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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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他给永历朝送去启本说：“我先于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号，后又于某月某日接收平辽王封号，其真假难辩，不知所从？”，并把前后接到的敕书抄送附上！
　　但在启本的后面，孙可望又留出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因秦王敕印接受在前，且已举行过隆重的受封典礼，云南军民是路人皆知，已成既定现实，请朝廷能顺应民意，妥善处理。
　　面对孙可望踢来的“皮球”，永历朝臣们却“集体失语”，其表现犹如一群沉默的“老羊”。
　　沉默了一个月后，永历朝堂的“精英”们，采取了一个更不明智的做法：把贵州两个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子皮熊和王祥，一个封为匡国公，一个封为忠国公，请他们守住贵州，以防孙可望“狗急跳墙”。
　　闻此消息，怒火中烧的孙可望，立刻以“出滇抗清”的名义，发兵贵州。休养生息了三年的大西军，一出手，果然是气势如虹，锐不可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支军队，就活捉皮熊，击败王祥，占领贵阳、遵义。
　　接着，刘文秀、王自奇率领一支偏师，分两路入川，打败袁韬、武大定、李占春、于大海等南明大小军阀，收编其残余武装，占领川南川东地区。
　　占领这些地区后，孙可望一面整顿地方、发展生产，复制云南的成功模式；一面派御史翟鸣丰拜见永历帝，请求实封秦王。
　　具体操作程序上，孙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历帝想好了。
　　那就是在他实封秦王时，仍可使用原来陈邦傅送来的那块“金印”，只是要求皇帝专门送来敕书一道，以便使“伪秦王印”，变为“真秦王印”。
　　最终，也能让他这位名符其实的“秦王”，更好地领导滇川黔军民，为国效力。
　　如果按这种程序操作，对永历帝而言，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做，原来敕书中“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过火的字眼，皆可全部去掉，而换之以比较温和的词汇。
　　况且此时，永历帝的日子，已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两广土崩瓦解，官员如鸟兽散，清兵南进的脚步，越来越近。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历朝政的严起恒，却仍对孙可望“殷勤的建议”，置之不理！
　　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已“寒酸”到了无兵无将无地盘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向孙可望发出了“封王”诏书。
　　不过，死到临头、穷到裤头的永历帝，嘴巴还挺硬，坚持封孙可望为“冀王”，而非“秦王”。
　　他这样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号，居诸王之首，传世二百年，应予避讳。
　　实际上，他还在抠气地坚持着“恩自上出”的底牌。
　　对永历帝这个“冀王”方案，孙可望嗤之以鼻，马上回奏。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已经多时，如断然更改，必然在民众中引发“信任危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由，予以驳回。
　　1651年2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帝的“行在”南宁，已危在旦夕。
　　眼见永历帝眨眼就有可能成为清军的“高级俘虏”，不敢再继续玩酷的孙可望，连忙派出贺九仪、张明法，率领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跨过千山万水，跑到南宁护驾。
