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因灵魂而被爱:张爱玲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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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的小镇，她热爱繁华的都市，彼此在对方的生活里来来去去也可。然而，意外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走向：两个半月之后，赖雅收到张爱玲的来信，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张爱玲恐惧生育，曾说：凭空制造出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快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造人是危险的工作。

又说：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她还曾引用“地母”的话：“生孩子有什么用？有什么用，生出死亡来？”

撇开精神层面，单就现实来说，张爱玲也没生孩子的条件，经济压力自不待言，她对自己的期许尚未达到，身体里却突然多了个时刻生长着的小孩子，让生活上相当低能的张爱玲几近崩溃。

满世界的风雨都泼了过来，张爱玲给赖雅写信，只有他，能够跟她共同分担压力，赖雅迅速给她回了信，向她求婚。他不是想以此给孩子一个名分，他同样要不起一个孩子，应该是张爱玲信中的惊惶让他感同身受，他用求婚来为她压惊。

他们拿掉了那个小孩子，结了婚。许多人认为张爱玲的这段婚姻里有太多现实打算，却忽略掉居无定所的赖雅并不是年轻多金的范柳原。张爱玲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帮不了自己的，反而有可能连累自己，以她那样理性的头脑，又胸怀宏大的抱负，也不见得想把这段感情向婚姻推进。应该是“怀孕事件”让她慌了手脚，如同在兵荒马乱中奔向一个人，奔向一只伸过来的温暖的手，顾不上其他了。

她的朋友，也是她的资深研究者夏志清很不以为然，他想不通她为什么要嫁给这么一个又老又穷的过气作家，还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他甚至怀疑赖雅居心叵测地隐瞒了自己的病史，并做出另外一种美好想象—假如张爱玲嫁个身体健康经济状况良好的人，一定不会那么惨。

“剥夺做母亲的权利”的指责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张爱玲和赖雅养活自己都困难，再来个孩子只会雪上加霜。至于“嫁错郎”这件事，嫁给谁又能保证百分之百正确呢？—赖雅也不是故意要生病的。况且，人在一时一境中，是会有盲点的，那一刻，张爱玲只能孤注一掷地扑到赖雅的怀中。

5。和清洁的男人在一起

赖雅是老病之身不错，而且没有钱，但他是那种生命力超级旺盛的人，但凡有一点儿缝隙，他都要活得兴致盎然。婚后他按照张爱玲的喜好，定居在繁华的都市，他喜欢逛街、购物、布置房间、搜寻美食，他带着张爱玲享受他发现的一切。虽然她惋惜他花太多时间在街头逡巡，但仍然赞赏他有担任导游的天赋，说，当他跟我住在纽约时，那城市仿佛是我的，街巷也因此变成活生生的。

1958年9月30日，是张爱玲三十八岁的生日，那天早晨秋雨绵绵，又赶上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来核查赖雅的某项债务问题，就这么着，都没能影响他的好心情，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这个人赶紧离去，好让他们的节目鸣锣开场。

当那个人离去，天空也凑趣地放晴，赖雅和张爱玲踩着五彩缤纷的落叶去邮局寄信，然后回到家中，享用晚餐。之后，张爱玲精心地装扮了自己，两人一块儿去电影院，电影很精彩，他们笑出了眼泪，又在冷瑟瑟的秋气里回家，吃完剩下的饭菜。这样写下来，只是一篇流水账，但是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生日。我想一定是赖雅有那种让人快乐起来的天分，他是那种挂在悬崖上还要乐呵呵地指导别人欣赏绝地风光的人。

除了生活的艺术，张爱玲也推崇他的道德水准。赖雅是著名作家布莱希特的好友，当年布莱希特从德国流亡到美国时，赖雅给他提供了最为热情的帮助，包括资助他，并帮他把家眷弄到美国，等等。俩人还合作写过一部《伽利略传》，但是布莱希特在最后的定稿中没有把他写的部分编进去，有人怀疑这是两人友谊转淡的原因，张爱玲则认为赖雅对人热诚，且有着性情随和的特质，所以这件事无关宏旨。1947年布莱希特离开美国之后，赖雅还担任过他在美国的正式代理人。之后布莱希特声名鹊起，一度邀请赖雅到欧洲发展。赖雅的字典里大概没有“虚邀”这两个字，1950年左右，他兴致勃勃地看望老朋友去了，到那儿才发现自己“很傻很天真”。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布莱希特已经学会淡漠地有距离地微笑，并将这种笑容运用到和赖雅的见面上。

