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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医生涯四十年-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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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参加了美国兵营的一次舞会，后来和一个朋友玛格丽特·琼斯下士一起回营房。那晚很黑。“要我送你到办公室吗？”琼斯提议。“不必啦，谢谢！”很可能这就是她活着时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琼斯下士进入妇女盥洗盟间开了灯。有一个穿着皇家空军制服的男人在里头。当格林诺誓长问她时，她回忆当时的对话很清楚：
“你在这里干什么7”
“我迷路了。这是一号基地吗？”
“不，这是妇女辅助空军基地。出去！”
“你能给我带路吗？我喝了酒，看不见路。”他蹒跚地站起来，又倒在门边。
她带他出去，并指路给他。
“我能谢谢你吗？”他开始向她走过来。
“不，走你的路！”
这就是威妮弗雷德·埃文思换上西装裤后上夜班要走的路。一号基地离这里不够一英里远。
格林诺将调查集中在一号基地。很快他就听说有人看见一个空军士兵在凌晨1点多钟摄手摄脚地在黑暗中上床。早上5点30分他就起床，将他的军衣擦干净并且熨平，还刮掉鞋上的泥巴。这时间做这种不寻常的活动足以引起注意。
他原是伦敦体育运动俱乐部的阿瑟·海斯，37岁，已婚，有一个小家庭。他立即被安排到辨认行列中去。他不知道琼斯下士正在辨认着这个行列的人员。
“就是他！”她毫不犹豫地说。
当格林诺询问海斯时，他承认在妇女辅助空军队盥洗间和琼斯下土偶然碰见过。但没有承认别的事情，并说他那天晚上上床睡觉的时间不到12点半。一个象他那样喝醉酒的人，走一英里路是要花20分钟的时间。
格林诺注意到他手上有一些刮痕，可能被荆棘刮破的。他的鞋上仍有泥巴。格林诺将鞋子带来给我。我发现和泥巴混在的还有砖粉。在那条发生凶杀案的沟里也有碎砖和砖粉。
格林诺还将海斯的皇家空军军衣和长裤带给我。两件服装看起来好象新近用海绵揩拭过和刷过。长裤明显被熨过。尽管这样，两个袖口还是有泥斑，军衣和长裤上有许多淡红色和棕色斑痕，作人血的确诊试验结果阳性，不幸的是浸出液未能测知血型。
我在海斯的衣服上还发现10根头发，其中4根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而与被害人埃文思的头发相同。海斯的衣刷上有一根头发也是这样。我警告格林诺说这些科学证据还远远不能下结论，还警告他不要太依赖泥土和砖粉的证据。“这些证据太一般”。
但格林诺认为他掌握了事实，而且检察官也同意。海斯似乎有点诧异。
当格林诺逮捕海斯时，他眼看着地板坐了四、五分钟。然后他说：“我在想我能否看看你们把我和这个案子联系起来的证据。你不能告诉我吗？”
“不，”格林诺说，“现在不能。”
在贝克里斯的单人牢房里，有人听见海斯在自言自语：“我不知道他们得到什么线索？他们肯定有了一些。”然后对一个守卫说：“警长从我的头上取走了6根头发。如果其中的任何一根在她的衣服上发现，我将如何证明不是他将它放在她的衣服上呢？”如果有什么证据指控他的话，“那就是警察捏造出来的。”
这个案子正好相反。根本就不是警察将海斯的毛发移放到被杀死的姑娘衣服上，而是格林诺去到芝喀什尔郡海斯的家里，从他老婆那里收集到的。经过检查我发现这些毛发与威妮弗雷德·埃文思尸体上取得的完全一致。当然，当无助于该案的处理而抛弃毛发证据时，检察长会根据通常的程序将理由告知被告。
