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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槭庥泄橇Γ�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张融的话说得对，为什么一定要学王羲之父子的书法呢？应该有后来居上的自信心，要怪王羲之父子生得太早了，看不到后人的书法啊！
还有其他学者也曾表示过这样的意思。例如，宋代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就有如下的文字：“吾每论学书，当作意使前无古人，凌厉钟王，直出其上，始可自立少分。若直尔低头就其规矩之内，不免为之奴矣。”他也批评一些人学柳公权的书法，认为那是“张筋努骨，如用纸武夫，不足道也”。的确，让学习书法的人，陷在古人的字帖之内，作古人的奴隶，或者变成一个用纸的武夫，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何况一个时代的书法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气息，死板地学古人的字体，既不必要，更无意义。这个问题不但我们现在了解得很清楚，古人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明代的王世贞，在《弇州山人藁》论书法的文章中，曾经写道：“书法故有时代，魏晋尚矣，六朝之不及魏晋，犹宋元之不及六朝与唐也。”虽然他的意思是说，书法有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可是，他的意思也可以做另一种解释，就是说，后人要学古人的书法总是学不到的。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时代变了。
试想一想，我们不是曾经见过有些人死学颜、柳、欧、赵等字体的吗？有的学得很象，但是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教学生抱住一种字帖不放，未必有什么好结果。
这样反复说明，我的正面意见应该更容易被朋友们所理解了。我已一再说过，学生在开始学写字的时候，老师应该教一些基本的笔法，然后练习多写普通的大小楷，等到完全学会并且能够运用自如的时候，随他自己高兴选择哪一家的字帖去学习都可以，如果他能够多看各种字体的书法墨迹就更好。所以古今流行的各家碑帖尽可以大量翻印出版，多多益善，以便学者自由选择。我仅仅要求不要过早地把任何一家书法强加于初学的人。
这里留下的唯一问题只在于：初学书法的人如何练习写普通的大小楷呢？我以为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描红模字。大家以前常见到的红模字都是普通的楷体字，学生只要照着红模字，按老师教给的笔法，一笔一笔描划，不用多久就会写熟了。等到熟了以后，自己就能整段整段地默写或抄写诗文小品，就象古人每天默写或抄写千字文一样。在这个基础之上，学生要学什么字帖，岂不是很自由也很容易吗？
我的这一个意见，不知道多数朋友们以为如何？不过有一点应该郑重声明，我决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所以无论朋友们赞成或反对，都不至于影响实际教学，可以放心！
创作要不要灵感
曾经有人认为，所谓创作的灵感是唯心的概念，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灵感。这种认识对不对呢？在一切文艺创作活动中，究竟要不要灵感呢？
应该承认，过去有许多资产阶级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确是把创作的灵感做了唯心的解释。特别是有一些解释也说了一些道理，文章也写得不坏，推理的方法也符合形式逻辑的一般要求。虽然它的前提本身往往违背事实，站不住脚，但是它所举的例证颇能迷惑不明真相的人们，而且有时叙述也颇生动，因此，有不少读者常常被那些解释所欺骗。
大概有许多读者，早年都曾经读过一些谈论创作的灵感问题的文章吧。我从前就曾读过梁任公的题为《烟土坡里纯》的文章，当时觉得他的解释很有道理，文笔又富于情感，心中大为所动。后来慢慢地懂得了他的解释多半强词夺理，主观武断。真正要想了解灵感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决不能从唯心的观点中求得解答。那些关于灵感问题的唯心解释，根本上是错误的。对于那些错误的说法，应该心里有数，懂得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它们。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完全抹杀创作的灵感。事实上，许多作家在从事创作活动的过程中，不可能是毫无灵感的。问题是要看我们对于创作的灵感，怎样认识它的实质，臬分析它的实际作用。不应该把有关灵感问题的研究，看得很神秘，也不应该害怕研究这个问题，不要躲避这个问题。难道一提起创作的灵感，就只能是唯心的概念吗？我们能不能对创作的灵感做出唯物的解释呢？
很明显，创作的灵感无非是一切作者思维活动的高潮的产物。这是人体这个物质结构中最高级最精密的物质构造——大脑的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所产生的。因此，不但艺术家在进行形象思维的时候，要有灵感；科学家在进行论理探讨的时候，也要有灵感。当然，任何思维过程，如果非常平静，没有什么波澜，大脑的活动不紧张，甚至于没有出现兴奋状态，不能形成高潮，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灵感一般地是不会产生的。
