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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3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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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76；W。 Longitude； on the south by the Antarctic Circle； Adm 1/5543；Adm 2/1330。 No。126。
5、George Woodcock； “The British in the Far East。 Soci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1969 London p。47。
6、如在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那彦成即采取招抚文策，而被清廷撤拏向。参看《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页14…15，嘉庆10年11月“庚申谕”，页36“丁巳谕”。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民国51年，台1版），页238…243，“嘉庆东南靖海记”。
7、Grace Fox； “British Admirals &；amp； Chinese pirates” （1830－1869）； 1940； London； p。p。32； 108； 176； Alexander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Vol I。 p。p。229－307； 1900 London；Gerald S。 Graham； “The China Station－War and Diplomacy” （1830…1860） p。p。268…275。
8、关于鸦片战中英冲突情形，可以参看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页125…167，民国5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刊。
9、Grace Fox，“British Admirals &；amp； Chinese Pirates” （1830…1869） pp。20…22。
10、参看“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s Herald），May 28，1886。 p。559。及拙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2000年，台北，p。450。按“Audacious”与 “Iron Duckk”为姊妹舰铁甲战船，二舰分别为“中国舰队”之旗舰达十余年之久。
11、“The Chinese Times” March 10th，1888，p。149…150。
12、Graham之前引书， p。294。
13、Graham之前引书，p。302…320，英美拟据台湾之事，可参看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一册，页256。
14、参看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1998，北京人民出版社，页66…67，所转引自1985年《近代史研究》第1期，页200…201。茅海建：（第二次鸦片战中清军与英法军兵力考），按因未注明各舰英、法原文，颇难一一查对，下表亦同。
15、Graham之前引书，p。364，至于谓西马曾于1860年占领大连时，将大连命名为“Adams”；将旅顺命名为“Arthur”（见Encyclopedia Britannic； 1968）Vo1。 10 p。p。256…257，尚待查考。
16、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1980，香港，页142。
17、参看拙著：《李鸿章与北洋舰队》2000年台北，页52； 59，注5。
18、ADMI/IND 6391。 Ryder to Admiralty。 Nov。11； 1875。
19、ADMI/6378 L 167 M/Aug1876。 Ryder to Admirality。 July 26； 1876。 “Vigilant”号。
20、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7，页38…39，“烟台议结滇案折”。
21、Alexander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2Vols； London； 1990； Vol2 p。267。
22、英国外交部档案“Central Asia” No。5 （1885） State of Affairs in China； p。p。387…405。
