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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之救李陵的诚意如何，已不可考。然而他至少十分糊涂却是肯定的。欲救李陵，却派此三员或是李陵死敌、或是无能惧死之辈，那又如何能成功呢？果不其然，三军和匈奴未触即溃，公孙敖回报却说“捕得生口，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汉武震怒之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而实际上给匈奴当教练的，乃是曾为汉塞外都尉后降匈奴的李绪。很难说把李绪当成李陵，不是李广利路博德韩说三人为推诿败绩和嫉妒李陵而施展的借刀杀人之计。李陵初降时，“忽忽如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答苏武书》）；“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而今家已不复在，“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自己可谓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至此，李陵的最后一点退路，已经被断绝得干干净净了。
依照常理，李陵和汉武集团可谓有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参照当今一些先进的**人士之做法：如只因自己曾受了共产党的一些苦－－不管是因为争民主自由，还是因为偷鸡摸狗打砸抢，或其他－－譬如住了几天牢、于是自己就可以理直气壮心不亏地跑到美国国会去鼓捣洋太君制裁中国、最好用导弹把中国从里到外轰上几遍；对比之下，李陵如果“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则实在有千万条理由可以带上匈奴兵马，杀回中原了。然而李陵却终于没有这么作，反而先是冒着生命危险刺杀了李绪，为自己复仇、也为汉家清除了一大隐患；此后更带着被单于要求而娶之的其之女儿，住到偏远的地方，基本和匈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只有在遇到单于要决大事时，才“入与决”。因此，和现在的一些公报私仇翻脸不认祖宗的“**斗士”相比，则李陵纵然算是汉奸，也是十分不够聪明而且小的不能再小的小汉奸了。
李陵的真正为匈奴“效劳”，是在征和三年（前九零年），在匈奴和汉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中，李陵被信人不疑的单于安排协从一匈奴大将军围攻汉军。而他将和汉军会战的初战地点，竟正是最终导致他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与匈奴最后一战的战地：浚稽山。这是否是暝暝之中的一种安排？
“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艺文类聚卷二十九·汉李陵赠苏武别诗》）；不管怎样，他真是一点选择也没有了：而他从来似乎也很少能有自己作出选择的机会。
这实在是李陵的巨大莫名的大悲哀。
（五）
征和三年，李陵作为汉朝的降将，大抵第一次参加了匈奴和汉之间大规模会战。由于后世有不少汉奸或试图当汉奸者，总绞尽脑汁试图从李陵的这一次参战中，提取出自己也可安然地替新主子卖命的心灵解脱的泻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次会战，多作一些了解。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於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叁万馀人出西河（作者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载商丘成所带兵为二万人），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馀里。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军至追斜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所载本乎此，惟商丘成所带兵为二万人，与汉书异，不赘述。上述所引之文清楚明了，亦不再加解释。
李陵所带的匈奴军，和汉御史大夫商丘成所领之汉兵，会战于浚稽山。浚稽山正是数年前李陵最后一次与匈奴决战之地点。那时，李陵曾“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叁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因此，他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无疑是十分熟悉的。李陵自幼“有广之风”，乃一代名将，精通兵法；同时，熟悉地形要略，对于带兵打战之将而言，极为重要；因此，李陵可谓占尽地利。
