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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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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不管他说的是一部《论语》也好，是半部《论语》也好，都应该由此体会到少而精的读书方法。虽然，在赵普和其他古人的心目中，《论语》是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法宝，他们只要熟读这一部书就足以应付一切了。这一点，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现在也还是死抱住《论语》这一部书，读得烂熟，尽管也有用处，却仍然无补于实际，这是可以断言的。但是，我们却无妨按照我们的需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选定任何一部书，读得烂熟，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其中的原理原则，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
比如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共产党宣言》这一部书，我们假使能够读得烂熟，那末，我们就决不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又比如说，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假使能够熟读其中的一卷或半卷，那末，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就有很大的作用。同样，对于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报告，我们假使反复地加以研究，用来解决当前的许多重大问题，显然是有极大作用的。
无论读的是哪一部经典著作，只要真的读得烂熟了，能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所谓精与博的关系，在这里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当然，精读的书多一些更好，参考书更是看得越多越好，这些都是无止境的，决不要以一部书为满足。我之所以引用“半部论语”的典故，无非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罢了。
至于在读书的时候，尤其对于必须精读的书籍，态度务须认真，精神务须集中，遇到不了解的或者不完全了解的地方，总要查问清楚，不应该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如果自己选定了一部经典著作，自己又懒得读，想找便宜，假借集体学习等名义，只听别人朗诵或讲解，以代替个人专心的阅读，结果一定学不到什么东西。
唐代一个节度使韩简读《论语》的故事，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和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都记载了这个故事。据说：“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
不要以为只有韩简才把“三十而立”，错误地理解为“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诠要是自己不专心读书，而一知半解自以为是。那就难免要做韩简第二，第三或者等而下之了。
读书也要讲“姿势”
看见这个题目，一定会有人觉得很奇怪。可不是吗？我们要养成读书的习惯，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读书也要讲“姿势”？这就难以理解了。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不难理解的。无论做什么活动，都要讲究一定的姿势。人们日常的每个动作，如果仔细加以观察，几乎都有与它相适应的某种姿势。正确的姿势和不正确的姿势，产生的结果往往很不相同。从我们大家熟悉的学校生活情况来看，这个问题就更加容易理解。
走到操场，有一个最突出的感觉，就是人人都特别讲究姿势。跑步要有跑步的正确姿势，打球要有打球的正确姿势，举重要有举重的正确姿势，跳高、跳远也要有跳高、跳远的正确姿势，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姿势不对，不但身体得不到良好的锻炼，甚至会扭伤、跌倒，后果很坏。因此，体育老师和熟练的运动员，生怕年青的同学下操场活动没有经验，积极地在现场进行辅导，讲解各项动作的正确姿势，纠正许多不正确的姿势。下操场的同学也很注意练习各种姿势，互相督促，成绩显著。
同样，在生产实习和参加实验的时候，大家也很认真听取老师傅和熟工人关于操作规程的讲解，并且在机器旁边从事操作的过程中，很注意每个动作都保持正确的姿势，以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但是，当我们走到学生自习的教室和图书阅览室一看，情形却很不一样。在这些地方，一部分同学往往表现得很随便，有的顶着阳光，有的背着光线，或者斜倚在书桌旁边，或者蹲在阴暗的角落里，埋头在看书、做习题。还有的虽然坐着写东西，可是，偏偏又把头侧向左边，搁在左臂上，斜着眼睛看右手的笔尖在练习本上移动。为什么他们在这些地方，对于自己读书和写字等等，就完全不讲究姿势呢？