照这样说来，灵感是人的创作思给高度集中的产物，而不是人的一切思维过程中都会出现的产物。但是，无论如何，灵感毕竟是大脑活动的产物。因此，它是物质性的。它对于文学艺术的创作和科学技术的研究，都有巨大的作用。因为，只有在思维活动最紧张的时候，大脑才能把对于客观事物的各种反映，加以分析和综合，得出全面的系统的认识，产生了鲜明的形象，或者掌握了科学的规律。我想这就是关于灵感的唯物主义的一个浅显的解释。
在这里，有人要问：那末，我们平常说的灵机一动的思想状态，能不能算是灵感呢？当然，我们不能把偶然的灵机一动和灵感混为一谈。偶然的灵机一动往往没有经过对客观事物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综合的过程，而仅仅根据临时的某些直觉的印象做出不完全的判断。这和灵感有什么共同点呢？
对于创作的灵感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艺术家的灵感来说，只有在平日对于实际生活深入体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在某些时候接受某种偶然的刺激，或者由于某些事物的启发，引起某种联想，因而触动了蕴藏已久的灵感。但是，这和偶然的灵机一动是迥然不同的啊！至于说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斗酒诗百篇”之类的传说，那只能作为谈笑笔的资料罢了。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的一个故事来了。据唐代的朱景玄编的《唐朝名画录》记载：“吴道元……浪迹东洛时，明皇知其名，召入内供奉。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将军、张旭长史相遇，各陈其能。时将军裴旻厚以金帛，召致道子于东都天宫寺，为其所亲将施绘事。道子封还金帛，一无所受，谓旻曰：闻将军旧矣，为舞剑一曲，足以当惠；观其壮气可助挥毫。旻因墨缞，为道子舞剑。舞毕，奋笔俄顷而成，有若神助。张旭长史亦书一壁。”
这个例子说明，裴蠊将军的舞剑，对于吴道子和张旭的书画创作的灵感是有启发作用的。但是，这种启发作用，无论如何不能代替创作的灵感。真正的创作灵感，只能来源于现实生活，这是毫无疑义的。
这是不是好现象
每次经过王府井大街，我总要走进新华书店门市部和东安市场旧书门市部，看看有什么新书和罕见的旧书。
这些门市部几乎每天都相当拥挤。有许多人走来走去，又有许多人站着或者蹲着看书。我只怕妨碍了别人，所以每次都只匆匆忙忙地向业务员问一两句话，或者赶快买一部书就走出来了。
但是，毕竟因为接触的次数多了，我对于这些门市部的顾客们，逐渐有所了解。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来逛的，另一种人是来读的。那些走来走去的人们，就属于来逛的一种；而那些站着或者蹲着看书的人们，则属于来读的一种。
这两种人的情况，如果详细分析，当然还很复杂。逛的人有各种各样，读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特别是逛的人，情形最为复杂，实际上还可以细分为好几种。不过，那样细分是没有必要的，笼统一些也没有关系。比如，象我这样的人，列入逛的一种，也是完全可以的。
历来逛书店的都有许多种人。起初没有新式的书店，只有玻璃厂那样的旧式书铺。逛书铺的不但有许多贫苦的读书人，还有不少知名的学者。他们经常去逛书铺，寻找他们所需要的图书资料。清代康熙年间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名叫王渔洋，他常常到宣武门外下斜街的慈仁寺去逛旧书摊。有人要找他，去他的家里往往找不见，到慈仁寺书摊里反而很容易碰见。在《古夫于亭杂录》中，他自己写道：
“昔有士欲谒余不见，以告昆山徐司寇。司寇教以每月三、五，于慈仁书摊候之。已而果然。”
《桃花扇传奇》的作者孔尚任，有一首七言绝句，就是记载这个情形的：
“弹铗归来抱膝吟，候门今似海门深。
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
原诗末尾有作者的一则注解，他说：“渔洋龙门高峻，不易见。每于慈仁寺购书，乃得一颜色。”
象王渔洋那样逛书摊的人，在当时非常惹人注目，因为在那个时候，能够去逛书摊的，只是极少数人，而他又是极少数人中的突出人物。现在我们广大的群众，都有条件去逛书店，都有力量随便选购各种图书，这真是古人梦想不到的事情。
有人认为现在逛书店的人太多，恐怕秩序会很乱，不好管理。其实，这是多余的顾虑。应该完全肯定，现在逛书店的人空前增多，是大好现象，管理秩序等等只要努力跟上去，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还有的人对于在书店看书的现象，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要看书就应该到图书馆去，不该到书店里看，妨碍书店的营业。我觉得这个意见也不一定对。
不是我爱拿古人的事来做比，我总以为我们现代人的一切，都应该远远地超过古人。而古人站在书摊边读书的可是不少啊！大家都知道，汉代有一位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大学者，名叫王充。据《后汉书》《王充传》载：
“（充）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
从这个简短的记述中，我们不难设想，距今一千九百年前，在洛阳城里的书摊旁边，有一位年青的读书人，时常站着或者蹲着看书。他看了一本又一本，日子久了，差不多把书摊上的书籍全都读完了。凡是读过的书，他常常都会背诵。这个青年人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学者，就决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的青年读者，如果能够学习王充的精神，勤苦读书，又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我并不提倡在今天有大规模的图书馆存在的条件下，偏偏不去图书馆，而要到书店去读书。但是，有些书籍在各处书店的门市部里就能找到，不必老远跑到图书馆去，那末，在书店里读书不但是应该允许的，而且应该承认这还是一种好现象。
