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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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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就出现了，直到北宋才结束。安史之乱快结束时，一些原安禄山将领投降，唐皇朝姑息养奸，让他们充任节度使，占有河北、山东大片土地。虽然名义上从属于唐皇朝，实际上，藩帅不是由中央任命，赋税不上交中央，中央命令对他们不利时就不服从，甚至起兵，实际上和敌国没有原则区别。割据藩镇主帅是怎么产生的？主要有二：
一是世袭。一些控制下属能力强的藩帅，可采取这种方法；
二是军士拥立，或有势力的部将抢班夺权。
唐中央政府在一般情况下，都予以批准承认。
唐幽州藩镇（其主帅或称卢龙节度使，管辖现北京、天津、唐山、锦州、河间等地）先后任藩帅的有二十六人，只有一个叫张弘靖的是由朝廷任命的，还被部下撵走。这二十六个藩帅中，被部下所杀的有八人，被撵跑的有四人。其继任人有六个是由军士们拥立的，还有的就是谁拳头硬谁当。
在些事件是货真价实的儿戏。例魏博节度使（领有现在安阳、鹤壁、滑县、清河等地）乐行达及其子的一些行为受到军士们怀疑，乐本人请求退位到庙里当和尚，军士们推赵文弁为头，乐行达的儿子领兵来打，赵不出战，军士们杀了赵文达，然后高呼谁愿当节度使，有个叫罗弘信的出应愿当，军士们环绕他看了看，说行，于是罗弘信就成了节度使。
为什么军士们热衷于拥立藩帅？这是因为，既然有力量拥立，也就有力量废黜、驱逐、甚至杀害，所以，藩主帅就不能不笼络军士们，给他们优厚的待遇。而藩镇的军士们多为世袭，他们逐渐成为低级特权阶层，或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藩帅还要在感情上拉拢，不断宴会犒赏，待若骄子，实质上是尽力造就一批心腹将校。
这样，拥立藩帅成为军士们维护其利益的手段。
至于拥立皇帝的利就更大了。主要的拥立者，在新皇帝登基后，多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至于一般军士拥立后可以抢掠。
后唐明宗被拥立进入京城洛阳，军士焚剽不止，京师大乱，即使是高官也不免。后来，抢掠终止后，明宗命百官来见，相当多官员竟被抢的无官服可穿。
周太祖被拥立后进入京城前，拥立的将军许诺军士入京后大掠十日。入开封后，诸军开抢，城中烟火四发。第二天，大臣们说，如不禁止，今夜开封就会变成空城。这样郭威才以铁腕手段制止。
为了避免军士们拥立别人，在位的皇帝就又不能不姑息和纵容拥有军权的藩镇节度史。
这种拥立主帅或皇帝只能叫作混乱，绝非民主（倒有些像某人说过的大民主）。
在藩镇统治下，一般老百姓生活如何，几乎没有什么记载。只找到下面一例：在唐史裴度传中记载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叛乱后唐军进入蔡州，发现吴元济规定人们在街上不许互相交头接耳私语，晚上不得点灯，如有相互来往喝酒宴会者死罪。而且是吴元济父亲时候就定下来的。裴度管理蔡州后，解除了这些禁令，人们才知道生活还是有乐趣的。
这样一种混乱最大的危害是造就了一大批军阀。中晚唐的藩帅中就有相当一批是军阀，五代的皇帝及十国的君主们以及节度使几乎个个是军阀。这些人没有文化，不知如何治国或管理地方，把主要力量用在攫取一己私利，和培植自己的武装，把辖区的财赋几乎全部都用来作这两件事。
这就是五代黑暗的重要原因之一：军阀统治。
大汉无敌步兵
西元前九九年（苏武被囚的第二年），中国大军分两路向匈奴汗国进攻，一路是大将李广利，出兵酒泉（甘肃酒泉），深入西域，到达天山，被匈奴击败。
另一路大将李陵的遭遇则更为恶劣。当时，李陵率领五千名步兵，从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向北深入沙漠，行军三十日后，在浚稽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跟匈奴侯单于的三万人相遇，李陵迎战，杀死了上千人。单于召集援军，共八万骑兵，李陵只有撤退。但最强悍的步兵也摆不脱骑兵的追击，匈奴兵团分为两翼左右展开，把李陵兵团夹在当中。李陵逃走，几天后，到达一个无名山谷，他规定士兵受伤三次以上的才准坐车，受伤两次以上的改为驾车，受伤一次的继续战斗，又杀了三千人。再走四五日，到达一片苇草茂盛的畜牧地带，匈奴兵团顺风纵火，但李陵却先行纵火自救。