我想劝告这些同学，要努力纠正不正确的读书姿势，讲究正确的读书姿势。事实早已证明，有的同学因为马虎大意，缺乏正确的读书姿势，以致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不健康状态，如近视、驼背等等。如果许多青少年都戴上了眼镜，岂不令人惋惜？现在只要努力纠正，他们之中除了极少数由于先天性的原因以外，一般是能够逐渐好转，或者停止发展的。希望教师们、家长们，配合同学们自己，共同创造条件，形成风气，促使每个青少年都具有正确的读书姿势。
有的人说，姿势问题只是外表现象，与内在精神无关；我们有饱满的精神，努力钻研学问，顾不上什么姿势问题。这种论调，似乎很有劲，精神可嘉，而实际上是非常有害的。姿势问题在本质上说，恰恰是精神状态的一种反映。试想一想，如果摆着东歪西斜的凌乱散漫的种种姿势，这算得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明代薛岗的《天爵堂笔余》中有一则记载，可以说是谈论读书姿势问题的。他写道：“读书、作文俱要一副真精神。坐则神奋，卧则神驰，此常情也。然卧常可以作文，而必不可以读书。曹操有欹案可卧读，杨盈川有卧读书架，二君不知何见。今之对书而睡者当效之。”
薛岗的意见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看来，也应该承认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管是读书或者是写作，不拿出真精神就一定搞不好。坐着比较容易提起精神，这完全符合生理规律。即便我们现在不一定都要强调象古人那样“正襟危坐”，但是，能够坐得端端正正，也决无害处，只会有好处。而且坐的地方还必须注意光线，不要阳光直射，也不可背光。如果能够做到“窗明几净”就更好了。
至于躺着看书等等，固然不必绝对反对，可是的确不应该当做正确的姿势。对于一般健康的人来说，如果认真阅读重要的书籍，最好不要躺着。所谓“卧常可以作文”也只能是思索文章的若干要点，或者是病人口授文章的内容而已。三国时代的曹操和唐代的杨炯，虽然都是有杰出才能的，特别是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盈川，在儿童时期就被称为神童，这两人可能有独异于常人之处，但是他们卧读的例子也仍然不足为训。
如今青年同学们读书的风气很盛，大家对于读书的姿势问题，就越来越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昨天刚好有几位青年同学座谈这个问题，因此，我愿意把这意见公布出来。
观点和材料
这是讲在写文章的时候，怎样处理观点和材料的关系。因为有的读者来信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反映了不同的意见，所以要谈一谈。
观点和材料的关系，也是虚和实的关系。近年来常听到说“要务虚”、“也要务实”、“以虚带实”、“就实论虚”等等。这里所说的虚，大体是指的理论、原则、思想、观点方面的，而所谓实则大体是指的实际情况、具体材料方面的。
据读者的反映，对于虚与实，即观点与材料的关系，在一些人中间曾经有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两种：一种强调要重视观点，而比较不重视材料；另一种却强调要重视材料，而比较不重视观点。持这两种意见的人，虽然也都承认观点和材料必须统一，但是实际上往往各执一偏，统一不起来。
的确，把观点和材料割裂了的现象，在目前并非少见，而是相当普遍的。读者反映：“有的文章只讲概念，讲观点，缺乏具体事实，既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启发人的思考。”这是一种情形。另外一种情形是：“资料堆砌，缺乏必要的分析，看起来杂乱无章，茫然无头绪。”这两种现象反映了两种片面性。把这两面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好文章。
要结合得好，当然也不容易。有的人思想水平不低，就是没有掌握资料；也有的人搜集一大堆资料，就是缺乏概括的能力，提不出什么观点。要取长补短，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首先应该提倡有观点的提供观点、有材料的提供材料，互相帮助，谁也不要看不起别人，不可沾染“文人相轻”的恶习。
在这一方面，前人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教训。如明代的陆楫，在《蒹葭堂杂抄》中说过一个故事：“成化、弘治间，刘文靖公健，丘文庄公浚，同朝，雅相敬爱。刘北人，在内阁独秉大纲，不事博洽。丘南人，博极群书，为一时学士所宗。一日，刘对客论丘曰：渠所学如一仓钱币，纵横充满，而不得贯以一绳。丘公闻之，语人曰：我固然矣；刘公则有绳一条，而无钱可贯，独奈何哉？士林传以为雅谑。”
刘健和丘浚这两人友谊并不差，这一段“雅谑”也还不能算做“文人相轻”的典型。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用了钱和绳的关系来做比喻，这一点对我们颇有启发。我们常常把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比做一根红线，贯穿全文；他们当时也以一条绳和钱币为比喻，这同我们现在的比喻一样，具有很强的形象性。
这个比喻当然也有缺点。因为我们说观点和材料相结合，虚实结合，是要把观点和材料融会消化而为一，这只有经过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才能成功，决不是生拉硬凑、加减乘除就能成功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绳和钱之类的比喻则不够完善。
