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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死于昨天-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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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鸦雀无声。这次第一个理清头绪的是列斯尼科夫，戈尔杰耶夫不算，因为娜斯佳已经在这次会前给他讲过了。
“你想说，他们只不过是想通过戈托夫齐茨和巫师伊涅萨这种类型的人达到目的？”
“有可能，但并没这么简单，”娜斯佳反驳道，“这只是一种方案，可能还有其他的，但跟我们作对的这个团伙采用的恰恰是这种手段。趁主人不在家，溜进屋翻看记录，查找那些抱怨自己为情所困，难以摆脱丈夫、情人、女友、上司……的人——患者的名字登在记录上。找到他们，接着又很快查找到摆布他们情感的人。于是开始打开这些人的关口，招募他们，使之归附。这种推测是靠得住的。因为假如具有强烈磁性的人善良正直就不会利用这点使人痛苦，而他亲近的人就不会有难题；而假如有人求助于巫师和心理医师，就是说这个人滥用别人的爱，这正是犯罪分子所需要的。如果我没说错，那么伊涅萨的死因就显而易见了。她从不记录患者的真实姓名。她扮演的是巫师的角色，所以给每个患者一个假名，仿佛是为了同至高无上的神明沟通——这虽然是一小部分人，但她这一辈子也不算白活了。犯罪分子在她的记录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但上面却没有名字，真实的名字。于是他们就从她这儿拷问出来——现在只能猜想发生的这一切了。据了解伊涅萨的人讲，伊涅萨是一个非常有自制力的人，对自己和别人的秘密守口如瓶。强迫她回答莫名其妙的问题是办不到的。可能用金钱诱惑，也可能恐吓她，但她还是没说出患者的姓名，直到开始折磨她为止。得逞后，犯罪分子丢下流血不止的伊涅萨扬长而去。他们大概以为她死了，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他们惨无人道，嗜血成性。幸好今天可以断定他们需要的名字是卢托娃。卢托娃为了摆脱自己对侮辱她、贬低她，甚至殴打她的丈夫的迷恋，经常找伊涅萨。罪犯找到卢托娃也就找到了她丈夫，很快卢托夫就归顺了他们，为他们做事。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但他曾和乌兰诺夫打过交道并且最近又装扮成一个好心的记者，死气白赖地要帮助伤透心的、被人出卖的不幸的女作家塔姬雅娜。”
“那戈托夫齐茨呢？”格梅里亚又不耐烦地喊道，这次他把嗓子喊哑了，“你快讲戈托夫齐茨。”
“戈托夫齐茨也是这种情况。溜进房间，偷看记录。戈托夫齐茨不是巫师，而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医师、医学博士，所以他的记录上如实地写着患者的姓名。找到他们需要的人，周密布置了一番。患者的病史引起他们的兴趣，于是又光顾了戈托夫齐茨家。在这之前，戈托夫齐茨已经吓得没人样了，尤丽娅也已经雇了私人侦探开始了调查。患者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伙人，我同你们讲过，纪律森严，他们必须监视心理医师和他的妻子。因为撬门潜入住宅不是小事一桩，女主人叫来了警察。监视时他们发现尤丽娅去了私人侦探所后又去找丈夫的病人。为什么？她想干什么？根本不知道。但她随时可能去找那个与他们所需要的人在一起的患者。这个心理医师的妻子是干什么的？国家议员？女记者？一个正直的讲原则的人？她到底要干什么？她嗅到了什么？更糟的是按着他们所感兴趣的地址在最不适宜的时刻和他们正考验的人撞上了——仅用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他，网罗了他——尤丽娅突然来了，不知她是出于什么目的又说了些什么。而那个人恰好在家，就马上给她讲了他得到的既诱人又有好处可捞的建议。一句话，这是不能允许的，会坏事。当然，有很多方法避免这件事发生。最简单无害的就是找借口马上让他们需要的人离开莫斯科躲避一段时间。令人头痛的尤丽娅来找丈夫的患者谈话，离开后——这就好办了——这个人就可以回到老地方了。但他们却采取了最残忍的手段，杀死了尤丽娅。这是确凿无疑。既然她是国会议员、记者，那么警察就会按确定的方向搜查凶手，就会在杜马忙活，搜查她在报上揭露的对手。趁乱，又投了一封匿名信，火上浇油，使我们更加相信是政治凶杀案。”
