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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骨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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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需要了解一点有关佛罗里达瑞夫德监狱的情况，以及那儿地下的死囚室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还需要搜集一些有关连环杀人犯心理的资料。我猜罗西会高兴接到我的电话……高兴劲不下于我因为终于可以有事找他而感到的快乐。
我拿起刚写好的那八页双行距手稿，一一翻看，仍然诧异于它们的存在。难道秘密就在那台IBM打字机和书信字体球？一定是的。
写出来的东西也同样令人稀奇。在我只字未写的四年中曾有过一些灵感，这方面我倒没有遇到“写作障碍”。其中有一个真的很棒，如果我那里还能写的话，完全可以变成一部小说。在我的大约十二个灵感中，有六个用我的话说“还不错”，也就是说，至少可以写成初步的稿子……谁也说不准，也许哪天晚上它们出人意料地变大、变神奇，就像杰克的更梗（源于同名童话，杰克种下的豆子在一夜间长出参天的藤蔓，杰克沿着它爬到天上。）那样。它们时常那样。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只是灵光一现，在我开车、走路或仅仅是晚上躺在床上等待入睡的时候，流星般划过脑际的一些小小的“假如”。
《红衣人》就曾是那么一个“假如”。一天我看到一个穿浅红色衬衫的男人正在清洗德里一家J？C？彭尼连锁店的橱窗——那是在彭尼百货搬进大卖场以前。一对年轻男女从他的梯子底下穿过……按迷信说，这可会招来坏运气。但是，这对男女没有意识到他们走在哪儿——他们手拉手，沉醉在对方的目光里，像世界上任何一对二十出头的男女那样热恋着。那个男的比较高，我见他通过的时候头顶差点儿绊到清洗工的双脚。如果是那样，整个脚手架可能会倒下来。
五秒钟后，整件事已成历史。写《红衣人》花了五个月时间。可事实上，整部书是在那个“假如”出现的一瞬间完成的。我想象他们撞上了，而不是侥幸穿过，接下来一切就从那里开始。而写作本身不过是把成熟的果子摘到篮里。
眼下我写的题材不属于“迈克真正的好主意”（乔提到这几个字时总要强调一下）的一类，但它也不是一个“假如”型的主意，它也不怎么像我以前的那些哥特式（着生描写怪诞、恐怖和孤寂的小说形式。）悬念小说；如今V？C？安德鲁斯类型的男作家已销声匿迹。但它让人觉得那么实在、如同一件真实存在的东西，而今天早上它冒出来的时候像呼吸一样自然。
安迪？德雷克是基拉戈岛上的一个私人侦探，四十岁，离了婚，有一个三岁的女儿。故事开头他住在一所叫“奇…维斯特”的房子里，房子属于一个叫瑞吉娜？怀丁的女人。怀丁太太也有个五岁的女儿。她丈夫是个家财万贯的房产开发商，但安迪？德雷克知道一个她丈夫不知道的秘密：到一九九二年为止，瑞吉娜？泰勒？怀丁一直使用蒂凡妮？泰勒这个名字，是迈阿密的一个高价应召女郎。
这些就是我在电话铃响之前写的。以下是我所知道后面的情节，也就是未来几周内要摘的果子，前提是我那奇迹般恢复的写作能力能保持下去：
凯伦？怀丁三岁时，一天，她和母亲坐在院子里的一个热水浴池里，这时电话铃响了。瑞吉娜本想请院子维护工去接，转念一想还是自己去吧——她们平日里的维护工因为感冒告了假，她不好意思请一个陌生人帮忙。瑞吉娜告诉女儿坐稳，然后跳出浴池去接电话。正在给洋娃娃洗澡的小凯伦抬起一只手想避开妈妈离开浴池时溅起的水花，洋娃娃掉进水里。她弯腰去捡娃娃时，头发被浴池的一个出水口缠住了。（两三年前我读到的一则由类似原因引起死亡的消息激发了这个故事的最初灵感。）
