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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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不惑之年的多尔衮，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让他牵肠挂肚的人，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自已的独生女，爱新觉罗？东莪；另一个就是这个弟弟多铎。
　　比起另一个同母哥哥——头脑简单、桀骛不驯的阿济格来，心思缜密、言听计从的弟弟多铎，更让他感到亲切和倚重。
　　方寸大乱的多尔衮，已无心恋战，准备急匆匆地赶回北京，去和这位可爱的弟弟，见上最后的一面。
　　在回京前，他亲自来到大同城下，隔着城墙与姜瓖对话，希望凭借自己的“权威和诚意”，能使姜瓖幡然悔悟，与大清再续前缘。
　　面对“情深深、话绵绵”的多尔衮，姜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自己在降清以来，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这让战场两边的“观众朋友们”，听后无不为之动容。
　　自己的“劝降会”，变成了敌人的“控诉会”，这显然不是多尔衮同志所期待的结果。
　　尴尬之下，他拂袖而走，给姜瓖留下了冷冷的背影。
　　谈判的大门就此关上。
　　在多尔衮因私废公返回北京后，山西民众自发自愿的起义，一日千里，在晋中、晋南、吕梁等地区，不断掀起新的巨浪。
　　“喜看旌旗千重浪，遍地英雄下三晋”，在民众大起义中，郑名标攻占汾阳、胡国鼎啸聚潞安，陈杜、张斗光克复泽州、牛光天进兵平顺。
　　连在崇祯朝“饱受唾骂”的大学士李建泰，也在家乡曲沃，出资建军，共襄义举。
　　在四月底，山西除省会太原、晋南重镇临汾和盂县、崞县等少数县城，仍在清朝手中外，其它的地域，已完全掌握在了义军的手中。
　　更让汉族人民欣喜，满洲贵族沮丧的是，起义已“走出山西，迈向全国”，正源源不断地向临近的陕西、河南等省份“输出革命”。
　　虽然与永历王朝相隔千山万水，各地的义军政权，都承认永历帝为他们的“最高领袖”，姜瓖是他们的“反清大同盟盟主”。
　　形势的发展，使多尔衮只能暂时忘掉“丧弟”之痛，投入到紧张的“反革命”工作中来。
　　他紧令在江西战场“春风得意”的谭泰、何洛会停止向广东进军，迅速回师，守卫京城。
　　他速令佟养量，接替“玩忽职守”的耿焞，出任宣大总督，带山东兵前来平叛。
　　他急令陕西的孟乔芳、吴三桂、李国翰，先行剿灭深入陕西的义军后，再率军支援山西。
　　他敦令湖南作战的济尔哈朗，不必恋战，在该战场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择期领军北返。
　　紧锣密鼓地布置一番后，他浩浩荡荡带了一大窝“名王名将”，及京城的最后一些八旗兵，“二征”大同。
　　在他看来，大同就是山西起义的风暴眼，只要堵住了这个眼，风暴就会挟然而止。
　　他这次带来的“名王”，除了先前的阿济格、尼堪外，还有端重亲王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算是基本上把爱新觉罗家族中，能打善斗的亲王，都统统带来了。
　　至于“名将”，更是不可计数，以致于有“大清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这次参战，才仅仅混了个随军偏裨。
　　但这次“众星璀璨、云集大同”，却没有取得“聚集效应”，仗从春打到夏，大同城还是“依然故我”
　　国事缠身、日理万机的多尔衮，显然不能继续就这样在大同耗下去了，1649年8月中旬，带着满腹的惆怅，他再向大同作了怨恨的一瞥后，匆匆离去，踏上了返京的行程。
　　他在大同取得的最大战果，就是完全、彻底地切断了这座城市与外界的任何联系。
　　实际上，就在他离去之时，大同已经断粮，“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整个城市到了承受的极限。
　　烈火炼出了钢，也排出了渣，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姜瓖手下的总兵杨振威，暗中派人出城，与围城的清军达成“秘密协议”——献城投降。
