这让老小子大为兴奋，想到了一个将此刑事案件升华为政治大案的决窍——诱供。
在他的谆谆善诱下，大悲和尚的“供述能力”有了新的提高，涉案人员由大悲一人扩大到一百四十三人，其中史可法、高弘图、钱谦益、姜日广等高官及社会知名人士“案上有名”。
与此同时，为了使揭露“犯罪分子”的效果更加形象化和大众化，阮大铖同志以涉案人员为原型，推出了自己第二部大众通俗读物——《蝗蝻录》（第一部为《百官图》），蝗指东林党，蝻指复社。该读物列出两党中，危害国家的“大人物”有“十八罗汉，五十三善才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图文并茂、易读易记。
后来，创作激情一发不可收拾的老小子再接再厉，短时期又推出自己的第三部大众通俗读物——《蝇蚋录》，两党中的“坏分子”增加到了“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应真”。牵连达千余人，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
其做法引得阉党一些“有识之士”也很反感，曾劝他：“现在天下大乱，你这样瞎搞乱搞，一味报复，最后不知是便宜了清虏还是闯贼？”
但阮大铖同志精神世界已经进入了“颠狂错乱”的状态，从前被东林党打压，被复社逐赶等一幕幕的“悲惨遭遇”又在他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于是，他口无遮挡地回答：“我已快到六十岁了，来日无多，我就是要把这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报复活动中去，让那些曾经伤害我的人颤抖去吧！我不管是为清虏还是闯贼的结果，我只要打击过程中的快感！”
就在这老小子阴谋即将得逞之际，一个人，伸出自己瘦弱但却坚强有力的臂膀，挡住了他“狂飙忽进”的肥胖身躯。
这个人就是南明政府的实际首脑——马士英。
“阮兄，到此为止吧，难道你真要让我们的朝堂，变成一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墓园吗？”
“歇斯底里”的阮大铖终于被老马同志兜头的一盆凉水给浇得冷静下来，停下了自己进一步“违法犯罪”的步伐。
三天后，大悲和尚被“妖言罪”斩于闹市，此案最终还是以刑事案件收场。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由阮大铖挑起来的争斗，真能就此消停吗？
当然不会，因为东林复社两党并不是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
比起正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马阮集团来，处于朝堂之外的东林复社两党似乎是一个“弱势群体”，但实际情况却不尽然。
这两党有两大优势，是马阮集团无法比拟的。一是人数众多，从大江南北到东海之滨，凡是有封建士大夫存在的地方，到处有他们的“好同志”。虽然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但千千万万的蚂蚁行动起来，也是能啃食掉一头大象的，况且是那个小小的马阮集团。
二是控制着社会舆论的导向。两党不但人数众多，且大多数乃“社会精英人士”，自诩代表了大明“发展进步的方向”，因此，在民众中有极高的威信，引导社会舆论向何处去的能力极强。而社会舆论，是具有“大规模杀伤效力的社会生化武器”呀！
现在，被阮大铖多重逼迫、严重打压的两党人士正积极行动起来，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决不能让天启朝的悲剧再次上演。
恰在这时，弘光朝又接连发生了两个大案，这让两党人士发现了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好办法。
这两个大案，一个是“假太子案”，一个是“假媳妇案”，案件的当事人，都离不开弘光皇帝。
先说一下“假太子案”吧，此案发生的时间：1644年12月底。
案情是这样的：
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家仆穆虎从北京往南京逃难的时候，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少年，两人结伴而行。晚上睡觉时，穆虎发现这个少年一个天大的秘密，穿的内衣上竟然绣着龙纹。
胆敢穿绣龙纹的内衣且精神正常的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活腻歪了想自寻死路的，要么就是——皇帝或皇子。大吃一惊的穆虎赶忙询问那少年的身份，少年也不隐瞒，直接告之——吾是太子。
觉得人生顿时“中彩”的穆虎自此一路小心伺候这位“太子”殿下，回南京后赶忙把这一“奇货”交与了自己的老爷——高梦箕。
作为政府官员的高老爷一时难辨真伪，不过，为了稳妥，他先让家人把这位“太子”带出是非之地的南京，先到苏杭一带“旅游旅游”，从而给自己留出思考和应对的时间。
但这位“太子”人在屋檐下，却肯不低头。旅途之中，招摇过市，公开为自己做起了“形象广告”。
这下高老爷傻眼了，为推卸责任，他第一时间给弘光帝上了密奏，将这位“太子”的情况汇报。
作为以亲藩得继大统的弘光帝，现在最怕的人，就是比自己更有继位资格的崇祯三个儿子了。这三个侄子无论那个忽然出现，从法律上来讲，自己马上就得卷铺盖走人让位。
所从早在今年七月，他就诏告天下，宣布自己的这三个侄子都已“壮烈殉国”，并分别给上了谥号。
但怕什么却来什么，高梦箕的忽然奏报让他一时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毕竟当了半年多的皇帝，行政能力还是有了一些的弘光帝渐渐冷静下来，他先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太子”入京。
待太子于1645年三月初一来京后，弘光帝请锦衣卫冯可宗出面予以“接待”。
他则在次日召开群臣大会，在会上说：“现在有一个北方来小孩子，自称是先帝立的太子，请有关人员帮我甄别一下，如果真是太子，这也是一件大好事。朕无子，可以把这个孩子当作自已的孩子来抚养，上可告慰先帝在天之灵，下可安抚百姓殷切之愿！”他的发言简洁感人、有理有节，使自已一下子站在道德和法律的至高点上，赢得了与会大臣的一致称颂。
随后，由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相关人士组成的“甄别组”开始工作了。
“甄别组”成员中，最有权威的人士当属大学士王铎了，他曾经在东宫给太子当了三年的“家庭教师”，自然应该对太子应该相当熟悉。
“王老师”的甄别结论很快就出来了——此太子是一个典型的“山寨版太子”。
随后，另外两个也曾经当过太子“家庭教师”的刘正宗、李景廉及“太子同学”丘执中（一名太监，曾为东官伴读）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这结论让弘光帝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在他的批示下，此案进入下一轮法律程序——用“审判组”接替“甄别沮”，审理出“假太子”的真实身份。
在“审判组”同志们的强大攻势下，此“假太子”终于招供：本人王之明，乃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高阳人，因贪欲富贵而走上诈骗的犯罪道路。
就在此案已炒得沸沸扬扬之时，另一个弘光朝的大案——“假媳妇案”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此宗发生于1645年元月，比前两个案子晚一个月。
这月的一天，河南有一个姓童的中年妇女来见南明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德昌王（即弘光帝最早的封号）的媳妇，因战乱与弘光帝走失，流落民间，现请巡抚大人帮忙，好“寻夫团聚”，并讲了其它一些细节。这让见多识广的越巡抚深信不疑，于是一面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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