赖雅很生气，他是个直肠子的人，生起气来就很直接，提前归去，这时布莱希特才发现他对这位老朋友的了解不足，写了几封信想要挽回，但赖雅那边音信全无。

尽管赖雅不想再与他发展友谊，却仍然保持着对于朋友的忠诚，他提起布莱希特的文字仍然赞赏有加，还推荐张爱玲去看布莱希特的剧作《四川好人》。

也许读者会质疑，他是否想借炒作布莱希特给自己脸上贴金？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干起这种事是一把好手，都分手多少年了还“爱玲”“爱玲”地喊得让人如闻其声。但赖雅却正好相反，他宣传布莱希特的作品，却并不四处张扬自己和他的友谊。张爱玲提到，有次“一位黑人作家到辛克莱·刘易斯家作客后，写了一本书，（赖雅）读后相当愤慨。平日他也会把辛克莱的事当作茶余饭后的话题，但仅止于嘴皮上说说。我也不认为他有意将这些事写成文章，可以说那就是一种朋友间的忠诚吧！”他对布莱希特就是这样。

张爱玲对赖雅的形象也很推崇，说：他戴的扁帽则予人十分欧派的感觉。她曾听过与他初会面的年轻人以及年长女士评论他的外形，言词中饶富敬佩之意。

在这毫不讳言的公开赞赏之外，另一个细节也许更能透露他们的婚姻状态。赖雅有次对张爱玲笑言，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你是我的填房，张爱玲立马反击，说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你还是我的接脚婿呢。这样的玩笑，也许没有“低到尘埃里”那么优美，不如“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那么抒情，但它去除了后者的表演性，不再拿捏身段，还原成一对平实的夫妻，在对方面前百无禁忌。

当然，经济压力依然存在，赖雅一开始就坦言自己在改变家庭经济状况方面大概会无所作为，张爱玲在美国依然没能打开市场，还得探回半个身子到母语世界里讨生活，靠给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挣钱，在美国花。

母亲去世时留给她一只古董箱子，她和赖雅称之为宝藏，他们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取出来变卖，张爱玲总能以超出众人期望的价钱卖出去，连赖雅也惊讶于她经商的天赋。

如果说一开始张爱玲更为主动，现在则赖雅爱她更多一点儿。这当然是因为他天性仁厚，和谁在一起久了，就会产生深刻的感情。另一方面，张爱玲一旦放松下来，亦有她的一种可爱吧，倒不在于她的锦心绣口，而是一个寻常女子的温情，又比寻常女子来得更为干净。

张爱玲善写“如匪浣衣”式的悲哀—堆在盆边的脏衣服的气味，那种杂乱不洁的，壅塞的忧伤，用江南话叫“雾数”，她自己做人，则力避这“雾数”，朝爽洁可喜里去做。然而，“洗手净指甲，做鞋泥里踏”，在灰扑扑的天地下，这种努力常常证明是徒劳，就算和亲人之间，都有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芥蒂，像华美的袍上蠕蠕爬动的虱子。

好在亲情没的选，爱情有的选，爱情比亲情更私人化，她立意在自己选择的爱情里，扮演理想中的自己。上次她的干净碰上了胡兰成的油腻，她也并没有完全灰心，这次，她仍然用那种东方式的贤淑、单纯与赤诚去对待赖雅。她的付出获得了回报，炎樱说起赖雅对她的感情，说我从未见一个人如此痴爱另一人；赖雅的女儿说起父亲对于继母的感情，也不约而同地用了“痴爱”这个词。

虽然，也有小小的摩擦，比如张爱玲怎么也学不会把箱子里的东西分门别类，赖雅的热情偶尔也会给张爱玲带来困扰，她嗔他对人际关系的依赖到了过分的地步。有次他的朋友带了只山羊要给她看，他幽默地称之为一个朋友要见她，张爱玲非常抵触，最后他不得不煞风景地道出真相。还有，多少年前和继母激烈对抗的张爱玲大概没想到，她也会做人家的继母，那个和张爱玲差不多大的“女儿”对于这位来自东方的继母同样有点儿找不着感觉，她们保持着面子上的客气，内心并不互相认同。