娜斯佳合上记录簿，深出了口气。
“我讲完了。”
戈尔杰耶夫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在这之前，娜斯佳讲她深思熟虑一夜的想法时，他一直摘下来把玩着它。
“我们讨论一下。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先说一件事。米沙正在调查戈托夫齐茨教授登在记录本上的人——我指的是那些有严重心理疾病，并在格兰特侦探所备了案的人。我们已经调查过这些人，但现在的看法有所改变。第二点，我请大家不要觉得有了一个卢托夫，再找到一个‘卢托夫’，就能揭开迷雾，迅速破案。因为仅有卢托夫和米沙正在调查的这第二个人知道的信息还远远不够。——他们和个别人秘密接触，发生必要的影响，但却不涉嫌谋杀。一些人指挥，另一些人动手效劳。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卢托夫那手绝活。揪住结线人只会把事搞砸。自称记者不是犯罪，出钱登载某种文章也不是犯罪。任何犯法的事他们都没干。让他们上钩没必要，再说又无法惊吓他们。结论很不令人乐观：他们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强行逼迫他们只会坏事——放走真正的罪犯。因此我们今天的讨论任务是确定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以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确定了目的我们就能知道谁对此感兴趣，就可以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好了，谁第一个发言？”
“我还是搞不清，”又响起了格梅里亚嘶哑的声音，“为什么限定一个框架？娜斯佳不是刚刚讲过乌兰诺夫，并确信他已经接受了帮助吗？我们就审讯他。他会供出一切的。”
他响亮地打了个喷嚏，擤了擤鼻涕，但这次没忘记道歉。
“格梅里亚，乌兰诺夫什么也不会说的。”娜斯佳转向他回答道。
“为什么？他现在知道了事情真相，知道他妻子依然爱他，从未找过情夫，你怎么还认为他会守口如瓶？”
“因为他已经依赖上了卢托夫，您明白吗？如果您很清楚我所说的，那我就斗胆说一句，乌兰诺夫爱上他了，像崇拜偶像一样。假如乌兰诺夫头脑里还有对新结识的人的评判意识，他就会明白过来，就会在我同他谈雇佣杀手的事时，提到卢托夫。这说明他现在根本不会说的。要迫使他说出来就得需要掌握极有力的证据。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那我们就可以从塔姬雅娜入手。您不是说，卢托夫已对她下手了吗。她怎么样？一口回绝卢托夫了？”
“没有那么生硬，很委婉。不过她清楚说过不需要帮助。格梅里亚，你可别打算碰塔姬雅娜。”
“为什么？”
娜斯佳瞟了一眼斯塔索夫。他正在默不作声、有滋有味地听大家讨论，等着发言。
“因为塔姬雅娜两个月后就要分娩了，我们不能拖着孕妇配合破案。斯塔索夫，你再讲一讲——尽可能别离题——卢托夫是怎么诱惑你妻子的。”
“他向她许诺，在另一种生活中她将自由独立地创作，不再有被遗弃的感觉，不再孤独彷徨，郁郁寡欢。”
“就是这样！”戈尔杰耶夫伸出一根手指，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注意听娜斯佳讲？你们怎么了？当成耳旁风了？我再强调一遍。在卢托夫向塔姬雅娜提供的生活中不会有人排挤她。遭受了别人给她精心安排的一切之后，她应该走投无路，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据他们设想——她该到自裁的时候了。而‘格兰特’侦探所的兄弟们完成维卡的任务时找到了些什么线索呢？他们确认，出钱登载署名某个海伊娜文章的人同某个帮助危机处境的人的慈善机构的头头有来往。我的孩子们，你们是睡醒了呢，还是准备接着睡？我和娜斯佳在这儿说这些是吃饱了没事干吗？”
“等等，戈尔杰耶夫，”格梅里亚嘶哑着嗓子，“你说得有些不连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就是说罪犯很蠢。您不是说塔姬雅娜在等孩子出生吗？那她就会唾弃报刊的污言秽语，经受住丈夫背叛的打击——您可以相信我，我是几个孩子的父亲——等待孩子的出生，如果是热切盼望的，又是第一次，那完全会改变一个女人的世界观。生活对她来说是如此的美好，要当母亲的喜悦超越了一切，什么都无法改变。难道罪犯没觉察到这点吗？孩子的出生这个事实会使他们的全部努力都白费。”
