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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暴力团全集 精校版-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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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兜绕了不少弯子的挟洋自重之计显然瞒不过“老头子”。民国三十五年三月初，他亲自写了一封公文、外加一份附件，交给了代号“佑洪”的洪达展。
公文上仅说明：戴笠将于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时四十分乘航委会C47222号机自青岛飞上海。附件则是戴笠在民国十九年亲笔拟稿交办的一份密令：以制造车祸方式“制裁”一位突然崛起于金融圈的银行家。昔日被“制裁”掉的银行家正是洪达展的父亲。“老头子”这一手用意至明：我替你找出了杀父仇人，你看着办罢。
洪达展如何揣摩“老头子”方面的用心则非旁人所能体会，但是戴笠等一行七人坠机殒命则是不争的事实。从另一个角度存想：洪达展手刃戴笠的一节又何止是报杀父之仇而已？对于一个久居君侧、深识雄猜的帮会首领兼党国要员而言，如何在“老头子”面前释疑避祸恐怕才是戴笠横死的最大教训了。以此而言，“周鸿庆”若是在香港给无声无息地“制裁”掉，不只杭州旧案再无对证，就连“千岁馆”招惹上的“附匪”之嫌也可涤清洗净了。
不过，魏三爷所谓的“还差半步”，实则另有首尾——那就是当李绶武串演了一折《盗宗卷》之后，洪达展如何旋转乾坤、支应了一步险棋。简言之，在不知道清册落于何人之手的时候，洪达展只能够作最坏的打算：“老头子”又叠架出另一系神不知、鬼不觉、直接听令于“官邸”的特务部队来了。
以洪达展之娴于特情作业，当然知道，对付已然得知某事的情报人员最好的办法就是提供对方另一个和某事全然相反甚至矛盾的消息。更重要的是，后者要比前者更容易验证。在疑心生暗鬼的洪达展看来，清册遗失且迟迟未见任何“制裁”行动的部署、展开只意味着“老头子”对“周鸿庆”之是否“附匪”有了重大的疑虑。
此外，还有一个背景恐怕也是令洪达展担心的，此事俱载于“留都龙隐”（应该就是李绶武的另一化名）为《民初以来秘密社会总谱》所撰之代跋长文的注脚之中。彼一注脚所注者是那篇代跋里的一个句子：“世乱隐于谍阵。”
这条注脚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本意是在澄清一个相对于上文“世治隐于市廛”的理念；强调在政局乌烟瘴气的时代，从事情报侦搜是种既可以充实个人智识，复得以保存历史真相的工作。后一部分却是以“国府”迁台之后“谍阵错综紊乱”为例，指陈情报单位骈拇枝指、歧路亡羊的实况。另眼观之，竟可体会作者似有刻意暴露内幕之用心。今试将这一部分改写成语体文，其大意如此：
“……情治系统的错综紊乱其实正是隐于谍阵之人的严酷考验。主事者既渴望广置耳目，又担心不能独擅权柄；既畏忌众说纷纭，又深恐陷于谬宠偏听。是以常不免东建一个卫、西设一个厂、南加一个处、北添一个局，叠床架屋、骈拇枝指。我就曾经见识过一桩奇案：一名由保密局派赴海外前进基地的某情报人员遭中统局检举为‘匪嫌’，通令缉捕之际发现错误，却因事权不隶、无法销案。延宕多年而未果，最后转由‘国防部’特勤室以‘策反’名义处分，令某改名换姓，始得重新归建。诸如此类歧路亡羊、掘垣补壁的纷扰直到‘长九’改组才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故知谍阵扑朔迷离，可谓‘诋谮争逐，诬亵丛出’。若非真正能淡泊名利、不计毁誉的智者，是很难求隐于此的。即令勉而为之，亦终必沦为奸诡狡狯之流，除了城府愈发阴刻之外，别无淑世助人之善。”