再向南行，到达山地区域，且侯单于下令他的儿子攻击，李陵兵团在树林中设下埋伏，匈奴又损失三千人。且侯单于以元首之尊，亲自指挥十六倍于敌人的精兵，追击十余日，仍不能取胜，愤怒得发狂，攻击更加猛烈。李陵在沙漠中再南行四五日，再次杀死匈奴两千人。这时且侯单于已经发现李陵是一支孤军，紧追不舍。两翼越过李陵，在李陵前方合围，遮断退路，箭如雨下，呼喊投降。李陵继续战斗，一日之内，射出了五十万只箭。箭用尽，就抛弃车辆辎重，全体徒步前进，还剩余三千人，进入囗汗山（蒙古谱颜博格多山），匈奴兵团堵住谷口。到了晚上，李陵徘徊叹息说：“再给我们每人十枝箭，就能支援到边界。”然而，他已经没有一只箭。半夜的时候，李陵下令击鼓突围，鼓破不能发声。李陵命向四面八方冲出，一以分散敌军注意，一以希望有人能逃回汉庭向政府报信。他与另一位将军韩延年上马，率亲信军人十余人，越岭南逃。匈奴兵团潮水般追击，李陵身上只有短兵器，不能阻挡敌人。最后韩延年中箭而死，李陵被俘，好胜的皇帝刘彻以投降的理由逮捕处死了李陵全部亲属。
这场战役恐怕是冷兵器时代步兵VS草原骑兵最牛最经典最不可思议的一场战斗；自大秦的无敌箭阵消失以来，只有大汉步军能够达到如此光辉的战绩。
再次我再次想起了那句不论什么时候都令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话：犯我大汉天威者，虽远必诛！
◇汉将李陵◇
“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交相逾。风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去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
－－－《艺文类聚卷二十九·李陵赠苏武别诗》
“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离别，思情日已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慰我平生亲。”
－－－《艺文类聚卷二十九·苏武赠李陵别诗》
（一）
穿越于儒家忠孝思想所浸淫之中国动荡多变的历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主题，即所谓的忠奸之辨。浩如烟海的历史巨帙中，每当遇到给一个历史人物进行盖棺定论时，总免不了要让他在此一天平上过过秤，并将其中之行为昭彰者，分列入诸如“忠臣传”或“奸臣传”之中，褒其忠而贬其恶，以或垂范、或警示后人。虽偶有因修史者受主观或客观之局限而其评或有失处，但总的来说，此一忠奸之辩，仍是中华文化所以能从一终始的重要精神脉索。
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忠臣无数，而奸贼亦不堪数计。前者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为千古景仰；后者如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被万世唾弃。然而鲜有如汉将李陵这样的让人又痛恨又同情者：人们不齿其之临难变节之举，而他的不幸遭遇，却能甚至在他生前，即赢得不少人的深深同情；更有史家司马迁为他而受宫刑之难。他竟能在忠奸分明的帝制时代，获得相对之解脱，成为一个异数。因此，如果试图了解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忠奸原则，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李陵这个特殊的历史典型。
长期困扰历代中原统治者的一个重大问题，即北部边患。尤其在冷兵器时代，习于“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矣”的彪悍凶猛的北方游牧民族，相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之聚集而居的中原农耕民族，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到了汉初，问题日趋严重。