　　在南宁，贺张两人在完成“护驾”工作的同时，还超额完成了另一项工作，把阻挠封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逼进了阎王殿去做客。
　　至此，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永历帝，在封秦王的问题上，手中已无任何资本，与孙可望叫板。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认了孙可望的秦王封号。
　　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孙可望实封秦王的问题，最终在强敌迫进之际，尘埃落定！


第二十九章　中兴有望
　　杨畏知之死
　　实封秦王，对于孙可望而言，实在是一桩“名利双收”的好买卖。
　　一是他正式自称为秦国“国主”，对内，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自行任命吏、户、礼、兵部尚书，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对外，名正言顺地收编了原川、黔境内的各种“拥明”武装，使自已的军事实力，再次急剧“膨胀”。
　　二是当他以南明政府军的面貌，出兵川湘桂时，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其敌视、猜凝的目光不见了，而代之以友好、信任的态度，他进军的阻力，大为减轻。
　　但与之相反的是，封王，对于永历帝而言，仅仅换来了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
　　在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陷后，“已无立锥之地”的永历帝，只好很不情愿地跑到孙可望的辖区，寻求避护。
　　在云南最东边的一叫皈朝的村子里，渡过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春节后，在孙可望的特别关照下，永历帝率着他仅存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兵丁、随从、家属，二千九百多人，“移幸”贵州安隆千户所。
　　千户所，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应该是一个拥有一千户的卫所。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口户数，连一百户都不到。
　　把永历帝，既不安排到大后方的昆明，也不安排到行政中心的贵阳，而放在一个地狭人稀的小村庄里，孙可望“敬而远之”的想法，不言自明！
　　已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永历帝，对这种安排，除一声叹息外，别无它法。
　　他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安隆”改为“安龙”，并把“所”的行政级别，上升为“府”。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皇室血脉，天生龙种，是他最后一点骄傲和秉持。
　　在对永历帝的物资供应上，孙可望也极为“小气”。
　　他每年拔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应永历君臣及随从。
　　入不敷出的永历帝，曾以“不足用”，要求孙可望增加经费。
　　孙可望对此置之不理！
　　不但如此，孙可望还任命亲信范应旭为安龙府知府，张应科为总理提塘官，对永历朝堂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程监控。如有风吹草动，立刻飞报。
　　这下，苦命的永历帝，只得在安龙这小村庄里，安安静静地做一条“卧龙”了！
　　孙可望这种不断升级的“虐帝”行为，惹得一名重臣奋起抗争。
　　这名重臣，就是曾为孙可望请封秦王的杨畏知。
　　作为一个大明故臣，他先对孙可望部将贺九仪，逼死首席大学士严起恒的“违法”行为，相当不满，上疏劾奏。
　　尔后，他又不经孙可望批准，就“擅自”接受了永历帝礼部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的官衔，并从此站在永历帝的一边，处处为皇帝陛下“打抱不平”。
　　杨畏知这种“吃里扒外”的越轨行为，在一次次地触动着孙可望狭隘而脆弱的神经。
　　直到有一天，这根神经已接近断裂的孙可望，终于命贺九仪把杨畏知“武装”押回贵阳“讯问”。