这条看似道德文章的注脚提到了“长九”，是十分要紧的节目。乍听之下，“长九”不免令人想起“天九牌”里的“长三”——是否借此隐覆，我不敢断言。不过“长九”所指的是一枚长条戳章，上刻方框九字阳文，曰“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九字。在当时，此戳章之威望可比“国玺”。这个机关成立于一九五年代初期，由“老头子”钦命“太子爷”出面组织，一个名称叫“革命行动委员会”，另一个名称叫“政治行动委员会”。目的就是在统合党系的“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由“军统局”衍变而成的“国防部”保密局、台湾省警务处、保安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外交部”情报局、军中政四（主管保防）单位等可以说多头马车各行其道的组织。“太子爷”任“长九”主任委员，各组织原先的首长便是委员。征诸日后之迹视之，“老头子”要统合、整顿这些组织只不过是借口，真正的用意则是让“太子爷”控制一段情治单位，说历练也可以，说树威也可以。
不过，“太子爷”的八字是“一水二火三土二金”，如万山丛中有一涓滴细流，蜿蜒曲折而下，非苦命奔赴、戮力布溉不可。他搞起“长九”来可是玩真的——不意当真撞破前引注脚中所言及之“海外前进基地”的一宗纰漏。
有一回“太子爷”微服过访西门町吃小摊，随意与邻座食客搭讪，一眼认出那食客是曾在石牌特务训练班受过训、派赴敌后的“工作同志”，两人才打了个照面，那人却撒腿就跑。“太子爷”按捺未发，吃完点心，回部查办。随即发现此人受训结业之后的确派赴大陆，且定期有回报信函取道香港转递至我方情治单位信箱，函内经常附有在广州、汕头甚至上海某地张贴“反共”标语的照片，最近的一封是两天前才投寄的。但是该员并未“中止任务”，不该在西门町现身。“太子爷”当然没有看走眼，只不过那位“工作同志”也不在敌后——一切活动都是他老兄发包给得以自由出入大陆和香港两地的亲友干的，至于任务奖金，自然也由双方朋分销账。
这宗纰漏让“太子爷”极为震怒，认为“长九”绝非“长久”之计，它无论如何只是“机要室里的一个资料组”。当真要做好各种情治工作，就非得进一步将各组织统合在体制面的层次不可。这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长九”撤销、改名“国防会议”——也就是十二年后成立的“国家安全会议”的前身。
“留都龙隐”称“‘长九’改组”应即指“国防会议”之成立。然而继之以“一度稍见改善，久之故态复萌”，显见一九五五年四月以降的某段期间，正是“太子爷”操戈执斧、锐意求治的时期，也正是我判断“令洪达展担心”的一个背景。试想：“国防会议”甫出兼月，万一是“太子爷”方面的人马得着了遗失清册，甚或只是风闻有清册遗失而加紧查察，一旦循线蹑迹，找上了“周鸿庆”，两头对证之下，岂不穿帮露馅？于是洪达展索性另辟蹊径，从层级较低、较容易对付的单位下手——那就是台湾省警务处了。
这一步险棋莫说“太子爷”不可能预闻，就连黄镇球和王超凡也始终被蒙在鼓里。洪达展买通了警务处一个管档案的科员，挑上“林木发”这个案子，给捏造了一名叫“周鸿庆”的检举人。之所以大费周章动了这么一番手脚，完全基于洪达展误以为“总登记”清册落入了“老头子”或“太子爷”之手。依照洪达展的老谋深算来研判，既然有建议“宜速制裁”的案子惊动到这对父子的层次，他们一定会另外检派人马清查“周鸿庆”的关系。果若因之而查到了他洪某人身上，想必也要亲口向他盘问。届时倘或一意撇清，反而徒增狐疑；不如索性以“早作海外布建”为由，逆其势以愕之——总然有“林木发”那么一个漂亮的大案子为凭据，“老头子”或“太子爷”焉有不信之理？
之所以认为“官邸”得着了甚至扣下了清册，其实并非没有道理——若说保安司令部会“遗失”如此机密重大的档案文件，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也正由于误判清册的去向，“周鸿庆”便摇身变作了由洪达展指挥、在港澳接敌地区（甚至可随时出入敌后）、绝对不容许暴露身份的“布建工作同志”了。至于“周鸿庆”本人，则恐怕从来不曾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到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他的身份、作为和人格竟然有了如此巨大的转捩。
