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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教父-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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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伙青帮徒众在省城就这样“全军覆没”，一股极可能会形成的恶势力也因此而烟消云散。这些人在刑满释放后大部逃回上海老家。据说只有华平平出狱后跟在狱中时倾慕她的一个狱卒结了婚，并留在省城，日后回首往事，唏嘘不已。后来还有一伙青帮人马想在香港开山立堂。那是在五十年代初，长江下游及上海周围的资本家、官僚、地主、恶霸、流氓地痞等各式人物，除部分撤到台湾外，大都蜂拥去港，其中就有不少青帮人物。当时的香港充满殖民地色彩，跟旧上海差不多，这类人便又以为有东山再起的希望。当年有个叫李裁法的人物据说是与杜月笙是同辈份的，在香港北角开了个娱乐场，还搞过香港战后的第一届“选美”，并把由鸦片提炼成吗啡砖的技术带到香港，明里经营娱乐事业，暗里进行制毒贩毒，金钱充足，就想在港重建青帮，纠合了十多个旧上海“白相人”，妄图“开坛传道”。
当时杜月笙也在香港，蛰居在九龙尖沙咀，但他树大招风，被香港政府严密注视，且加年事已高，已没有了在上海时的所谓雄心壮志，便由这个尚在壮年的李法裁兴风作浪。
1951年初，李准备在跑马地某大宅举行“开坛盛典”，且从台湾请回两位“大”字辈的“师叔”，作为开坛时的贵宾，还在当时香港中环最大的一家酒楼订下了百桌华筵，准备大肆庆祝。岂料就在开坛前的几个小时，突然接到香港警方通知：取消一切活动。这伙人百思无策，只得服从，这“大开香堂”也就胎死腹中。事后，这伙人改变手法，在港九两地四出“传道”，但广东人对“青帮”既陌生也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发展。不久，这伙人在李郑村木屋区跟当地洪门堂口发生了一场流血大战，被打得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当然，这些已是后话，不是本小说所讲的故事了。
言归正传。当年省城青帮覆灭，死的死，伤的伤，入狱的入狱；而那帮流氓地痞和猛虎堂的人，有案底的，被判了二至五年徒刑不等，没有案底的，多被判三几个月的劳教，随后释放。这伙无业流民回到社会，更没有人愿意请他们做工，生活无着，于是除外逃他乡的外，大都加入了当时已在原来猛虎堂的地盘上确立了势力的广龙堂，依仗比以前猛虎堂更为强大的恶势力，继续在社会上为非作歹。
全案审结后的一个礼拜，赵刚章在病床上挣扎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死在河南监狱医院。
案发当天晚饭后，金城就带着周青韦、何曙来到紫东园左边不远处的一间小屋里——这是他事先侦察好的，屋主是一对老年夫妇，猛地看见几个拿着枪的青年人冲进来，立即吓得目瞪口呆。
“不哼声就没你们的事。”金城把手中的枪抖了抖，说得很平静。
两位老人家已被吓得几乎昏倒，哪还敢哼声——事后也不敢对外人说，直到姜雄带着几个探员到紫东园四周民居来“了解案情——那一枪是谁打的”时，两位老人才哆嗦着嘴唇说出来，当然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以后此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
金城三人就靠小屋北面的窗户监视着整个紫东园，看着几十名警探如何包围，听到姜雄的高声大叫，警笛刺耳的鸣响。一直到九点，终于借助警车灯光，金城在望远镜里看到赵刚章就要跨上囚车。有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金城欲报此仇已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只因过去自己是林风平的手下，后来又是江全的手下，不便擅自妄为——但他相信定有报仇的一天；到自己当了堂主后，烦事不少，地位未稳，也不敢太过竖敌，一时间也未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想不到现在却能抓住了一个暗杀仇人的良机。
