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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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僵局
　　暗流涌动
　　就像美丽的礼花，总在绽放之后归于沉寂一样，在南明取得了光彩夺目胜利的同时，三股污浊的暗流，也在随之涌动。
　　暗流一、广西大部，得而复失
　　在孙可望的要求下，李定国北上迎击尼堪时，带走了广西的大部分明军，这就给广东清军的反击，提供有了可乘之机。
　　本己打算卷铺盖搬家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马上改为卷袖子操家伙，直奔广西杀来。
　　1652年9月5日，在尚可喜的严令下，清军水陆并进，占领广西重镇梧州。
　　尔后，清军以梧州为“前进基地”，乘胜进军。
　　1652年12月23日，占领平乐；1653年1月15日，占领阳朔；1653年1月19日，占领桂林。
　　由于“一把手”孙可望的“顾此失彼”，在李定国北上的三个月中，明军在广西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大好河山”，又一次陷入了清军的手中。
　　这带来的结果就是：明军的后方，出现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暗流二、四川保宁，战役失利
　　孙可望在率主力出兵湖南的同时，也派出了一支五万人的偏师，由“三把手”刘文秀率领，分三路入川。
　　这样做，实在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做法。因为吴三桂率领的清军，已占领了四川的大部分地域，随时都可以越过省界，朝云南或贵州乱砍一刀。
　　但此时的四川，由于前几年张献忠同志的杰出贡献，全省是“有土无民、有兵无粮”，让在这里驻防的清军，日子过得苦巴巴、紧巴巴、眼巴巴。
　　因此，在“兵精粮足，土饱马腾”的明军面前，羸弱的清军几乎是不打自跑。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刘文秀就收复了叙府、重庆、绵州、广元，把吴三桂又逼回了原来盘踞的保宁州（今四川阆中）。
　　就这个清军在四川最后的“堡垒”，灰心失望的吴三桂也不打算再坚守下去了，他已令部下做好撤回陕西汉中的思想淮备。
　　但就在他跃跃欲试，打道回陕时，四川巡按郝浴却跑来，向他进行了一番“不死于贼，必死于法”的“恐吓式教育”。
　　联想到自己降清以来的种种恩德与猜忌，吴三桂犹豫了，停下了回陕的脚步。
　　就在他迟疑不决时，刘文秀同志，已经兵临城下。
　　入川以来军事上的一帆风顺，让刘文秀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对方不过是一帮“屡战屡败、苟延残喘”的“弱弱”。
　　为将这帮“弱智人士”消灭于四川，不给老家人民添负担。他指挥全军铁桶般地围住了保宁，不给吴三桂同志留下任何“逃生通道”。
　　这种打法，兵法上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关门打狗！
　　但狗与狗是有区别的，如果傻狗笨狗呆狗，关起门来打是可以的。但如果是疯狗，关起门来打，后果……？
　　而此时被关在保宁城的吴三桂，在死到临头的严峻现实面前，就马上被“锻造”成了一条疯狗。
　　疯狗吴三桂的工作状态，立刻由“不认真”转向“认真”。
　　他认真研究了自已手中的情报，发现了围城的明军中，存在一块硕大的“短板”。
　　这块“短板”，就是张先璧部，他领的部队，大部分为收罗、拼凑起来的原南明政府军，人软、心散、好欺负！
　　如想取胜，就从打张部开始。
　　为取得“李鬼扮李逵”的心理威慑，吴三桂偷偷让部下将绿营兵的旗帜，一律换成八旗军的旗帜。
　　10月11日，保宁战役打响。
　　明军先用火炮发起轰击，轰击结束后，用步兵发起冲锋。
　　待明军第一波攻击停止后，吴三桂令打开城门，率部以“夺命狂魔”的架式，向张先壁部冲去。
　　在这支以“关宁铁骑”为主力的军队面前，张部显然不是一个同级别的对手，被迅速打散后纷纷逃窜。慌不择路的败兵，还把王复臣的明军冲得乱成一团。
　　急火攻心的刘文秀见状，下令砍断了明军逃跑的浮桥，以求能产生“背水一战”的奇迹。
　　于是，“背城一战”的清军，与“背水一战”的明军，拼死厮杀在一起。
　　战场上，刀与刀相击，血与血相溅，命与命相博。
　　是役，明清两军损失都异常惨重。
　　明军土卒损失大半，骡马2300余匹，重要的将领王复臣、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等战死。