“我明白三爷所说的另外半步了。”我拊掌顿足，不禁笑了起来，“从‘世乱隐于谍阵’那条注子上一比对就知道，‘长九’雷厉风行那么一改组，让洪达展起了疑，原先想利用一般特务制裁手段的借刀杀人之计怕反而惹火烧身，于是干脆让‘周鸿庆’成了谍阵中的一枚棋子，如此一来，其他系统的人马反而不便任意接触了。不过，我倒认为李绶武反将一军、把清册又还回去的这一招更高。试想：警备总司令部一口气接管了好几个保安、情治单位，事权集中、协调便洽，只消稍一比对，不就看得出来，这个叫‘周鸿庆’的身份诡谲，说不定还是个双面谍。查到这一步上，洪达展污水衣，岂不越洗越浑？”
“无奈黄镇球畏葸偾事，来了个换汤不换药的‘反共自觉运动’。新瓶旧酒不说，一拖三年多才启动，反而给洪达展充分的时间另行布画——他当真把那个倒霉鬼给送到‘敌后’去了。这一节，在《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中也记之甚详，你不会不记得了罢？”
《上海小刀会沿革及洪门旁行秘本之研究》是水泥公司奖助出版的一部硕士论文，印数不多，我亦偶然问于旧书肆得之，对于作者陈秀美（观其名可想而知是一位女性）以一年轻硕士生的资历，居然能辑散搜轶、整理出卷帙如此庞大的千页巨作，其实是由衷地佩服。该书分类细密、考订翔实，为近二百年来中国南方庶民社会与天地会系统有关的生计活动作了十分完整的记录。但是它如何与“周鸿庆”给洪达展遣赴大陆有关，却诚非我所能解。正待向魏三爷请教，他却将手中二书递了过来，朝窗外逐渐疏解的车阵瞄了一眼，道：“一时忘了却也不妨。那本书是吾友钱静农之积学。静农为学不藏私，毕生所治都传授了这名弟子。老弟日后得闲再将此书检出，细读一回那陈秀美书前的题记便了。至于这两本，你也顺便拿去，旅次无聊之时翻看几眼，也是好的。只今日所余辰光不多，许多头绪一时也交代不及。你老弟心怀忐忑，魏三也不是不能体会——千言万语一句话：怎么找上你给捎带一本《肉笔浮世绘》的？不是吗？”
我执书在手，心却往下一沉——听他语气，此行竟有打鸭子上架的况味了。
“老弟无须忐忑，这本《肉笔浮世绘》在你一个老朋友手上，旁人他信不过，只有你老弟出马可保万无一失。”魏三爷说时又从袖筒里甩出一方名片来，上头印着几行小字，应该是头衔、地址、电话号码之属，可其中三个大字却令我十分眼熟——驹正春。
驹正春是纯正的日本人，曾任日本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有一年我在高雄演讲《红楼梦》，他来听讲，又托人介绍相识。由于他说一口极流利的“京片子”，谈起来才知道，他是北大留学生，念的虽然是经济，却听过我姑丈俞平伯先生的课，因而叙世谊定交。是后每逢他来台北，必共盘桓；回日后，岁时通问不绝。此次赴东京，自然要约他一叙契阔的。
“驹先生怎么也牵涉其中呢？”我问着，同时感到毛骨悚然起来。
“驹正春当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所长是后来的事。之前‘太子爷’尚未登极、仍然在阁揆任内时曾有访日一行，即是他陪侍接待，‘太子爷’晋见日皇，也是他担任的翻译官，这，你不会不知道罢？”
“驹先生是同我提过。可是三爷方才说，托带《肉笔浮世绘》另与‘那冒充周厨的莫人杰’有关，我却向未听驹先生说过——”
“那么他有没有向你说过，他还是一位伊贺的忍者呢？”魏三爷接着咧嘴哂道，“近世忍术之中有那么一门‘崩楼技’的绝学，还是我那位老兄弟钱静农祖上传至东瀛三岛去的。此中秘辛于《奥略楼清话》、《广天工开物杂钞》之中皆有记述。当真攀论起来，驹正春恐怕称得上是钱静农远房的师弟呢！不过这就又说远了。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你持此刺去见驹正春，个中曲折，届时他自会同你说了。”
“我同驹先生熟识，不需要名片了。”
