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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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信丰突围的前夜，该同志忽然发出了一声“苟活万事重，死去一身轻”的长叹！
　　也许是他前半生造孽太多，也许是历史不愿把成功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大名鼎鼎、纵横四海的李成栋，就这样窝窝囊囊、糊里糊涂地死了，死在一道小小的河沟里。
　　“成栋在，广东存；成栋亡，广东失”，伴随着李成栋的离去，永历帝发现，广东，已实际不再是南明的天下。
　　就在永历帝仍沉浸在李成栋“意外身故”的哀伤之中时，湖南方面，传来了再让他“痛心疾首”的消息。
　　督师何腾蛟同志，在湖南湘潭被清军俘杀！
　　何腾蛟同志是在1649年1月27日被害的，但因路途遥遥、山水阻隔，当消息传到肇庆的朝堂上时，已是三月中旬了。
　　何腾蛟的被害，固然有大环境不好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是他的咎由自取。
　　他实际上是一个“盛名之下，其实难负”的人，一方面勇于任事，面对挫折失败永不低头；另一方面，却自私偏见，处处洋溢着一股“小家子气”。
　　在江西、广东相继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孔有德等汉奸部队被迫大踏步后撤时，湖南的当时“革命”形势，不是小好，而是大好！
　　但就在这一个“阳光灿烂的时刻”，何腾蛟却做出了一个令“仇者快，亲者痛”的反常举动。他让手下的“第一猛男”郝永忠同志，忽然对正在宝庆与清军浴血奋战的陈友龙部，背后狠狠地捅了一刀。
　　何腾蛟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陈友龙不仅有“国怨”，还有“家仇”。
　　“国怨”就是我们的何大督师，不能把“复湘”的头功让风头正盛的陈友龙给占了。
　　因为在他看来，湖南是他的“何家大院”，以前从他的手里丢掉了，现在就得还在他手里夺回来，别人无权“越位行动”。
　　“家仇”就是陈友龙，在跟着“刘铁棍”降清后，为了能在孔有德面前混张好脸，竟然领兵跑到何督师的老家——贵州黎平。把何的母亲孙氏、老婆徐氏等家属一百多口人，都抓到清营充当人质，让年过半百的何督师，一夜之间变成了“痛苦的单身汉”。
　　毫无戒备的陈友龙部，被背后捅了一刀后，气得嗷嗷乱叫。
　　但胳膊是拧不过大腿，恶狼是斗不过猛虎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领着一帮子残兵败卒，跑到永历帝那里告御状。
　　经过一番血战得到的宝庆，转眼又成为清军的“囊中之物”。
　　赶跑陈友龙后，意气风发的何督师指挥军队，不但收复了湖南道州、永州、衡州三个大城市，还攻克了泸溪、辰溪、新田、黔阳等多座县城，逼得清军乖乖退到湘乡、长沙一带固守待援。
　　但占的地方多了，力量也就分散了。何督师的军队，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无力再次发动新的攻势。
　　湖南战场陷入了胶着状态。
　　为改变这一态势，堵胤锡决定，再次施展“统战”大法，请出忠贞营进攻长沙。
　　忠贞营自1646年围攻荆州被勒克德浑打败后，已在川鄂交界的大山里静静地蛰伏了近三年。
　　在接到堵胤锡的“盛情邀请”后，不忘旧恩的忠贞营，在李赤心、高必正的统帅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常德，并在这里击败了湖南长沙总兵徐勇派来的援兵。
　　随后，“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忠贞营乘胜东进，收复益阳、湘潭、衡山、湘乡等地，11月11日，包围长沙。
　　不断流动作战的忠贞营，虽然缺少攻城的大炮，但弓箭、鸟铳还是应有尽有的。
　　一时间，长沙箭如雨下，弹似雹落，城墙上的守军受伤者不计其数。
　　但这仅仅是个“引子”，目的就是让长沙的清军做一下“热身运动”。
　　随后，忠贞营向清军，推出了他们新发明的升级版攻城术——双重爆破法。
　　所谓的双重爆破法，就是在城墙下面挖出两层地道，埋上两层炸药，先引爆上面的一层，等清军前来抢堵缺口时，再引爆下面的一层火药，形成第二次打击。
　　在挖地道时，饶有兴趣的徐勇同志专门跑来，通过跺口“视察工作”。