那个维护工，一个劳动公司派来的、穿着卡其布衬衫的小人物，看到了这一幕。他飞速冲过草坪，一头扎浴池里，用力把孩子从水底拽了出来，他这么做的时候在喷水口上挂掉了自己的一撮头发和一大块头皮。他会给孩子做人工呼吸，直到孩子回过气来（这该是个多美妙，多富有悬念的场景啊，我都等不及写下来了）。他会拒绝那位惊魂初定、松了口气的母亲提出的所有酬劳，虽然他最后还是留给她一个地址，以便她丈夫能找他谈谈。只不过他留的地址和名字——约翰？萨伯——都是假如。
两年后，这位如今过着可敬的从良生活的前妓女在一份迈阿密报纸的头版上认出了那个曾经救过她女儿的男人。报上说他，约翰？夏克福德，因为涉嫌强奸并谋杀一名九岁女孩而被捕。这篇报道里还提到他被怀疑犯下另外四十起谋杀案，其中的许多被害人是儿童。“你们抓住‘垒球帽’（显然是那个在逃杀人犯的诨号。）了吗？”一名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声叫道。“约翰？夏克福德就是‘垒球帽’吗？”
“当然，”下楼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他们认为他就是。”
这个下午，我听到湖上有太多小船的声音，裸泳是不可能了。我胡乱套上件上衣，拿一条毛由搭在两个肩膀上，沿着我梦中曾经挂满纸灯笼的小道向湖畔走去，打算洗去因一夜梦魇和早晨突如其来的工作而带来的汗水。
莎拉和湖面之间由二十三级枕木铺就的台阶相连。才刚往下走了四五级，一阵来势汹涌的感觉攫住了我，那是对刚才发生的一切的巨大感伤。我的嘴唇开始颤抖，随着眼睛被泪水模糊，树林和天空的颜色揉到了一起。我身体里开始发出一种声音——那是被压抑着的呻吟。我两腿发虚一屁股坐倒在一条枕木上。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它过去了，但那是错觉，接着我开始哭泣。最难受的时候我把毛巾的一角塞进自己嘴里，生怕湖上坐船的人听到我发出的声音，他们会以为这里有人被谋杀了。
我因虚度年华而哭泣，那段日子里我没有乔、没有朋友、也没有写作。我因感激而哭泣，因为一事无成的日子眼看要结束了。现在肯定这点还太早——“单燕不报夏”，八页书稿并不意味着事业的复苏——但我想这也许是真的呢。我也因后怕而哭泣，就像当可怕的遭遇终于结束，或者人们侥幸逃过一劫后往往哭泣那样。我哭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自从乔死了以后，我一直是在沿着路中央的白线往下走，完全出于某种奇迹才未遭不测。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保护了我，但那没关系——这个问题我可以等到以后解答。
我把所有的感情全部宣泄在这场恸哭中，然后继续往下走，趟入湖中。凉凉的湖水不仅冷却了我发烫的身体，它给我重获生命的感觉。
第15章（上）
“对记录员报出你的名字。”
“迈克？诺南。”
“你的住址？”
“德里是我的永久住址，本顿街14号，我在T镇还有所房子，靠着黑迹湖。邮寄地址是862号信箱。房子在68号公路下的第42号路。”
凯拉·德沃尔的诉讼监护人埃尔默？德金用肥胖的手在前面挥了挥，也许是想敢走一只讨厌的虫子，也许是想告诉我已经够了。这一点我同意。我觉得自己像电影《我们的镇子》里的那个女孩，报出自己地址时总说“上帝的宇宙的银河系的太阳系的地球的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的格罗弗角”。总之我有些紧张。在四十岁上，我参与司法程序还是第一次；虽然我们只是坐在德金、彼得斯和杰瑞特在卡斯特尔…洛克镇布里奇街的会议室里，但这是一次真正的司法程序。
在这些场合下，一个有趣的细节值得一提。法庭速记员使用的并不是那种看上去像加法机一样的键盘式打字机，相反，他用的是一个速记面罩，一种扣住下半张脸的装置。这种东西我见过，不过只在黑白犯罪片里见过，片子里面丹？杜里埃或约翰？佩恩（两人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电影演员。）总是驾着辆带侧孔别克车到处转悠，咧着嘴抽着骆驼牌烟。一眼瞥见角落里坐着个如同世上最老的战斗飞行员那样的家伙已经够怪的了，但听到自己说的每个字立刻被用闷闷的、单调的声音重复一遍就更滑稽了。