但这些毕竟无关大局，张爱玲和赖雅的关系，已经是她感觉到的各种人际关系中，比较完美的一种，他的单纯让她能够不设防地掏出自己的单纯，他的痴爱让她可以放松到放肆，他不可救药的乐天精神让贫穷也不再那么难以忍耐，余生似乎可以就这么度过，用彼此的一点儿暖来慰老温贫。

然而，张爱玲并不是一个有了爱情就可以满足的女人，这又要说到她的伟大志向上去，来到美国好几年了，她始终没有打开市场，小说被频频退稿，她到处受到冷落。一天夜里，她梦见自己并不认识的一位中国作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心中惆怅万分。醒来之后，她跟赖雅复述这个梦，不由得潸然泪下，内心的隐痛被揭开，她从未甘心蜷缩于平凡生活的一隅。

6。台湾臭虫，命运的暗示？

1961年夏天，张爱玲开始筹划一趟东方之旅，目的地是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除了寻找更多的经济渠道外，张爱玲还另有一伟大计划，为创作以张学良为原型的小说《少帅》搜集素材，最好是能跟张学良本人见一面。

看得出，张爱玲想要放手一搏，旅费不菲，她甚至都没有筹到返程的机票钱，就带着大展身手的雄心和破釜沉舟的决心去了。

张爱玲不甘心眼下的灰暗，不是她不努力，不是她没有才华，她受到冷落的原因，应该是中西文化的隔阂。张爱玲选择张学良为主人公原型，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因为这个人被美国人知晓，写一个他们认识的中国人，他们总会有兴趣一些吧？

对于张爱玲的“重利轻别离”，赖雅很难接受，心理感觉变成生理感觉，他浑身上下都感到刺痛。他写信给麦道伟文艺营申请重返那里，又写信给女儿问能否把自己的东西运送到她那儿，给女儿的那封信，他特地给张爱玲过目，让她感觉到自己的那份无助与酸楚，但张爱玲沉浸在对未来的想象中，顾不上照顾他的感觉。

这也许是赖雅衰弱的开始。之前，他虽同样颠沛流离，贫困潦倒，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他不用求助于任何人。这一次不同了，他眼巴巴地企望张爱玲留下来，很可怜，很弱势，却没有得到回应。

眼看着这个乐观的、明朗的、曾经给过她安全感的男人倒下来，张爱玲有怎样的感觉？抱歉？怜惜？感伤？—让我老实说，是否还有一点点的嫌弃？她说过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现在，看到这个男人，在自己面前低下白发苍苍的头，会不会像看到她最怕的软体动物一样，生出那种夹杂着惊惶、恐惧和不知所措的嫌恶？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她对理想的向往，1961年10月，张爱玲如期登上了前往台北的飞机，对于赖雅的歉意淹没在开拓未来的踌躇满志中，她指望凭借《少帅》翻盘。然而这趟旅行一开始就不顺，在台北，她申请拜访被蒋介石软禁多年的张学良本人，这个幼稚的想法自然地碰了壁，好在张爱玲并不打算写出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她的视线，主要停留在这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关系上，想象力可以填充未知的那部分，所以，据知情人透露，这部小说还是完了工，但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未见天日。

接下来的日子比较轻松，张爱玲会见粉丝，游历宝岛，这时她在台湾已为文学小圈子里的人知晓，并拥有了一批忠实的拥趸。尽管作家们都声称自己喜欢安静，但绝对的寂静亦会令人惶恐，余华曾不无调侃地说，电话可以不接，铃声不能不响，张爱玲大概也不能免俗。从时人所写的印象记中看出，她的心情不错，她给好友的信里也说，至少台湾之行的目的是达到了。

唯有一个小插曲值得玩味，张爱玲后来在“印象记”里提到台湾有臭虫，这引起一路陪伴她的青年作家王祯和的不满，他写信向她抗议，张爱玲调侃地解释了一句：臭虫可能也是从祖国大陆撤退的吧。

快乐的旅程在台东火车站终止。火车站站长前来告知，她的朋友麦卡锡先生来电，说她先生赖雅中风了。张爱玲那一刻表现得很镇定，她回电话，并和气地请身后等着打电话的人到另一个电话亭去。台东是游不成了，张爱玲转身赶回台北，麦卡锡告诉她，在她离去之后，赖雅一个人昏迷在医院里，他的情况应该很严重。