　　结果被等在一旁的李赤心，一箭钉在城墙上，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坐标”。
　　就在双重爆破工程即将峻工之际，却传来何督师十万火急的军令——停攻长沙，速救南昌。
　　军令如山，堵胤锡只得在11月16日，怅然若失地带着忠贞营向江西进发。
　　可是挤调走忠贞营的何督师，直到次年的正月，也没有组织起一支像样的军队，去打长沙。
　　这时，多尔衮手中的最后一支满族王牌师，已经在定远大将军、郑亲王济尔哈朗的率领下，风尘仆仆地从京城赶到了湖南。
　　何督师为他的“私心自用”，来“买单”的时候到了！
　　1649年1月20日，进低道林的济尔哈朗，从俘虏口中得知何腾蛟与马进忠都在湘潭城中，就连夜进军，天明时分，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湘潭县城。
　　马进忠慌忙领兵杀出。
　　混乱中，却“一不小心”地把可怜的何督师拉在了城内，成了清军的“高级俘虏”。
　　济尔哈朗曾想让这个“高级俘虏”投降，但被“威武不能屈”的何督师一口拒绝。
　　随后，何督师被杀害于湘潭流水桥旁的一个小坡下。
　　就义前，这位有南明“擎天一柱”的汉子，曾两手拍地，大呼“可惜、可惜”，以致两掌皆烂。
　　不知何督师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可惜，还是为南明的功亏一篑而可惜！
　　但对于有浓厚“死亡崇拜”情节的中国人来说，死的悲壮的何腾蛟，依然是一个“私德有缺、大节不亏”的好同志。
　　因此无论是官修的《明史》，还是私著的《永历实录》，都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实际上，对于永历王朝来说，何腾蛟活着，郝永忠、曹志建、王进才、胡一青等部还能聚成一个拳头打人，他一死，这个拳头就再也形不成了。
　　伴随着金、王、李、何这四颗巨星的殒落，自“江西反正”形成的中兴局面彻底丧失。
　　南明的永历政权，再一次，被抛到了前途未卜的低谷之中。


第二十六章　坚持再坚持
　　峰回路转
　　济尔哈朗在俘杀何腾蛟后，把下一个需要“重点打击的目标”，定在了大顺军重要余部之一的忠贞营头上。
　　刚赶到江西，就得知南昌已经陷落的高必正、李赤心，目前正领着忠贞营，返回到湖南郴州地区休整。
　　济尔哈朗马上率主力赶往郴州。
　　在郴州，以“西北人”为主体的忠贞营，与“东北人”为主体的满八旗，又一次绞杀在了一起。
　　虽然忠贞营的战斗能力，在南明的军队尚属前列，但这次与这支满八旗一较量，逢“满”必败的故事，再一次毫无悬念地上演。
　　打败忠贞营后，济尔哈朗又派出一支偏师，由阿哈尼堪率领，击溃了与忠贞营“同根同源”的王进才、马进忠、袁宗第部，占领邵阳、黔阳、沅州、靖州。
　　济尔哈朗再下一个作战的目标，就是有“松柏情怀、梅花性格”的南明新兴侯——焦琏，统领的正牌政府军了。
　　济尔哈朗采用奔袭的手段，占领了广西门户全州，然后以全州为钓饵，以逸待劳地引诱焦琏前来咬钩。
　　因深知全州事关永历王朝的安危，焦琏于是组织队伍，对该城先后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反攻，与济尔哈朗、勒克德浑血战于全州城下。
　　虽然给了这支满八旗重大的杀伤，但最终焦琏还是被打败，无可奈何地退守桂林。
　　打败了焦琏，这支满八旗又在勒克德浑的带领下，跑到道州又找另一支南明政府军——曹志建部“切磋武艺”。
　　曹志建部比焦琏部差得更远，交战不到五日，道州便告失守。
　　济尔哈朗在湖南、广西打了一阵后，发现自已的对手中，单单少了一个曾在全州、桂林，给了清兵重大杀伤的郝永忠。
　　郝永忠同志到那里去了呢？
　　郝永忠同志打陈友龙的“秋风”去了。
　　在奉何督师之令揍陈友龙部过程中，永忠同志发现陈部不仅“人软好打”。
　　而且还发现，该部存在私设“小金库”，且库中的资金特别充裕的“腐败现象”。
　　这对穷得叮当乱响的郝部，非常地具有吸引力！
　　他于是乐此不疲着追着陈永龙乱跑，从湖南追到广西，再从广西追到贵州。
　　先将陈友龙的不法钱财抢光分净后，又把该同志杀人灭口。
　　正在分金分银正忙的时候，闻到钱味儿的阿哈尼堪，率着一支满八旗忽然“登营造访”。
　　措手不及的郝永忠部，被打得落荒而逃，新到手的“不义之财”，也丢了大半。
　　逃回广西庆远的郝永忠，这才知道，欣赏他的恩公——何腾蛟，已经黯然辞世，他转眼成为永历朝堂上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人”。