“谢谢，诺南先生。我妻子读过你所有的书，她说你是她最喜欢的小说家。我只是想把这句话也记下来。”德金用胖子一样的声音吃吃笑着说。为什么不呢？他就是个胖子。大多数的胖子我都喜欢——他们有着和腰身一般宽厚的心地。但是，的确存在被我称作“可恶的小胖家伙们”的少数胖子。只要可能，你不会愿意和这些“可恶的小胖家伙”有什么瓜葛；只要你给他们半条借口和四分之一个机会，他们就会火烧你的房子，糟蹋你的狗。他们中只有极少数身高超过五英尺二（这是我猜德金的身高），而且大多数不到五英尺。他们常常笑，只是眼睛不笑。“可恶的小胖家伙们”痛恨全世界。而他们最痛恨的，莫过于那些没有大肚子，站直了往下看还看得到自己脚的人们，其中包括我，虽然我只能勉强看到。
“请代我谢谢你的妻子，德金先生。我想她可以推荐你从哪本书开始读起。”
德金又吃吃笑了。他的右手边坐着的助手——一个看上去像是刚从法学院毕业才十几分钟的漂亮女孩——也吃吃笑了。坐在我左边的罗密欧？贝松奈特也发出同样的笑声。坐在角落里的世界上最老的F…111飞行员只是继续往速记布置里咕哝着。
“我会等它们拍成电影。”他说，眼睛里闪烁着丑陋的光，似乎他知道我还没有一本书被拍成电影，只有《两人行》拍成了电视，收视率刚刚和“全国沙发翻修大赛”持平。我希望这个混蛋小胖子的幽默感到此为止。
“我是凯拉·德沃尔的诉讼监护人，”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诺南先生？”
“我想我知道。”
“意思是，”德金说，“兰考特法官指定，在需要作司法裁决的情况下，由我来确定——如果我能的话——什么样的安排符合，凯拉·德沃尔的最大利益。这种情况下，兰考特法官并不是非得根据我的结论裁决，但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
他双手交叠盖在一个空白的司法便笺本上，眼睛看着我。他漂亮的助手，却在飞速地写着什么，也许是不相信那个战斗机飞行员吧。德金的表情仿佛等待着人们热烈的掌声。
“这算是个提问吗，德金先生？”我问道，与此同时罗密欧？贝松特的鞋帮训练有素地触了一下我的脚踝，不用看就知道不是无意碰的。
德金噘起嘴唇，把嘴唇绷得光溜溜、湿乎乎的，看上去像抹了层油，在那发亮的秃脑门上，二十几股头发梳成顺溜的弧形。他用狡猾而颇有定力的眼睛看了我一眼。这双眼睛的后面是那个“可恶的小胖家伙”不折不扣的丑态。寒暄结束了，我敢肯定。
“不，诺南先生，这不是问你的。我只是在想，你也许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上午把你从你可爱的湖边叫过来。也许我想错了。现在，如果——”
一阵毫不客气的敲门声打断他的话，大家的老朋友乔治·福特曼走了进来。今天，他那身随心所欲的克里夫兰穿着换成了卡其布副警长制服，外加武装带，佩枪，就齐了一身完整的装束。他放肆地打量着助手的蓝绸衬衫下凸现的胸脯，然后递给她一个文件夹和一个录音机。他迅速瞧了我一眼，然后走了出去。那一眼像是在说，小子我记得你，自作聪明的作家，吃便宜午餐的家伙。
罗密欧？贝松奈特把头朝我微微一侧，拿手档在他的嘴和我的耳朵之前，“德沃尔的磁带。”他对我说。
我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再次转向德金。
“诺南先生，你遇到过凯拉·德沃尔和她的母亲玛丽？德沃尔，对吗？”
你是怎么把玛丽搞成玛蒂的，我问自己……但我立刻就明白了，就像我知道某一天她穿着白短裤和小背心一样。凯刚刚开始学叫玛丽的时候把它说成了玛蒂。
“诺南先生，你在听吗？”
“没必要对我的当事人进行讽刺，不是吗？”贝松特问道。他的语调是温和的。但埃尔默？德金对他报以一眼，那目光的意思好像在说，一旦“可恶的小胖家伙们”达成了统治世界的宏大事业，贝松奈特将被塞进运往集中营的头一列铁闷罐车里。
