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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生涯四十年-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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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成：被告知不知道他自己做的事情？如果他知道，他晓得这是错误的吗？而如果他仅仅是不能够抵挡那野兽般残忍的虐待、拷打或杀人的冲动的话，显然是不足以成立精神错乱的论据的。
被告辩护律师依赖一个专家证人的鉴定，这个证人是巴格·休伯特，一个非常老练的法医精神病学家。他说他认为希思知道他所干的事，但不知道那是错误的。在仅仅10分钟的一边倒的盘桔中，皇家法律顾问安东尼·霍克完全摧毁了休伯特的论据，并使得这个证人狼狈不堪。虽然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休伯特本人患有精神病，一个药物瘾者，不到一年就因服用过量药物而致死。但没有更能干、更合适的证人能挽救希思不被判罪，不处死刑，而他所犯的罪是很清楚地不能得到麦克纳汀法则的保护的。
希思走上绞刑架之前要求喝一杯成士忌，他很镇定。当给他威士忌时，他说：“我想我来得及再喝一杯”。
在希思以后，罗顿高地凶杀案似乎是一种较为温和的犯罪行为，但它也是粗暴的，冷酷无情的。
这是1946年10月最后一天发生的事情。按照我在当天黄昏尸体解剖的推算，作案时间大约是在早餐时候，上午7点到9点。当时发现有明显的窒息状态，我认为死亡时的体温可以升高4至6度。受害者被一条没有打结的绳子勒死——没有结扣痕迹，但至少被抽紧15至20秒钟，绳子套在脖子上异常高的位置。绞索显然是某种挺结实的棉布折叠而成的，脖子的前面压出很清楚的四条折摺的压痕。压痕一直延伸到脖子的两侧，右侧特别明显，但到背后消失，表明死者是被人从左后侧勒死。尽管作了非常仔细的表皮检查，我还是不能发现任何织纹或花纹，以便判断绳子结构或类型。
几乎没有别的损伤：左颊部的表皮擦伤、左眼睑肿胀，如此而已。没有性暴行的征象、脸部或别处没有致命的打击，没有迹象提示她被打过、跪过或被捆绑过。绞勒用的劲非常大，甲状软骨右角骨折，她没有作多少挣扎。一只鞋子遗失了，大衣和袜子撕破了。在撕烂的袜子下面腿部擦伤仍然清楚地保留着。
“我认为她不是在这里被杀的。”肯特郡刑事警察局长法兰克·斯密德说。当时我们站在“徒劳高地”边缘的一些灌木后面，A20号公路就在附近。
“衣服的撕破和皮肤的擦伤也许是有刺的铁丝造成的。”我同意这一看法。显然尸体被拖扯过或抛掷过。尸体本来是可以藏得更长时间不被发现的，但是因为遗失的那只鞋子被路过的卡车司机发现，这个司机还停下车来研究过。
肯特郡警察局长打电话给伦敦警察厅，于是派来了著名的罗伯特负责这个案子。在现场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没有办法作个人识别。他来找我，看看解剖后能否提点证实被害者身份的线索。
“这是个大约50岁的妇女，”我告诉他，“未曾结婚——不管什么形式，处女膜完整，劳动者的手，没有戴结婚戒指的印痕。”他将这些细节加在一般的描述里，准备给报纸刊登。“她被绞勒时很可能是坐着，”，我补充说，“她死了之后肯定还挺直地坐了一段时间。”
这从皮肤的尸斑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循环停止时，流动的血液按照重力法则沉到可能到达的最低部位的血管里。红细胞首先沉下，该部位便呈现紫红色。这种现象称为尸斑。尸斑在死后1、2小时开始出现，5、6小时变得明显。以后由于血液凝固便将尸斑“固定”下来①（①尸斑的“固定”不是由于血液凝固，而是由于溶血后的血红蛋白渗透到血管外组织，使之着色。——译者）。因而尸斑就提供了关于尸体姿势的不容争辩的证据，尸体被搬动，也不能改变它的分布。这个案例就是这样。