23、Ibid； p。p。450； 484； 487； 489…450。
24、参看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015； Oconor to Sir。 Of Reseburg，1885；ADMI/6810。 L334/66。 Hamilton to Admirality； May5； 1886；李鸿章：《李文忠公集》（七），（电稿），页27…29。
25、英国海军部档ADMI/7066。 S123/1891 June 19。 No。205 Parag 13。
26、ADMI/7149。 L77/1894 report of Interview with H。E。 Li Hung Chang； Shanghai； 25 May 1894。
27、1858年时，李泰国为额尔金手下之译员，二人曾同乘“Furious”号兵船北上（舰长为阿思本），故李泰国与阿思本为旧识。此外，曾在福州船厂教习海军的英国教习德勒塞（Captain Tracey）亦为“中国舰队”出身，后且曾出任旗舰“铁公爵”号（Iron Duke）的舰长。
第450章龙的航行1949至1
如果中国人希望，新的政权意味着****集权的“官僚主义”独裁政府的结束，那么他们会失望的。尽管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们进行了一场革命，但他们在改变中国政府的体制上却没有成功。他们选择了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式的政府体制，而苏联的政府也是集权的官僚主义的独裁政府。
衡量毛泽东革命成功的又一个尺度就是他是怎样解决海军以及海洋事业的发展的，如果毛泽东选用海军来担负起海上安全的责任的话，那么，按近代中国的标准，这支海军就将是革命的。然而，毛泽东领导下的海军发展趋向同大陆的传统明显有相似之处。中国领导集团是由一些农民出身，缺乏正规教育的人组成的。他们是经过训练的游击队战士，江河流域的作战行家，但却缺乏有关海军和海洋方面的知识。他们自然会成为海军改革的实际障碍。
毛泽东的海军建设目标
1949年7月，毛泽东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目标：“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持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最初批准建立海军是因为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海上威胁：仍然占领着台湾和沿海许多岛屿；蒋介石的海军控制了中国大陆的上海以南的海上交通线；美国海军和其他亚洲“仆从军队”可以轻易地对中国大陆发动两栖进攻。
不到一年的时间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军登陆的可能性成了北京最严重的问题。1950年夏，北朝鲜经历的挫折和遭受的巨大损失（包括联合国军向中国边境的推进），迫使中国人于当年10月跨过鸭绿江。中国人的行动导致了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集结，并很快从海上形成对中国大陆的包围态势。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黄海和东海畅行无阻，防止了毛泽东夺取台湾。1950年6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决定封锁台湾海峡，他宣布：“的部队占领福摩萨（即台湾——译者注）将会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美国军队在那个地区履行其合法而必要的任务”。
“因此，我命令第七舰队制止任何对福摩萨的进攻。与此相适应，我要求在福摩萨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一切的海上和空中行动”。
岸防建设（1950－1953年）
毛泽东对海洋并不太重视。他实际上是一位坚定的大陆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十九世纪保守分子的传统。他由于持久的“人民战争”的胜利而获得了声望，他的陆军主要是由那些有政治头脑的游击队员所组成。陆军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主要力量，而海军则被看成是一支保卫沿海地区的力量。所以，毛泽东和他的游击战的拥护者们并不打算发展一支能在近程岸基飞机战斗半径以外海域进行活动的海军。
1949年金门的溃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上力量第一次遭到重大挫折是在1949年10月。当时，的登陆部队未能击败金门岛上的一支小规模（估计有1．5万人）但很顽强的守备部队。人民解放军仓促地组织了一支大约有3万人的突击兵力，10月25日由厦门乘帆船向5海里外的金门发动进攻。在这一整天中，守备部队一直以猛烈的火力向企图靠岸的超载的帆船射击。海滩上布满了军队的尸体。与此同时，的飞机匆匆地将数千加仑的汽油倒在海滩附近的海面上，并点燃起熊熊大火。部队有数百人竭力想游过火海，但多数人却被烧死。