　　瞿式耜以其擅杀陈友龙，挑起内战为由，上疏公开指责郝永忠为“大明叛逆”，不允许地方政府为其部提供任何物资供应。
　　郝永忠发现自已在永历帝的统治范围内，已无容身之地，只得怀着满腔的悲愤，带着部队离开广西。
　　其后，郝部一路飘泊，辗转西进，最后终于在夔州地区与“大顺老兄弟”刘体纯、袁宗第等会合，成为著名抗清武装——“夔东十三家”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半年的时间里，济尔哈朗统领的这支满洲军队，打败了南明朝所有能打的将领，再一次把永历王朝逼上绝路。用自己“战无不胜”的成果，向世界表明，他们不愧是17世纪“最优秀的骑兵部队”。
　　但就是这支让人望而生畏的力量，在1649年七月的仲夏季节里，却像潮水般地向北一路退去。
　　不但济尔哈朗退去了，在这之前的五六月间里，占领江西的谭泰、何洛会也率部退回了北方，湖南、江西的“清占区”里，又只剩下了一些不堪一击的“地方武装”。
　　这是在“四星殒落”后，一愁未展的永历朝，接到的最大喜讯了。
　　南明将领中，也不乏“忠君爱国”的将领，焦琏、曹志建、马进忠、王进才、赵印选、胡一青，就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无需动员、无需命令，这些将领，找准时机，主动出击。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陆续地收复了全州、永州、武冈、靖州等地，使明清的疆域，大致恢复到1648年十月前的态势。
　　本已感到“山穷水尽”的永历帝，忽然间，又峰回路转，迎来了一个果实累累的秋季。
　　三晋烽烟
　　如果你和我一样，同为山西人，那么，在这一节里，你可以小小地骄傲一把。
　　因为，在关键时刻，把济尔哈朗、谭泰等满洲八旗军“吸引”回北方，暂时挽救了永历皇帝，挽救了南明军队，挽救了汉族政权，正是我们三百多年前的“山西老西儿”。
　　首先引燃山西人民，反抗满清罪恶统治熊熊烈火的，是时任清山西大同总兵的姜瓖。
　　姜瓖，陕西榆林人，被明末清初舆论界美誉为“一株伟大的墙头草”。
　　据《朔州志》记载，姜家为将传多代，一直传到他这代；老大姜让在榆林，老二姜瓖在大同，老三姜瑄在阳和，都任大明总兵官；一家三个总兵官，“牛”过辽东吴三桂。
　　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受国恩的“军人世家”，在1644年“中国式的大变局”面前，都却贪生怕死，举手投降。
　　姜瓖，则是以大同作为进见礼，乖乖地归顺了大顺朝。
　　但大顺的最高领导李自成，不但对姜瓖这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作法很不买帐，反而对其极度鄙视。准备以“不忠于职守”的罪名，杀掉这位杰出的“不抵抗将军”。
　　后多亏听了大顺制将军张天琳的劝说，才算作罢。
　　尽管李自成对于姜瓖的人品，极不“感冒”。可因为手下能独当一面的将领数量实在有限，他还是保留了姜瓖的武装，并让他配合张天琳来镇守大同。
　　姜瓖虽然投降了大顺朝，但是，从他“被鄙视”的那一天开始，他就没打算把他自己的命运与李自成的命运紧密地系在一起。
　　虽说明朝江河日下，但要说李自成将能像大明开国皇帝洪武爷那样，领导大家不但能消灭一个旧社会，还能兴建一个新社会，姜瓖心中的确没底。
　　所以，他人在大同，但是眼珠子，仍盯着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山海关。
　　当李自成兵败山海关的消息传来，姜瓖的脑子又开始活动了。
　　他断定李自成，很难抵挡住吴清联军向内地的进一步深入，明朝必然会“死灰复燃”，作为北京的近邻，大同一定会首当其冲。
　　此刻的他，感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确信“无毒不丈夫”的他，在1644年的五月，杀害了自已的救命恩人——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占领了大同、宁武、代州，并恢复了明朝的旗号，拥立了一个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来“续先帝之祀”。
　　但随着事态的发展，证明他这一次，真是下了一步“臭棋”。
　　大清的统治者多尔衮，根本不打算做一个“干活、收钱、走人”的简单打工者，而是要取代老朱家，直接地做中国的新老板，长期地剥削压迫全国人民。
　　姜瓖兄弟只得再次见风使舵，改换门庭，以自己手中的地盘和兵力为“股本”，申请加盟“爱新觉罗——大清无限责任公司”。