“直挺挺地坐着？”罗伯特重复说，“也许是坐在汽车里吧？”
“也许是坐在没有垫子的物体上。”我提示说。在血液的流动受到束紧的衣服的阻碍或身体重量压迫的部位，如肩胛、脊柱或臀部，尸斑就不能出现。这个案例的尸斑说明身体坐在相当硬的座位上，而不是躺在粗糙的地板上。
罗伯特告诉他的助手、侦探警官罗林斯，要组织对那天早上5点到8点经过A20号公路的所有卡车进行检查。命令从伦敦警察厅发出到达全国所有警察局。官员们调查了成千上万的汽车房、货运承包商、运货商行和卡车司机，检查了许多旅行登记簿，却毫无结果。
然而，死者的身份被认定了，她是达格玛·彼得斯小姐，47岁，独自生活在一间小平房里。她的尸体离这间房子约3英里远。她的母亲住在附近。她告诉警察，达格玛每周一次于早上5点起身，探望她在伦敦的嫂嫂。由于交通不便，她常常伸起拇指要求过往的汽车搭她，而货车司机也通常答应她的要求。她是个有点古怪的人，例如两天前她买了一件男装汗衫作头巾戴，因为秋天的早晨寒冷。发现尸体时汗衫不在，我认为颈部的勒沟与用汗衫作为绞勒工具是一致的。凶手杀人的动机仍然是个谜。显然她很穷，不致被人抢劫，但是她那黄色的网线拎包不见了，还丢了一个钱包、她的门匙和一个棕色公文包。她的母亲说，这些是她去伦敦时经常带着的，以便装点心面包和一点小礼物给她嫂子。
斯梅德警长组织了一次搜查失物的行动。复制钥匙和钱包的相片登在报上。罗伯特了解到那个拎包是由她的另一位嫂嫂用钩针织的，这个嫂嫂住在渥金。她以最快的速度织出了一个完全一样的复制品，它的照片也登在报纸上，标题是：“你看见过它吗？”于是马上就有了结果。
“是的，我看见过它。”15岁的彼得·纳什喝茶时跳起来说。他住在西马林他父亲的农场里，“这是我前天在湖里钓鱼时钓上来的。”
他的父亲带他到警察局，小孩带罗伯特到他钓到拎包的地点。
“它在什么地方，小鬼？”罗伯特问，“拎包在哪里2”
“傻瓜！我将它给人了！”
他将这个拎包给了邻居的一个妇女，她又给了另一个邻居，这个邻居又将它给了第三个邻居。这些都是48小时内的事情！拎包被洗过，因此很难希望在它上面找到线索。但是，首都警察实验室主任霍尔登大夫，在拎包的纤维里发现三种不同类型的头发——两种是人的，一种是棕色和黑色的小狗毛。达格玛养过一只小狗，它的毛是棕色和黑色的。
遗憾的是，这并没有使警察更接近凶手。第二天在A20公路附近发现了死者遗物公文包，但也无助于破案，因为那里本来就是应该发现这些遗物的地方。罗伯特认为A20公路也应该是扔掉黄色网线袋的地方。为什么凶手要拿着这些东西横过田野，越过8英尺高的围墙把它丢到湖里去？为什么不象公文包一样将它掷在路边呢？
也许凶手是这样做的。罗伯特问湖水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当地的女向导员告诉他，东马林老磨房的水流到湖里，部分是地下水，罗伯特作了试验，发现从路边桥丢进溪水的物体都会漂到湖里去。他折回磨房，这个地方己变为一间苹果酒厂。他虽然访问过10月31日在该地区的1300辆卡车，仍然一无所获。但罗伯特注意到倒在门边的一大堆砖块。酒厂的工头说这些砖是个转包商的，他不能确定交货的日期，但说是由剑桥的拖运商行承运来的。罗伯特和罗林斯去到剑桥。拖运商说，对的，他们是在10月31日将砖块由四吨阿尔宾牌卡车运去的。罗伯特问，为什么当警察登记10月31日使用A20号公路的卡车时不说呢？经理答道：“没有人来问我们。”
这是真的。这个拖运商行正好在剑桥市和郡警察管辖的边界上，每一边都以为另一边已经检查过他们的交货。