人民解放军在一处海滩登陆虽然成功，但却蒙受了灾难。这个地方刚好紧靠的两辆坦克，的步兵对的坦克束手无策。当军队试图冲过坦克阵地时，他们遭受到37毫米火炮和机枪的射击，伤亡惨重。
10月27日，军队撤退了。金门一仗的失利挫伤了日后彻底战胜的企图，从而造成了两个中国的僵持局面，这种僵局致使今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如此复杂。此外，的防御成功使人们对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说法产生了怀疑，并且进一步加深了北京的看法，即海岸防御需要大力加强。
海军的威胁
五十年代初，中国有充分的理由重新考虑他的海防方针，尽管杜鲁门总统早就告诫要收敛从海上对大陆的行动，但海军控制着中国中部沿海和东南沿海，经常骚扰的沿海交通线。例如，海军的舰艇经常袭击的渔船队，而且这些舰艇的火力比派去护渔的的武装机帆船强。
此外，使感到担忧的还有的小股武装和正规部队的活动，这些部队从浙江北部沿海至金门一线的32个占领岛屿出发进行骚扰破坏。靠着这些有利的位置，蒋介石的海军对温州、福州、汕头和厦门形成了部分封锁状态。
海军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对的贸易航运带来了不便。从1950年至1953年，曾干涉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的外国船只达90次之多。这些事件中有三分之二涉及到英国的船只，从而引起英国多次向台北政府提出抗议。事实上，当局在1950年曾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海军破坏的海上交通。这项命令显然违背了美国的中立政策（这种中立政策不被政府所承认），而且英国商船公开被拦截，扣留在台湾的港口，货物被没收，这种作法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还对占领的沿海岛屿实施小股袭扰。例如，1952年10月11日，5000各的正规军和小股部队袭击了福建南部海岸附近的南日岛。经过7小时的战斗，的1300人的守岛部队中有250人被打死，300人被打伤，720人被俘。占领了南日岛三天后又撤退了。
所有这些行动致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美国称为侵略的保护者。的宣传也反复要求美国的第七舰队撤离台湾海峡。
然而，仅靠言论宣传是解决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所面临的威胁的。显而易见，它必须拥有一支能有效地保卫沿海的力量。此时，毛泽东在重新确定海军的任务问题上采取了一种积极的态度，1953年12月4日，他给海军规定了以下三项任务：第一，消除海军的侵扰，确保海上航行和运输的安全；第二，在适当的时候收复台湾；第三，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的侵略。
毛泽东制定的海军战略任务对新的海军领导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为他们指明了海军建设的方向，并提供了发展海军所必要的高级领导人的支持。但是，仅靠手头掌握的为数甚少的舰艇兵力，中国人只能用它来加强海岸防御。中国所开始的巨大努力同过去的中国封建王朝的海岸防御规划是极为相似的。
恢复海防方针
北京传统的海防前线和工业发达的东北经历了较大约现代化发展。从山海关到青岛，中国人对旧的设施和海岸炮进行了修整。这项工作包括加固青岛和青岛港附近岛屿周围所有的防御阵地。这项任务需要以钢筋混凝土加强沿海的堡垒，使之能抗得住千磅重的近失弹。到1952年，仅青岛地区就修建了68个这样的堡垒。
到1950年，在中国东部地区也同样开始了这样的工程，其中的一项防御工程是从吴淞至九江沿长江南岸修筑一条长250英里、宽10英尺的交通壕。沿此交通壕每隔几百米就筑有一个机枪阵地，每隔1000米或2000米设一个火炮阵地。沿上海以南海岸也挖了长约200英里的交通壕。在福建沿海的海滩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各类武器阵地、交通堑壕和障碍物。在像福州这样的大城市中，市内和郊区的一些重要地点都修筑了防御工事。与金门仅一水之隔的厦门，环岛修筑了约2000个钢筋混凝土掩体，平均每隔15米就有1个。
中国南方海岸的防御也同样得到加强。沿珠江向内陆修筑了三排火炮阵地，从汕头到东京湾的主要沿海岛屿都筑有堡垒。
各沿海省份普遍成立了民兵师，每师约有六、七千人。这些地方民众武装力量都接受了步兵基础训练，在有的省份，他们还担负当地的警卫和防御任务。