当年胡兰成身陷温州，她千里寻夫，这次，她却无法在赖雅最需要她的时候，像当年探望胡兰成那样，回到他的身边。因为，她没钱，她要在香港大挣一笔才有钱买返程机票，此刻，除了去香港，她没有别的选择。

7。全世界的风雨泼进来

多年来，她的好友宋淇在香港帮她接洽剧本，付给她最高的稿酬，这次也不例外，等待张爱玲的任务是把《红楼梦》改成上下两集的电影剧本。

很不幸，新导演不知道她昔日的名气，没有耐心可能也没有能力判断她现在的价值，张爱玲交了剧本之后，导演要她等着。她在香港待了五个月，最后仍然没有下文，只好去写宋淇交给她的另外两个剧本。

唯一的安慰是赖雅来信告诉她，他在女儿所在的华盛顿租了一个小公寓，还把房间的蓝图画给她看，张爱玲对那张蓝图非常满意，说，那就是我真心想要的家。她对未来依旧有所期盼，“据我所知，我们的运气会在六十三年中好转”，但眼下的情况却让她觉得很棘手，“可是我却为了如何度过六十二年而失眠”。即使这样，她仍然不忘温柔地表达她的爱：“甜心，快乐些，吃好点，健康点，很高兴你觉得温暖，我可以看到你坐在乔家壁炉前的地上，像只巨大的玩具熊。附上我全部的爱给你。”

而在太平洋的另一边，赖雅也在度日如年地期待着她回来，过尽千帆皆不是之后，赖雅不禁抱怨她的归期总是“无限期延长”。张爱玲表示，她是没办法，她要留在这里，挣八百美元的稿费，这笔钱可以维持他们四个月的生活。之前她写的关于《红楼梦》的剧本没有获得通过。

“我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拿到一分酬劳”。许多年前，她第一次穿上皮袄，觉得自己像只狗，摸摸鼻子是凉的，觉得更像了。你如果知道那件皮袄是用胡兰成给她的钱做的，就不难理解那个比喻里对自己的爱娇了。然而，这一次，她说自己像狗，却是像一只沉默的、辛苦的、得不到一点儿回报的狗，两相对照，让人如何不心酸。

她让赖雅再等她六个礼拜：“在未来的六个礼拜，请你好好地为你我享受那小公寓，如果你因为担心我而生病的话，岂不是破坏一切了吗？亲吻你的耳朵。你还是边吃边走动吗？最近都吃些什么？请好好照顾自己，爱你。”

这封信写于1962年2月10日。

十天之后，她的情绪也坏到了极点：“我的手脚都肿了（轻微），因为从旧金山飞来，其实是没钱买大一点的鞋，等旧历年大拍卖再说。跟宋家借钱是件极痛苦的决定，而且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一切，我无法弥补这种艰困的关系。”

她跟宋淇夫妇借了几百美元，正常情况下，这本是小事一桩，但是这时不知为何她与宋家的关系非常紧张。从她给赖雅的信里看，似乎是剧本接洽中出了点儿问题。张爱玲原本多疑，宋淇热心但有时又未免急躁，在本来就不顺当的情况下，确实容易出问题。总之，她原本殷切盼望的与宋氏夫妇的会面，临到眼前，却不无苦涩。

1962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五的前夜，她站在公寓的屋顶，与生平最爱的月亮对视，她写过楼板上蓝色的月光，像是静静的杀机，写过陈旧模糊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下的泪滴，这个元宵夜，她看到的是一颗红色的满月，怪异，惊怖，在天宇下，不动声色地与她相对。

她给赖雅写信，说：“宋家冷冷的态度令人生气，尤其他认为我的剧本因为赶时间写得很粗糙，欺骗了他们。宋淇告诉我，离开前会付新剧本的费用，言下之意是不付前两部，即《红楼梦》上与下。当我提议回美再继续修改时，他们毫无回应……典型中国人的作法，避重就轻，只谈我的剧照……但我估计他们会从《红楼梦》稿费中扣我的钱。我无法入眠，眼疾刚治好，走到阳台，站在一轮红红的满月下，今日是元宵节前一天，他们已不是我的朋友了……所以甜心，请你写信来，你知道吗？当我在黑暗中孤独地走在阳台中时，心中不禁猜想你是否知道我的处境、我的心情，顿时觉得在这个世上我可以投向谁？”

