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4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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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高的要求，英国海军章程就明确规定，“雷艇必用敢死之士”。除了射程短、航向不准外，当时的鱼雷定深也极为繁琐复杂，必须统一在维修车间进行定深后再装上舰船，作战过程中就无法再调校定深，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鱼雷命中的精度。尽管有诸多不足，但是鱼雷作为19世纪海军中最新潮、最具威力的武器，开始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并对火炮这一传统的海上利器提出了挑战。　
鱼雷艇进入中国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洋务自强运动的中国，一朝主动打开国门，对外来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之强，可能远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像。由李鸿章等一批地方实力派官僚的发起、推动，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古国，开始艰难地向国际政治舞台迈步，国内生活各个方面也都缓慢地开始了变化，各项近代军工业、民用工业纷纷举办，中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基础由此奠定，东方巨狮缓缓醒来。但令人扼腕的是，这场自下而上的大改革，因为面对着过于强大的阻力，注定永远无法触及国家政治制度方面，最终留于表面，“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人耶？！天耶？！”（李鸿章语）短短30年的时间，一代人的努力随之灰飞烟灭。今天的人们反思洋务运动的功过，痛心改革失败之余，不应遗缺的是对那些先行者们艰难努力的尊敬。
在以军事自强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早期，中国对于世界军事领域的新发明、新武器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紧追世界潮流。1874年10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受邀，在天津大沽口参观俄国军舰时，第一次见到了发射鱼雷的表演，立刻为这种新式武器所折服。中国自建设近代海防开始，在购造西式军舰的同时，就曾采购和仿造过大量的水雷用于要港防御，深知水雷的惊人爆炸威力的李鸿章，突然看到了一种能够自己航行攻敌的特殊水雷，不啻于如获至宝，这以后，李鸿章变成了中国高层官场著名的鱼雷迷，中国近代海军的鱼雷装备工作经他的一手推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1879年，中国向英国定造“超勇”级撞击巡洋舰，承造军舰的阿姆斯特朗公司最初许诺，这级巡洋舰上会装备新潮的舰载小型鱼雷艇，这或许是李鸿章决策购买这些军舰的先决要素之一，但令人失望的是，后来在“超勇”级军舰的建造过程中发现，过小的舰体无法承载鱼雷艇，遂被迫折中变通，更改为搭载体量更小，仅有12吨的杆雷艇。这次挫折，可以看作是中国购买近代鱼雷艇的最早尝试。
1880年，中国特使徐建寅、李凤苞在德国洽谈定购大型铁甲舰时，同步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定造了2艘鱼雷艇，是为中国购买鱼雷艇的开始。这两艘鱼雷艇为同级，是德国建造的第一型采用鱼雷发射管装置的鱼雷艇，排水量28吨，长26。82米，宽3。05米，吃水1。02米，装有一座小型的汽车式锅炉（一种小型燃煤锅炉的名称，主要用于鱼雷艇等小型船只）、一台往复式蒸汽机，功率650匹马力，单轴推进，航速18。2节，煤舱容量12吨。艇上的主要武器是1具14英寸口径的鱼雷发射管，安装在艇首甲板上，可作150度旋转，使用的是黑头鱼雷，不过艇上还依依不舍配备了4个杆雷发射装置，另外装备有1门用作近距离防御武器的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全艇编制人数为16人。因为资料匮乏，今天的我们已经无从查考这级鱼雷艇的外形资料，万幸的是，中国特使徐建寅在私人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它们诞生的经过，使得我们对中国这第一代鱼雷艇的诞生情况能有一手的了解。两艘鱼雷艇的建造方法是，先搭建木模，再装配钢制肋骨和船皮板，然后将木模撤去。建造所使用的材料均为克虏伯公司制造的优质钢，每块钢材都必须接受中国监造人员的详细检查，还要经过镀锌工艺处理。1882年夏天，伏尔铿船厂用轮船将两艘小鱼雷艇从司丹丁拖至瑞纳门海面航试，并测试鱼雷和各种兵器，结果令人满意。遂将2艘小艇逐件拆解后运到中国，后来在工程师英国人葛兰德、安的森的指导下，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天津大沽船坞组装成功，分别命名为“乾一”、“乾二”。这两艘中国最早的鱼雷艇，因为吨位较小，主要用于天津白河水域的防守，并不出远海作战，在此后的中国海军历史中也很少露面。