　　清军则损失了三分之一多的精锐。
　　这场战役，最终以明军的惨败，清军的惨胜而收场。
　　保宁惨败，意味着孙可望全面复川的规划付之东流。不完整的四川，随时都可能处于清军铁蹄马刀的冲击之下。
　　为追究责任，孙可望将刘文秀解除兵权，发回昆明“反省”。同时还将不争气的张先璧，乱棍打死。
　　暗流三、孙李失和、宝庆再败。
　　在李定国取得衡州大捷的前一天，孙可望也取得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胜利——攻克“孤岛”辰州，消灭守将徐勇。
　　但就在孙李都双双载誊而归时，这兄弟俩却失和了。
　　他俩失和最核心的原因，是两者个人本质及理想的不同。
　　孙可望的本质是一个政客，他在云南所采取的种种“建设措施”，其终极的理想，就是求在自己功成名就之时，能取代朱氏子孙，成为下一届的“汉人皇帝”。
　　而这一理想，在他看来，随着自已在滇黔两省经营的成功，正一步步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
　　当他在贵阳独立开府办事时，举止做派，更向“帝王化”的方向发展。
　　他发布自已所撰的经书注解，并以此作为南明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占领了舆论的高地。
　　他铸造官印，任命官员，将人事任免权牢牢握在手中，树立了自已的绝对权威，建立了自已的全新班底。
　　他建立太庙，太庙之中，朱元璋居中，张献忠居右，自已的“农夫爷爷”居左，其有意向世人展现朱——张——孙的接班体系的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而李定国，却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一个很“喜欢直与真、厌恶曲与假”的人。
　　最初，对于孙可望“归顺”永历明朝，他曾一时转不过弯来。
　　后来，还对孙可望“孜孜不倦”追求秦王封号的行为，不屑一顾地说：“大丈夫王者自为，何用人封。”
　　但当他打着“明”朝的旗帜，进湘入桂，受到沿途百姓从未有过的“热心帮助”时，他慢慢由浅入深，明白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千百年来，成功进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大多数人意愿“行为做事”，并获大多数人拥护的过程。
　　而现在，大多数汉人的意愿就是“反清复明”，只有遵从这一意愿，并付诸实施，大多数汉人才会跟着你舍生忘死、赴汤蹈火。
　　最终，你和你的团体，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和持续的活力。
　　纯粹的李定国，明白这一朴素的道理后，终极的理想，便变得简单而神圣。
　　那就是，一心一意贡献自己的天赋与忠诚，重新让大明的人民，拥有一片自由的天空；重新让中国的文明，拥有一方延续的土地。
　　余者，皆非所虑！
　　象李定国这样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不多，但还有一些，如李广、祖逊、檀道济、岳飞、余玠、于谦、袁崇焕、张自忠……
　　但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宿命：即都可以在某一时间、某一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但纵观其整个人生，却全部以悲剧谢幕。
　　也许，现实世界的复杂和污浊，很难容下“纯之又纯”的人，也只能让他们“质本洁来还洁去”。
　　扯远了，回到故事现场，继续探讨孙李失和的问题。
　　两兄弟的失和，归根到底，就是人生追求的境界不同，一个私心自用，一个公而忘已。
　　心有七窍的孙可望，首先洞悉了这一点，因此，他对李定国是既利用、又限制。
　　当全军上下，为李定国衡州大捷而欢呼、兴奋、赞叹，甚至嚎啕大哭时，唯一他，躲在阴暗的大帐中，眼睛里，流露的满是嫉妒和不安！
　　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如果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有朝一日，李定国那璀璨炙热的光芒，将把他那个做了多日的帝王梦，象露珠一样烤干蒸发。
　　于是，一个大胆的“自我拆台”方案，在孙可望狭小的心房里出笼了。
　　在衡阳大捷后，他密令冯双礼退守宝庆。在冯部退走后，马进忠部也随之撤出。
　　两部的“闪离”，让李定国顿时感到兵单力孤，不得已在十二月放弃衡阳南撤。
　　知悉这一情况后，心中窃喜的孙可望，又密谋定策，计划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召李定国前来。