在审判之前，海斯的指挥官收到一封匿名信：“能否请你将这封信交给飞行员的律师吗？该飞行员是被错误地指控谋杀了威妮弗雷德·埃文思。我要说是我杀死那个姑娘。我和她约定半夜在那条路——即你们发现她的尸体的那条路—一下会面。我到时还不见她。等了一段时间，我决定到空军妇女辅助队基地去。在我刚到时，我就听见有声音。我紧靠篱巴站着。听到有脚步声，是个飞行员。我想他没有看见我。然后又看见我认识的威妮弗雷德·埃文思。她说我不应该到这里来找她。一个妇女辅助空军队员朋友曾提议和她一起走，因为走在前面的飞行员酒醉迷路……”
写这封信的人为什么会知道海斯酒醉迷路呢？只有两个人知道这一点：玛格丽特·琼斯下士和伦敦体育运动俱乐部的阿瑟·海斯——在监狱中等候受审的人。
这封信是用黑体大写字母写的。警长切里尔没有发现上面有指纹，但他报告说，字迹和从海斯衣物的一个修补标签上的字迹“相符”。尽管发出这封信时海斯已在诺利芝城监狱，但并没有妨碍它作为指控海斯的另一个证据的价值。这个证据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有力的。
1945年1月举行的审判，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日子。曾经在盖氏医院工作的我的老朋友埃利克·比德尔在审判刚开始时因一次交通事故丧命。我在等待出庭作证时，法庭宣读了他的死亡证明书。我发觉要使我冷静地专心作证是非常困难的。
这场审判对于海斯来说，无疑更糟糕，他被处绞刑。
在我们到贝克莱斯后一个月左右，从一辆路过的车上抛出—个垂死的人，差不多掷到我们头上。他是被车撞倒后给卡车拖走的，后来才知道汽车是笔直地朝他开去，作为谋杀的手段。
受害者是一个退休的海军船长，56岁，名叫拉尔夫·贝尼。当时他正在为自己的事情走过伦敦商业区。突然有个青年从一部汽车里跳出来，用一把斧头砸烂一间珠宝商店的窗户，抢走了一盘戒指和珍珠项圈后，又跳进车里，立即开车走了。这时是午餐时分，街道上很热闹。有几个大胆的人试图拦住车子，但驾车者加大油门行驶，他们只好跑开。贝尼船长是很勇敢的，但也几乎是愚笨的。他跳到路中间，伸开双臂，想阻住汽车，但驾车者笔直地向他开来。贝尼被撞倒，车轮子从他的胸部碾过去，使他躺在路上动弹不得。人们还来不及去救他，驾车者因为看见前面的路不通，就往后倒开，快速倒开几米远，再一次从贝尼船长身上碾过去。当调转车头往前开时，车子钩住了贝尼的衣服而被拖走了。
另一部汽车沿着朗伯大街追过去，追到伦敦大桥。“救命啦！救命啦！”被拖着不断碰撞地面的船长大声呼叫。过了大桥，拐了个弯来到图里大街靠近火车终点站。经过这样可怕地被拖了一英里多路后，贝尼船长被抛到路边石栏上。几分钟后他被送到盖氏医院，几小时内，他就死了。车轮碾过时，使他的肋骨骨折，双肺被挤压并被折断的肋骨刺穿。由于拖拉和撞击地面，周身都有伤。
汽车开跑了，后来被抛弃在爱尔兰政厅附近。伦敦商业区警察很快就追查到驾车者和打碎橱窗的抢劫犯。两个人都是伦敦南区被称为“象孩子”罪犯集团的成员。驾车人罗纳德·赫德利26岁，被判为杀死只尼船长的凶手，处以绞刑。他的同伙汤玛斯·詹金斯判处监禁8年。
汤玛斯的弟弟查理斯·詹金斯两年后参加了抢劫夏洛特大街一间珠宝商店的行动。当他和两个同伙正在逃跑时，一个骑摩托车的具有贝尼船长那种公共道德的人，阿历克·安弟奎斯试图拦住他们。尽管他费尽力气还是被他们开枪打死。致命的一枪是由克里斯托弗·杰拉史蒂开的。但查理斯·詹金斯也握住一支上了子弹的枪，两人都被判处绞刑。以后，人们就制造了一枚贝尼奖章，专门奖给勇敢的人，以此来纪念那位勇猛无畏的海军英雄。
在这摩托车凶杀案后几个月，我受理了一件奇怪的自行车“强奸”案。
一天黄昏，我被叫去检查一具女尸，死者年龄约55岁，被发现死在赫弗特夏边界上一条乡村沟渠里。她穿的大衣和女上衣卷到腰背部，扎口短裤拉了下来，但没有拉脱。她的阴户撕裂，两侧都有挫伤。面部受到严重的挤压伤。
警察一发现这具尸体，就考虑这是强奸杀人案。但综合看来并不是真正的强奸案。衣服没有撕破，没有搏斗征象，没有性交证据，没有勒扼或其他伤痕。生殖器的挤压伤是那么严重，我认为是比男性生殖器重得多的东西插入明户造成的。但是为什么她的大衣和上衣会被推向上，衬裤却被放下来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她是在酒店参加了一个集会后回家，谅必是在漆黑的路上蹲下来解小便。