反观商丘成，“（征和二年）九月，商丘成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御史大夫之职责，不是来带兵打战的。商丘成和李陵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同时，商丘成带兵迎击匈奴，是征和三年五月。换言之，从他新官上任当御史大夫到出兵西河，前后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要想熟悉兵权军事、上下沟通，是相当困难的。又，汉军之与匈奴兵会于浚稽山，乃是被其骑兵穷追而至的，而非如当初李陵先在彼处安营扎寨，勘探地形。对此处之地形，商丘成纵是绝代军事天才，恐怕慌乱之中也断难熟悉。如此，汉军之地利有大亏之处。
又，以兵力计，即本《汉书》，商丘成所带兵不过三万余，与李陵所带兵持平。然而李陵所引乃匈奴之精锐骑兵，战斗力十分强劲。同时，汉兵乃以远兵来袭，疲惫已极。面对的是以逸待劳之匈奴军，并被穷追猛打退入浚稽山，其战斗力实在大可值得商榷。于此点上看，则汉军实力上又有大亏之处。
再，当年李陵“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那五千兵马还个个效命，以一当十。面对匈奴八万之兵，相持亦不过十日左右，最终是以大部战死，自己被俘，“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馀人”作为收场。商丘成之兵虽众，大概很难和李陵之兵相提并论，在中人包围仓皇逃奔进入自己所不熟悉之浚稽山后，却反能“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一个御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穷卒，最终反能把由名将所带的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之精锐骑兵打败、最终无获而归，这难道不要让人奇怪的么？
如果李陵真为了报一己之仇，全心全意为匈奴服务，卖起命来不遗余力，如吴三桂洪承畴之流一般，和当今之在各处歇斯底里地叫嚣着制裁中国的无耻蠢徒们一样，那，商丘成尚有头否？
历史就是历史，更多的诠释已全然无益。虽然说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讲，给出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并非难事，然而这大抵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无论怎么论道，都难免有以今人之胸释先人之怀之意在。短短的“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这数十字，更也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至于有人必要以此来为自己的卖灵卖肉寻得精神慰藉，则不过是一种低级而愚蠢的精神自淫罢了。
“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言陵无功以报汉为孤恩，汉戮陵母为负德。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言陵忠诚能安於死事。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答苏武书》）。后世但作此书者，可谓陵之知己也。而今之以李陵之失足来为自己的出卖民族祖先之行径辩解者，其心已为仇毒所坏，其眼已为蝇利所堵，其耳已为淫音所蚀，如此他们又如何能听得两千年前无奈的李陵所发出的悲凉的哀鸣呢？
注：本文也引述《文选·答苏武书》和《艺文类聚·别诗》中之部分内容。书与诗都疑为后人伪托，但引述只为行文之需要，故不根本影响本文之史实。
（六）
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五年，和他太太跖跋氏生养了几个儿女，余则基本无所事事，惟苟且其百死之身而已。中间曾被单于指派当说客去劝降老朋友苏武，两人见了几面，喝了点酒，大概相互还赠送了几首诗（但今存于《昭明文选》和《艺文类聚》中之别诗，疑为后人伪托）。苏武当然没有被说动，但两个人仍保持着很深的友谊，以致于后来苏武还朝，还颇为他讲了几句话。后元二年（前八七年），汉武帝死，八岁的汉昭帝继位，由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石单】和左将军上官桀三公辅政。霍光与上官桀和李陵曾是好朋友，对他和他的遭遇也很了解；因此，虽痛惜于李陵之降，却颇同情其不幸，明其苦衷。因此曾派任立政等前往匈奴试图请回李陵。李陵心已早如死灰，故国如梦而亲人不再，破家亡亲身败名裂之人，待死而已，复归何益？因此只有以“丈夫不能再辱”婉拒了。其实这应是托辞。如果李陵真是心无故国，尽全力效忠于匈奴，则浚稽山下的商丘成，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全身而退了。
元平元年（前七四年），李陵病死于匈奴蛮荒之地，实践了其“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的诺言。