汉初立国，兵疲民倦，百废待兴。此时颇有作为的冒顿单于却在北域异军突起，纵横捭阖，“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更有“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和遗书高后之举，使得刘汉在此后数十年时间内，无力北顾，而只有靠和亲送礼等手段，委屈求全，以暂时缓解矛盾激化，解除边境压力。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时，倚文景四十年生聚之财、挟国富民强之威，才终于能有精力和能力北顾。名将李陵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关于李陵之记载，可散见于《史纪》、《汉书》和《资治通鉴》等书，而后者又多本于前二者。此处只根据相关材料对其略作简述，资料大多取于前二者。以后不另作说明。
李陵，字少卿，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汉飞将军李广之孙。“少为侍中建章监。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加上他又是名将之后，久之自然就赢得汉武的青睐，“以为李氏世将，而使将八百骑。尝深入匈奴二千余里，过居延视地形，无所见虏而还”。不久，“拜为骑都尉，将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受制于无能而又狂傲自大的国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事实上，李陵一生的悲剧从这一时刻开始，就已经正式上场了。
李广利乃嫉才妒贤而又心胸狭窄之人，自然不会让李陵出风头。“天汉二年，贰师将叁万骑出酒泉，击右贤王於天山。”以李陵之才能，本当担任一方要职，冲锋陷阵；然而李广利却准备让他专管后勤辎重。报国心切却又不韵世故的李陵自然不愿意，乃向汉武“叩头自请曰：‘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乡贰师军。”并立下“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庭”这样的豪言壮语。李贰师自然很不高兴。不过用兵心切的汉武却深嘉许之，并令弩都尉路博德率兵在半道迎接李陵之军，以作侧应。博德曾为伏波将军，不甘为陵之後距，就奏称“方秋匈奴马肥，未可与战，臣愿留陵至春，俱将酒泉、张掖骑各五千人并击东西浚稽，可必擒也。”。汉武“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大怒不许。李陵于是只有匆忙率领步卒五千，兵出居延。
旬月，陵军到达浚稽山，并与单于的三万骑兵相遇。匈奴兵见汉军少，蜂拥围攻之。“陵搏战攻之，千弩俱发，应弦而倒。虏还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召左右地兵八万馀骑攻陵。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由于连续作战，陵军士卒多数负伤，但士气未敢稍懈。明日再战，又斩首叁千余级。孤军不利，而援军迟迟未至，李陵乃命且战且退。“南行至山下，单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将骑击陵。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单于下走。”
面对如此强劲而毫无畏惧的对手，匈奴军又不知陵军虚实，以为自己面对的乃是汉军精锐；而且此时李陵军已退至离开汉朝边塞不远，单于也担心自己是否会中敌引敌深入围而歼之之计，因此也已心生怯意，准备要撤。就在这时，陵军一个叫管敢的军侯汉奸，因曾被其校尉所辱，而投降匈奴，并告之以“陵军无後救，射矢且尽，独将军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单于闻之大喜，攻陵军益急。连战八日，汉军且战且退，“未至汗山，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士卒多死，不得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兵困马乏，弹尽粮绝。李陵知道已被算计，犹叹道：“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有军吏劝求道径还归，被李陵拒绝，称“吾不死，非壮士也。”并下令乘夜让兵士各自逃亡，那样或“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到了夜半，“击鼓起士，鼓不鸣。