我估计她大约死了20小时，也即前天晚上11点半钟。在死前不久喝了啤酒。路很荒凉，天是那么漆黑。当她蹲下来——或者我认为更可能是解完小便准备起身时——一辆自行车朝她冲过来，前轮插进了她的阴户，手把或车灯撞到她的脸。她的脑部受了挫伤，这证明使脸部损伤的暴力必定很大，而且可能将她撞昏。后头部较小的损伤可因撞到时仰面朝天倒下去所致。血液流进喉头。她被拖到草地边后逐渐衰竭死亡。
刑事侦案局的调查证实了这一推论。查到了骑自行车者，是一个16岁的青年。这个悲剧发生后他惊慌失措地离开这个妇女。她不是死于头部损伤，而因吸进血液室息致死。
战争时期，我受理的最后一个案例是在扑茨茅斯港造船厂海潮中发观的无名男尸。死后在水中浸泡已有6至8周。显然他是溺死的。但双手却被绳子捆绑在身旁。“我们认为像是被杀的。”刑事侦察局的警察相当响亮地说，好象他们所说的是十分明显的事一样。
“照我看来不是。”我说我没有看见外表有损伤，也无绳子缠住脖子或扼勒痕。
“但是，他被捆成像是准备要烤的鸡一样。”负责该案的探长说。
我从绳子松开端逐渐追朔到起始端，一个绳套缠着两腿。每个绳结都向上拉紧。“我认为是他自己的手和牙齿打的结。”我说。用手电筒照亮死者的口腔，看见牙齿缝中卡着一小股绳子。
警察调查证实这是自杀。这个男人是个游泳能手，他想保证自杀成功，就这样做了。
（伍新尧 郭景元）
10。钻石织纹的鞭子
战争结束时，我原来的秘书，快乐年青的金发女郎莫利·李费伯里离开我，结婚了。她的继任者是25岁的珍妮·邓恩。她有吸引人的黄铜色头发，富于同情心，深爱我的事业。在我们结婚之前，她为我工作了10年。我的前妻一年前死于多发性硬化症，在我们结婚的那天，珍妮动人地微笑着讲，“最初的十年是最坏的。”而这是真的。她成了我配合得异常好的伙伴。我们两人以后共同工作了20年，直到她后来在50多岁时因患癌症而不幸早死。
由于这两位姑娘，使我工作有了一个特点，我从来没有为哪个案件的准备和出庭感到焦虑。我知道：我的“现场记录”，到达和离开现场的时间，伦敦警察所的医生、警察官员和科学实验室人员的名单，我作报告的确切措辞、绘图、照相、标本——在我步入法庭时所需要的一切都会准备得井井有条。在那些年代，她们俩虽然年轻，但都十分关注我不被律师所驳倒。在那么不寻常的时间，在极端不方便的工作条件（常常在很脏或使人感到厌恶的地方）下同我一起工作。有一次，我们处理一件凶杀案，珍妮还同我在一个男公厕里呆了一个多小时。我所得到的一切荣誉大半要归功于她们记笔记、做记录时的刻苦认真和她们对细节问题毫不动摇的注意力。
她们还给我巨大的帮助，就象“缓冲”接头一样。在我还年青的时候，在态度生硬方面是典型的英国派。她们却能使最倔强的来访者在几分钟内丢掉架子，用十分安详的魅力使他们感到心情舒畅，而我只要在她们为我创造的光辉中坐享其成就行了。
如果说我看过凶手在他的“杰作”上签名的话，那就是钻石织纹的马鞭在玛格丽·加德纳身上造成的印痕。在她的乳房、躯干、背部有17处鞭打印痕，界限都很清楚，可以按数学的精确度测量出来。“要是你找到了那条鞭子，你就找到了凶手。”我告诉警察。
经过三个星期艰苦的工作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凶手和鞭子。
这个凶手取了一个贵族头衔的名字：内维尔·乔治·克利夫里·希思，但有时更喜欢用诸如达德利勋爵或阿姆斯特朗陆军中校那样的别名。他的经历虽然短暂，但却富有冒险性。他有1937年20岁时参加英国皇家空军，很快他就开了小差，因而以擅离职守的理由被开除。在三个月内，他因装扮“达德利勋爵”的诈骗以及他供认的其它八件诈骗案而被捕。六个月后因破屋抢劫、伪造罪和他自己承认的10件其他欺诈行为被送到青少年犯感化院。但他有他的一套办法。战争爆发时他参加了皇家陆军后勤部队，被认为是军官的好人材而取得军官资格。后来驻扎中东，在那里干了不到一年又因欺诈、使用空头支票而被撤职。经由好望角遣送回国，途经南非德班港，他摆脱了警卫，溜到约翰内斯堡。在那里参加了南非空军部队，升为机长，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