　　在讯问中，言语不合的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争吵中，愤怒的杨畏知，取下头上的帻巾，扔向孙可望。
　　此时大权独揽的孙可望，早已不是“旧时的脾气和模样”。
　　对杨畏知的“大不敬”行为，暴怒不止的他，马上采取极其武断的处理办法——令军士将其推出斩首。
　　这位曾为孙可望平定云南，建设云南，做出巨大贡献的杨畏知，转眼间身首异处，魂归天国。
　　杨畏知的忽然被杀，不仅让不少原来的南明官员为之心寒，也让与杨畏知关系一直不错的李定国、刘文秀，对孙可望“威福自操，擅杀重臣”的行为，大为不满。
　　三位异姓兄弟的矛盾，又进一步加深！
　　一蹶名王
　　在1651年4月，伴随着恩怨纠缠封王问题的解决，孙可望派出冯双礼率马兵一万余名，步兵数万，战象十余只，大举由黔入湘，分三路展开进攻。在攻克沅州后，又大举向辰州进攻。
　　在这里，冯双礼受到辰常总兵徐勇和剿抚湖南将军沈永忠，联合组织的拼死抵抗，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而此时，大清的定南王孔有德，却“胜似闲庭信步”地把广西的青山秀水收入囊中。
　　是先“复湘”还是“收桂”，这对孙可望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经过与李定国等人慎重研究后，他们决定：先“复湘”，后“收桂”。
　　这样做的好处是：
　　一、孔有德这个“老兵油子”，现在风头正盛，且兵力集中，与其交锋，未必能到什么便宜。但随着其日后因攻城掠地，兵力必将分散，那时，与之作战的难度系数，将会大大降低。
　　二、现在湖南的统兵大员，就是那个“软柿子”沈永忠，这家伙手中的那点兵，大部分是湖南的地方武装及从山东带来的杂牌部队，比较好打。
　　三、“湘”与“桂”为门和户的关系，打下了“湘”，就等于关上了“桂”的大门，孔有德将变成一只“屋中之犬”，任由明军敲打扑杀。
　　“方针一定，执行是关键”。1652年4月，李定国亲率一支由他亲手训练出来的军队，由贵州进入湖南，在五月中旬，会同冯双礼部，进攻靖州。
　　感觉事态严重的沈永忠，丝毫不敢大意，赶忙派出一支八千人的“满汉混合部队”，由总兵张国柱率领，急匆匆赶来增援。
　　但这支精心打造的部队，并没给他长脸。靖州一战，损失军兵5163人（其中满兵103人），战马809匹，基本被打残打废。
　　李冯乘胜北进，攻克靖州，收复武冈。
　　去年，因为孔有德擅取衡州、永州的钱粮，沈永忠曾向朝廷打过其“小报告”，两人便于此结下了“梁子”。
　　但此时，面对明军的凌厉攻势，沈永忠像得了健忘症似的，连忙向广西的这位定南王求救。
　　“大人小量”的孔有德马上回信，除发了一顿旧怨外，并没有给这位急得团团转的“邻居”派来一兵一卒。
　　见指望不上孔有德，沈永忠便开始了自已的连续大逃亡。他丢宝庆、弃长沙，辛辛苦苦北逃到岳州方告停步。
　　在这位湖南“最高行政长官”的示范效应下，衡州、永州、郴州、道州、湘乡、新宁等三十五个府县的“一把手”，集体弃城逃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湖南除北边的岳州、常德和“孤岛”辰州尚在清军手中外，其余的各地，都统统落入“新编明军”的手中。
　　这同时也意味着，广西的大门被关上了！
　　但此时，被关在广西的孔有德，仍然沾沾自喜，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
　　本就自视甚高的他，加上南下以来，打遍南明无敌手，更助长了其骄横的气焰。
　　即使已接到李定国军由湖南返回，正在攻打全州的信息，孔有德仍毫不介意，并没有从广西各地调兵回防他驻守的桂林。
　　直列6月28日全州失守，守将孙龙、李养性战死的“丧报”传来，孔有德这才认识到李定国这个比他小19岁后生的“可畏”。
　　第二天，孔有德亲自带着桂林守备部队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借险关挡住李定国进军的脚步。
　　但他的这一厢之愿，很快破灭，因为他的“百战雄师”，眨眼就被李定国的军队打得“浮尸蔽江而下”。
　　此时此刻，他才明白，自己碰到一支不同以往的明军。
　　这支明军，身后有亲人的期望，身前有汉人的希望，他们懂得为何而战！
　　这支明军，不抢不掠、不烧不杀，沿途百姓为其送粮、引路，心甘情愿！
　　这支明军，汉倮瑶佬，多族汇聚，既善长平原攻击，又善长山地作战。
　　深感难敌的孔有德，连夜逃回桂林。在紧急下令闭城死守的同时，“飞檄”急令广西清军放弃南宁、柳州、梧州，回援省城桂林。
　　但一切为时已晚！
　　7月2日，李定国已兵围桂林，4日中午，攻破武胜门。
　　闻城已破，孔有德“丑容失色”，连呼“完蛋”！
