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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骨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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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门搜罗奇人怪事，”瑞普利“项目下除读物以外还有各地的瑞普处奇趣馆，类似于博物馆。）里面记载过一些类似的实例，在八到十四岁的那段日子晨，我可是把这本书当科学书看的。
去做！乔的声音叫道。我脑海中她的声音通常是平静有克制的，而这次却很激动。不要害怕，去做！
我把手伸向打字机的开关，同时记起有一天曾把自己的Word6。0文字编辑程序扔进电脑垃圾箱。再见，老伙计，我当时想道。
“希望这个能行，”我自言自语，“求你了。”
我的手往下一落，掀开开关，打字机开始运转。书信字体球先准备性地旋动了一下，仿佛舞台上的芭蕾舞演员，等待开始。我拿起一张纸，看见汗湿的手指在纸上留下了印记，但我不在乎。我把它卷时机器里，将打字球置中，打入
“第一章”
然后静候暴风雨的降临。
第14章
电话铃声听起来——更确切地说是我对铃声的感觉——和那把椅子的嘎吱声以及旧IBM打字机的嗡嗡声一样熟悉。一开始它好像从很远的地方冒出来，然后如同一列穿过叉道的火车呼啸而至。
我和乔的办公室都没有装分机；楼上用的是老式的拨号盘电话，就安在两个办公室之间的过道里——乔一直把这儿叫做“无人区”。现在这里的温度至少有九十度（约合摄氏三十二度），但由于我刚从更热的办公室走出来，所以皮肤仍然觉得凉快。我浑身是汗，油光光的，使自己看上去像户外工作时偶尔见到的那些肌肉抢眼的年轻人，只不过我这个版本带点啤酒肚。
“喂？”
“迈克吗？我有没有吵醒你？你在睡觉吗？”是玛蒂打来的，但声音和昨晚完全不同。这个声音中不带一丝害怕，甚至连犹豫都没有；她听上去那么高兴，简直有些洋洋得意了。这才是当年兰斯？德沃尔眼中魅力四射的玛蒂呀。
“没在睡觉呢。”我说，“写了点东西。”
“是啊！我以为你退休了呢。”
“我原来也这么想。”我说，“不过那么想可能早了点。怎么样？你听上去商洽得飞上天了。”
“我刚和约翰·斯托尔通过电话——”
真的吗？我在二楼到底呆了多久？我朝手腕上瞧了一眼，除了一个浅色的环状印迹什么也没有。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总是说“让我看一眼肉表”；我的手表落在楼下北卧室里，也许正躺在翻倒的水杯流出来的一摊水里。
“——他的年纪，还有他能传唤另一个儿子！”
“哇！”我说，“你说得太快了，从头慢慢说。”
她从头开始讲。好消息讲起来总是花不了很多时候（极少数情况除外）：斯托尔明早赶来，在康地机场降落，住卡斯特尔…维尔的“了望者酒店”。星期五的大部分时间，他俩会商量案子的事。“噢，他还给你找了个律师，”她说，“那律师在你作证那天陪你一起去。我想他是从刘易斯顿来的。”
听起来一切都不错，但最重要的是——玛蒂恢复了斗志。直到这个早晨（如果现在还算是早晨的话，从坏了的空调上方照进来的阳光告诉我，如果现在还算早晨的话，它也快过去了），我才意识到昨天那个穿红裙子、白帆布鞋的年轻女人有多消沉——她几乎相信自己一定会失去孩子了。
“太好了。我真高兴，玛蒂。”
“是你做到的。如果你在那儿，我会给你一个你所得到过的最大的吻。”
“他告诉你能赢，对吗？”
“对。”
“你相信他。”
“是的！”然后她的声音压低了些，“我告诉他昨晚请你吃饭的事时他一点也不紧张。”
“是吗，”我说，“我不认为他会紧张。”
“我告诉他我们在院子里吃的饭，他说，我们只消在屋里一起待上六十分钟，就足够招来流言蜚语。”
“他太低估北佬做爱的能力了吧，简直是侮辱！”我开玩笑说，“不过也难怪，他是纽约人嘛。”
她笑了，笑得那么开心，我心想这已经超出我可怜的笑话能产生的效果了。她半疯癫的释放不是因为她如今有了两个保护人吗？还是因为性的话题在刚才一幕中变得比较轻松了？还是不要妄加猜测吧。