金城立即端起了手中的长枪，瞄准，在赵刚章整个人上了车的一瞬间扣动了板机。他自信已击中目标，随即下令撤出小屋。
金城射出的这颗子弹在赵刚章的左肺叶边穿过，若当时立即加以抢救，赵本是死不了的，但姜雄搜查紫东园花去了近一个小时，而当时的医疗水平又比现在差多了，更加上赵是在监狱医院，所以他就非死不可。
赵刚章死后的当晚，《共和晚报》登出了消息：省城黑帮头子赵刚章死了。金城看完全文，把报纸轻轻放下，长舒出一口气，站起身，在房中踱了一圈。看窗外，东方夜空挂着一轮冷月，万籁俱寂。金城似有些发愣——他想起了往事。
第三十三章 闯荡广州城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中旬，广东各地连降暴雨，东江、西江、北江江水同时暴涨，终于冲决堤围，造成数十年未遇的大水灾。据史载，南海、三水、清远、高要、鹤山、四会等地共决堤八十余处，损失惨重的灾民痛失家园，死伤无算，存者纷纷外逃，很大一部分人便拥向省城。在从北面南来的这些难民潮中，走着一个毫不引人注意，身材中等，衣衫褴褛，脸有菜色的小青年，他就是金城。他倒不是因为天灾，而是由于人祸，失去了所有亲人，独自流浪，希望能到广州找条生路。
从湖南的株州步行到广东省城，路遥一千五百里。金城背着他那床烂被席，手肘里挽着个小包袱，里面放两件替换的衣服，沿途行乞，打散工，一路爬山涉水，经历了难言的苦楚，在六月下旬的某个夜晚，他与其他一些灾民一道，来到了省城北郊的黑山、响坟一带，也就是现在的广州火车站西北面一带。当时他还未足十六岁。
今天的广州火车站一带异常繁华，当年却是一片荒郊野岭。明清两代广州城的大北门在今天的解放北路与盘福路相交处，现在遗址处建有花圃，俗称“大北花圈”。当年出了大北门，便是出了广州城。城外荒郊，乃野兽出没之地。
这一夜很闷热，天上没有月色，没有星光，只有厚厚的雨云在翻滚。夜色沉沉，城门已关闭。金城与几家扶老携幼的难民一道，就在山坳处露宿。蚊虫难得在这等地方找到如此“美味”，于是成群而来，拼命地吸他们的血。正当他们蒙蒙胧胧的刚要入睡时，突然，夜空中划出几道闪电，紧接着就响起炸雷，一场瓢泼大雨骤然而至。雨水瞬间便汇成溪流，从山上奔涌而下。金城与其他难民纷纷爬起身，无处可躲，不一会儿就全被淋得湿透。
山坡上、地面上已找不到一处干爽的地方。空间响着雨水声夹杂着人们的咀咒声、孩子的啼哭声。有些已患伤病而又多天没食物进肚的灾民就在那里长眠，他们心中的怨恨跟雨水一道流入大地，尽归于土。
金城没有加入人们的呼天抢地，他默默地卷起自己所有的家当——把那双已穿了三四个洞的黑布鞋也卷进去，光着脚，迎着当面扫来的暴雨，向山上爬。乌天黑地，山路泥泞，走没几步就跌倒了。他爬起来，用手擦擦脸，继续向山上走。有一次他几乎从山上直滚下来，幸好打了两个滚后一把抓住了身旁的一棵小树……黎明前，金城终于站在山顶上。他睁大眼睛，眺望四周，除了无尽的雨幕、漆黑的天地、附近几棵稀疏的树木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除听到刷刷、哗哗的雨水声外，什么也没有听见。一个未足十六岁的少年孤独地站有山顶上，他心中只觉一片茫然。豆大的雨粒打在脸上，叫人觉疼，但他却没有感觉。他似乎在感受着天地间瞬息的震怒。他就这样站了几乎一个小时，雨终于停了，东方现出第一丝曙光，天地间的一切似乎正从黑暗中走出来，曙色开始变得灿烂，变得辉煌。被暴雨冲洗过后，一切都似乎显得清新。突然，金城心中似乎涌出了一种强烈的预感：广东省城，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发迹的地方！
不觉天渐大亮，金城背着自己的行装，走下山，独自从大北门进入广州城。开始的岁月，他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安身立命，他感到的是相当失望，而且非常窝囊。
当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各地的会党、绿林、游勇等等民间反清力量正在一次又一次地显示自己推翻这个腐朽王朝的勇气和劲头；而广州城正是当年他们举事的基地和策源地之一——整个广州城在动荡中。