那辆卡车的司机已经离开商行了，但警察很快就找到了他。他说他叫西德尼·辛克莱。罗伯特觉得可疑，机智地逼得他走投无路，最后只得承认他的真实姓名是哈罗德·哈格。到伦敦警察厅刑事档案办公室一查，证明他曾16次被判罪，包括强奸一名妇女。再次审问时，他承认曾给达格玛搭车，当她坐在司机室时把她勒死。“我不是有意要杀她，谅必是我将头巾抽得太紧了。”他指给罗伯特看扔掉拎包和汗衫的地方。他说他的乘客在偷他上衣口袋里的钱包时被他捉住了，“对她大发其火”。罗伯特编了一个“网”，使哈格落网。他在旺兹沃斯监狱被处以绞刑。
（伍新尧 郭景元）
11。白垩坑谋杀案
在伦敦高等法院，我正在给一件民事诉讼出庭作证。
“这不是医生普遍同意的意见。”律师开始了他的质问。我也用同样的口气反驳：
“我认为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医生会普遍同意的，但……”
法官打手势叫我停下来，我等着指责。但是这位老练的卡斯尔甩法官先生仅仅对我苦笑一下。
“大夫，”他充满感情地说，“这要你来告诉我吗！”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该案中第八个出庭的医生，而鉴定的意见涉及的面很广。
我们这里审判的诘询制度容易使鉴定人丢脸。我的老朋友埃利克·加德纳和我有一次被搞得好像我们对案件的判断有极大的分歧，其实，我们是几乎完全一致的。在那个奇怪的案件中，真正的冲突是在医学证据与首席法官称之为“常识”之间。我固执己见而加德纳却较通情达理，于是我们冷静下来。最后，法官告诉陪审团，他们无需准确地知道凶杀是怎么干出来的或者为什么要凶杀，或甚至是谁干的，便可以裁决，而对警察当局这个案子就算是“结案”了。正义得到了申张，但那个白垩坑谋杀案在法医学历史上仍然是未解决的秘密之一。
星期天早上9点30分我到现场。乍一看，好象是件一目了然的凶杀案。死者男性，脸呈梅红色，脖子缠着一条索套。尸体斜躺在一条浅壕沟里，壕沟长6英尼刚好够埋下，好象就是挖来埋尸体的，但实际不是。它早已挖好，很可能是战时军队挖的；但是军队的铁锹不会用松土填满尸体后面的空间，这些泥土也不是从沟的斜坡上滚下来的。显然有人动手埋葬过尸体。
由于下了一场大雨，遍地泥泞。我们到达壕沟时，鞋子都粘满了泥巴。但死者的鞋子却不是这样，甚至连鞋边和鞋底都很干净。也许是大雨冲洗干净，也许是被人抬到这里来或者拖着他的脚拉来的。他的茄克衫、马甲、衬衣和汗衫全都卷缩到肩部，就好象他的背从地面上滑下来或被拖到现在所躺的地方一样。
套绳和一条肮脏的绿布缠在一起，打了个很复杂的缠结，但缚得很松，可以从他的头上提起来。裤子的背带仅仅连在长裤后面的钮扣上，搁在背后。
这条壕沟位于萨里郡涅尔登罕附近的白垩坑底部。这里一片荒凉，到处光秃秃。最近的树木是在白垩坑顶，大概有30至40码远。尸体是前一晚即1946年11月30日发现的。埃利克·加德纳象往常一样，被验尸宫委托在灯光下作了初步检查，估计这个人大约死了48小时。
我以顾问的身份被萨里郡警察局召请来观看加德纳在停尸室作尸体解剖。窒息征象非常明显：头和颈上部皮肤暗黑色，面部特别在眼白以及头皮下有许多点状出血。全身各器官，特别是肺高度郁血青紫，肺、心、脑、胃和小肠点状出血。
有一条索沟围绕着脖子。如果索沟呈水平方向，便可明确的下绞死的结论。但它不是。索沟的最低处（也是最深处）在右侧，而最高处在左侧，差不多高达耳下部，形成一个倒“V”字。这是一个典型的缢死特征：就象教科书上的缢死案例。
勒死通常是他杀，而缢死几乎从来不是他杀。绝大多数缢死是自杀，极少数是意外灾害。文献报告的他杀缢死案例，常常先使受害者失去抵抗能力。在私刑处死时，总是被几个人一起制服的。在另几个著名案例中，受害者不是老人就是因酒精、药物或严重损伤变得十分虚弱者。本例死者是个男子，很年青、很健康，既没饮酒，也没服药，除了缢沟之外，我们仅发现微不足道的一点损伤痕迹。
头部有几处细小表皮剥脱，前臂中段有一处挫伤，但皮肤完好；另一处挫伤在左髋部前面，右侧两根肋骨末端骨折，伴有轻微挫伤。右胁部有一些刺戳撕裂。所有这些损伤加起来也还不能使他失去对被缢死的抵抗力。这样的损伤，我在自杀缢死案件中经常见到，最可能的原因是绳子断了，跌在地上造成的。