　　二蹶名王
　　在桂林，除了一蹶名王孔有德外，其它方面，李定国收获颇丰。
　　杀害焦琏、投降清朝的原南明庆国公陈邦傅及其子陈曾禹，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都做了他的高级俘虏。
　　8月2日，陈氏父子被押回贵阳。9月2日，丝毫不念及其当年“封王赠印”旧情的孙可望，下令将这父子俩在闹市剥皮揎草，尔后送到滇黔各地巡回展出，监刑官即是当年的“造假使者”胡执恭。
　　孙可望“不感恩”的行为，引起一个叫李如月小御史的强烈愤慨，他立刻向永历帝上疏，弹劾孙可望“擅杀勋爵、奸同莽操”。
　　对此不知天高地厚的行为，孙可望的处理也极其“幽默”。他直接下令将李如月由安龙带到贵阳，同样处以剥皮揎草。
　　孔有德一死，广西各地顿时陷入了“树倒猢狲散”的状态。梧州、柳州这些地方的将领，面对李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到了万家灯火团圆夜的八月十五，李定国已全部收复广西全境。
　　收复广西后，李定国委任总兵徐天佑为广西巡抚，并分派布、按、府、县各级官员，对全省进行有效的管理。
　　广西一失，广东的尚可喜、耿继茂立刻成为“惊弓之鸟”，为避免步广西的后尘，已经出台应急方案，计划放弃肇庆以西的州县，将兵力全部集中到肇庆以东固守待援。
　　信心十足的李定国，也准备跑到广东，再烧一把火，把尚耿两大汉奸及其党羽，化为灰烬。
　　但在这时，他却接到孙可望十万火急的军令，即刻提兵北上，进入湖南，迎战清朝敬谨亲王尼堪率领的“真满”部队。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接令后的李定国，迅速抽调在广西的大部分军队，组成“北进兵团”，于10月20日进抵衡阳。
　　南明军事战争史上最灿烂辉煌的一出戏——衡阳大捷，就此上演！
　　在这出戏开演前，我先来介绍这出戏的另一个主角——南征清军统帅尼堪。
　　尼堪，家庭出身为皇族，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第三子，管多尔衮叫叔，管顺冶帝叫弟。
　　在本书中，尼堪这是第二回出镜。上一次出镜，是出征在大同造反的姜瓖。
　　但那次，作为一个辈份很低的“皇三代”，在“群星璀璨”的叔叔辈中，他仅仅当了一个小小的配角。
　　他这一回，能时来运转地当上主角，原因很简单。
　　原来的大清“总导演”多尔衮同志，已于前年（1650年）12月，永远地告别了自已钟爱的“政治演艺”事业，到另一个世界发挥作用去了。
　　大清现在的“总导演”，是年仅16岁的顺治帝。
　　在接到湖南、广西大部分州县“失陷”的报告后，这位大惊失色的未成年人，决定改变多尔衮慎用“真满军”的作法，直接派遣满八旗南下作战。
　　在军队的统帅人选上，顺治帝在自家人里东瞅瞅，西看看后，盯上了已过了不惑之年的大堂哥尼堪。
　　尼堪不但有过统兵打仗的经验、才堪大用，而且对多尔衮表达过强烈的不满，对自已表现过强烈的忠心，属于自己“皇圈子”里的人。
　　于是，1652年7月18日，顺治帝大笔一挥，任命尼堪为定远大将军，拥有指挥包括尚可喜、耿继茂军在内的南下清军的权力。
　　骤升为大军统帅的尼堪，顿时心潮澎湃，血压上升，接令后即刻组军南下。一路上，他决心在祖先光荣事业的基础上，再展雄风，再创辉煌！
　　面对这样一位踌躇满志的对手，李定国如何克敌制胜？
　　自万历朝明清开战以来，明军战胜“真满军”的唯一战术就是————据坚城，用重炮。
　　但今天，李定国决心换一种作战方式，来打败“战无不胜”的“真满军”。
　　这种新的作战方式，就是利用山地设伏，把善于平原野战的“真满军”，诱进他们无法施展武力的埋伏圈里来打。
　　对这种打法，李定国很有信心。
　　因为，他手中不但有一支特别善于山地作战的少数民族军队，而且还有一支特别的兵种————象军。
　　并且，在衡阳近郊，他还发现了一个绝佳的设伏地。
　　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如何创造条件，让尼湛率领的“真满军”，乖乖听话地走进明军设伏的地点。
　　而要把尼堪同志引到埋伏圈，也不太难，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即可。
　　这个条件，就是——示弱，向已经很骄横的尼堪示弱。
　　示弱也不难，因为尼湛率的“真满军”，一进入湖南，就成功地收复了省会长沙，目前，气焰百千丈，骄横似个长。
　　为让尼堪“再接再骄”，在李定国的安排下，明军主动放弃湘潭，以“狼狈不堪”的残状，向衡阳败退。
　　1652年11月22日，尼堪进军到离衡阳仅三十多里的地方。