　　在姜瓖厚重的“股金”面前，多尔衮以“大清公司董事长”的名义，允许姜瓖继续镇守大同。
　　因为以前犯了难以饶恕的糊涂，姜瓖非常希望通过自己今后的“努力工作”，让多尔衮对他刮目相看。
　　所以在这年的十月，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力，跟随阿济格西征高一功时，就颇为卖力。
　　但“多次失贞”的姜瓖，在满洲贵族的眼里，简直就是一个廉价的“站街女郎”，召之即来，呼之即去。
　　结果在战斗中，姜瓖带领的参战部队，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连起码的补充给养，也很难保证。
　　无奈中的姜瓖，只好自己掏腰包，给手下的士兵买粮。
　　这种情况下，姜瓖难免发一些牢骚，这些牢骚经过“添油加醋”后，被放大为重大的“政冶问题”。
　　西北战局稍稍稳定一点以后，多尔衮就急于清算老帐了。
　　他把姜瓖召进北京，投入到了被告的席位上去。
　　主审官刚林、陪审员冯铨按照多尔衮的指示，依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要求姜瓖对以前犯过的“政治错误”，作出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交待。
　　不明就里的姜瓖，按照官场的规矩，赶忙给熟识的冯铨，送了一份重礼，希望这位当朝新贵，放自已一码。
　　哪知道，曾为“晚明著名贪官”的冯铨，为了树立自已的“全新形象”，马上就把姜瓖的重礼如数向“组织”上交，并检举了姜瓖的“不法企图”。
　　这自然又让姜瓖增加了一项新的罪名。
　　在接下来讯问中，已撕破脸皮的冯铨，对“行贿人”姜瓖的态度，比满人主子刚林还要恶劣。
　　等刚林、冯铨二人的“双簧”戏，己经把姜瓖整得磕头认罪时，觉得火候已到的多尔衮，就开始塞给他一个甜枣，表示姜瓖同志，只要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仍可往事不究，还镇大同。
　　对自己的政治能力“孤芳自赏”的多尔衮，以为通过这种“打一巴掌揉三揉”的手腕，就可以让姜瓖心服口服。
　　哪知，他错了，从姜瓖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畏惧和感激，而是仇恨和反抗。
　　不要以为曾经懦弱的人，就永远没有反抗；不要以为曾经无耻的人，就永远没有尊严。
　　被蔑视、被侮辱的姜瓖，反抗的“岩浆”，已一点一滴在心底累积！
　　时间指向了1648年，这一年，在遥远的南国，同为汉人将军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的反抗之火，已把满洲贵族烧得焦头烂额。
　　11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又来给大清添堵，率兵犯边。
　　对“少数民族兄弟”的骚扰，多尔衮表现出“极度的关心”。
　　他立即派出英亲王阿济格、端重亲王博洛等近支亲贵，领兵镇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
　　但这件事，却冲跨了姜瓖“遵纪守法、了此一生”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蒙古的某个小部落生活困难了，来内地抢点东西“过渡过渡”，这事搁在明末，实在是一个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可清军这次却“大动了干戈”。
　　对这一举动，姜瓖的解读是：多尔衮已察觉了他的“犯罪企图”，要抢先对他下手了。
　　大同地区的清朝行政官员，也以支援这次军事行动为借口，对境内的百姓，急如星火地征集粮草，让民众是怨声载道。
　　这种愤怒的情绪，又通过军属同志们的热情宣传，很快就传导到大同的军营里，让军队上下，也弥散着一股股浓烈的火药味。
　　起事的时机到了。
　　1648年12月3日，姜瓖趁清朝宣大总督耿督耿焞等人，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举起了反清的旗帜。
　　连姜瓖也没想到，他这一挑头，会激起全山西人民，反抗满洲贵族统治的“冲天巨浪”。
　　由于土地贫瘠、生活苦寒，自明朝中叶起，就不断有山西人，或走西口，或闯关东，去蒙古和满洲换取一份生活的保障，由此和满洲人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原的冶铁、晒盐等“高科技”，也由山西人传播到了白山黑水之间。