战争结束时，他的老婆因遗弃而和他离了婚。他因佩戴非授给他的勋章和其他犯法行为被送交军事法庭，并被开除军籍。1946年2月他回到英国，几星期内，他又扮成达德利勋爵或阿姆斯特朗中校，佩着他没有资格佩带的勋章。这一切都预示着他很糟糕的将来。事实上他还活不了六个月时间。
6月16日，星期天，希思在彭布里吉旅馆租了一间双铺房间。他在住宿登记簿签上真名，但在真名前加上中校的假衔头，填了一个罗姆尼的住址，并说跟他一起来的姑娘是他的妻子。事实上她也希望是他的妻子，虽然她只是在前一晚的舞会上才见到他。他向她求婚，她接受了，并同意提前干结婚后的事。这里不写她的名字，因为她很可能还活着，也许有了幸福的婚姻，将她的名字发表出来就显得有点冷酷无情了。她幸而只同希思平安地过了一晚，第二天就回她父母家里。希思一个人留在旅馆里。
到下一个星期四，希思又结识了一个叫玛格丽·加德纳的女人，她比希思大几岁，已婚，颇有诱惑力，私生活乱七八糟。他们一起到肯辛顿的巴拿马俱乐部跳舞、喝酒。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后来证实，他们在午夜后才回到旅馆。他们的房间直到第二天下午2点钟仍然关着，女招待员敲门也不应。这时女副经理开门进去，房里相当黑，她摸索着过去拉窗帘。一张床空着，但近门那张床的被子下隐约可以见到一个人形。她掀开被子，一看使她全身毛骨悚然：只见一具裸体女尸被绑着双脚，双手反绑在背后。
当时我正在伦敦的警察学院讲课，一个电报要求我去现场。下午6点半钟，我和珍妮两个都己在彭布里吉旅馆4号房里。
除了17条鞭痕以外，其他的损伤也是骇人听闻的。两个乳头和部分乳房组织被残忍地咬掉，阴道有7寸长的撕裂伤。
“是用钝器捅的。”我告诉侦察总警长巴雷特。
他指着火炉上的一根短火钳说：“象不象这个，大夫？”
“很象那个。”这种损伤肯定不是粗暴的性交造成的。
从这么大量出血看来，显然是她的心脏还在跳动时遭受这样残忍粗暴的刺戳。而且这还不是死亡的原因。她的脸发紫，表明死于窒息。将尸体搬到停尸室进行解剖，发现心脏和肺都有典型窒息征象。由于没有扼勒征象，显然她是被闷死的。检查时她的身体仍然温暖，阴道温度为华氏84度，室温为华氏63度。考虑到窒息死时，体温通常升高，我估计她死在半夜或当天凌晨。警察后来了解到他们两个是在半夜12点15分回到旅馆的，有人在1点30分左右听见砰的一声门响，很可能希思那时离开。在其间没有听到别的响声。
为什么没有响声呢？希思干了那么多暴行（很可能开始是用鞭抽打）而她一点也不叫嚷呢？
后来，这个问题由希思作了部分回答。他说他塞住了她的嘴，并且找到了一条沾有口水的领巾和那条鞭子。他还把她的手脚捆绑起来。我注意到她的手腕有轻微的红晕，她手臂的姿势表明曾被反绑过。为什么没有抵抗？是不是她自愿给他捆起来的？
很可能是她同意的。后来搞清楚玛格丽·加德纳是一个受虐狂者。她喜欢被人捆绑和鞭打。她到希思的房子里要求给予使她愉快的鞭挞。因而当她赤身裸体地给他打时，他就重重地鞭挞。但她谅必知道那样做的危险。事实上，按照替希思辩护的皇家律师顾问卡斯威尔的说法，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她倒不在乎。几年以后，卡斯威尔写道：“几乎可以肯定，在死前一个月，她就和希思一起在另一家旅馆卧室里，只是旅馆里的一个侦探及时的干预才使她免遭杀害。她被翻来复去地鞭挞，而希思则象恶魔那样站在她身上。”