1894年2月，兴中会（同盟会前身）在檀香山成立，公开号召推翻满清，“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并着手训练军事人员，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1895年，孙中山与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经数月筹备，购得六万支新式手枪，联络并组织广东各地防营、水师、会党、绿林、游勇等，先后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以陆皓东制定的青天白日旗为起义旗帜，准备10月25日晚在广州举事，结果未发动而被镇压，孙中山领导之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
1900年10月，史坚如谋炸广州巡抚衙门及巡抚德寿，被捕后死难。
1903年，洪全福、谢缵泰经三年多筹备，准备在农历新年天明前广东文武百官齐集广州万寿宫行礼时起义，攻夺省城，事泄被镇压。
1907年3月，孙中山在越南河内设立领导粤、桂、滇武装起义总机关，同时派邓子瑜到广东惠州组织起义；同年6月，同盟会员刘师复在广州制炸弹，事泄被捕。
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帝国列强加紧压榨，清王朝可谓外忧内患，再加天灾人祸，老百姓灾难深重。当年的广州城随处可见从四乡拥进城来的灾民，这使金城几乎陷于绝境。进城后，他一边行乞，一边想找工做，但是，哪怕跪地乞求，还是没有人愿意请他，首先是由于他年纪小，又长期营养不良，生得瘦弱；更要命的，是他不会讲广州话，更找不到“保人”——担保他是个信得过的好孩子。
广州小商人的排外意识历来是非常浓厚的，对不会讲广州话的人几乎一律视之为“北方佬”，没有谁愿意请一个外省来的不知根底的“北方仔”。同理，当年广州近代民族工业还在雏形，尽管已有了罐头厂、火柴厂、缫丝厂、棉织厂、造纸厂、印刷厂、船舶修理厂、邮局、铁路、航运业、电话局、自来水公司等等近现代工业，但要进去做工，金城也竞争不过源源不绝地拥进来的四乡人——他们会听广州话，尽管说起来带有乡下的口音。
金城努力了很多天，靠着有时乞到的一个铜元或几文钱来维持生命，若一文钱也没有乞到，他就走进饭店去吃人家吃剩的残渣剩饭，遇上老板与伙计都是有同情心的，也就由他吃；遇上凶神恶煞的，他就被人打出门去——二十多天下来，他几乎绝望了。他不知道自己还算是“幸运”的——行乞时竟没有遇上麻烦。
当时是乞丐头子陈起凤一统省城及四乡丐帮的时候，任何一个乞丐要在省城行乞部得向当地的丐帮小头目“纳税”。
金城不知道这样的“规矩”，他“幸运”地平安行乞了二十多天，直到7月17日，他终于被丐头碰上了。
这天是农历六月十九，是佛教里的一个大节——观音菩萨得道日，城西光孝寺一大清早便拥来了数不清的善男信女，一时间，寺内寺外人山人海。山门前，卖花卖香烛的小贩分列两排，在高声兜售生意。二三十个乞丐也聚在寺门前四周，右手拿打狗棍，左手持烂钵头，在点头哈腰地向人求乞。
上一夜金城刚好在离光孝寺不远的方便医院（今市一人民医院前身）旁边的小巷里露宿，一早醒来，他便漫无目的地往城里走，正好路过光孝寺，看到游人如鲫，摩肩接踵；摊贩遍地，在高声吆喝；乞丐杂厕其中，站着的，在向行人哈腰；跪着的；在不停地叩头。不时看到有人施舍。金城尽管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观音菩萨得道日，也感觉在此必能乞到三几个铜元（1900年，广东钱局开铸铜元，每枚当制钱十文，每百枚换银币一元），心中不觉一阵兴奋，立即从小包袱中取出那个伴他走过万水千山的烂钵头，站到路边，向着行人也点头哈腰起来。
果然，不到一刻钟，一个官太打扮的贵妇给了他五文钱。金城忙不迭的叫“多谢”，哪知还未高兴完，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乞丐已提着打狗棍，一脸怒气地朝他走过来。
“你这小子是从哪里来的？！”中年乞丐来到金城的面前，他比金城几乎高一个头，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个大小孩，沉声喝问，“要在这里找食，就先交一个银元！”
金城在省城混了二十多天，再加他天资聪慧，已多少能够听懂广州话的日常用语，一听，不觉一怔：“我在这里行乞，为什么要给你钱？”