“这件事他没怎么责备我，但他明白告诉我，如果我们再那么做，他会的。不过，等一切过去了，我要请你吃一顿真正的晚餐。我们会为你准备任何你喜欢的东西，只要你喜欢。”
任何你喜欢的东西，只要你喜欢。天哪，她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话可能带着其它暗示——我敢打赌她没意识到。我闭上眼睛露出一丝微笑。为什么不笑呢？她刚才的话听起来多妙，尤其当迈克？诺南的脏想法得到尽情发挥的时候。听起来我们俩只要有勇气按目前的方式发展下去，说不定还能得到个童话式的结局呢。不过，倘若我能够克制自己，不和这年轻得够当我女儿的女孩发生什么的话……这可是我的美梦以外的情况了。倘若我无法克制，也许我也配得上我得到的，不管那是什么。但凯拉就不同了，在这件事上她只是一个战利品，注定了只能听凭命运的发落。即便我产生错误的念头，但只要记住了这一点，就不会越轨。
“如果法官最后判德沃尔败诉，我就带你去波特兰的‘雷诺阿之夜’，请你吃九道菜的法国大餐，”我说，“还有斯托尔。我都等不及星期五的听证了。还有谁比我更好呢，嗯？”
“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她很认真地说，“我会把钱还给你的，迈克。我现在很穷，但我不会一直这么穷。就算要我花上一辈子，我也要把钱还给你。”
“玛蒂，你不必——”
“我要，”她平静但坚决地说，“我要。还有，今天我还要做一件事。”
“什么事？”我喜欢听她今早兴高采烈的声音——那么快乐自由，像一个风刚获赦的囚犯——但我已经在用渴望的目光看我办公室的门了。今天我写不了多少，如果我尝试一下，估计会给烤得像个红通通的苹果，不过我希望至少还能写上一两页。做你想做的，我梦中的两个女人都这么说。做你想做的。
“我得去卡斯特尔…洛克的沃尔玛超市（沃尔玛为美国连锁超市，供应廉价的大众消费品。）给凯拉买个那里最大的泰迪熊……”她说，“我会告诉她那是因为她很乖，因为我没法对她说，正是她走在路中间才让我们遇到了你。”
“只是别买黑的。”我说道，这话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嗯？”她吃了一惊，表示疑问。
“我是说，给我也捎上一个，”我说，这几个字也是脱口而出的。
“也许我会的。”她说，被我的笑话打动了，“还有，要是我昨晚说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即使只是有那么一会儿，我很抱歉。我真的从没——”
“别担心，”我说，“我没有不高兴。只是有点糊涂，仅此而已。其实我已经快把乔的神秘约会给忘了。”我撒了个谎，但看来这个谎撒得很恰当。
“那再好不过。我不能耽误你——去工作吧。那是你想做的，对吧？”
我大吃一惊。“你怎么会这么说？”
“我不知道，我只是……”她停了下来。突然间，我明白了两件事：她刚才想说什么，而她说不出口。昨晚我梦见了你。我梦见我们在一起，我们想要做爱，而我们中的一个说‘做你想做的’。也许，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们俩都说了这话。
也许有时候鬼魂真的存在——它们是游离了身体的思想和欲望，像电磁波那样浮在空间里，肉眼看不见。来自潜意识的游魂，来自地下的幽灵。
“玛蒂？你还在吗？”
“是啊，当然。你希望我跟你保持联系？还是打算让约翰·斯托尔告诉你？”
“如果你不和我保持联系，我会对你很生气，真的。”
她笑了。“那好，我会的。不过不是在你工作的时候。回头见，迈克。再次感谢你。就这样。”
和她道别，我在原地站了会儿，她挂断后我看着那个老式胶木听筒。她会给我打电话，把最新消息告诉我，但不是在我工作的时候。她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不在工作？她知道。就像昨晚当她告诉我乔和那个穿着肘部贴布块的运动夹克的男人一起走向停车场时，我知道她在撒谎一样。玛蒂打电话时穿着白色短裤、小背心，今天不用穿裙子或衬衣，因为今天是星期三，图书馆休息。