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馀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李陵之败，主要原因在于李广利的援军迟迟不至。然而李陵以五千军士力抗匈奴八万骁勇之敌，坚持近十日，不可谓非奇迹，不可谓不尽力。可惜李陵未能实践其“吾不死，非壮士也”之诺言，而如韩延年那样战死疆场，以完名节，其一生的大错，正始于此。或者这是因为他毕竟还年轻气盛，欲图来日争贰师援兵不至这口气？或者他想暗敛机锋，以待来日？固然，自古以来战无必胜之理，战败则就有被降的可能。然而不管怎样，武将贪生，战败降敌，在近代之美国人那里，或仍可以“光荣投降”而赢得谅解甚至喝彩；在时下流行的三两不韵世事的小毛娃子光着屁股又蹦又跳地在那里歇斯底里嚷嚷着的“汉奸万岁”的口号声中，或也能赢得惺惺相惜的相投臭味。然而在中国传统之“不成功便成仁”的伦理和道德框架里，却决不能容许之；在任何一个尊重人格尊严超过了生命、并渴望在人格的实现中实现个人的价值的社会里，大概也鲜能被容许。而况自古以来，被俘不降不屈就义的壮士多有，岳飞所谓“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者也。因此，李陵的投降行为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辩解的。李陵之为后人所痛恨之处，也正在于此。
如果李陵战死或自尽而死，他必已是垂范千古的民族英雄；如果李陵就此甘心情愿地作人奴才，为人驱使如明末的洪承畴，那倒也简单。然而李陵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似乎是为了使自己从“心有不甘”中解脱出来的路。这条路对他而言是至为难行，每迈一步，都要备受民族大义良心的煎熬。
然而他确是被他那不甘之心所驱使，沿着那条路向前走去了。
（三）
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和秦火及随之的七八年楚汉相争后，人丁凋零，民不聊生，众心思定。经过文景四五十年修生养息后，到武帝时，才渐渐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相对稳定的民族形体。相随于它而产生的，即所谓的“汉奸”。因此，汉奸实可谓与本民族如影随形，从一终始。
汉奸，顾名思义即背汉之奸人。于汉朝而言，任何的出卖了汉朝天下之利益者，都可以归入汉奸之列。在帝制时代，天下每每被简单等同于帝王家之天下，因此维护帝王正统之人就常常把背叛了帝王家利益之人，也简单的归为贼逆，乃至于汉奸。这当然是不正确的。诚如顾炎武所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因此，所谓汉奸，首先是一个民族和民族所立根其上之文化的概念，而非与国家有必然关联之概念，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为统一，但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汉奸之界定，根本要看他之行为是否背叛、或者葬送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而不是看其是否效忠于某一家一室。是故，蒋氏败居台湾，柄守民族大义，不为汉奸；而李贼登辉之流的**分子，以出卖中华民族之利益为己任，故天下华人同声共愤，人人得而诛之，此则汉奸之活例证也。所谓背叛，是把利益出卖于异族，如秦桧汪精卫者流；所谓葬送，如贪婪蛀食本民族之精血，虽不卖于人却也给本民族带来极大损伤，如历来之贪官污吏、尸居其位之无能蠢徒；此二者都应算入汉奸之列。
同时，对中华民族之根本利益的界定和诠释权，也决不操纵于任何强权，抑或无论是被虚幻化、或是被具象化的“人民”之手。强权统治者之利益向难与民族之利益相统一，固已被历史所反复证实；即便是所谓最广泛之“人民”，也必要受时代之局限，而难于看清本民族之利益，究在何处。因此，如果要对是否汉奸作一公正的评判，则拥有最后评判之权力者，只有时间，和绵延于时间之中的被真实书写之历史。是故，秦桧虽能以欺瞒天下于一时而善终其身，亦不免于长跪千载任人唾弃；袁崇焕虽被愚昧民众唾骂而活活生食，其忠魂碑骨终能历万代而永久，共三光而永光。
汉奸除了可按前述的背叛与葬送、即拿了民族利益去卖和拿了利益自己吞吃之间来分别外，还可据其行状、危害大小进行归类。
汉奸以危害而论，可分大汉奸、中汉奸和小汉奸。诸如汪精卫周作人者流一人附逆可使民族抗击外来侵略之锐气受剧挫者，是为大汉奸；以手无缚鸡之力鼓噪舌簧为敌效命惜无多大影响力但总能时不时得点赏钱如时下那般四处乱窜求洋人制裁中国来换点买米的钱者，是为中汉奸；头戴鸭舌帽给鬼子站岗放哨带路抓八路顺便到良民家偷点鸡抢点狗而心里总还惴惴不安者，是为小汉奸。