　　只待李定国一来，他便以“临阵逃脱、失守坚城”之罪，将其拘捕，尔后将其所率军队，交冯双礼指挥。
　　但他这一“疏而有漏”的阴谋，被刘文秀的儿子知道了，这个“胆大心细”的孩子，立刻派人赶到紫阳渡。在这里截住了正准备赶去参会的李定国后，把这“惊天大密”，全盘托出。
　　闻此讯息后的李定国在渡口遥望北天，木然呆坐。
　　半饷后，李定国喟然长叹：“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功乎？”
　　为了泄愤，他现在可以统兵北上，与孙可望“一论是非”或“血拼高下”，但这一想法闪过之后，便被自己的冷静一驱而散！
　　“不能再做仇者快、亲者痛的事情了，让时间去弥合我俩之间的裂痕吧！”在孙可望的主动挑衅面前，李定国决定选择漠漠地离开。
　　1653年2月下旬，李定国率所部的四五万人放弃永州（今湖南零陵），经永明县，越龙虎关，撤入广西，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几十年的兄弟情谊，自此一笔勾销。
　　挤走了李定国后，跃跃欲试大展鸿图的孙可望，亲率十几万军队，进抵宝庆近郊的周家铺，准备给那个在衡阳战役中“死里逃生”的屯齐，予以迎头痛击。
　　但战斗的结果表明，自命不凡的孙可望同志，的确是一个“政治上的巨人，军事上的侏儒”。
　　周家铺一战，被李定国打得满地找牙的屯齐，转而把孙可望打了个满地找牙。不但士兵、马匹、物质损失惨重，而且宝庆城也给弄丢了。
　　就在这三股涌动的暗流中，南明失去了最后一次乘胜进取的机会！
　　打破僵局
　　但此时，稳住阵角的清军，却像一个“疲态毕现”的巨人，在占领宝庆后，就长期龟缩在靖州、武冈一线，再也不愿跨“雷池”一步。
　　与此同时，四川、广西的清军，也停止了进攻，明清战场陷入了一片难得的沉寂之中。
　　清军这样做，自有其难言的苦哀！
　　长久以来，清王朝的军队，虽然被统一称为“清军”，但实际上主要是由四大主力组成的。
　　这三大块就是一、满军；二、蒙军；三、辽东汉军；四、内地绿营军。
　　入关后，蒙军只有少数军队，参加了为数不多的战斗。在战场上真正起作用的，是其它三大主力。
　　而在这三大主力中，每次最终能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一定乾坤的，是满军。
　　但现在，满军却是青黄不接，实力急剧下降。
　　这种实力下降，有两大表现：
　　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士兵数量，大幅下降。
　　虽然满族是个“全男皆兵”的民族，但即便如此，满打满算，总共能作战的士兵，也只有六万。
　　入关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战死、病死、负伤、致残，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普通满族成年男子“殊途同归”的命运。
　　而同期满族妇女的生育水平，又未见明显地增长，结果“人为减员”的速度，远远超过自然繁殖的速度。
　　在兵员减少的同时，进入各大城市生活的满军，也在大大小小“糖衣炮弹”的攻击下，逐渐脱离了“艰苦战斗、大力杀敌”的本色，变得开始讲究起“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来”。
　　这两者结合起来，对满军造成的后果就是——士兵少了，士气低了！
　　二、可以“统兵打仗、独当一面”的统帅型人才，越来越少。
　　清军入关后，生活中的无节制享受、战场上劳心费力的“体能透支”、政治圈里的争斗倾扎，使满军中一个个叱咤风云、骁勇善战的统帅，如阿济格、豪格、多铎、博洛、勒克德浑、满达海、瓦克达等，都英年早逝、未老先亡。
　　找到可用之兵，找出可用之将，让大清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获胜这一重大课题，让“少年天子”顺治，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他十分清楚，入关以来，号称“睿智多谋”的多尔衮，在用兵使将上，就曾踯躅俳徊、举棋难定，以致经历了先主用南明降兵降将，次主用满人满帅，后主用辽东汉军汉将的三个不稳定阶段。
　　而现在，满军满帅已证明再也“难堪大用”、蒙军又鞭长莫及。那么，可资一用的，就剩下辽东汉军和内地绿营兵了。
　　“以汉制汉”，成为顺冶帝的“救急”政策。
　　事情在转了一圈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但“形似”并不等于“神似”，此次顺治版的“以汉制汉”，与多尔衮版的“以汉制汉”，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贯穿了对绿营兵将使用的整个过程。