“他说得对，”斯塔索夫望着戈尔杰耶夫低沉地说，他的脸紧张得苍白，“他说得很对。如果事情像我们预料的那么严重，一切还没有结束。他们是不会放过塔姬雅娜的——不使我们失去孩子，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尤拉在娜斯佳狭窄的办公室里激动得踱来踱去。
“费了这么大的劲连个影子都没抓到！活见鬼！我在杜马坐坏了三条裤子，找所有的议员谈话，脑子里寒得满满的，却全是些没用的东西！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政治家和所有的人都一样，和我们一样生活，却根本没用。只要某个议员遇害了，马上向全民疾呼：‘啊，是政治阴谋！连议员都杀死了！简直是场噩梦！举行游行示威！让国家解决！国家法律机关太无能了！’假如死的是普普通通的钳工瓦夏，这就很正常；而触动了议员则是灭顶之灾！瓦夏被杀，警察局还不赖，而一旦杀死了国家议员，警察局可就倒了霉。而议员被杀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一点没有人说出。很快，立案调查。每天撕破了脸皮和人交谈，还要注意搜集的材料是否带有政治倾向。只要侦查员一提交不带有政治色彩的普通材料，马上就怀疑你：可能被收买了，企图消灭政治犯罪的罪证。”
娜斯佳坐在桌旁静静地拟订着某种方案，使尤拉有机会发泄，陶瓷高杯里的水哗哗地开着，娜斯佳拿出两个干净的杯子和一个速溶咖啡罐。
“来点吗？”待他歇气时，她插话简短地问道。
“倒吧，”尤拉嘟哝着，“你给我讲一讲，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指什么？”
娜斯佳把咖啡倒进杯子里，每个杯里放了两块方糖，然后注入开水：
“说得清楚一些，我的不落的太阳，要不然你的激情在废墟中将荡然无存。”
尤拉突然在办公室中间停了下来，放声大笑：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崇拜你。你是惟一一个不费吹灰之力控制我心情的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笑笑，把杯子递给他。
“凭直觉。我认识你已经很多年了。小心，杯子烫。那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问为什么这些异想天开的家伙招惹上了我们的丹娘？”
“你不明白吗？是为了钱，尤拉，一大笔钱。成为她的作品惟一的出版商，可以赚一大笔钱，用它来胡作非为。我和塔姬雅娜昨天谈话后，她给彼得堡出版她的书的出版商打电话，得知前不久一个在彼得堡没人听说的不占编制的外乌拉尔报记者到过他那儿，对著名女作家的个性、她作品的发行量及稿酬数额极感兴趣。当我们在科洛布克的办公室描绘市民大会的场面时，我们的朋友高里亚去查阅，发现没有这种报纸——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就很清楚了，我们所假定的团伙对塔姬雅娜感兴趣的正是因为她是个作家。还有一点，塔姬雅娜的出版商按塔姬雅娜的请求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她是侦查员。很久前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后来塔姬雅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只对读者说自己是个作家。她是侦查员这事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我们的这个隐秘的团伙就更是无从得知了。这就是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
“你根据什么断定他们不知道？”
“假如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东奔西跑地忙活她了。这很容易看得出。这里还有一个绝妙的有利时机：这个团伙不是黑社会组织。这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瞒过黑社会很难，他们到处都有耳目，情报被窃是常有的事。而我们这个团伙没有在权利保护机关安插奸细，所以他们不知道塔姬雅娜的真实身份，只把她当做能给他们赚钱的作家而已。企图把她弄到束手就擒的地步，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迷惑她，温柔地待她，使她驯服，唤起她深入骨髓的、至死不渝的感激之情，牢牢地拴住她的心，并获得她终生的版权。”