“对不起，”没等德金回答，我先说话了，“我有点开小差了。”
“新的写作灵感吗？”德金问道，假惺惺地一笑。他看上去像一只穿着运动衫的癞蛤蟆。他转向那位老战斗机飞行员，告诉他最后一句不用记录了，然后把有关凯拉和玛蒂的问题重新问了一遍。
是的，我说，我遇到过她们。
“一次还是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
“你见过她们几次？”
“两次。”
“你是否还和玛丽？德沃尔通过电话？”
“是的。”
“几次？”
“三次。”
第三次是前天通的，当时她问我是否愿意在开完我的听证会后同她和约翰·斯托尔一起在镇上的公共绿地共享自带的午餐？光天化日之下在镇中心，当着每个人的面共进午餐……虽然有一个纽约律师充当陪衬，这又有什么害处？
“你是否和凯拉·德沃尔通过电话？”
多奇怪的问题？谁也没帮我准备过这个问题。我想至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诺南先生？”
“是的，我和她说过一次话。”
“你能告诉我们那次谈话是什么性质的？”
“嗯……”我怀疑地看了一眼贝松奈特，从他那儿没有得到什么提示，显然他也不知道。“玛蒂——”
“对不起，我听不见。”德金尽量向前靠了靠，眼珠子在粉红色的眼眶里露出专注的神情。“玛蒂？”
“玛蒂？德沃尔。玛丽？德沃尔。”
“你叫她玛蒂？”
“是的。”我说，心里泛起一阵强烈的愿望想要加上：在床上！在床上我这么叫她！“噢，玛蒂，别停下来，别停，”我就这么大叫！“那是她自我介绍时给我的名字。我遇到她——”
“这个我们可以晚些时候再说，但现在我感兴趣的是你和凯拉·德沃尔在电话上的谈话。那是什么时候？”
“昨天。”
“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
“是的。”
“谁打给谁的？”
“玛……玛丽？德沃尔。”现在他要问为什么她要打电话了，我寻思着。而我想说她想再来一次做爱马拉松，前戏包括一边欣赏光着身子的丑侏儒一边往对方嘴里送蘸巧克力的草莓。
“凯拉·德沃尔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她问是不是可以跟我说话。我听到她对她母亲说她要告诉我些事。”
“她想告诉你什么呢？”
“她头一回洗了泡泡澡。”
“她还有没有说她咳嗽了？”
我一言不发，看着他。那个时刻，我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厌恶律师，尤其当他们在一个精于本行的律师手里栽过跟头之后。
“诺南先生，你需要我把问题再重复一遍吗？”
“不用。”我说，心里问道他从哪儿搞到的这些消息。难道这些杂种在窃听玛蒂的电话？还是我的电话？还是两者都窃听？也许这是我头一次打心底里理解了拥有五千万美元会是什么感觉。“她说她母亲把泡泡推到她脸上，所以她咳嗽了。可她是在——”
“谢谢，诺南先生。现在让我们转到——”
“让他说完。”贝松奈特说道。我闪出一个念头，他在这个司法程序中的扮演的角色比他原告期望的要重要，但他看上去并不在意。他是一个略带倦意的男人，有着一张大猎犬般哀伤而值得信赖的脸。“这里不是法庭，这不是交互询问。”
“我得考虑小女孩的福利。”德金说道，他的话听上去既自负又谦卑，这种组合像是奶油爆米花上洒了巧克力酱。“我很看重这项职责。如果我有些让你不舒服，诺南先生，请原谅。”
我没有接受他的歉意——那会使我们两个都显得可笑。“我想说的是，凯是笑着说这些话的。她说她和母亲打了一场泡泡杖，她母亲接过电话和我继续通话时也在笑。”
德金已经打开了福特曼带给他的文件夹，我说话的时候他快速地翻过一页页文件，似乎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她母亲……，就是你说的玛蒂。”
“是的，我叫她玛蒂。你怎么在这之前就知道我们的私人通话的？”