　　因为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这些绿营武将都爱犯“头脑简单、性格冲动”的毛病，这让顺治朝的决策者们，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所以这次再重新使用绿营这帮“武大爷”时，就需要为他们配备一个能“管得住，用得动”的领导。
　　而且，这个领导，还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德高望重；2、老谋深重；3、忠心耿耿；4、是个听话的文官。
　　因为人才己被岁月的雨打风吹去，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非常难找！
　　顺治帝在众里寻他千百度后，蓦然回首，却发现这人就在朝堂深处。
　　这人，就是明末清初儒林界众说纷纭，五百年来褒贬不一，集“汉奸与功臣”于一身的洪承畴。
　　高级文官洪承畴同志，早在明崇祯时代，就已经成为督帅蓟辽的方面大员，不但经验丰富，而且现在众多绿营高级将领见了他，都的叫一声“老首长”，以示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失节”做过一回“汉奸”的洪老先生，不可能再不顾老皮老脸，梅开二度，做一名“反汉奸”，因此，他对大清的发展事业，比较忠诚。
　　1653年初，顺治帝正式派遣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洪承畴以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名义，经略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五省。
　　在权力的授予上，顺治帝规定，五省的兵马钱粮全由老先生支配；对参战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老先生有完全的指挥权；另如果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不听话”，老先生还可先斩后奏。
　　对这个“寄予厚望”的任命，“过河汉奸”洪承畴，不敢说半个“不”字。
　　为保证圆满、彻底地完成任务，在接到任令的那一天起，他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兵选将工作。
　　他本着“贵精不贵众”“不分顺与明”的选拔原则，先后从京师、直隶、宣大、陕西、山东、河南等地的降兵降将中，选出一万一千多精兵，和王辅臣、李本深、刘忠、胡茂祯、范绍祖这些“精将”，组成了新的参战军团。
　　甚至而连老态龙钟的白广恩，也进入了洪老先生的选拔范围。
　　不过，老先生看上这位上马拉不得弓、下马提不动刀的糟老头子，并不是指望他来统兵打仗的。而是要仅仅作一个活生生的“招抚榜样”，带到军前，配合他与南明打心理战的。
　　其次，“以恩惠武”的特别政策，渗入了皇家巨大的“感情投资”和“权力转移”。
　　辽东汉军的优秀代表——孔有德同志的“为国捐躯”的光辉事迹，让满清统冶者深感惋惜的同时，也倍加欣慰，并下了重用辽人的决心。
　　通过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有一条重用辽人的“捷径”可寻，其主要采用用恩惠来笼络住辽人中挑头的“老大”，以“老大”再带动“老二”、“老三”……
　　目前，需要笼络的，共有三个“老大”。
　　这三个“老大”，大家想来也不陌生，他们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
　　对于吴三桂，清廷统冶者，动员皇室把一个自已特殊的“宝贝”——“建宁公主”，嫁给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企图用“政治婚姻”这根草绳，把这位平西王，牢牢捆在大清滚滚飞驶的战车上。
　　对于耿继茂，满清统治者决定让其移镇广西，这样做，既可以接替定南王孔有德留下的权力空白，又让耿继茂同志看到奋斗的价值和希望，还能解决洪承畴鞭长莫及的弊端。
　　耿继茂移镇广西后，满清统冶者便非常“慨慷”地将广东让渡给尚可喜，以让这位王爷为了自已的“富、权、利”，来专心致志来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两项政策，比起多尔衮当年的“给力”政策来，更彻底，更完全地让几位受惠的汉人们“心潮澎湃”，为清廷效力、为自已取利的决心，比之以往，更加强烈！