关于李陵的评价，在其生前即颇存争议，却并无人能多言，因为他的案例是被汉武帝钦定而且是被族灭的。唯一替他说话的司马迁，也受了腐刑，那还是被特殊宽宥了的；这样谁还敢为他说话？汉武晚年虽也有所悔悟，却也终未付诸行动。对李陵的相对客观的评价，还有待汉武去世之后。这才有了前述的任立政出使匈奴一事。但对李陵评价之争议，却远非就此而止，而是绵延千年而不绝。尤其每到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就会被一些人翻出来，重新贬谪或者同情一番。其目的则大都不过是借古人之行迹，浇心头之块垒，各抒各的怀抱罢了。
后世对李陵非议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后者不再赘述；非议李陵比较著名的，是明末的船山先生王夫之。他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曾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甚至连带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船山先生是我十分景仰之人。不过这里，我将尽力本乎事实对船山先生之论作些跨越时间的评析和反驳。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司马迁为李陵案而横遭腐刑，不得不长期忍受一个生者所能经受之最大的耻辱，是故“肠一日而九回”，埋头修史以尽其先父之嘱托；若于评论中有所偏发，以抒解胸中之郁结，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司马迁之秉守史家求真之原则，在阐述事实时，尽最大能力考证梳辨、去伪存真，也是为世所公认的。即以他所叙述之李陵事迹为例，班固出于维护汉室需要出发，而“讥其不忠”；然而他所修撰之汉书中关于李陵部分，也大多承袭司马迁所列举之事实，二者鲜有差异。即宋之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也本乎此。这就足以说明，司马迁对李陵经历之描述，基本是本乎事实的，而决非“挟私以成史”。即以其之评论中说“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虽有为李陵文饰之嫌，却也基本本乎事实，并谈不上怎么过分。因此，船山先生以为“迁之书，为背公死党言”，这一论断，是很不公允的。
李陵之降，至少于其时而言，自然难可宽宥。然而若细究其所以降、乃至追查战败之原因，则从汉武、李广利到路德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浚稽山之战，李陵是尽了全力的，而失败之责，主要应归之于李广利和路博德之侧应不力，甚至根本就不准备救援。说“陵自炫其勇”，虽为事实，然而以五千兵马而能力抗匈奴八万精兵达近十日之久，最后若非出了汉奸，尚有不败之可能。则陵之勇，亦彰矣，其自炫也是实事求是，又何夸之有哉！
汉武数次听信谗言，一致李陵于绝地，再则族之使其气绝；汉武之不仁，可知矣！李陵本已受此大冤，刺杀汉奸李绪一为自己正名，二亦为汉朝消除了一大祸害，即不认其功，亦无可言其过，如何反能说是“嫁祸于李绪”呢？船山先生之糊涂，不亦明乎？
至于其所道之“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前言已析。船山先生胸藏韬略，精通兵法，竟没察觉出其中的端倪来，居然认定李陵是“效死以战”，不能不让人遗憾。至于谈到“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此一问倒应该留给汉武的了！驭将之道，当“疑人不信，信人不疑”；单于尚且懂得重陵之才，倚以重任而不稍加疑惧，此知用人之道也，如此方能得人死力。而汉武竟听一人谗言即族诛功臣，猜忌心重而寡德少恩如此，相比之下孰高孰低，不亦明乎？船山先生更也曾亲见本朝崇祯皇帝听信谗言中贼反间，无辜诛杀名将熊廷弼、袁崇焕，自坏其万里长城，使大明江山稀里哗啦尽附于异族之手。熊袁二人但有一人在，满清铁骑要想直驱山海关，殊非易事！由此观之，船山先生之不求事委，亦显然矣！
国家之治，首在人才。国有才而才尽其用，则国鲜有不治者；国有才而不能用，才被用而不能尽其用，乃治国之大痛者也。反观我今日之中国，众心浮荡，人莫不欲穷奔他域；未得出奔则鲜有安心于本职工作者。于此观之，当今治国者治理之术亦劣矣！政端之弊亦大矣！
那么船山先生何以会发此一番难于立足的宏论呢？其实，如果稍微了解一下船山先生创作《读通鉴论》的背景和目的，就不难了解了。近代西人史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船山先生所写乃是史论，就更难免于要杂入自己之周遭境遇了。其之评史，实则针砭现实也！
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末（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中叶。其漫长的一生，正跨越了风云突兀狂潮跌荡的明清嬗越之际。他出生时，明王朝内忧外患，气息奄奄；外有满清铁骑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张献忠嚣行宇内。年二十五时，崇祯自尽，吴三桂开关延敌，清兵入关；未己清军铁骑即杀掠江南。船山于湖南老家组织乡勇抵抗未果，投奔广东肇庆之南明永历帝；不久为奸人设陷几死狱中。后见孙可望挟持桂王，心有异志，知“势愈不可为，遂决计林泉”，避居零陵一代，颠沛流离。晚年乃退居衡阳船山，发愤著书，察历代兴亡之事，征明之所以亡，以资后来有志复明者鉴。这事实上也是明末清初那些大学者，如顾炎武、黄梨洲、李二曲等的学术之最终目的。故船山先生之史论，实则时论也！而既是时论，则明末和小南明之弊端陋习，亡国之征，无一可逃先生之针砭。船山尤曾目睹甚至亲身参与了小南明的十七、八年苟延残喘之艰苦岁月，则小南明之兴衰成败，必牢牢印其脑中；其事迹于他之影响，亦必至巨。