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你的想象。
但我没有。如果任凭自己想象，我可能会让她穿得更挑逗些——也许是“快乐寡妇”或是“维多利亚的秘密”牌的内衣吧。做你想做的，她们说。她俩都这么说。做你想做的。这话我心领神会。在基拉戈岛的时候，我在《大西洋月刊》上读到一位女权主义者写的关于色情作品的文章。我不能肯定作者是谁，反正不是娜敏？伍尔芙，也不是卡米尔？帕格里亚。这位女权主义者比较保守，所以用了那种说法。是莎丽？提斯达尔，也许吧？或者难道是我脑海中扭曲了的莎拉？泰德威尔声音的回响？不管是谁，女士们女士说，女人们青睐以“给我想要的”为基础的色情作品，男人们则喜欢以“做你想做的”为基础的色情作品。女人们幻想在做爱时说前一句话，而男人们幻想对方对自己说后一句。这位作者还写道，当真实世界的性关系恶化时——有时候变得粗暴，有时候变得下流，有时候只是在女人们看来不太成功——色情作品往往是未被点名的同谋犯。男人们倾向于翻到女人上面，嘴里大叫，“你想要我这样！别装了，承认吧！你想要我这样的！”
作者宣称在卧室里，每个男人都希望听到这样的话：做你想做的。咬我，给我口交，舔我的脚趾间，吮吮我的肚脐，用毛毛给我挠挠痒，把屁股抬起来让我摸摸，没关系。做你想做的。门已经关好，就我们俩，但事实上只有你在这儿，我不过心甘情愿当你幻想中的一部分罢了，这里只有你。我没有自己的愿望，没有自己的需要，也没有忌讳的东西。对这个影子、这个幽灵做你想做的吧。
我觉得这位作者一半是在胡说八道；她的假设——男人只有把女人当作手淫的辅助工具时才能找到真正的性快感——更多的是站在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的角度来阐发的。这位女士谙熟各种床边用语，而且颇为诙谐，只可惜在这一切的背后，她不过是在重复着萨默寒特？毛姆——乔最爱的作家——八十年前在《雨》中借萨蒂？汤普森之口说出一句话：男人都是猪猡，恶心的脏猪猡，全都是。但我们不是猪，通常不是，也不是野兽，至少在没被推到极点前不是。一旦我们被推到那个极点，那时的问题通常不是性，而是领地。我曾听女权主义者们争辩说对男人而言，性和领地的概念是可以互换的，但事实远非如此。
我轻轻走向办公室，刚推开门，身后的电话又响了。另一种熟悉的感受涌了上来，一种告诉了四年的感受；对电话机的怨恨，一种恨不能把它从墙上扯下来扔出去的欲望。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要在我工作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他们难道不能……让我做我想做的吗？
我发出怀疑的一笑走回电话机边，看见上面还留着我打上个电话时的湿指印。
“喂？”
“我跟你说过，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呆在别人看得见的地方。”
“您也早上好啊。斯托尔律师。”
“你一不定期是在另一个时区吧，老伙计。纽约这里可是一点一刻了。”
“我和她共进了晚餐，”我说，“在外面吃的。我是给小孩子念了个故事，还帮她把孩子抱上床，但是——”
“我可以想像现在半个镇子的人都以为你们俩正干得火热呢，而等我替她出庭的时候，另一半人也会这么想。”但听起来他没有真的生气，我心想今天或许是他的“微笑服务日”。
“他们有权让你说出谁付的律师费吗？”我问道，“我的意思是，在监护权听证会上？”
“没有。”
“那么在我星期五的法庭听证会上呢？”
“看在基督份上，没有。如果德金把听证引向这个方向，他就会完全丧失作为诉讼监护人的可信度。还有，他们有理由避开性这个问题。他们攻击玛蒂的理由是她照顾孩子疏于职守，而且可能有虐待倾向。证明妈妈不是修女这种伎俩早在《克莱默夫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的电影，讲述一个离婚家庭的故事。）上演的时候就不再有效了。再说他们要对付的问题可不止这一个。”现在他听上去相当高兴、自信。