　　清军入关后，山西商人还承揽了大清的政府采购、军粮运输、皇庄经营等一笔笔“大宗业务”，与政府及皇室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但少数商人的“获利感恩”的思想，并不能取代山西广大民众“失利反抗”的态度。
　　因对南方和陕西的频繁用兵，军费开支成倍增长，清朝中央政府的“减税”法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口惠而实不至”的一纸空文。
　　“恩诏纷纷下，差官滚滚来；朝廷无一惠，黄纸骗人才。”挨近北京的山西，权利没有享受多少，义务却要大量地承担。这让本来就在明末战争中大量失血的山西，更加痛苦不堪，难以忍受。
　　同时，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山西人纤弱的身躯里，依然沉淀了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
　　在这块黄土地上，即使莽撞无知的村夫，他也能感到“剃发易服”的痛楚；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妇，她也在仰慕“忠义千秋”的关圣；即使白发苍苍的老翁，他也能讲述杨家将血染疆场的故事；即使是不满三尺的幼童，他也能理解“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诗句。
　　文化的力量，看似柔弱，却很刚强；
　　信仰的决心，看似无形，却很长久。
　　在大同反正后，同为晋北的朔州、浑源等地率先响应。
　　接着，晋西北的明朝退伍军官万练在偏关，刘迁在代州也发动起义，分别带领义军攻克了宁武、岢岚、保德、繁峙、五台等太原以北的县城。
　　12月底，阿济格在给多尔衮的秘密报告中，不无悲哀地称：“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在接到姜瓖“反叛”的消息后，多尔衮一是震惊，二是傻眼。
　　震惊是他没料到，他压根没有高看过一眼的姜瓖，竟然也还会挑头扛起“反抗大清”的大旗；傻眼是大同与北京仅距300多公里，叛军的骑兵完全可以朝发夕至，直扑北京，而偌大的京城，现在几乎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手头基本上是无兵可用了！
　　没办法，一向趾高气傲的多尔衮，只得放下身段，派出特使，向姜瓖苦口婆心地解释，一切都是“误会”惹的祸，只要姜瓖卸甲来归，大清将既往不究，照旧恩养。
　　但姜瓖此时己经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山西的矛盾，决非他一人和清廷的矛盾，而是千千万万山西人和清廷的矛盾，根本不是他与多尔衮两人订一个“个人协议”，就能够解决了的。
　　因此，他这一次，挺直了腰杆，断然拒绝了多尔衮的解释和引诱，决心做一次历史的“排头兵”，用鲜血和生命，来找回做人的自尊。
　　靠舌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只能靠拳头来解决了！
　　多尔衮只得主动沉下身子，从全国各地，挖空心思地去“找兵”平叛。
　　他先从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拼凑起一支队伍，让敬谨亲王尼谌领着，会同阿济格一起，在晋北先建立一堵“防火墙”，阻止姜瓖向外圹展。
　　但大同的“多骨诺”效应，仍山西在延续。
　　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多尔衮，只得在1649年2月，带了一支队伍，“一征”大同。
　　但他的这次亲自出马，并没有带来“马到成功”的效果，山西人民并不畏惧这位名震天下的摄政王，全省各地的起义浪潮，依然是——“后浪推前浪”。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多尔衮在大同城下毫无进展之时，忽然接到一个令他伤心欲绝的消息——他的同母弟弟多铎，己染上可怕的天花，即将撒手人寰。
　　快到不惑之年的多尔衮，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他牵肠挂肚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自已的独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