我们极其仔细地寻找他身上和衣服上的抵抗痕迹，但没有发现。他的手无伤痕或污垢。
我认为，加德纳也同意，医学的证据明确地指出是自己悬吊。
自己悬吊并不都是自杀。在受虐狂的行为中，死者可以把自己缚绑起来而意外地自己吊死。这样的案例并不罕见：他会解开前面吊带的钮扣，让生殖器露出来。为了得到性快感而悬吊自己时，他可能将绿布包着绳索以保护脖子不受粗糙的绳索摩擦。
尸斑和尸僵显示尸体躺在壕沟时是刚死或死后不久。难道死人会自己躺在这里吗？他会不会是在白垩坑上的那棵上悬吊，就要死亡时掉下来，然后，还有一点意识，蹒珊地滑下小坡，最后滚入这壕沟里？单从医学观点来说可能性是极小的。
会不会是某个人把他从树上放下来，搬到壕沟里？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好心？也许，一个陌生人发现了他上吊，便把他放下来试做人工呼吸，这个方法无效时就带着或拖着他去找人帮助。也许后来他死了或者是他的营救者认为他已经死去，然后惊慌失措地考虑到警察会怎么想的。怎么办？刚好这里有一条6英尺长的壕沟。在冲动之下将尸体丢进去……然后，对这样做更加恐慌起来。要么把他埋掉。但如果有人看见他这样做，人家也不会相信，于是惊慌失措变成恐怖，便逃离现场。
这是可能的，但不见得就是这样。警察在树上寻找绳索或衣服纤维，没有发现任河东西。
同时，他们还搜查了死者的口袋，发现了他的身份证。到1946年底，我们英国仍然携带这些战时的遗物。
他的名字叫约翰·麦克梅恩·穆笛，35岁，在雷格蒂·希尔旅馆酒吧间当招待员。这个旅馆离发现尸体的白垩坑12英里远。前个星期四有人最后看见他在大约下午5时离开旅馆，即加德纳最初计算的死亡时间前几小时。
穆笛到旅馆工作才几个月。他们说他很文静，不得罪人，这种人极少可能被杀或自杀。警察在他房里找到的杂志和书里没有发现暗示变态性欲的东西。没有发现任何线索，但有一封律师的信，信上威胁说除非穆笛交还三张没签字的支票，否则就要采取法律行动。这些支票是一家房产公司要他送交公司董事的。这封信寄到温布尔登的一间房子，穆笛找到旅馆的工作之前就租住在那里。显然公司董事拜伦·布鲁克夫人曾经住在同一个屋子里。第二封信重复第一封的内容，几天后寄到旅馆给穆笛。
为验尸官作调查工作的侦探警官弗雷德里卡·舒布里奇去到温布尔登，拜访穆笛以前的女房东伊文思夫人。她说：虽然他租用她的房子才六个星期，对他了解不多，但看来他是个正派文静的人。布鲁克夫人只在那里生活了10天，住在她女儿的套间。伊文思夫人说她曾在那里的一次宴会上介绍布鲁克夫人同穆笛相识。其后她谈到穆笛是个单身汉，布鲁克夫人就说：“嘿，眼睛那么漂亮，很快就会有对象的。”就伊文思夫人所知，那是他们唯一的一次相会。
当穆笛的颈部照片冲晒出来时，其中一张显示出一条直线压痕，但肉眼看不见。它构成左耳下部悬吊角的底边。这意味着套索在悬吊之前就抽紧过。
警察在报纸上报导了白垩坑发现一具尸体，向公众呼吁提供情况。两个花匠前来报告说他们在前一个星期三，即穆笛失踪的前一天，看见一个行踪可疑的人到过霍尔登罕附近的白垩坑。这个人曾经站在山顶上，看见他们后就很快跑到坑边，跳进一辆停在那里的汽车，发狂似地加快速度，调转车头跑了。他们只瞥见他一眼，却记得汽车。这是一辆小黑色轿车，8到10匹马力，可能是福特或奥斯汀牌。两个人都记得车牌号码是101。
这个案子仍在验尸官的调查之中。警官舒布里奇去调查写信给穆笛要求把支票给布鲁克夫人的那个律师。这个律师告诉他，他们是受房产公司主席汤玛斯·雷委托的。于是舒布里奇到肯辛顿蒲福公司汤玛斯·雷的房子里找他。雷说这全是一场误会。他曾错误地以为穆笛是布鲁克夫人的一个朋友，因此送去支票。布鲁克夫人在支票送到时已经离开了温布尔登的那个房子，穆笛将支票交给她的女儿，这样就耽搁了一段时间。
布鲁克夫人和雷在一起，她告诉舒布里奇，她不知道支票的事。她还说只见过穆笛一次，在楼上和伊文思夫人在一块的时候。
舒布里奇进到房产公司办公室，最后拿到内附支票给穆笛的信的档案副本。里面写到：“布鲁克夫人命令我们将你保管的支票送给她。”