汉奸以行状论，则可分苦命汉奸、白痴汉奸和泼皮汉奸者。苦命者，是只知为敌效命作牛作马一肚子苦水也不敢倒，如洪承畴那样干的眼睛累瞎而没得大官作、如阮大铖那样跑的累死也没人埋者也；白痴者，是为敌效忠却被其玩弄于股掌之间、一旦油料被轧尽则被廉价兜卖甚至置之不管而自己还懑头不知一脸纯情相，如魏师傅者也；最后一种即所谓泼皮汉奸，是诸汉奸中时尚比较多见者，即在自己的脸上身上处处涂抹上“汉奸”字样，然后跣足光屁股披头散发沿街乱蹿见人就长哞一声“我是汉奸”，随后就现出一脸得意状、从别人惊讶猛醒后顿喝一声“打”之中获得无上之满足者也。
以上述之标准衡量之，则战败被俘并甘愿受降之汉将李陵，又该属于哪一类呢？
（四）
如果将李陵投降的原因尽归于其贪生怕死，似乎不太能让人信服。作为从小熟韵“虽忠不烈，视死如归”之道理的名将李广之后，作为临十倍于己之敌苦战近十日而毫无惧色的一代名将，生死似乎不应当是特别重大的问题。而况李陵在最后关头，确实是想一死了之的。之所以不死而要受降，却让兵士们尽可能杀出重围向汉武报信，似乎别有考虑。诚如后人伪托《答苏武书》所道的：“陵岂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宁有背君亲，捐妻子，而反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为也，故欲如前书之言，报恩於国主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
汉初自汉高到汉武，对功臣一直是很克薄的。从汉高的诛杀韩信、韩王信等，到景帝时为应付七王之乱而无辜诛杀晁错，到武帝时的腰斩公孙敖等，一路下来血光不断，正应了“飞鸟尽，良弓藏；狐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良将亡”之古训。李陵的祖父飞将军李广，也大抵应算是被当朝给逼死的。而今李陵一败军之将，战虽至勇矣，失利之责却无可推诿；李广利路博德之不救援虽或有意如此，可人家是皇亲国戚，权高位重。以汉武之刚愎暴躁，再加自己临行前所立下的一番豪言壮语及汉武对自己所寄予的厚望，如今纵有百口，又如何能给自己辨个清白？此所以李陵要哀叹“无面目报陛下”的了。然而自己明明被人算计，而功业不成，如此赴死于国事无补，自己也死难瞑目。毕竟，“陵自不难刺七寸切心以自明，刎亡粉切颈以见志，顾国家於我已矣”（《答苏武书》）；一死易，不死难。不如让兵士们回去先告当朝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自己且暂留此有用之身，待来日寻的时机再立奇功，譬如生擒或刺杀单于，到时既报家国，还朝或还能还我清白。
但李陵错了。他以为“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但那是要看对象的。要汉武如此作，则实在有些过高要求了。
由于李陵所战之地离开边境不远，汉武初闻边境传来的李陵困境，为使其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但不久却传来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世人但可同富贵，共享乐，欲求患难之交，则实在是难而又难矣！这时只有并算不得李陵至交的太史令司马迁出来，为李陵辩解了几句，说“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入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於天下”，并认为李陵之不死，必是“欲得当以报汉也”。这些讲的大都是实情，李陵之败贰师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然而狂怒中的汉武岂能听之？司马迁于是遭受了腐刑之祸。
过了一阵子，汉武冷静下来，也颇后悔当初“陵当发出塞，乃诏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误听路博德之言，使李陵草率出兵，才至于此。于是就于一年之后，即天汉四年（前九七年），派李广利、路博德、及游击将军韩说兵分三路进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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