“好吧，你说服我了。那乌兰诺夫呢？他们要他有什么用？他难道有一百万美金的私房钱？”
“好像没有，”娜斯佳摇摇头，“从他妻子的谈话中能听出他们的家境不错，但不至于为了这些钱惹上大麻烦。他们只不过赚的比花的多罢了。请设想一下：杀死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雇佣杀手追踪乌兰诺夫，在这之前处理掉了伊涅萨和戈托夫齐茨的妻子，又杀害尤丽娅，在十家报刊花钱登载……还要行点贿赂。——你干吗这样看着我？——是的，伙计们，这是有点老生常谈。我立刻注意到乌兰诺夫夫妻一夜就办好了离婚手续。我请求米沙去了他们住址所在的户籍登记处，迷惑那个女负责人。她当然不承认受贿，但没有否认代理辩护。并且据她讲，不是为政府机关辩护，只不过来了一个人请求她，令人无法拒绝——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假设这个团伙不需要每次都雇帮手，他们有自己所辖的窃贼、杀手和装门面的人，那么这个组织很阔绰。如果追逐小钱，他们就没有什么资产。他们需要乌兰诺夫有什么用，我搞不清。应当同他谈谈，但我不知道怎么使他说出卢托夫。这需要一种办法，让他克服对卢托夫的忠心。会想出方案的……”
尤拉把杯子放在桌上，伸手去摸烟。
“你感到不安？”她问。
“是的。我从来没这么工作过。”
“我懂了，”她笑了，“嘿，应当开始了。你别想做‘老姑娘’了，该出嫁了。”
我不可能再回家了。自娜斯佳对我讲了一切之后，我不能像往常那样望着她的眼睛，再把她的温顺忍让看做是她在为雇佣杀手而赎罪。可怜的维卡，她是怎么挨过这些天的！我是个懦夫，但我不能见她，只好寄宿在母亲那儿。甚至母亲的神经质我都能忍受，而同维卡、忍辱负重的维卡在一起我却无法接受。错误，荒谬透顶的罪过！我竟然怀疑妻子，罪不容恕！现如今我怎么摆脱出来？老天！幸好我还有卢托夫！只要再挺两天，等手续正式办完，就着手解决母亲的住房和赡养问题，一切就完结了——可以彻底告别过去了。危机中心将接受我，我将在那里工作，不必每天和维卡碰面，被难耐的负罪感折磨得痛苦不堪。
从彼得罗夫卡直接到母亲家的那天晚上，我给维卡打电话告诉她我不回家过夜了。
“你未婚妻的亲戚搬走了？”她问，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敌意。
“是，”我怯懦地撒着谎，“现在我要在这儿住了。”
“你的东西怎么办？难道不拿走吗？”
“有空再说。”我敷衍道。
“如果有人找你，怎么跟他们说？”
“让他们留言。我会给你去电话的。”
维卡没问我的联系电话，我很庆幸。
我在母亲那儿住了三天，听她那喋喋不休的“敌人要彻底歼灭俄罗斯人”的呓语。但不管怎样，这要比维卡的默默顺从好受。母亲虽然是精神病，但不是一点理智也没有，她很快就问我怎么不在家过夜。既然儿子不会编造丝毫梦话，只好在关于反俄罗斯倾向的呓语之后，脑子里涌出冗长、激情洋溢的独自：维卡是一条母狗，一个下流的妓女，一个糟透了的家庭主妇，我一丁点也不爱她。
第四天我跟往常一样挂电话给维卡，了解一下谁找过我。听说娜斯佳从刑侦处打来电话，并留下号码，让我回话。我照办了。
“我需要和你再见一次面。”她说。
“好吧，我就来。”我听话地答道。
这次见到我，她显得很冷淡，目光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像变了一个人。
“您找到杀死维佳和奥克桑娜的凶手了吗？”我问。
“没有，暂时还没找到。乌兰诺夫，这可有些怨您。”
“我不明白。”我困惑不解。
“您没对我说出所有参与安德烈耶夫节目赚钱勾当的人。”
“您怎么这么想？我全说了。”
“大概，您忘记了某个人？”
“不可能，”我强烈抗议，“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也没漏掉。”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娜斯佳思忖着说，“我们找到了花钱登载有关您节目文章的那个人，一个很普通的人，什么坏事也没卷入过。仅仅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从他那儿什么也搞不到。他从没与您说的人中的任何一个有过接触。他的熟人中只有一个曾被邀请为您的节目嘉宾，但您却没提到他。这是怎么回事，乌兰诺夫先生？结论是——您故意漏掉了一个人。这很不像话。”