在沿海，到处都建立了观通站，以加强整个海岸防御体系。雷达和无线电台取代了古代的烽火台。这些观通站和雷达站装备了对海、对空搜索警戒雷达，在沿海监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1954年，中国就已公开了他们在海防方面的成就。当时和的舰艇在海上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前线司令部曾表彰其下属的岸站哨所“在向指挥机关提供及时准确的情报、保障战斗的胜利的工作中所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和忘我工作的精神。”1971年，中国的报刊电台报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与驻守黄海一个岛屿的某连艰苦奋斗十年的先进事迹。该连于1961年被派到该岛，在那里建立了—个前沿防御阵地。它被人们热情称为保卫海疆的先进连队。到七O年代，有些哨所还广泛地担负了各种任务，其中包括对潜观察任务。例如，1976年官方报纸宣扬了西沙群岛某观通站的活动情况，该站的雷达兵在他所监视的海区内发现了一艘“敌潜艇”。
在早期，的海军炮艇就在沿海地区进行巡逻。由于当时海军兵力居于优势，它们一般不在远海活动。事实上，的海军舰艇仅限于在上海附近的沿海海域巡逻，因为这样它们可以得到岸炮的掩护。
海军的作战行动（1953－1955年）
从1950年到1953年，中国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朝鲜战争中。但由于1953年开始了和平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领导人又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收复被占领的沿海岛屿上。这些岛屿主要是分布在浙江和福建沿海的大陈岛、马祖岛和金门岛等。这三大岛区封锁住了浙江、福建省的一些港口的通路。
在1953年以前，并没有试图去收复这些岛屿，但是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国情咨文中说，美国第七舰队将不再阻止反攻大陆。在美国国情咨文的刺激下，人决心采取行动。在艾森豪威尔的声明发表后不到三个月，即在朝鲜和平谈判期间；军队对盘踞的部分岛屿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目的是为了削弱大陈岛附近的的北部前沿堡垒。1953年5月29日，军队渡海登上北矶山岛和大鹿山岛，很快消灭了盘踞在这两个小岛上的守军。的军队在6月19日和20日进行疯狂的反扑，企图夺回大鹿山岛，但被强大的中国的军队击溃。当军队夺取了北矶山岛和大鹿山岛，并将其作为进攻其它较大岛屿的跳板之后，大陈岛便处于危险之中。
企图再次利用艾森豪威尔的非中立的命令。1953年7月，他们对汕头附近的东山岛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7月16日，6500名伞兵和陆战队在大约25艘舰艇和50架战斗机的支援下，登上了东山岛。伞兵着陆后便遭到交叉火力的猛烈射击。由于通过海峡从大陆派来大量增援兵力，的陆战队被阻止在滩头，不能前进。军队于第二天午夜被迫撤离该岛，他们原计划在岛上占领三天，结果只停留44个小时。
这些事件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更积极的海上防御方针，预示着的军队将发动一系列的进攻。从1954年2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军舰艇开始积极加强了海上巡逻，以防的小股兵力的袭扰。2月25日凌晨，两艘的巡逻艇在30海里以外的海面上发现厂3艘武装特务船，其中1艘被击沉，另外两艘被迫逃窜。
1954年5月，来自大陈岛的船只遭到海军的猛烈打击。在此后几天中，的炮艇又遭20多艘巡逻艇的攻击。它们虽然只受到一些轻伤，但这次战斗说明了的海军加强了大陈岛海域的行动。
对海军士气打击最大的是1954年11月14日发生的战斗。当天午夜过后不久，海军的一艘大型军舰“太平”号驱逐舰被的鱼雷艇重刨，后来在由另一艘护航驱逐舰拖曳过程中沉没。当时，武备较好的“太平”号驱逐舰是在占领的大陈岛和龟山岛之间执行正常巡逻任务。当它驶到所占领的一个小岛以东10至12海里、距大陆20多海里处时，突然遭到攻击。很显然，的两艘P－4型鱼雷艇是从东面高速接近的，当鱼雷艇受到“太平”号射击时，它们发射了鱼雷，其中一条鱼雷命中“太平”号的舯部，主机被炸坏，军舰开始进水，其姊妹舰企图将其拖回，但6小时之后它便沉没了。
在此后数月中，海军的鱼雷艇加紧了对海军巡逻舰艇的袭击。1955年1月，的两艘炮艇分别遭到攻击。一艘被击沉，另一艘被重刨。在其中的一次攻击中，的鱼雷艇显然是隐蔽在渔船当中，突然向炮艇发起攻击。这种战术后来的刊物上被称为海上游击战的典型。
对大陈岛的空袭也在不断地加强，最终在1955年1月18日的军队对一江山岛和上、下大陈岛发起了全面进攻。10日这一天，飞机集中轰炸了上大陈港，炸伤舰艇14艘，此后海军撤向南方，从而使这些岛屿孤立起来，并遭到军队的两栖攻击。
18日上午，的飞机开始对一江山进行一系列空袭（其中包括水平轰炸和俯冲轰炸），前后一共出动飞机250架次。空袭之后，附近岛屿亡的炮兵又进行了4个小时的炮击。在此期间，的舰艇也进行了舰炮火力支援。在这些火力准备停止时，岛上守军看到登陆部队在向一江山岛接近。估计登陆部队有两个团，分别搭乘登陆艇和机帆船。登陆时，地面炮兵停止了火力支援，登陆兵在海军舰炮火力的掩护下登陆上岸。登陆时虽然空中有飞机掩护，但空袭停止了。到黄昏时分，一江山岛被占领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陆战队扫清了岛上个别的小型抵抗据点。