不过，每一篇文章如果都有一根思想红线，把最重要的材料贯串起来，总是好的。我们起码的要求应该如此。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慢慢锻炼，切勿要求过急，对于有偏缺的人，无论他是偏重于观点而缺少材料，或是偏重于材料而缺少观点，都不应该加以责备；只要他有一点进步就应该给以鼓励。如果有人互相提供观点和材料而合作得很好的，更应该给以鼓励。
古人合作写文章也有许多很成功的例子。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现在合作写文章才是可能的。为什么古人就不可能做到呢？请看《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载：“（广）累迁侍中、河南尹。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文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的眼前不是仍然存在吗？不过我们现在合作的范围比古人要大得多，写作的内容更非古人所能比拟的了。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合作形式，远不止是一个人授意，另一人写作，更有集体研究，一人执笔，或者一人拟稿，集体讨论修改等各种形式。这些合作的形式当然是古人所不能设想的。但是无论任何一种合作的形式，都可以说是观点和材料相结合，即虚实结合的一些形式。通过这些形式，逐渐锻炼和提高，一定就会出现新的更好的合作形式，更完善地体现出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当然，虚实结合的最根本要求，是同时掌握观点和材料，既要了解实际情况，又要随时研究理论原则问题，做到两方面如水乳之交融。这才算达到了我们的理想境界。
文章长短不拘
看了这个题目，也许有人不了解是什么意思。文章的长短问题不是早有定论了吗？为什么又要提起它？维道它还没有解决不成？是的。文章的长短问题从表面上看好象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
文章爱看短的，怕看长的，这是一般读者的呼声；近来许多作者写文章，力求短小，适应读者的要求，这是应该受到普遍欢迎的一种好现象。由此看来，似乎文章短的总比长的好，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然而，有些读者来信说：“翻看近来报刊上发表的短文章，有一部分不能令人满意。它们有的内容还不错，也有些新鲜的观点；但是，有的内容十分空洞，既无新材料，又无新观点，看了毫无所得。这一些短文章，仅仅是比其他文章短一些，但是，不能认为它们是好文章。”从读者的这种反映看来，仅仅要求文章写得短还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或者说，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本来，文章无论长短，关键是要看内容。如果内容很好，即便文章写得长，读者还是愿意看的。如果没有什么内容，写得很长固然没人爱看，假使分开写几篇短文章，是否有人愿意看呢？也不见得。因为内容空虚的文章，纵然作者费尽心机，化整为零，把一大篇改成几小篇，表面看去，文章似乎很短，但在实际上不过是为短而短，内容仍旧换汤不换药，而且篇数更多了，不仅骗不了读者，反而会更加引起读者的反感。
晋代的陆云，寄给他哥哥陆机的信中写道：“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在这封信里，陆云骂尽那些以多为胜的作者。他认为两三千字的文章已经是够长的了，而又没有文彩，内容也空虚，简直不象一回事，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应该多写。
大家知道，陆机和陆云兄弟二人，都是西晋的辞赋名作家，特别是陆机的声名更大。当时另一个有名的辞赋作者，叫崔君苗。他见陆机的文章比他的更好，自愧不如陆机，气得要把自己的笔砚都毁掉了。陆云在另一封信中写到：“君苗文，天才中亦少尔。……见兄文，辄云欲烧笔砚。”这证明，陆机的文章确实写得好，人们都爱读，而不厌其多。甚至于在他的文章中，虽然有时存在一些缺点，也无伤大体。所以陆云又说：
“兄文方当日多。但文实无贵于为多。多而如兄文者，人不餍其多也。屡视诸故时文，皆有恨文体成尔。然新声故自难复过。九悲多好语，可耽咏，但小不韵耳；皆已行天下，天下人归高如此，亦可不复更耳。兄作大赋必好，意精时故愿兄作数大文。”
当时所谓大赋及其他大文章，大约只有两三千字左右，在我们现时看来，这又算得什么长文章呢！我们目前常见的文章，动辄万言以上，有些作者还嫌字数少了，意思说不清楚。可是，要等到他们把意思全都说清楚的时候，字数不知道还要增加多少！
这里所说的长文章，当然不包括若干重大历史性的文献和经典著作在内。这些文献和著作都总结了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字一句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虽长无妨，人们都愿意读，何况还并不很长。人们读不下去的文章主要的是文风不正的产物，其特点是大量地重复人所共知的论调和事例，而很少或者没有新东西。这种文章写长了固然没有人愿意读，写得短仍然不会受人欢迎。道理很简单，就因为它不耐读。短文章要能耐读，必须有精彩新鲜的内容，最好要比长文章更多地解决问题，不为陈言肤词，不为疏慢之语。唐代冯贽的《云仙杂记》对此早有中肯的评论，他说：“人之为文，语意疏慢者，真脱丝布。文士之病，莫大乎此。”他用了“脱丝布”这么富有形象性的比喻，批评那些非常枯燥、干瘪、没有光泽的文章，这是很恰当的。