我怒火上升。她在干什么蠢事？！我谁也没漏掉，除了一个人我特意没讲——正是亏了这个人我才认识了卢托夫。我压根不希望警察打扰他，不想他生我的气。他不会跟谋杀案有牵连，这我敢肯定。而其余的，哪怕半夜把我叫醒，我也不会忘掉的。她把什么事与我联系起来了？这个浅色头发的耗子！这时我忘了，正是亏了她——这个浅色头发的老鼠，我才知道我的生活中从没存在过危险，也从没有过什么杀手威胁我的生命。现在这个奇怪的女人只能使我愤怒。
“我再说一遍，我全说了，没漏掉一个，”我气恼万分，“假如您找不到罪犯，这是您的事，不要把它算到我头上。”
“唔，就像您说的那样吧，”她平缓地说道，好奇地瞧着我，“好吧，既然您不愿讲出付了钱的嘉宾，就让我们看一出好戏吧。”
这时我才注意到办公室里的放像机——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娜斯佳放好带子，拿着遥控器坐在桌旁。我出现在屏幕上。还没醒过神，镜头已经扫过去。根据舞台背景我认出这是一次节目录像——恰好是危机中心组织者当嘉宾的那次节目。娜斯佳按了暂停键。
“您记得吗？”
“当然，”我困惑地点点头，“这有什么好看的？”
“暂时还没什么，接着看。”
现在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他正对镜头坐着，但很显然，镜头前至少有两个人，因为有人在向他提问。
“有个人问我，他是否可以在报上刊载自己的文章，我回答说还没人上广告栏，他可以买块地方随便登载什么。他说想登载的是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是广告。”
“您怎么对他说的？”
“我说：如果文章的实质与出版的主题思想不相矛盾，那就不反对。他必须保证文章内容不涉及政治、不诋毁政权组织，除此之外，文章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起诉名誉权受损害的刑事诉讼的把柄。”
“您读过这篇文章吗？”
“没有，它是负责出版的总编经手的。”
“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别了素面！化妆万岁！》”。
“您认识那个找您的人吗？”
“我不认识他，但他留下了名片。”
“在哪儿？您可以给我看看吗？”
“给您。”
镜头对着一张白色名片。上面用烫金字母写着姓名——我没见过这个名字。
娜斯佳又按了一下暂停键。
“您认识这个名字吗？”
“不，我从来没听说过。”
“好，我们继续。”
现在屏幕上的人，我清楚地记得——是塔姬雅娜。在演播室我见过她，当时她作了修饰，显得很迷人。现在她看上去简直就是个丑陋的女人——没有化妆，光线效果又不好……
“我绝望极了，”她声音发颤，“记者围攻我，说我是个没有天赋的写作狂，一个贪婪的稿费捞取者，我完全失去了自信，我的小说写不下去——可能我再也不能创作。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生活……幸好还有一个人会尽力帮我。他是我惟一的希望，只有他——在我艰难的时刻来帮助我，所有的亲人都弃我而去。”
“这个人是谁？”画外音。
“令人惊奇的是——他是个记者。他到我这儿，建议我准备能恢复我名誉的材料，我拒绝了——被视为没有天赋后，你再去作无用的辩解只能贬低自己的人格。我痛苦万分，他于是建议我过另一种生活，我的一切难题都将随之迎刃而解。现在我只能指望他了。”
又停下了带子。
“怎么样，乌兰诺夫先生，这没使您想起什么吗？”
“没有，”我耸耸肩，“记者没有围攻过我。就轻轻地咬了我一口，大骂一通，就缩进了凉亭，没再露头。”
我的确没发现我和这个女作家间的共同点，没人抨击我天资愚钝，我的创作激情还没有干涸；而在艰难时刻有个记者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就像卢托夫对我一样，这没什么惊奇的。每个人都有危机的时候，也几乎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得到帮助。
“既然没想起什么，那我们接着看。”娜斯佳边说边按遥控钮。
现在屏幕画面丰富了一些，又出现了我的一个熟人——他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知道他现在在一家大报社工作。
“您的报上刊载了一篇署有您名字的文章《疯狂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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