变和不变
许多国画家近来正在谈论：某人的画变了，某人的画还没有变。听见他们的谈论，在我们这些外行人心里，总不免觉得有点纳闷。究竟他们所说的“变”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变”？怎样“变”才好呢？
仔细一想，这些实际上不只是国画家所遇到的问题。在其他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中，人们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正如其他文艺作家一样，每个国画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必然会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相同的画家又必然会逐渐形成一个画派。这里所说的风格，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指的中国画特有的民族形式和艺术传统，而且还包括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社会生活的特征，包括画家所属画派特有的艺术色彩，以及每个画家个人的艺术表现手法，每一个作品所体现的内容和形式等等。任何风格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更离不开画家本身的生活内容和思想内容。
当然，任何风格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它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的。在它已经形成之后，仍然会有新的发展和变化，决不可能完全停止不变。
这样看来，现在国画家们所谈论的“变”或“没有变”，只能是就某些风格而言。但是，风格既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显然也不是地朝一夕就能变的。风格的变和不变，并非徒托空言或光凭勇气所能奏效。
石涛和尚在他的《画语录》中说过：“凡事有经必有权，有法必有化。一知其经，即变其权；一知其法，即功于化。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这是石涛论变化的一章中最精辟的见解。历来论画的著作很多，与此相同的意见似乎也有，但是没有石涛说得透彻。我们从石涛的言论中可以理解，中国画是有它的特殊技法的，正如其他艺术创作有自己的技法一样。但是画家不应该被这些技法所束缚，而应该善于变化运用这些技法，创造新的技法。
从前听说齐白石“晚年变法”，面目一新，大家都很佩服。画史上还有许多画家“变法”成功的例子，也常常受到称赞。看来，他们的“变法”都是自然而然地如水到渠成似的。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盲目地乱变，急于求变，以至于为变而变，那恐怕就不对头了。变不应该是我们的目的。如果仅仅满足于变，以变为目的，不管怎么变，只要变了，就以为都是好的，这有什么意义呢？
实际上，所有的国画家虽然画的都是中国画，有他们的共同点。可是，不同的画派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画家又有不同的风格上的特点。这些不同的风格或风格上的特点，总是在不断地形成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换句话说，任何画派和任何画家，无时不在形成着一定的画风和画法，也无时不在发展变化中否定原有的画风和画法，而创造新的画风和画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化总是有的，只是多少不同，快慢不同，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罢了。因此，用不着揠苗助长，硬要它变。
尽管有的人宣称，他已经变了，你倒无妨冷静地看看到底他变了什么。比如说，有的人拿出来的作品，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构图和手法等方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仅仅在用笔或用墨的时候，或浓、或淡、或软、或硬、或干、或湿，有了某些变化。甚至于这种变化，有的还不如原来的和谐、一致，反而造成了风格上的不协调。那末，我们能不能说这样的变也是好的呢？
由此可见，变不一定都好，不变也不一定都不好。在这些地方非常需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提倡实事求是的态度。关键在于创造条件，积极鼓励画家们，不断地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对客观事物做到深刻的研究，根据不同的题材和描写对象，运用正确的艺术手法，把我们这个时代的面貌，从各外角度表现出来。
有书赶快读
我有许多书，没有好好读；有的刚读完还记得清楚，过些日子又忘了；偶然要用，还要临时翻阅，自己常常觉得可笑。
这种情形别人不了解，总以为我有什么读书的秘诀，不肯告人。其实我的确什么秘诀也没有。把真相坦白地告诉读者，还有一些人仍然不相信。几个学校的青年同学来信约我去讲读书的经验，我很惭愧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昨天到书店门市部走走，遇见几位同学，不客气地拉住我，说要“聊一聊”。我们终于就目前读书的问题聊了一阵子。
看来他们都在找书读，而以找不到自己需要的书籍为苦。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展开了。