　　在这里，他遇到了李定国派来的1800多明军的抵挡。在他整军发起凌厉的进攻时，这支军队又像先前遇到的明军一样，丢盔弃甲地向后败退。
　　骄傲的人，往往存在判断上的盲点。
　　对于明军这种一战即溃的作法，司空见惯的尼堪根本不加任何怀疑，继续发扬自已一贯“猛冲、猛追、猛打”战术，紧紧尾随其后，想借助这股溃军敲开衡阳的大门。
　　次日清早，在薄雾袅袅的晨曦中，尼堪与这股溃军再次“狭路相逢”，接战后，这支不堪再击的军队，仍“一如既往”地向衡阳方向败退。
　　尼堪则“一如既往”地发起追击，最终被“准确无误”地引进了李定国的埋伏圈。
　　这是一个一面临山，一面靠林，中间为深谷的狭长地段。进入这一地段后，尼堪带的“真满军”，很快被“自然而然”拉成一条长达几公里的一字长蛇。
　　当阳光驱散晨雾，鹧鸪传来阵阵鸣叫时，等待已久的明军，居高临下地向“真满军”开炮“请安”了。
　　伴随着一声声剧烈的炮声，埋伏在谷地两侧的明军，忽然如潮水般涌出。猝不及防的“真满军”，瞬间被分隔成无数条惊慌乱窜的“小蛇”。
　　尤其是大象这一庞然大物的出现，更使阵地上“真满军”战马嘶鸣、受惊狂奔，“真满军”也不战自乱、相互践踏。
　　混战中，身着黄马卦的尼堪，成为明军重点“收拾”的对象，无数的明军先仆后继地向这位主帅冲去。
　　尼堪的贴身护卫不断倒下，他本人直接暴露在明军的打击之下。
　　明军对这位“皇族人士”，毫无“优侍”之意，一通乱刀之下，尼堪被跺成了七大块、八小块。
　　跟着尼堪一起被跺的，还有大清的一等伯程尼。
　　战斗持久了两个多时辰，两个多时辰后，残余的清军拼死冲出，在多勒贝勒屯齐的带领下，垂头丧气地向长沙逃去。
　　衡阳大捷，是李定国同志继桂林灭掉孔有德后，又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
　　这两次重大的胜利，对明清而言，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明朝而言：
　　一、极大提高了广大官绅民众的“抗清”士气。
　　对这两次大捷，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曾有一段很精辟的评价：“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镢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这句话说明，自万历明清交战以来，这两次战役，是超越宁远、宁锦之后的“大捷中的大捷”。它打破了明军无法通过“野战”打败“真满军”的历史，让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汉人普通百姓，也真切地感到——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
　　二、改变了自身的处境。
　　两次战役后，欢欣鼓舞的汉族士坤，纷纷改变了对“大西版明军”的敌视态度，转而寻求与其合作，以求能实现自已“驱逐鞑虏、复明兴汉”的政治理想。李定国同志的人气指数，急剧攀升，一时间，成为汉人全体景仰的“民族英雄”。
　　三、大批抗清“游击队”及“地下武装”，大规模加盟李定国的明军。
　　“两蹶名王”后，李定国面临的形势，与当年岳飞取得郾城大捷后颇为相似——各地抗清风起云涌，争相加盟，大致情况是：第一、原来已经被打成“游击队”及“地下武装”的民间抗清武装，纷纷向李定国靠拢，或直接接受其领导（如大顺军余部马宝，后成为李定国重要的将领）；或遥奉其为“精神领袖”（如活跃于湘赣边境罗霄山的刘京、李文斌），以求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第二、原来残存的南明政府军，在其将领的率领下，改变了与“大西版明军”不合作态度，放下身段，沉下身子，自愿地投到李定国麾下，主动接受其领导和调遣（如前面已多次露过脸的胡一青、赵印选）。
　　而与之相反，则是清朝皇帝的“痛心疾首”与官员的“集体恐惧”。
　　亲政两年的顺治皇帝，在接到大堂哥尼堪“为国捐躯”的噩耗后，仰天长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而清朝的官员，则集体陷入“歇斯底里”的情绪之中，一听到去湘桂做官的调令，就如丧考秕、愁苦万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个人利益面前，清朝的官员丢掉“以天下兴亡为已任”的“伟大抱负”，秘密向吏部官员行贿，以免补官湘桂。


第三十章　僵局
　　暗流涌动
　　就像美丽的礼花，总在绽放之后归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