小南明虽短命，却也承继了明末时期的所有亡国之征。除了司徒琳所举证的“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这两个原因外（司徒琳（LynnA。Struve）：《南明史》），战将怕死而不守节义，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明末到小南明覆灭这一段时期，内忧外患，正是武将用命之际。然而自崇祯三帅之熊廷弼袁崇焕被杀、孙承宗被弃后，二十年间除了间或出一两个如李定国何腾蛟张煌言郑成功这样的能战而知忠义之将外，其他大多数或贪生怕死朝秦暮楚，或愚蠢无能人格卑下。满兵之灭除明朝和小南明，更大多倚靠了原明将之力。先是，吴三桂开关延敌，立首功一件；及顺治移师江南，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等无不尽力用命，有如恶狼走狗，疯狂咬杀其之同胞、灭亡其故国，争先恐后。清兵在南直隶徽州、苏州、常州诸府中之扬州、江阴、嘉定、昆山、松江等地所进行的疯狂大屠杀之主使者张天禄、李成栋等，率皆原明之降将。小南明诸王朝如弘光、永历、潞王、唐王、鲁监国等，亦无一不是灭于明降将之手。永历逃入缅甸，吴三桂更千里穷追不舍；永历哀求道：“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兵，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明桂王致吴三桂书》）。永历帝的哀鸣终未能打动吴三桂效忠新主子之心，而被生擒就死；则吴三桂效命之力、对新主子之“忠诚”，亦感人至深矣！若当初能稍假万一之力以抗清兵，多尔衮又焉能不费一兵一卒即可大摇大摆度入关中哉！
这一幕幕，都是船山先生所亲见者。即以船山试图投靠的孙可望为例，他也是先和李定国内拱以争地位，使得原已朝不保夕之西南态势更加岌岌可危；失败后，更一怒之下投降清军，甚至极力敦促清军尽快让他“雪深仇”、“洗大耻”，并称自愿为清军当先锋率兵攻打自己十分熟悉的川、贵、滇等境。这些人为了私己之利，甚至仅仅为了泄一人之愤，什么国家民族，什么人格尊严，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些事实，又岂能不让船山痛心疾首而咬牙切齿呢！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船山之所以对李陵投降之举动，何以会如此深恶痛决之而决不宽容、甚至要连带到司马迁那里一起痛责了。当他注目李陵时，眼里必喷发出燃烧的怒火，心里必在克薄地咒骂。要他来给李陵来个冷静而客观的评价，又如何可能呢？对他来说，国已破、家亦亡，丈夫之志不得伸，只有困居一隅。一骂以抒悒闷之气，借古人之愁思浇心头之块垒，未尝不是一条解脱的途径。因此，他之骂李陵，又岂止于李陵哉！他是在骂吴三桂、骂洪承畴、骂尚可喜、骂耿仲明、骂孔有德、骂孙可望，骂如蝗虫一般蜂拥而出前赴后继的无可数计之坏吾家国亡我天下的大小汉奸呢！
行文至此，意亦不能稍平。一国之立也，必倚忠义；一人之立也，必知尊严。岳武穆说治国之道说繁极繁，说简亦简，不过“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而已。朱子曰：武穆有此十字，足以不朽。治国者安能不详察之乎？
李陵之降也，其情固可原之，其责则断不可免。然而正是在他身上这种情和责被杂揉于一处如此难于明晰分开，使得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他并细细察量时，才发现要想看清他那个独特的世界，又该有怎样的艰难！这种艰难，不但源生于对其一生之苦难与不幸的深深同情、和对其失足之怜惜之间之矛盾的无奈沉吟，更也是对两千多年来多少兴亡旧事的悲凉的叹惜。然而青史的一页页，不就是如此写就的么？即便到了今天，我们仍能看到逝去的旧影，似乎仍如幽灵般在眼中晃动；眼前的一幕幕，虽被包装了新鲜的色调，然而偶一沉吟，却总让人心里砰然一动，总觉得它们是如此的似曾相识。
呜呼！吾复何言哉？惟题诗一首以志之，诗曰：
浚稽山上白云飞，尘黯残碑去不回。
对酒难酬家万里，天涯何处有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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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铁：对于李广和李陵祖孙二人，我一直是充满同情的，只能用壮哉！悲哉！来形容，若是李陵和李广，遇到刘备这样的君王，又会建立怎样的功业？相反，若是关羽遇汉武那样的皇帝，又将是如何的悲剧？
在五代这个特殊年代，正是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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