“原来你是个外省仔！”中年人一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他不是广州人，连附近四乡的也不是，“这是规矩！拿来！”
“我哪有钱！”
“没有？那就把你这几文钱放下，立即滚！”中年乞丐边说边伸手就要抓金城钵里的五文钱。
金城虽是一直在流浪，但他没有荒废从拳术大师车永宏学得的形意拳。只见他身体一横，持钵的右手顺势一缩，左手一招无相灵山掌，劈开对方的手，同时一瞥四周，见已有几个乞丐也提着打狗棍冲过来，情知不妙，也不等中年乞丐“呀”的一声叫叫完，转身夺路而逃。
乞丐打架，一般没有人理会，再加上金城还只是个小孩，人们更不拦他。金城一钻进小巷，东拐西弯的狂奔了几个圈，终于把在后面一边狂叫着一边挥舞打狗棍追来的几个乞丐甩掉。
听听后面已经没有喊打喊杀的人声，金城喘着气，继续小跑了一会，不知不觉间竟跑到了双帽街的紫芳书院。那是一间已废弃的旧祠堂，现在做了私塾，位于小巷的拐角处。
金城刚好跑到门口，收住脚，边微微喘息边往里看，只见一个须发俱白的老先生正对着一群孩子在摇头晃脑地朗诵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忆秦娥》：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
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这首同本来写的是唐代西安京城中的一个女子思念出远门的爱人时的苦痛心境，却听得金城整个人怔住，霎时间，他想起了车永宏，车永宏教他念过这首词，并特意带他到过灞陵，只见那里有一座灞桥，灞水从桥下流过，桥边两岸满载柳树，柳絮飞扬，轻盈洁白，如冬瑞雪。车永宏告诉他，眼前的景象便是关中八景之一“灞柳飞雪”，而此地乃古人离别伤怀之处。古人送别灞上，折下柳枝，以表惜别之情，正是《开元遗事》所说的“来迎去送，至此黯然”。所以是“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同时，金城想起了在西安的日子，想起了父母亲、姐姐、马老三、小欣欣，几年岁月，家散人亡，只剩下自己流落异乡，挣扎求存，真如一场恶梦；再看里面的孩子衣衫整洁，有书读，有家人疼爱，自己却要露宿街头，四处行乞，还要被人追打……想着想着，不觉悲从中来，靠着门柱，忍不住，失声痛哭。
私塾老先生也不管他的学生能不能听得懂，正解释到“灞陵伤别”，突然听到有人在门口嚎陶大哭，抬头一看，见是一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心中觉得好不霉气，走过来，高声问：“喂！你在这里哭什么？”
金城收往泪，抬头看看这个老先生，没哼声，向巷头走去。
以后的日子，金城继续在省城游荡，白天行乞，捡破烂，晚上睡废弃的寺庙或街头小巷，更多时则睡在骑楼下（“骑楼”是广州城临街楼房的一种建筑形式，把楼层部分跨建在人行道上，下面便可蔽雨遮阳。今天旧城区内仍可见这种建筑，而犹以上下九路一带为集中和典型）。为了避开关帝厅人马与地方恶势力的勒索，他采取了“游乞游捡”的办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见到有丐头或三五成群的人来找麻烦，立即走避。只要能把对方赶走，一般丐头和流氓也不会穷追不舍，斩尽杀绝；这给了金城“喘息”和“学习”的机会。
日子在动荡中度过。金城在不断的磨难中终于深切地“悟”出了两点：一是要想在省城安身立命，必须会讲广州话，而且要讲得地道，让别人听不出自己原是外省人，这样才能真正地进入这个社会（笔者注：民国时代，生活在广州城中的外省人很少；外省人大量进入广东省城是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二是要想在今天这个时局不稳，无所谓法制法规的省城“发迹”，就要像社会上的其他黑帮势力那样趁机搏乱；只靠一个人单枪匹马闹不出什么名堂，要有一帮人，形成自己的一股势力。但这一点不可能很快做到，自己年纪还小，这“外江佬”身份受着当地流氓地痞的蔑视和欺侮。而且，要真正找到“志同道合”者，而不是一伙乌合之众（金城后来终于悟出了这个想法的可笑。社会上义气朋友不是没有，但帮会中人却大都正是为财为利为女人的乌合之众）。