按照这个道理，我们日常写文章，不但应该力求其短，更应该力求其精。内容不精，形式无论怎么短也是枉然，内容精彩，文字长短可以不拘，该长就长，该短就短，那毕竟是次要的问题了。
编一套“特技”丛书吧
我们中国是“特技”非常发达的国家。各行业的劳动人民，世代相传，都有一整套独特的本领，这是极其可贵的。
举出最普通的例子来说，当你随便走进一家澡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老工人，能够在滚开的热水中拧手巾，神情自若，并不烫手。在一个茶馆里，也有些伙计，提一个大水壶，距离茶杯两尺左右，能够非常准确地冲开水，而不会溅出一滴在客人身上。象这样的事例到处都有。这些就是所谓的“特技”，也叫做“绝招”。
过去有一班知识分子，很看不起民间的特技，把各种各样特殊的技巧和手艺，都当成“下流卑贱”的玩意儿，以致许多特技不能登上“大雅之堂”，逐渐被埋没，甚至失传了。解放以来，我们虽然改变了整个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思想习惯，各行各业都有了新的发展。但是，由于自然规律不可抵抗的作用，有特技的老师傅越来越少了。他们的经验有的没有好好传授下来，以致后继无人，如果不赶紧设法补救，那就太可惜了。
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国历代已经大量出版了农、医、工、艺的各种专书，其中也包括了特技在内，只要把这些古书进行一番科学的整理，就算是接受了遗产；再想从所谓特技的领域中，多搞出什么名堂来，似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我国民间丰富的特技还不够了解。
历代的农、医、工、艺之书，是不是包括了特技在内呢？这个问题还需要通过实践去证明。内行人看书，也许会发现一些特技，而一般读者从这些书里却很难找到关于特技的具体经验。
比如说，汉代的《尹都尉书》，虽然记载了种瓜、种芥、种葵、种蓼、种薤、种葱等古老的经验，但是，你无妨把它讲解给我们郊区种菜园的“老把势”听，让他下个评语，看他怎么说吧。恐怕他未必承认这部古书，能包括他的特技经验在内！
当然，这决不等于说，对古书可以不加以整理了。现在农业科学和医学研究机关，很注意整理我国历代的农书和医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推而广之，其他研究部门，同样应该进一步更有系统地整理对本部门有用的古书，把古人珍贵的遗产好好地继承下来，加以发展。
在整理这些古书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于现在各行各业老师傅特有的“绝招”，务必详细访问，一一记录下来，其中非文字所能表达的部分，还应该尽可能用摄影图片加以补充说明。
大家知道，春秋时代秦国有一个相马的人，姓孙名阳，字伯乐，他能在万马群中发现千里马，因此，历代相传他著了一部《相马经》。后来又有人写了同类的书籍，如宋代徐咸的《相马书》也比较有名。但是，这些书籍顾名思义就不能完全解决现在养马和驯马的许多技术问题。我们还必须把现在赶马车的许多老把势以及马戏团中驯马的实际经验，包括他们的各种绝招都编写出来，成为一部内容完备的《马经》。
我曾听说，有些赶骡马大车的老把式，善于驾御最调皮的骡马。别人没办法的时候，老把式走过来，在骡马身上推一下，或者只扬一扬手，骡马就完全听他的指挥。赶车的鞭子在老把式手里也特别出神。必要的时候，他挥一鞭子，就能叫烈性的牲口趴倒在地上。这些都是特技，也可以说是绝招，在任何书本上往往都学不到。
同样，古书中还有其他各种专门技术的书籍。例如，装裱书画的技术，清代周嘉胄写了一部《装潢志》，这几乎是现在装裱老工人的唯一参考书。然而，我们现在的装裱技术问题，早已超出了这部书的范围。日渐增多的化学药品在装裱过程中的应用，显然就是古人意想不到的新技术。
至于手工业生产的特殊经验，过去的文字记载也都太简单了。虽然在几大套丛书中，我们可以翻阅这类书籍几十本。可惜内容已经非常陈旧，往往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没有人加以修订和增补。以制糖工业为例，宋代的洪迈和王灼，各自编撰了一部《糖霜谱》，从种甘蔗到制糖，都讲到了。“糖霜”是指的白糖，它在我国唐代以后才盛行，比红糖的制法要复杂。无奈年代久远，这两部书与后来的许多经验相比，不能不显得落后了。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关于制糖的部分，也没有增加多少新内容。
尤其是我们知道有若干特技，为历来各类技术专书所不载。这在今天更加有必要把它们著录下来，传之后人。在可能条件下，我们甚至于无妨把过去所谓“飞檐走壁”的那一套特技，也加以著录。这样分门别类，重新编写出一套特技丛书，应该承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识是可吃的吗？
这个题目太奇怪了，谁会把知识当成可以吃的东西呢？
想不到，在现今的世界上，居然有一种“科学家”，进行“科学的试验”，有了“新发现”，得出了结论，认为“知识是可吃的”。你说这是怪事吗？然而，世界上无奇不有，这么一点怪事也不足为奇了。
记得在一次《夜话》中，我曾以《不要空喊读书》为题，说到读书的态度必须老老实实，认真地坐下来用功，不要空喊，不要想取巧的方法。当时我举出了后汉马融的故事。相传他做梦吃花，醒来的时候“见天下文章无所不知”。我说这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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