“名片不是给他看的。”魏三爷径将名片夹入《奇门遁甲术概要》书页之中，继续吩咐道，“稍后你老弟进了机场，到免税店买两瓶酒——一瓶白兰地、一瓶威士忌——抵大阪旅馆之后，便将白兰地置于床头几上，瓶下压着这张名片。次日醒来，倘若名片不见了，便是驹正春门下弟子前来取去，你无须寻找。当日行程应该是夜宿京都，你且持威士忌出门，途中若为人鲁莽打破，亦不必计较，那也是驹正春派人所为，打破酒的人会把你前夜失落名片交回，但是背面则另书一地址，你且按址寻去，便见得着驹正春了。见着驹正春，也就拿到了《肉笔浮世绘》，大功告成也！”
带一本书的确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即令兹事果尔体大，高阳亦非畏影忌迹之人。但是这样叫人牵着鼻子走，仍使我有几分不惬。魏三爷却像是当下看出了我的心事，“呼呼”笑道：
“一九六四年春，郭嗣汾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红叶》为香港电懋相中，准备改拍成电影，签约之后，电懋方面托了一个叫龙芳的同你老弟接头，请你执笔改编成剧本——我说得没错罢？”
“是不错，不过大纲完成之后，陆运涛飞机失事，连龙芳也赔上一条老命，剧本的事也就没成。”我犹豫道，“这又与驹先生有关了么？”
“一九六五年八月，万老爷子骤尔升天。次年一月，你老弟给周弃子写了一封信，信上明明白白写道：‘近闻有《神医妙画方凤梧》之作问世。弃公曾谓：万氏诗髓画骨皆自惊鸦来，格在龟堂、半山之间。惜小子不敏，未及寓目。念惟万氏倏忽殒命，事颇讳隐，疑有他故。安得温犀秦镜、照幽鉴微，详其首尾，以俟不惑，即穷十年之力亦不足惜。’可有这话？”
经魏三爷这么一说，我似有所觉，然而更多的却是一份赧意——数十年来，我的确时常想起万砚方暴毙的疑案，偶读闲书，间有体会，却昧于片鳞残甲、管窥蠡测，而始终未得全貌。当年的豪语，于今思之，竟平添了讽诮之意。可是在另一方面，使我益觉讶异的是，从魏三爷的叙述可知，连周弃公都身涉其中了——起码，我给弃公的信函，魏三爷是读过的。
就在这个时刻，车行已至中正机场出境大厅廊前，我却几乎不想下车了，径向魏三爷答曰：“当年一诺，至今尚未兑现，惭愧得很。”
“若不是有那么几句痛快的话——高阳老弟，我也不会找上你的。算一算，你我在新衡先生府上初晤之时，我已经等了你十年啦！”魏三爷说着，一手拉开车门，跨步而出，道，“此去找着驹正春，取回《肉笔浮世绘》，也许连龙芳那宗案子都能访出一个下落来了。如此，也才不辜负了弃子老兄同我们这帮老鬼物的一番荐举之诚啊！”
“啊？”我倾身斜欹、抢忙将车窗完全摇落，道，“弃公是怎么说的？”
“他说你有造史之才，必可为吾等沉冤丧志之辈一探究竟、再著汗青呢！”
魏三爷说到这里，旋踵往车尾踅去。待我再一回头，右侧窗外仅见迎送人潮熙来攘往，哪里还有他的踪影？至于后事若何，我只能顺着周弃公之言，学唐代刘知幾在《史通·忤时》中的浩叹：真是“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啊！
且说到了大阪之后，住进旅馆，其情确如魏三爷所言：我放在床头几上的名片不翼而飞——不过丢失的不只是名片，梁上君子连那瓶白兰地亦一并取去。次日黄昏游京都之寺町通食街，我本欲遵魏三爷所嘱，持另一瓶威士忌在手，以为认记。无奈同行的张大春坚持要替我将拿，后生小子礼敬之意甚坚，我亦不便强拒。一路走了几里，正渐感索然之际，忽听大春一声恶吼，那瓶威士忌遂为一名头染绿发、足登风火轮之少年撞落，当下粉碎淋漓。大春与之论理，争奈言语不通，相互咆哮一阵，也就悻悻然散去。魏三爷说的那张名片，自然也就杳如黄鹤了。倒是那一夜同大春至一风韵如醇醪的徐娘所开设的小酒肆吃京料理，纵饮剧谈，说起风水命理之学。不道此子亦读过《奇门遁甲术概要》，此书偏是魏三爷临行所赠者之一，刻正在我箧中，遂与大春讨论数刻，惜其涵泳不足，莫可深议，乃罢。
原以为魏三爷交代的任务就此泡汤，虽然事不关己，仍未免有些懊恼。就在旅馆狭仄的房间之中惆怅着，电话铃响了。甫一接听、愁眉乍展——居然是驹正春，劈头第一句话便是：“替你持酒的那年轻人是谁？”我告以是一位同团旅行的年轻作家。驹正春沉吟片刻，道：“险些误我大事。不过，这个团你不要跟了。我已查过，此团明日再回大阪，转赴伊豆。你向杂志社方面告个假，伊豆风吕就留待来兹罢。你随我先留大阪，再去东京会团，可否？”