有书的人不一定读书，没有书的人却找不到书读，这是多么不合理的现象！然而，这又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没有书的人如果不向别人借书，不到图书馆借书，也不来书店门市部看书，那就简直毫无办法；而有书的人，总觉得书已经属于自己所有，随时都可以读，满不在乎，反倒不急于读书或者不想读书了。这种现象不是人人都能遇见的吗？
大家也许还记得，以前报纸介绍过宋代苏东坡写的《李氏山房藏书记》和清代袁枚写的《黄生借书说》这两篇文章吧。我们要学习古代读书人的勤奋精神，千万不要藏着一大堆书而不加以利用。
我想在这里向大家介绍另一个故事。明代有一部笔记，名为《泽山杂记》，不知作者是谁。这部笔记中叙述了明代洪武年间的一位御史大夫景清的事迹。景清与方孝孺齐名，为反对永乐政变而同时殉难的明代杰出人物。他在青年时代，勤奋读书，过目不忘，为同辈之冠。据载：
“景清倜傥尚大节，领乡荐，游国学。时同舍生有秘书，清求而不与。固请，约明旦即还书。生旦往索。曰：吾不知何书，亦未假书于汝。生忿讼于祭酒。清即持所假书，往见，曰：此清灯窗所业书。即诵辄卷。祭酒问生，生不能诵一词。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书还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戏耳。”
象景清这样勤学强记的人，实在难得。但正因为他自己没有秘本，而如饥似渴地想读同舍朋友的秘本，所以他特别努力，只用一夜的工夫，就能背诵全书。反之，他的同舍朋友虽然藏有秘本，却没有读它，所以经不起考问。显然，景清的目的是要警告他的朋友，要朋友注意利用书籍，不要死死地藏书不用，而不是想要强占他朋友的秘本。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得到什么体会呢？我以为，最重要的体会是：有书就要赶快读，不论是自己的书，或是借别人的书。即便有些书籍本头太大，内容很多，无法全读，起码也应该扼要地翻阅一遍，知道它的内容，以免将来要用，临时“抓瞎”。
清代的一位著名学者包世臣，留下一些名言，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也很有启发。他曾经写过许多对联，一直流传至今。其中有一副对联，我忘了他写的上联，只记得下联是：“补读平生未见书”。这一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还有一副对联，我也只记得下联，他写道：“闭户遍读家藏书”。这一句同样使我受到很大的鼓励。后面这一句似乎不是包世臣自己的，而是宋代陆放翁的诗句。
古人每到书多的时候，往往也有了相当的地位，正如袁枚说的：“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这不能不引起订真的读书人的警惕，他们时常写下许多座右铭、对联之类以鞭策自己，生怕一天到晚忙忙碌碌，什么书也没有读。以古喻今，那末，我们现在就更要趁着年青的时候，抓紧机会，赶快读书。
有的青年同学认为，景清能够读到秘本，真“带劲”，我们可惜没有什么秘本可读，这怎么办呢？其实，古人所谓秘本，内容并不稀奇，我们现在的图书馆拥有成千成万的历代秘笈珍本，如果你需要，就可以借来阅读。何况古人所谓秘本，有许多现在都已经大量翻印了，很容易买到手，又有什么稀奇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革命经典著作，人人都可以读到，这个条件实在太好了，古人又怎么能够比得了我们呢？
最后，我奉劝青年朋友们，你们手上哪怕只有几本政治理论和科学研究的书籍，也要赶快先把它们读得烂熟。因为它们所包括的知识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是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只有让自己的基础打好了，将来读其他参考书才能够做到多多益善。如果现在丢开这些基本的书籍不认真苦读，一心想找秘本，只恐望梅止渴，无济于事。一句话，我认为你们现在手上已经有书，希望你们赶快读吧。
“半部论语”
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这是历来读书人的共同经验。为了突出地表明读书要少而精的道理，我想最好把宋代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例子拿来作证。
大家知道，在宋代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利用兵变，取得天下，建立了宋代封建政权的时候，第一个著名的宰相便是赵普。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载：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门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本来赵普读书很少，平素又不喜欢说话，所以人们总以为他没有读书。宋代祖赵匡胤常常劝告他，甚至于很严厉地批评过他。据说有一天，宋太祖“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罗里罗索地叫做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但是，深入一步看去，赵普实际上早已知道读书的重要，而且暗地里很努力学习。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在这里，他说的分明是一部《论语》，想不到人们却把他的话断章取义，变成了“半部论语”，并且历代相传，居然成了典故。
我们现在不管他说的是一部《论语》也好，是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