随即这个案子由萨里郡刑事警察局局长、侦探警长罗伯茨接管，他是一个镇定、经验丰富的、坚韧不拔的侦探。
经过周密的调查，不止一点证明汤玛斯·雷是条大鱼。他66岁，极胖，是个有资历的律师，新南威尔士的前任司法大臣。他在1930年回到英格兰，不久他的女管家和情妇拜伦·布鲁克夫人也跟着回来。布鲁克夫人和他同年。她告诉警察，由于他阳萎，他们的性生活早在穆笛死前10年就结束了。但他的性爱好并没有降低，她说他的嫉妒心增长到着魔的程度。当她还差4岁就是70岁的高龄时，他还留心这事。他十分荒唐地指责她和三个青年男子（全部都是温布尔登那间屋子的房客）发生性关系。一个是她自己的女婿，另一个就是可怜的杰克·穆笛。
萨里郡警察局长要求伦敦警察厅协助，结果派了侦察总警长阿瑟·费尔波特去负责。精明的、顽强的、毫不妥协的费尔波特没有被这个前司法大臣所吓倒，当然更不会被同样是不妥协的，反复说法医学证据不支持指控凶杀的一个病理学家所吓倒。我认为在作出会导致送交审判的任何指控之前我必须站在这个立场上。我认为，这件案子不能毫不含糊地支持政府，尽管我对萨里郡警察局是支持的；病理学家不应该“偏袒”。
埃利克·加德纳的意见比较有帮助。他指着头部和臀部的挫伤说，穆笛是受过“殴打”的。他提出，脑部的出血也许不是窒息造成的，而可能是震荡所致，由前额损伤造成（虽然皮肤没有见到损伤）。他补充说，胃和小肠的郁血“很可能因为腹部受击，例如用膝盖猛撞胃部，事实是这样提示的”（虽然腹壁没有损伤）。最后加德纳说，他从未见过用打简单的半结的绳套吊死自己的。他也没有见过自缢时呈现缓慢的窒息征象。我只能报告说我的经验是正好相反。当然，我所见过的自缢案例比加德纳多得多。
虽然很明显加德纳比我年纪大些。可他是个“普通开业医生的病理学家”，也就是说不是经过正规训练的病理学家，而是仍然参与验尸官案件的普通开业医生中的一个。公正地说，他干得还不错。但这一次他似乎太急于使伦敦警察厅高兴。我坚持我们原来的发现。这使费尔波特大为烦恼，因为他要去解决其他问题。穆笛年青而健康，雷年老而肥胖，几乎不可能杀死穆笛并把他的尸体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拖到白垩坑里去。但如果其动机是精神错乱的嫉妒，为什么人家要帮助他杀人呢？
在英国雇用凶手是不容易的。费尔波特认为如果被雇者不知道是图谋杀人，要雇一个刺客还是不困难的。如果雷雇用某人把穆笛诱入一个无法自卫的地位，他可能仍然不知道穆笛已经死了。然后，知道他成为凶杀案的同谋，他会非常惊慌。凭借如此高超的思考，费尔波特向报纸提供一些他们欢迎的消息：在白垩坑发现的死者名字和照片。
这是在穆笛死后两个多星期后登载的，马上就收到了效果。读了这条新闻后九小时，一个名叫约翰·威廉·巴金罕的退休拳击家来到伦敦警察厅告诉费尔波特，雷付200英镑钱要他绑架穆笛。“雷告诉我，穆笛正敲诈住在温布尔登的一个年青妇女和她的母亲。他想使穆笛签字承认并且离开英国。”巴金罕的一个女朋友将穆笛勾引到博福特公园雷的房子里，巴金罕和一个名叫史密斯的同伙等在那里。“我们将他推到前面的房间里，没有搏斗，他没有表示要打架。我们把他关在里面。”巴金罕说他走出屋子时雷已经付钱给他了。
费尔波特把巴金罕的供述给我看。“你还说这是自杀吗？”他问。我提醒他我从没说过这个案子是自杀，而仅仅说从医学角度看没有什么证据能将它和自杀区分开来。对费尔波特来说，我是多么使他恼火啊！
警察很快就抓到巴金罕的犯罪同伙，劳伦斯·史密斯，一个雷曾经雇用过的木匠工头。他证实了巴金罕所述的故事的开始部分，但反驳其余的。他说当穆笛进来时，巴金罕手里拿着一条毯子等在那里，而史密斯自己则拿着一条布带子。“我站在穆笛前面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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