“告诉我。”
“麦克斯？德沃尔八十五岁，离婚，事实上离过两次婚。在把监护权判给他这把年纪的单身老人前，法庭一定会考虑指定第二监护人。事实上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而不是有关母亲虐待孩子和玩忽职守的指控。”
“他们都提出些什么指控？你知道吗？”
“不知道，玛蒂也不知道，因为他们精于算计，而她是个可爱的好人，还有——”
“是啊，她是。”
“——还有我认为她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目击证人。我都等不及见到她本人了。还有，别让我跑题，我们刚说到第二监护人的问题，对吧？”
“对。”
“德沃尔有个女儿，被诊断为精神失常，住在加利福尼亚的疗养院里——我想是在默代斯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城市）吧。她无法胜任第二监护人。”
“看来是这样。”
“他的儿子罗杰，今年……”我听到一阵微弱的翻笔记本的声音，“……五十四岁。所以也不年轻了。当然，如今很多家伙在这个年龄上还能当爹，这世界日新月异嘛。但罗杰是同性恋。”
我想起比尔？迪恩说过，同性恋，要知道加利福尼亚有不少这样的人。
“我记得你说过，性的问题不要紧。”
“也许我该说异性间的性不要紧。在某些州——加利福尼亚属于这一类——同性恋不要紧，或者……或者说没像在其它地方那么要紧。但这个官司不是在加利福尼亚裁决，而是在缅因，这儿的人在对待两个男人——我是指结了婚的两个男人——能否抚养好一个小女孩的问题上可没那么开明。”
“罗杰？德沃尔结婚了？”好吧，我承认，我自己感到一种惊恐的快意。我觉得自己挺可耻——罗杰？德沃尔只是过着自己的日子，他也许和他的老父亲眼下从事的勾当没什么、甚至根本没关系——但我确实很快意。
“他一九九六年跟一个叫莫里斯？里丁的软件设计师结了婚。”约翰说，“我通过电脑检索很容易就查到了这个。这事要是在法庭上给提出来，我就可以大做文章。我不知道效果怎样——现在是无法预料的——但我一旦有机会向法庭勾画这样一个图景：一个大眼睛、快乐的小女孩如何在两个老同性恋的抚养下长大，而这两个家伙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电脑聊天室里谈论柯克船长和斯波克先生在其他船员熄灯后都干了些什么（柯克船长和斯波克先生是系列节目《星际航行》中的人物。）……如果能得到这个机会，我是不会放过的。”
“听上去手段有点儿卑鄙。”我说，听自己的口气，好像我希望有人劝我放弃这样的想法，或是把我嘲笑一通，但两者都没有发生。
“当然有点儿卑鄙，有点像突然把车转向人行道撞倒两个无辜的路人。罗杰？德沃尔和莫里斯？里丁既没贩毒，也没倒卖人口或拦路抢劫。但这就是监护权官司，监护权官司甚至比离婚案更能把人降低到爬虫的位置。这个案子还没发展到最糟的地步，但已经够糟的了，因为它是赤裸裸的。麦克斯？德沃尔回到离开多年的家乡只为了一个原因，那就是——买一个孩子。这简直太气人。”
我张嘴笑了，心里勾画出一个律师，长得像埃尔莫？法德（美国著名的动画人物，形象为拿着枪的小大人。），手里端着枪守在一个标着“麦克斯？德沃尔”的兔子洞旁边。
“我给德沃尔的信息很简单：孩子的价看涨了。贵行可能连他也付不起。”
“如果官司打到法庭的话——这你说过好几遍了，你有没有想过德沃尔可能会中途退出呢？”
“很有可能，是啊。假如他不是那么老那么顽固，我敢说这是极有可能的。问题还在于他是不是仍然够聪明，知道怎么做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我打算过来后想办法和他还有他的律师谈一下，不过目前为止我还没通过他秘书那一关。”
“萝盖特？惠特摩吗？”
“不，我觉得她的地位还要高一层。我也还没和她谈过。不过我会的。”
“试试理查德？奥斯古德，或者乔治·福特曼，”我说，“他们也许能让你和德沃尔或是德沃尔的首席律师搭上线。”