　　8月28日，杨振威带领手下的六百名士兵，忽然发动兵变，杀害姜瓖及其兄弟，持三人首级出城投降，清军终于进入了这座梦寐以求的城市。
　　但投降并不是大同和平的开始，而是灾难的降临。
　　为制造战争恐怖，慑服“不识好歹”的山西人民，多尔衮传谕：除投降的土兵及其家属外，将大同城内的“官吏兵民尽行诛之”，并把大同城墙的高度拆除五尺。
　　大同，成为清军入关后，北方第一座因“集体抗争”，而倒在侵略者屠刀下的城市。
　　攻占大同，仅仅是剿灭山西起义的第一步，剩下的各县市，仍需要清军一口一口地去啃。
　　在此后的四个月里，清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南北合击、东西并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开始了浩大而艰难的“平叛之旅”。
　　九月，满达海部攻克朔州、马邑；博洛部攻克孝义、平遥、辽州、榆社；自陕西出兵的孟乔芳、额色（满族）率满汉联军渡过黄河，收回了蒲州、临晋、河津、解州、猗氏、运城。
　　十月，博洛、满达海合兵攻取汾州、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太谷、沁州、潞安。
　　十一月，博洛、石廷柱、左梦庚等部又在泽州击败反清义师，擒杀守将张斗元。
　　十二月，吴三桂在晋西北渡过黄河，进攻偏关，义军总督万练在弹尽粮绝后，自焚而死。
　　多尔衮见“平叛”大势己定，决定除瓦克达继续留在山西清剿“残匪”外，其余亲王一律领军返京。
　　虽然山西大规模的起义，被清军以优势兵力镇压下去，但剩下的斗争势力，仍利用险峻的山区坚持斗争。
　　虞胤从运城突围后，率残部进入华山，并在笫二年亲赴贵州安龙朝见永历帝，接受指令后又返回山西阳城、沁源的山中组织抗清武装。牛光天则继续战斗在“山高林又密”的太行山上。
　　这两人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清廷难以根除的腋下之患。
　　山西民众全省范围的武装斗争，坚持了整整一年多，有力地坚持了南方人民的斗争，为北方人民大规模反侵略斗争，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山西在这次起义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沉重的，以致于到三十年后，山西的人口数量、耕地总量两项重要的“经济指标”，仍未恢复到1648年起义前的水平。
　　墨写的谎言，遮掩不住血写的历史，就在清朝正面大力宣扬，“山西平叛”是“救民于水火”的正义行动时，背后留下的，却是整整一代山西人，难以泯灭的“心底之痛”。
　　卷土重来
　　看着南征、西征凯旋而归的满族将士，多尔衮亳无成功者的自豪与喜悦，反而心头感到一阵阵苦楚与沉重。
　　“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在一次次辉煌胜利的背后，却是一个个满族将士伤亡数字的冰冷叠加。
　　“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这句唐诗，不仅仅让每一个处于豆蔻年华的汉族士兵悲伤心痛，也让同样青春年少的满族士兵感同身受。
　　从白山黑水之间，多尔衮仅仅带来了六万多满族子弟，如果照这样的伤亡速度发展下去，恐怕在征服全国之日，就是整个满洲民族毁灭之时。
　　不能这样下去了，得想一个办法了。
　　想什么办法呢？
　　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就是“以汉制汉”。
　　扪心自问，多尔衮认为，自已也是一个“以汉制汉”的拥护者、继承者和执行者。
　　但金王李姜的“先归后叛”似乎在提醒自己：“以汉制汉”的政策，已走进了历史的死胡同。
　　真的是这样么？
　　多尔衮辗转反侧，冥思苦想。
　　经过漫漫长夜的思索，他终于茅塞顿清、豁然开朗。
　　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就是一个引导“无利益者”努力奋斗，从而变成“既得利益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各自所得利益的差别，必然会产生矛盾，当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爆发，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要防止矛盾的爆发，就要进行提前的调整，让矛盾进行提前的释放或中和。