攻打一江山岛显示了军队合同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的能力。尽管军队参战部队和人数都不多，但他们已不再被看成是一支不能实施海、陆、空合同作战的游击力量了。一江山岛两栖作战的胜利迫使军队从除金门、马祖之外的所有沿海岛屿上撤走了。
关于海军现代化的讨论
五十年代中期海军对军队作战所取得的胜利标志了海军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海军表现了愿意吸取西方战术思想和使用新式进攻性技术装备的意向。这种新观点的主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军事将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批评他的人指出，罗瑞卿认为毛泽东的“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已经过时，并说“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唯一的办法是封锁海洋。有了新式技术装备，任何来犯之敌都能被消灭在海上、空中或他们的进攻出发地。”
罗瑞卿的话很重要，因为它突出了当时刚开始出现的关于军事（经济）现代化的一场辩论。这场辩论在许多方面同十九世纪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辩论非常相似。辩论的一方是那些军事、经济和技术领域的拥护者，他们赞成一种基于强大的威慑力量的前沿防御战略，强调军事业务而不注重思想教育，并要求引进必要的技术和邀请苏联顾问帮助提高中国同其他世界强国竞争的能力。就海军而论，他们希望建设一支能在岸防兵力掩护范围以外海域进行活动的海上力量——也许不是指一支远洋舰队，但至少是一支能进行有限的远洋作战和恢复中国对其领海控制的海上力量。
辩论的另一方是一些理论家、游击战的拥护者、排外主义者、大陆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他们主张保持一支文实行“人民战争”的、装备常规武器的、强大的陆军。他们不相信外国的技术，赞成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些人保持着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迷信，主张继续发展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游击武装力量。他们是海岸防御的继承者，至今仍遵循着传统落后的“砖块加灰泥”（即构筑岸防要塞的意思）的海防战略。
由此则产生了这样的问题；中国人将如何解决这一新出现的“两条路线斗争”？这场斗争又将如何影响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和技术优先？
第451章龙的航行1950至1
要求发展海上力量的拥护者们不失时机地说服毛泽东从苏联那里寻求海军援助和聘请海军顾问。据美国情报专家认为，到1951年，苏联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海军顾问团在协助发展中国海军。此外，根据毛泽东与斯大林1950年2月在莫斯科签订的有关协议，一批苏联海军技师也来到了中国。在中、苏签订的协议中有些对海军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例如，苏联同意将大连归还中国，由中国人实施行政管理，并结束中苏对旅顺港的共管，将其交还中国。不过，这些协议要在与日本签订和约或者在1952午年终方可生效。一个月之后，即1952年3月，中苏又签订了三项协议，其中一项是关于帮助中国建造和修理舰艇的协议。
苏联海军顾问团在中国的影响不久就反映在中国海军领导人的官方报告中。1951年11月，中国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在一次庆祝会上指出：“苏联海军是中国人民海军的榜样和建设方向。我们应该向伟大的苏联红军学习，以便加速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
当时，尽管毛泽东的注意力是放在朝鲜战争上，但他不可能忙得连中苏海军合作的可能性这样的重大问题都没有注意到。1952年2月，毛泽东视察了在北京新成立的海军司令部，他会见了海军军官，并听取了有关海军在组织、装备和武器方面的汇报。随后，他和海军领导人一起，着手研究制定海军发展的“长期规划”。
肖劲光将军
在详细讨论毛泽东的海军长期发展现划之前，有必要首先介绍一下1950年担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将军。
肖劲光与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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