撇开她和宋家的关系不提—后来他们又神奇地恢复了，张爱玲说起宋淇夫人邝文美，依旧是：越是跟人接触，越是想起Mae的好处，实在是中外只有她这一个人，我也一直知道的—她对宋家的那些抱怨，也许是烦难处境里的过激之词，但可以看出，她对赖雅有着永远的信任，和爱。

3月16日，张爱玲终于离开香港，飞回华盛顿，奇怪的是，赖雅在华盛顿机场看到的她没有一丝萎靡之态，反倒是“生机勃勃”的。这应该是丢弃一个烂摊子的如释重负，还有“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摩拳擦掌，也许在飞机上，她就在心里与往日分道扬镳，决定在小说创作上大显身手。当赖雅提出要陪她游览她最喜欢的纽约时，张爱玲认为来日方长，她喜欢纽约，是想在那里定居而不是做一个游客，这个梦想，寄托在下一部小说的成功之上。

但是就在这年5月，赖雅再次小中风，同年12月，他因疝气手术需要住院，曾经花钱如流水的他，却因不愿意付二百块预付费而拒绝入住，他每月的福利金是五十二美元。在张爱玲和女儿霏丝的坚持下他让步了，住院七天花费四百一十五美元。这之后他们得到短暂的安宁。1963年7月，赖雅散步时跌了一跤，他的身体状况本来就很差，这次竟致卧床不起。更糟的是第二年宋淇离开电影公司，不能再为张爱玲接洽剧本，她失去了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不得不搬到位于黑人区的廉价住所里。

命运似乎存心考验张爱玲的承受能力，之后，赖雅又几次中风，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张爱玲不得不在做翻译工作养家糊口的同时，兼任护士，而我们都知道，她做这些，肯定是不在行的。

“饱藏着生命能量”的赖雅倒下了，从身体到精神。1965年的圣诞节，他的小外孙偕女友来探望他，我不知道孩子们看到了什么，只能按照有限的生活经验去推想，房间里的光线，气味，和躺在床上的老人的眼神。赖雅生命晚期，骨瘦如柴，一辈子都神采奕奕的他，不愿意再与他人对视，一次他的一个表亲来探望他，赖雅把头转向墙壁，要求他离去。

他的委顿，对于张爱玲，是致命的打击。这些年来，虽然靠她挣钱养家，但他那种“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面貌，应该给风雨飘摇中的她提供着稳定的动力，现在，他倒下了。

令人窒息的围困中，她还在寻找突围之路，在迈阿密大学申请到了驻校作家的职位，这次，她不愿意带上赖雅。她不是一个绝情的人，应该是想排除一切干扰奋力一搏，一旦成功，她和赖雅的生活才能获得物质保证，这比亲力亲为照顾赖雅更为重要。

她希望赖雅的女儿能够暂时收留老父，遭到拒绝，又曾雇用两个黑女人照料他的生活，也失败了。最后，她从迈阿密大学回来，把赖雅带回了学校公寓，亲自照顾他，直到1967年10月8日他去世，那时张爱玲刚过完四十七岁生日不久。

很多年后，那个研究布莱希特的美国人与她见面之后，说：“她与赖雅最后的那几年过得艰难（赖雅晚年健康状况恶化，致使他生活起居几乎事事要人照料），我很讶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她能敞开心怀毫不忌惮地与人谈论他。言词中，她对这个在生命将尽处拖累她写作事业的男人，丝毫不见了怨怼或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态度称许她先生的才能，说明他的弱点所在……”

8。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时光能否如沙漠上的风，在清晨抹平前夜留下的杂沓脚印？我觉得不能，很多年之后，张爱玲表面上的平静并不能说明那一切没有在她心中留下痕迹，那痕迹不是怨恨，而是恐惧。

和赖雅的十年婚姻，前五年虽然靠她挣钱，但赖雅给了她许多的温暖与爱之外，还帮她解决做家务、跑邮局之类的琐事，后面五年，赖雅倒下来了，要“低能”的张爱玲来照顾他。“低能”是一个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张爱玲自称“低能”时，是理直气壮的，也就是说，她心底未尝不认为，相比写作才华，缺乏生活能力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赖雅倒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