　　同时，把事业做大做强的过程，也还是一个理解人、尊重人、团结人的过程。
　　如果仅仅有了利益，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和团结，那么，这个事业就象是一条没有韧性的铁链，当外部或内部变化时，就会有忽然断裂的可能。
　　金王李姜四人“逼上梁山”的经历，让多尔衮明白，在发展大清统一事业的过程中，他输在了两点上。
　　一输在了自己不太舍得放权，让大家“利益均沾”，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这一点上；二输在了自己对人的信任、尊重和团结的另一点上，自已常常试图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解决复杂细致的问题。
　　满族优秀的政治家、汉族人民的头号死敌的多尔衮同志，在经过一番痛苦而深刻的“自我总结、自我批评”后，为了满族人民的长久幸福、为了大清的千秋伟业，终于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决定。
　　一、改革大清中枢机构的设置。
　　他规定：今后在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人员安排上，必须按照满汉对等的原则设置，设置的满汉官员要数量相等，身份平等、互不隶属、各管一摊（此制度执行至1912年清朝灭亡，也算是与国同存、与国同休了）。
　　二、推行新的地方行政模式，引导“三王”南下。
　　出于保护满族这个“稀有民族”的目的，多尔衮确立了“慎用满军，多用汉军”的南下作战原则。
　　当然，这里的“汉军”，并不是完全指从内地汉人中“招收”组成的军队，而仅仅指辽东地区加入了“组织（汉军八旗）”的汉族军队。
　　对于这支也是从黑土地走出来“汉军”，多尔衮认为，在多年的事业发展中，他们已和大清具有了密不可分的共同利益，对大清政府的“忠诚度”，将会远远高于那些入关后“有奶便是娘”的降兵降将。
　　而且，为了制造出更多的“既得利益阶层”，多尔衮决定，首先给这三王“改爵”。
　　他以顺治皇帝的名义，把孔有德由恭顺王改封为定南王，耿仲明由怀顺王改封为靖南王，尚可喜由智顺王改封为平南王。
　　读者朋友们可能要说了，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吗？这个王变成那个王，到头来还不是一个王。
　　这可还真不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此王”非“彼王”！
　　清朝封王，不同于明朝的用地名封王（如唐王鲁王靖江王），王的封号用的尽是我们汉语中博大精深的褒义词，如恭敬、端重、承泽等等。
　　这些被褒义词封出来的王爷们，只有荣誉及工资待遇，没有任何封地，从生到死，只能做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高级囚徒”。
　　即使出趟京城去旅游探亲或看病，都得提前向皇帝打请示报告，得到批准后，才能成行。
　　如果被封的这位王，封号中有了地名或方向，那么，恭喜这位王爷了，你肯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喜”。
　　果然，“惊喜”随之也就来了。
　　多尔衮做出补充性规定：此次南下占领广东广西后，打下一县，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县长（知县）”；打下一府，你们就可以自已任命“市长（知府）”；全省都打下来了，你们就可以任命“省长（巡抚）”。
　　各官员的印章，中央政府都给诸位刻好了，大家尽可拿出放心使用。
　　并且，为了表示对各位的信任，解决军人“两地分居”的问题及减少“性”犯罪，一下子变得体贴下属的多尔衮，还做了一项“充满人性”的规定：南下的士兵及官员，均可携带家属同往，打下两广后，可以在此地分房分地，长期驻扎。
　　最后，他还给了这三位王爷，新增了大量的“招兵”指标。
　　孔有德在原来31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6900人，耿仲明、尚可喜在原来4800人的基础上，可增招15200人。
　　这就是多尔衮在痛定思痛后，推出的“新思维、新政策”，其核心思想就是——诱之以利、导之以法；宁与家奴、不与外人。