由这两艘小型鱼雷艇开始，北洋海防购买鱼雷艇的步子一迈而不可收。李鸿章接连要求在新购的“定远”级铁甲舰和“济远”级穹甲巡洋舰上都装备舰载小型鱼雷艇，其中“定远”、“镇远”铁甲舰各搭载2艘，分别命名为“定一”、“定二”、“镇一”、“镇二”，4艇为同级，均由德国伏尔铿造船厂建造，艇体钢制，排水量15。7吨，艇长19。74米，宽2。59米，吃水1。07米，采用1座汽车式锅炉、1座蒸汽机，单轴推进，功率200匹马力，航速15节，主要武器为2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艇上共配备2枚黑头鱼雷。因为“定远”级军舰有大量图纸、照片存世，因而她所搭载的这级鱼雷艇也是我们目前所能够掌握到外观情况的最早的一级中国鱼雷艇，根据线图分析，这型小吨位的鱼雷艇采用的是成熟的全封闭设计样式，整个外观洗练整洁，像极了现代潜艇，这恰恰就是19世纪中后期鱼雷艇的典型特征，艇上所有的人员都在内部活动，甲板之上看不到人员。雷艇的首部是前低后高的龟甲状甲板，利于破浪，在龟甲状甲板的末端****连接着一个碉堡状的司令塔，鱼雷艇的操纵驾驶、鱼雷发射都在这个有装甲保护的部位里完成，而在装甲司令塔两侧，龟甲状甲板末端左右各有一个蚌形开口，用来将鱼雷运往布置在艇首左右的两具鱼雷发射管内。司令塔之后的舱面是中间高两边坡的穹顶型，便于排水，甲板上除了烟囱和机舱棚外基本没有多余的设施，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鱼雷艇的烟囱一般都不布置在艇的中线上，因为艇面甲板本就不宽，如果在****设置一个烟囱，肯定会防碍到鱼雷的搬运和装填，因而“定远”级军舰的舰载艇和所有的德系鱼雷艇一样，将烟囱设计得偏离船的中线，布置在接近鱼雷艇右舷的位置上。与“定远”级这四艘小型鱼雷艇设计一样的是，在“济远”级穹甲巡洋舰上也搭载有2艘同型的鱼雷艇，后来有学者认为，2艇的名字是“中甲”、“中乙”。
就在北洋大张旗鼓购买新潮兵器鱼雷艇的同时，中国官场上还有一位同样痴迷这种水中兵器的封疆大吏，当时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样，也是个标准的鱼雷迷。1882年，趁北洋在德国定造铁甲舰之际，继北洋的“乾一”、“乾二”之后，两广也向德国伏尔铿厂定造了3艘鱼雷艇，分别取名为“雷龙”、“雷虎”、“雷中”，3艇为同级，全封闭样式，排水量为58吨，艇长33。53米，宽3。96米，吃水1。68米，采用1座复合式蒸汽机，2台锅炉，单轴推进，功率900匹马力，航速18。5节，，煤舱容量10吨，艇首左右各有一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共配备3枚黑头鱼雷（其中1发为备用雷），另外装备2门37毫米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全艇编制20人。由于小型鱼雷艇不可能自行远航回国，这批鱼雷艇后来被拆散后搭附北洋的“定远”级铁甲舰顺道回国，在广州交卸后由广东黄埔船坞进行组装，但是组装结束后测得航速要比最初下降将近4节。
似乎是要抢李鸿章北洋的风头，就在李鸿章随军舰购入一批舰载鱼雷艇时，1884年，张之洞再度向德国发去订单，在德国挨吕屏什好船厂（Elbing　Schichau）一口气定造了8艘鱼雷艇，索性用传统的伏羲八卦分别命名，称为“雷乾”、“雷坤”、“雷离”、“雷坎”、“雷震”、“雷巽”、“雷艮”、“雷兑”，这批八卦鱼雷艇为同级，属于钢制单雷艇，即只有一个鱼雷发射装置的鱼雷艇，排水量26吨，艇长26米，宽3。58米，吃水数据不明，主机功率420匹马力，航速19。5节，武器为艇首的1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在德国造成后同样拆解运输回国，在广东黄埔船坞组装。一时间，北洋、粤洋鱼雷艇无处不在，李鸿章、张之洞共同促成了鱼雷艇兵器进入中国的风潮。　
购艇活动的继续
19世纪中后期新出现的鱼雷和鱼雷艇兵器，对海军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和传统的军舰不同，鱼雷艇上无法容纳太多的人员，而且鱼雷兵器操纵复杂，无论是瞄准、调校方位、深度以及发射，难度都大大超过火炮等兵器，这就要求在艇的官兵必须非常精干，都得极为熟悉自己的业务技术。同时，鱼雷和鱼雷艇的战备保养，以及定深等工作同样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来担当。因此，购买鱼雷艇的早期，在李鸿章等官僚一手创办下，鱼雷艇官兵和技术工程人员的培养工作也随之开始。