希思在彭布里吉旅馆留下了他的指纹以及他的名字之后就去瓦辛找曾被他“堂而皇之”奸污过的姑娘。他答应她结婚。她给父母介绍她的“末婚夫”，她的父母也象她一样，被“陆军中校”这个头衔迷住了。直到报纸上揭露他的罪行而刊登他的名字时才觉醒。希思潜逃去布恩莫斯，在托拉德·罗亚尔旅馆登记簿上使用了响亮的名字“空军上校鲁珀特·布鲁克”！几天以后他开车子兜风，使出全身解数，用他那不可否认的魅力向一个受人尊敬的，名叫多琳·马歇尔的姑娘献殷勤，这个姑娘当时住在诺福尔克旅馆。他带她去他的旅馆吃午饭，然后又吃晚饭，坐在一起聊天直到半夜。他想送她回诺福尔克，她反对，并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希思却说服她，让他去回掉汽车。他俩一起步行。“我会在半小时内回来，”他告诉值班门房。“不，15分钟内。”她纠正他说。他们两个都错了。门房没有看见希思进来，早上4点钟去看他的房间时，却见希思睡在他的床上。第二天，他告诉门房他是从梯子爬窗进来的，一个小小的玩笑。然后他就出去当掉多琳的戒指和手表。
警察得到通知，多琳·马歇尔失踪了。诺福克尔旅馆经理知道多琳失踪那天黄昏坐着出租汽车去托拉德·罗亚尔旅馆。她是不是在那里吃饭？托拉德·罗亚尔旅馆的经理认为她可能就是和空军上校鲁珀特·布鲁克一起来的那个姑娘。希思对这个看法一笑置之。但后来他又打电话给警察说他或许能帮助他们寻找。他们表示要派一个警察带着多琳的照片来希思住的旅馆。他说不必了，下午5点30分，他到车站去。结果他准时到达。
他认出多琳的照片，告诉警探索特说当时他和她已经步行回到诺福克尔旅馆的花园，然后他就去海边溜达。
索特密切的注视着这个自称为空军上校的家伙。他觉得他很象伦敦警察厅最近通缉的人。
“你不是叫希思吗？”索特打断了他的讲话。希思否认这一点，但听到这句问话后发抖得要命，以致他说他要回旅馆穿茄克衫。警察有礼貌地帮他取来，并当着他的面检查口袋，发现有一张铁路行李寄存处票据。这张票据使他们很快找到一个公文包，其中就有一条皮革织成的马鞭，有钻石型织纹。当这条鞭子给我检查时，发现这条鞭子的织纹与玛格丽·加德纳尸体的伤痕在细节上完全一致。但希思仍然否认他杀死玛格丽·加德纳。
后来由于一群苍蝇从杜鹃花灌木丛中飞出来，才在布伦克萨峡谷发观了多琳·马歇尔的赤裸的碎尸。她的衣服不脏也没有损坏，说明衣服是没有搏斗就脱了下来。但她的手有切创说明她为了自卫夺过凶手的刀。很可能第一次打击就损伤了她的头部，使她丧失抵抗能力。她的手腕和脚踝被绳子捆住，她的乳房被残暴地咬烂——一个乳头被咬断，还用刀子乱砍，肋骨变形，喉咙被割断。当凶手用一根粗棍子戳裂她的阴道时，她早已死于颈动脉大出血了。
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一号法庭的被告席上，很少有人样子是漂亮而轻松的。但这个没有人性的希思却都具有。他举止文雅，精神饱满，相貌漂亮，体格健壮，这样的人不可避免会吸引许多女性。他是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我无法判断，因为卡斯威尔不让他申辩。这个决定的一个结果是被告不能完全驳倒起诉的论据：希思在他杀死玛格丽·加德纳之前，从未表现出性异常。的确，他从未因性犯罪行为受到审判甚至控告。但当他还是一个小学生时他就攻击了一个女孩子，在南非时企图强奸一个青年妇女。在该谋杀案之前不过几个月他在斯特明旅馆将一个裸体姑娘的手反绑住，进行毒打而被人发现。他那虐待狂的淫欲已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这个姑娘如果呼叫“救命！”“杀人啦！”可能挽救她的生命，但是后者为了避免损害名声而不敢告发他。基于同样可以理解的原因，其他一些案件可能至今未被发现。
卡斯威尔不叫希思申辩是因为害怕希思会表现得很镇定、条理清楚、态度自然，以致陪审团决不会相信他是精神错乱的。唯一可以作为辩词的是精神错乱，根据麦克纳汀法则，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主要的测验，任何陪审团都会知道，其衡量标准是由两个问题组成：被告知不知道他自己做的事情？如果他知道，他晓得这是错误的吗？而如果他仅仅是不能够抵挡那野兽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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