　　政策一变，心情就变，在如此“给力”的政策面前，三个王爷马上生龙活虎、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各项工作就已就绪。
　　1649年7月，三王陆续率部开拔，独当一面的孔有德，单独负责攻打广西；能力有限的耿仲明、尚可喜两位，联合攻打广东。
　　当耿仲明、尚可喜在11月初，率部开拔到江西吉安时，大清“执法官员”忽然找上门来，与两位进行单独约谈。
　　约谈的官员严肃地告知他们，您二位因“窝藏逃人”，已严重违反了大清的“窝藏逃人法”。
　　前面讲过，所谓的窝藏逃人，就是指收留、包庇从旗人庄园逃出的汉人奴隶，其构成对旗人庄主“特殊财产”的严重侵犯。
　　要说窝藏个把“逃人”，对贵为王爷的两位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但这回两位明显地耍大了，一下子窝藏了一千多个“逃人”。
　　因此，负责此案的官员，转而严厉向两位指出：“大清现在己是法治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容践踏，不论涉及到谁，只要触犯法律，都将依法处理，决不姑息。”
　　在办案官员的暴风骤雨下，心理素质较差的耿仲明同志，竟一时经不住考验，于11月27日这天，畏罪自杀了！
　　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冶绑架法律的国家，即使刚刚建国的大清也不例外。→文¤人··书·¤·屋←
　　就在耿仲明同志那颗脆弱的心脏，刚刚停止跳动的时候，大清中央政府的处罚决定到了。
　　处罚决定共有两条：一、对两位的“犯罪行为”给予书面警告；二、各罚银四千两，仅此而已！
　　本来，大清的最高权力机关——议政王会议，给两位王爷做出的处罚决定是削去王爵，并各处罚银五千两的。
　　但多尔衮考虑到正在用人之际，就“网开一面，从轻从宽”处理了。
　　这下，尚家乐大了，耿家悔大了！
　　但这还不是耿家人最后悔的。
　　最后悔的是：清廷认为，耿仲明同志擅自自杀的不当行为，是纯粹对组织“惩前避后、治病救人”精神的不信任，是纯粹对大清法律的再次蔑视。有鉴于此，其长子耿继茂同志自动丧失王位的继承权。此次南下，仅以阿思哈尼哈番（男爵，爵位中的最低等）的身份，作为尚可喜副手，统帅其父旧部随征。
　　两广失陷
　　在两路南下的清军，被“吸附”回北方的一年多日子里，明清边境线上一片宁静。
　　双方在这段时间内，自觉遵循了“各守原防、和平共处”的两项基本原则，彼此之间都没有主动向对方发起过大的攻击。
　　这给了永历帝一个不错的感觉——未来的岁月，可以“波谰不惊”地这样过下去了！
　　在这样沐浴着和平阳光的日子里，朱由榔同志，终于“有模有样”地过了一段幸福而难忘的帝王生活。
　　要说他在这段执政履历里，做过什么大事，的确是无史料可查。但要说他什么事也不做，却也有失公允。
　　这位永历帝的个人工作简历，大致如下：
　　朝堂内，这位“亲西方的国家领导人”，在欧洲人卜弥格的协助下，制定并颂布了《永历新历》。
　　甚至，动员金家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的他，还派卜弥格作为特使，去遥远的意大利“借兵灭虏”，请“万能的主”来解救他这位受苦受难的“孩子”。
　　上帝虽然没有给他送来救兵，但却给他送来了一位新“太子”，终于让大明江山后继有人。
　　朝堂外，他解决了李成栋死后，广东明军无领导人的问题，由李成栋的副手杜永和出任新的统帅。
　　他还把郑成功“统战”到自己的旗号下，在福建成功地开辟了抗清的“第二战场”。
　　秘密策反陕西吴三桂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吴三桂同志已经作出了“择期反正”的保证。
　　但这种“小打小闹、拾遗补漏”式的工作作风，并没有使永历政权整体改观，民众对国家冷漠和不坚持的态度，仍“涛声依旧”。
　　当1649年冬季来临的时候，呼啸的北风，不仅给南明带来了冽冽寒意，还带来了真正的危机！
　　危机是先从广东边境开始的，1649年12月3日（阴历），尚可喜、耿继茂率部从江西临江府出发，27日即到达赣粤交界的南安。
　　在南安，老谋深算、诡计多端的尚可喜开始玩“阴招”。
　　尚可喜会全军上下一方面杀胖猪宰肥羊、贴春联买花鞭，摆出一副喜气洋洋过大年的欢庆场面；另一方面，却秘密派出多名特务，假扮商人，潜伏到广东北大门——南雄城中。
　　在爆竹声声辞旧岁的除夕之夜，存心不让南雄人民好好过年的清军开始行动了。
　　先是假扮商人的清军特务工作者，跑到鼓楼去人为纵火。