　　打破僵局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
　　天才规划
　　就在满清统治者处心积虑，试图打破僵局的时候，有一位特殊社会知名人士，也在试图依靠自已的智慧，凝聚各方面的反清力量，创造出一个扭转乾坤、光复山河的奇迹来。
　　这一特殊社会知名人士，就是东林党前任党魁、原南明礼部尚书、南京“和平运动”的总策划人——钱谦益。
　　弘光朝灰飞烟灭后，满清统冶者对钱谦益同志顺应历史潮流，不做“螳臂当车”蠢事的模范行为，大加赞许，“积极邀请”其北上京城，参加大清的“建国大业”。
　　在北京，钱谦益受到大清“名义统治者”顺治帝、实际统治者多尔衮的亲切接见。随后便被任命为新政府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兼《明史》馆副总裁。
　　但与此同时，钱谦益开始领略一种“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生活滋味。
　　一方面，是朝堂上已降清的陈名夏、龚鼎孳等“汉奸前辈”，纷纷把他引为知已，对他犹如蜜蜂逐鲜花、众星拱北斗般狂捧不已，让他感到仿佛昨日辉煌重现。
　　另一方面，是民间中对他这位“东林巨擘”的临难失节的行为，耿耿于怀，冷嘲热讽其为“两朝领袖”，当时就“东林遗党”成员，用诗发表人物评论，盛赞“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作为一个“性情文人”，钱谦益内心敏感而脆弱，这种双重生活的挤压，使他痛苦，让他反思！
　　而时势的发展，又带给他以巨大的震撼！
　　自“得意忘形”的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后，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便一发不可停止了。
　　“冬江水冷鸭先知”，作为一名新政府的高官，钱谦益拥有更快捷、更广泛的“资信渠道”，依靠这些“渠道”，他知道了直隶的圈地投充、江阴的拼死抗争、嘉定的血流成河……
　　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想到这些情景，他就如冷剑穿胸，难眠难息！
　　原以为靠上爱新觉罗这棵大树，民众便可以保护，文化便可以保全，但血泪斑驳的现实，让他的一片痴心，眨眼之间，变为妄想！
　　就这样“与狼共舞、身心两疲”地煎熬了一年多，他终于托病返乡。
　　刚刚被鲜血浸染过的江南大地，安而不定，各种地下复明势力在此汇集、酝酿。
　　息影居家的钱谦益，能随遇而安，了此一生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为政界、学界的“双料名人”，他将与这个特殊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1647年，受淄川谢陛案牵累，他被捕并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牢。其妾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
　　1648年4月，刚刚获得“保释出牢”的他，又因黄毓祺案，二度入牢。后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终得复出牢狱。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他看淡了生死！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社会对他重新定位！
　　在1649年他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后，己过花甲之年的钱谦益，便实际成为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重要的“联络人”。
　　在红豆山庄，钱谦益盖起了一座楼，并亲自题写匾额——绛云楼。
　　之所以要在楼名中带一个“绛”字，是因为这个字与赤、丹、朱三字同意，这一个小小的汉字，寄托着钱老先生表面著书自娱，实则赤血丹心、不忘朱明的志气与理想。
　　为了实现这样的志气与理想，他每天孜孜不倦收集情报、分析整合。
　　经过对各类情报精密筛选和精确筹划，钱谦益认为目前可寄予希望的抗清力量，共有四支，按势力大小依次排序为：第一支：西南的孙可望、李定国；第二支：福建的郑成功；第三支：夔东大顺军余部；第四支：舟山的鲁王。
　　在这四支力量中，第一、第三支以“陆军”闻名；第二、第四支以“海军”见长。
　　对这四支力量整理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