“不管怎样，我都要和那个惠特摩女人谈一下。德沃尔这样的人越老就越是依赖他们身边的顾问，她可能成为让他退出的关键人物，也可能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她可能会鼓励老头子坚持下去，或许因为她真以为他能赢，或许是为了看好戏。还有，她也可能同老头子结婚。”
“同他结婚？”
“为什么不呢？他可以让她签一份婚前财产协议——我不能在法庭上提这事，就像他的律师不能打听是谁替玛蒂雇的律师一样——这样做会对他有利。”
“约翰，这个女人我见过，都有七十了。”
“但在这场牵涉到一个小女孩的监护权官司里，她是潜在的女性角色，地位在德沃尔老头和那对同性恋夫妇中间，我们得记住这点。”
“好的。”我又朝办公室的门看了一眼，不再是那么期待的目光了。一天里总有一个时点，在这之后不管你是否愿意，你再也做池什么事了，我想我已经过了那个时点，也许晚上……
“我为你找的律师叫罗密欧？贝松奈特。”他顿了一下，“这听上去是个真名吗？”
“他是不是从刘易斯顿来的？”
“是的，你怎么知道？”
“因为在缅因州，特别在刘易斯顿附近，会有人叫这个名字。我是不是得去见他？”我不想去见他。从这儿到刘易斯顿得沿着一条两车道的公路开五十英里，路边参差不齐地挤满了露营者和印第安人帐篷。而我只想去游个泳，打个长长的盹，一个长长的、无梦的盹。
“不用。给他打个电话谈谈。事实上，他只是你的一张安全网——如果对你的提问偏离了七月四日上午的那件事，他就会提出抗议。关于那件事，你只消说实话，说出全部事实，什么都不说，除了事实。明白吗？”
“好的。”
“先跟他谈一下，然后星期五和他在……等等……在这儿呐……”又是翻笔记本的声音，“九点五十分和他在120号公路餐馆碰面。喝咖啡，聊几句，互相认识一下，也许把支票结给他。我会和玛蒂呆在一起，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情况。说不定我们还得雇个私家侦探（这里用的是俚语privatedick，dick也有阴茎的意思）。”
“我喜欢你说脏话的样子。”
“嗯哼。我会把账单交给你朋友古德埃克，由他转交你的经纪人，然后你的经纪人再——”
“不，”我说，“告诉古德埃克把它们直接发到这儿。哈罗德的犹太老妈不会喜欢那样。总共得花多少钱？”
“七万五千美元，至少。”他毫不迟疑，也毫无歉意地回答。
“别告诉玛蒂。”
“行。有没有从中等到什么乐趣，迈克？”
“你知道，是有点儿。”我若有所思地答道。
“花了七万五千美元，你该得到乐趣。”我们互相道别后，约翰挂断了电话。
把话筒放回机座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过去五天中所经历的比过去四年中的还多。
这回电话没再响，我直接回到办公室，但我敢肯定这一天再也干不成别的了。我坐到打字机前，敲了几下回车，接着开始在电话响起时自己正写着的那页的页脚标注下一步的提纲。可怜的电话机很少给我事来好消息，但今天是个例外，我想我可以用会心的一笑来结束今天的工作了。我开始工作了，毕竟开始——工作了。我多少有点惊讶自己居然能坐在这里，舒畅地呼吸着空气，心脏在胸腔里平衡地跳动着，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焦躁进入意识的边界。我写道：
接下去：德雷克去了瑞夫德镇。半路停在一个蔬果摊前和摊主说话。老线人，得取个生动有趣的名字。草帽。迪斯尼公司的T恤衫。他们谈到夏克福德岛。
我转了转滚筒，把纸抽出来粘在手稿最上面，然后写下一句给自己的提示：“给泰德？罗森齐夫打电话，查瑞夫德的资料。”罗森齐夫是个退役海军军官，住在德里。我曾雇他为我的几本书作过资料搜集员；一次我让他去了解纸是怎么造出来的，还有一次让他去查某种常见鸟类的迁徙习惯，第三次是搜集有关金字塔内部墓室的建筑结构的一点儿信息。我需要的总是那么“一点儿”信息，从来不是“所有内容”。作为一个作家，我一向信奉着“无需纠缠于事实”的座右铭。亚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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