驹正春并没有告诉我，之所以希望我脱队是否皆因大春之不可信，不过他却坦然说明：若非我在那家吃京料理的小酒肆中谈到《奇门遁甲术概要》里的一些修辞细节，他是不会再致电联络的。回想起来，我与大春所讨论的“天冲值辰，鲤鱼上树，白虎出山，僧成群”一段文字，正出自魏三爷那一天夹放名片的书页之间，说来不无凑巧——倒是驹正春及其门下耳目侦伺之严、网罗之密，殆如明末阉党之“缇骑”，恐怕便非机缘际会所能解释。试问：难道连小酒肆中那位年可四十、薄施脂粉、举止娴雅的中年美妇竟也会是伊贺忍者的眼线么？真叫人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关于旅行团所见所闻，我另有《神往神田——兼谈日本的酒》一文记之，在此不赘。然而驹正春邀我滞留大阪一日的事，却须在此随手一志。
原来前一夜如由我亲自持酒而行，则一切按计划行事，我自按名片背面所载之地址去访书，也就见着了驹正春。可是叫大春这么一搅和，驹正春颇为见疑，深恐另有尴尬。我也只得向主办单位声称不耐团体生活，又须在旅次之间赶稿，还是脱队独游为宜。至此，驹正春更不放心我独游了，索性仍约在我去过的那家小酒肆——只不过连日二度造访，我已经没有心情欣赏那位“徐娘风味胜雏年”的美丽女主人了。
我依约到达，两人打过照面，并无寒暄——这跟以往是截然不同的——驹正春正色告我：第一，书就在我盘腿趺坐的榻榻米底下一只暗屉之中，散会之后再取，回到旅馆再看。第二，返台时将书置入随身行李之中，切勿打包托运。第三，旅次慎防有人掉包或窃取，如果可能，尽量随时照看注意。
交代完这些，驹正春苦笑了一下，摇头无奈道：“如此见面也好，这是自己人的地方，你我兄弟还可以多说两句知心话。只不过——”说到这里，他举目四顾，似是十分之不舍地环看了我们所置身这间雅室，叹了口长气。我随他视线望去，才发现此室乃阁中之阁，占地仅两席大小，矮几软垫、银灯泥垆，梁木虽低，却略无迫促之感，反而因为空间不甚宽敞，一应陈设，转瞬而尽收眼帘。我忽有所悟，道：“昨宵与大春来，倒不曾留意有此雅室——今夜一见，才明白陶渊明那句‘审容膝之易安’并非穷酸人自慰之语。”一面说着，我才又看见身后阑干之外竟是一座小小的梯间，曲径通幽，不知伊于胡底。
驹正春待我游观数过，才拊掌唤那美妇前来，以日语说了一大串，我只听出他句句用的《“文》都是敬语、辞气极《“人》其恳切，却不明白《“书》是什么意思。那美妇《“屋》亦和颜悦色地应了几句，间或也瞄了这房间两眼，微笑称答，仿佛十分同意，并随手朝我身后阑干上所贴的纸条比画了一下。不多时，清酒小菜捧上来了，四碟二碗，双盏对壶，的确精洁讲究。量固不多，我亦无心贪醉图饱，却是驹正春快人快语道：“你这一趟来，必定满腹狐疑，请无须客气，驹正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
“其实也只两问而已。”我自斟一盏，敬了他一敬，道，“这《肉笔浮世绘》似与情治单位和秘密帮会之间有什么？敢问其详。此外，你老兄和此事又有什么关系？试说其故。”
驹正春似乎早已预知我会有此二问，闻言一举盏，仰饮立尽，笑道：“先说段往事罢！那是昭和三十八年九月间的事了——”
昭和三十八年，西元一九六三年。早在八月二十日上，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突然宣布通过帮助大陆筹建一所人造纤维工厂的贷款案，价值高达两千万美元。此举在台北方面视之，不啻“援匪”，自然是极不友好的行动，便由“外交部”训令“驻日大使”张厉生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严正抗议。当时已应美国国务院之邀、正准备起程赴美会晤肯尼迪总统的“太子爷”也暗中作了一个行程上的安排：倘若池田内阁有意片面改变与“国府”的关系，他会在回台途中秘密取道日本，亲自斡旋其事。
然而无论美、日乃至“国府”方面知其详情者甚鲜：实则这一笔贷款中的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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