“这与你无关，诺南先生。”他拣出一张纸，然后合上文件夹。他把这张纸举起来，像一个医生在看X光底片，我能看见纸上用打字机打上了单行距文字。“让我们转到你和玛丽以及凯拉·德沃尔的头次会面吧。那天是七月四日，对吗？”
“是的。”
“你先见到的她，因为当时她母亲不在她身边，是这样吗？”
“你的措辞很不好，德金先生，但我猜答案是‘是的’。”
“由你这位畅销书作家为我纠正语法，我感到很荣幸。”德金微笑着说。这微笑像在说，他希望看到我和罗密欧？贝松奈特一起坐在前往集中营的头列铁罐子车里。“跟我们说说你们的会面，先是和凯拉，然后是和玛丽？德沃尔，或者玛蒂？如果你喜欢那样叫的话。”
我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等我讲完了，德金拿出一个磁带放音机放在自己面前正中间。他胖乎乎的手指上的指甲和他的嘴唇一样，油光锃亮。
“诺南先生，你有可能撞倒凯拉，是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的时速才三十五英里，路边有家商店，店边的指示牌上写着这是允许的速度上限。我有足够的时间看到她，并停下来。”
“假设你是从另一个方向开车过来——往北而不是往南，你还会有足够的时间看到她吗？”
这个问题比他的其它问题都更公道些，说实话。从另一个方向驾车过来的人的反应时间要短得多。但是……
“是的。”我答道。
德金的眉毛一挑，“你能肯定这一点吗？”
“是的，德金先生。我踩刹车时可能得更用力一些，但是——”
“三十五英里。”
“是的，三十五英里。我告诉过你了，那是时速上限——”
“——68号公路上那一段的时速上限。是的，你告诉过我了。是的。据你的经验，是不是大多数开过那段公路的人都遵守这个上限呢？”
“从一九九三年起，我没在T镇待过多长时间，所以我无法——”
“说吧，诺南先生——这不是你书中的一个场景。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否则我们整个上午都得呆在这儿。”
“我是在尽力，德金先生。”
他叹了口气，继续说下去。“你八十年代就买下了黑迹湖边的那座房子，对吗？而湖畔小店、邮局、以及迪奇？布鲁克斯的‘全能修车行’——也就是被称作‘北村’的那一片——周围的时速限制从那时起从来没有变过，是这样吗？”
“是的。”我承认。
“那么，让我们回到我原告的问题——据你观察，是不是大多数开过那段公路的人都遵守这个上限呢？”
“我不能说是不是大多数人，因为我从来没有作过交通调研，但我猜很多人不遵守。”
“你想听一下卡斯特尔县福特曼副警长的证词吗，诺南先生？他能证明T镇最多的超速罚单是在哪个路段上开的。”
“不用了。”我老老实实地说。
“当你先后和凯拉以及玛丽？德沃尔说话的时候，有没有其它车辆经过你们身边？”
“有。”
“有几辆？”
“我说不确切。两辆。”
“会不会是三辆呢？”
“有可能。”
“五辆呢？”
“不，可能没那么多。”
“但你不知道确切数目，对吗？”
“是的。”
“因为凯拉·德沃尔的情绪很糟糕。”
“事实上她很快就好——”
“她有没有当着你的面哭的？”
“哦……有。”
“是不是她母亲惹她哭的？”
“这不公平。”
“和在节日的早上让三岁小孩在繁忙的公路中间闲逛一样不公平，在你看来，或许还没那么不公平吧？”
“够了，打住。”贝松奈特先生温和地说，他那张大猎犬的脸上略带紧张。
“我收回这个问题。”德金说。
“哪一个？”我问。
他厌倦地看着我，似乎想说他不得不和我这样的混蛋打交道，他对我们的举动已经习以为常了。“从你抱起小女孩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起，到你离开德沃尔母女的这段时间里有多少车辆经过？”
我讨厌“带到安全的地方”这部分，但尽管我尽量调整自己的回答，那老家伙还是把他的问题录进了速记面罩。事实我我确实也是那么做的，这是无法回避的。
“我告诉你了，我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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