金城下死功夫“学讲话”，半年后，他听广州话已不成问题；一年后，他的广州话已使他可以扮成一个“四乡人”；两年后，已可以“自豪”地声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渐渐长大成人，有气有力，开始有人愿意请他打散工；他就一边打流散，一边找工做。及后，他在好几个建筑工地各做了几个月，并且学会了搭棚的手艺，终于彻底地告别了乞丐生涯，并在小南门附近租了一个在人家楼梯下的小房间居住，在那儿，总算可以放得下一床、一桌、一椅、一个装衣服的木箱，有了个“家”的模样。
金城在省城逐渐“安居”的时候，革命党人在广州城里继续前仆后继：1910年2月，新军起义，阵亡百余人。
1911年4月，黄兴领导广州起义，阵亡的烈士中有七十二具遗骸后来被葬于城郊红花岗（后改称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同年8月，同盟会员林冠慈、陈敬岳在双门底（今北京路）炸伤镇压广州起义的水师提督李准。10月，革命党人李沛基炸死新任广州将军凤山。11月9日，广东终于宣告独立，脱离清廷。用当时的话来说，叫“革命成功”，胡汉民出任都督。
推翻满清统治从而彻底结束了已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这是中国人民空前的民主胜利。但就当时来说，革命党人这一流芳百世的壮举对金城并没有多大影响，老百姓基本上仍是如往常一般过日子——试想想，清廷任命的混成协统领，在武昌起义时躲到床下去的反对革命的黎元洪，却在起义后硬被革命党人拉出来当了军政府鄂军大都督，随后还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副总统；而清廷任命的两广总督张凤歧，在广东宣告独立时逃进了沙面英租界躲避，各界人士在咨议局议决独立时，却是举他来当新政权下的广东都督。只因他如此逃匿，才让了同盟会的元老胡汉民出任。这些事儿在今天说起来，简直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像在开玩笑。
推翻清朝这一影响无比深远的重大历史事变，对当时省城的老百姓来说，最大最明显的变化，是把拖在脑后的辫子剪掉了，同时开始了民国纪元，广州遵奉正朔，改用阳历。
新政权的诞生并没有给省城迅速带来安定，反而很快便出现了一次大骚乱。民国元年（1912年）3月，新政府决定解散新募各军万余人，结果新军统领王和顺在9日起兵反对，他所统领的惠军跟守卫广州城的常备军发生了激战，省城宣告戒严。也就在这一天，金城所在打工的那个建筑队解散，他一下子又面临失业。
建筑队的头头是个四十来岁的开平人（广东开平人是以建楼起屋著称的）。他知道金城的窘境，不过也爱莫能助，便给他出了个主意：“金老弟，你的棋下得这么好，如果一时找不到工做，何不就去城隍庙摆个棋档？好彩的话，并不比你现在挣得少。”
金城听了，沉默了一会，觉得暂时来说，这也不失为一个谋生的法子。当日回到小屋，便把那《适情雅趣》、《橘中秘》、《梅花谱》等多部明清时代的著名中国象棋谱潜心研读了几天，随后省城的戒严也解除了，就在口袋里揣了副棋，到城隍庙来。
当年的城隍庙旧址在今天的农讲所以西，忠佑大街里，今屋顶犹在，但庙里的东西早已荡然无存了，当年是个市民消闲的去处，三教九流荟萃的地方；各式江湖卖艺人，诸如说书的、算命的、看相的、卜筮的、杂赌的，充斥其间，摆棋档也在那里占有一席之地——该庙与光孝寺、海幢寺、伍家花园等名园古寺同为棋人棋客的相聚之处。
当年混饭吃的棋人摆棋档，主要是摆“江湖残局”——今天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有时看到的街边棋档，便是如此。构思编排这种棋局本来是供人研究的，以提高实战时的运子技巧和对局势的分析判断能力，因而一般都着法深奥，救应解危，变化多端，各尽其妙。双方均有各种陷阱、解着和伏着，若非精心解拆过，棋艺再高的人也不敢断定谁胜谁负，而这种棋局的一大特点，就是盘面惊险紧张，同时造成一个“某方先走易取胜”的假象，从而引人入彀。摆棋局的人正是抓住这一点，他的棋艺不必多高，只要把各种应着记熟，不管对方选要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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