　　趁守城明军赶去救火的当口，“清特”们偷偷地打开城门，放早已守在城外多时的清军入城。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仓猝应战的明南雄守将杨杰、萧启等人被杀，六千多明军战死，南雄失守。
　　1650年1月3日，在南雄欢渡完春节的清军，神清气爽地向下一个城市挺进，准备一战取韶州。
　　但韶州的明军，早己人去城空，清军便顺顺利利地开进了这座“不设防的城市”。
　　南雄和韶州的相继失守，让永历帝那颗平静如水的心又骚动不安起来，他紧急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永历朝廷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会上，“转进派”马吉翔引导了会议的方向。移跸广西梧州，成为这个会议不容辩驳的决议。
　　但这时驻守广州的两广总督杜永和，却上疏提出不同意见，请永历帝为了防止政冶上出现重大的负面影响，暂缓移跸。
　　面对实力派咄咄逼人的致疑，“心虚”的永历帝只得一面做搬家的准备工作，一面派刘远生、金堡跑到广州，代表自己，“虚心”地向杜总督，解释这次移跸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2月1日，永历帝一行又悄悄离开肇庆，前往梧州。
　　离开这块“龙兴之地”前，永历帝连下两道圣旨。
　　一道圣旨，是令广西的庆国公陈邦傅、忠贞营刘国俊等部，东援广州。
　　另一道圣旨，是升马吉翔同志为兵部尚书，与李元胤督守国都肇庆。
　　但因为皇帝的带头逃命，导致圣旨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急剧下降，东援广州的明军虽然人多势重，但却始终没有迈出广西“省门”一步。
　　在各方“你推我让”的不作为中，清军于3月6日，到达广州城郊。
　　清军统帅尚可喜、耿仲明，首先“很有礼貌”地向杜永和同志，表达了希望和平解决广州问题的诚挚意向。
　　在遭到杜永和同志粗暴蛮横地拒绝后，清军在3月9日上午，开始竖梯子爬城。
　　这种原始、笨拙的攻城方式，在这支由李成栋亲手调教出来的明军面前，实在是“一群菜鸟”的武装演习。
　　结果是攻城的清军既流了汗，又流出了血，个别的倒霉孩还送了命。
　　初战不利的清军，只能决定采取一种虽然古老但却很靠谱的攻城的攻城方式——围城，来辛辛苦苦地解决广州问题。
　　他们在东西北的陆地上，三边挖壕沟围困；在南面则收卖了部分海盗头子，成立了大清的“红旗水师”，来控制水上通道，从而完成了四面围困广州的“战略构想”。
　　但广州城，毕竟是实力雄厚的大城市，经济承受力，远比南昌、大同这些中等城市强得多。
　　在围城一百天后，广州城中的居民依然是“歌照唱、舞照跳、茶照喝”，仍旧一副优哉游哉的模样，压根就没有出现“营养不良”的征兆。
　　究其原因，这得益于城南的那条水道。擅长“投机倒把”的广州商人，通过这里源源不断为被围的广州，补充了生存的给养，并形成了一条龙的战时供应体系。
　　尚耿两位傻眼了，照这样的攻城进度发展下去，恐怕就要在广州城边长期“蜗居”了。
　　一心想进城过好日子的两位，经过一番认真地核计后，一面向清廷请求增派援兵，一面加紧实施一项特殊的军工生产——铸炮。
　　到十月下旬，这两项工作都有了显著地进展。
　　在赣州屡立殊勋，己成为大清“今日之星”的高进库，率援兵赶到。
　　新铸火炮四十六门，加上高进库带过来，火炮总数达到了七十三门，可以顺利完成集中火力、毁其一点的战斗任务。
　　11月1日，清军集中炮火，轰击广州城墙的西北角，不怕疲劳、不惧炸膛的清军炮手们，竟整整轰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奇迹终于出现了，坚固的广州城墙，被轰塌一道三十余丈的大口子。
　　苦苦等待了多时的尚可喜，亲自率着清军敢死队，冲进了广州城。
　　在确信广州无险可守后，依然保持了高度镇定的杜永和同志，指挥着守军，紧张有序地登上了一千多只大小船只，飘然出海，撤至海南岛的琼州。
　　仗打了八个月，仅得了一座空城，却让数万守军从眼皮底下从容撤离，尚、耿两位沮丧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无人喝采”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广州居民，成为两位泄气败火的“良药”。
　　疯狂的屠城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