1877年，福州船政派出第一批海军留欧学生，其中留学法国学习造船的部分学生，专门进行了鱼雷和鱼雷艇构造知识的专门培训。1880年，北洋在德国洽谈定造“乾一”、“乾二”鱼雷艇以及“定远”级铁甲舰时，李鸿章专门从天津机器局等处抽调了技术工人，有针对性地派往伏尔铿和刷次考甫工厂，学习鱼雷和鱼雷艇的修造，次年福建第二次派出海军留学生时，也同样派出海军学生前往德国刷次考甫鱼雷工厂实习。在此期间，北洋还派出一批海军军官前往德国，学习鱼雷艇驾驶专业，后来这批人员大都成为北洋海军鱼雷艇的管带。在向国外派出留学生的同时，1881年李鸿章指令直隶候补道刘含芳在山东威海着手创办鱼雷营，集中操练购买的鱼雷艇，并开始大批培养鱼雷专业军士和水兵，后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也开设专门的鱼雷专业，这一切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装备鱼雷艇的活动预先进行人员储备。
正当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如火如荼开展着时，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马江鏖战，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海战中，法国舰队派出了最新锐的海战武器鱼雷艇向中国军舰发起攻击，其中法国45号鱼雷艇更是发射鱼雷重创了福建船政水师的旗舰“扬武”号。此后不久，南洋水师南下增援福建的5艘军舰，在浙江石浦和法国舰队展开激战，海战中法国舰队再次使用鱼雷艇向中国军舰突袭。　尽管这两次海战中，英勇的中国海军将士奋勇还击，击沉击伤了全部来袭的4艘法国鱼雷艇，但是波涛之中掣电而来的这种新式武器，给中国海防带来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
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著名文学家张爱玲的祖父，署理船政大臣张佩纶随即上奏清廷，首先指出“（鱼雷）实有开溟跋浪之奇，激电惊霆之势，马江之役，法有鱼雷而我无之，深受其害，至今尤痛定思痛也”，随即提出为福建购买一艘伏尔铿制造的头等出海大艇，以及一批刷次考甫鱼雷的请求，并表示所需款项将全由闽浙两省自行筹措，不占用****财政经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佩纶在奏折中还提出了一个颇有远见的计划，即等这艘鱼雷艇购回后，福建船政将按样仿造一批，在马尾对岸的乌龙江内进行编队训练，奏上不久，清政府很快就予以批准。
福建定造的这艘鱼雷艇，属于头等的大型出海鱼雷艇，即近现代驱逐舰的始祖，由于德国造船工业从来没有建造过这么大的鱼雷艇，底气不足使得伏尔铿船厂表示放弃订单，这笔5万7千两白银的单子最后转给了以造鱼雷艇闻名世界的挨吕屏什好船厂，厂方不敢怠慢，组织大量熟练技术工人，开始了德国造船工业史上第一艘排水量突破100吨的鱼雷艇的建造。这艘大型鱼雷艇后来被命名为“福龙”，英文译名FU　LUNG，在德国档案内被称为S10，排水量120吨，艇长42。75米，宽5米，吃水2。3米，动力系统为一台三胀式蒸汽机，和一座汽车式锅炉，单轴推进，航试时测得功率高达1597匹马力，航速为惊人的24。2节，煤舱标准容量14。5吨，最大容量24吨。龟壳状的艇首左右各有1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除标配的2枚刷次考甫鱼雷外，还另有2枚备用鱼雷。艇首之后是一座碉堡状的司令塔，用来操纵驾驶和控制前部的2具发射管，在“福龙”艇的后部甲板上，还有1具可以旋回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配合这个发射管，在附近另有一座备用装甲司令塔，两座装甲司令塔均可以用于操纵军舰，司令塔顶部还各装备1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因为“福龙”艇体积较大，不便于拆卸回国组装，所以在“福龙”艇上还架设有3根桅杆，用于扬帆远航。1886年9月24日，在德国海军官兵驾驶下，“福龙”艇到达福州交船，中国拥有了第一艘头等鱼雷艇。
继张佩纶之后出任福建船政大臣的裴荫森，以在任期间造船成就突出而闻名，1885年就开始委派曾留学德国的工程师陈才瑞创办船政局鱼雷厂，自行生产黑头鱼雷，“臣等深维鱼雷为海防制胜利器所必须，中国能自制造始足以张我军威”。“福龙”艇回国后，裴荫森立刻上奏清廷，请求下拨经费，仿造一批，后因经费无着，一直没有进展。1890年，新任船政大臣卞宝第认为，鱼雷艇作战讲究成队出击，福建仅有的这一艘鱼雷艇过于单薄，在没有能力继续购买或建造的情况下，不如撤去，无论南洋北洋，只要出6万两银子就可以拿走，所得的钱充作闽江口的海防经费。很快，“福龙”艇便北上而去，编入了财大气粗的北洋名下。
张佩纶这个未来的女婿购买的头等鱼雷艇当时令李鸿章极为羡慕，1886年，与在向欧洲购买“致远”、“经远”级巡洋舰几乎同时，北洋海防开始了一轮集中购买鱼雷艇的行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英国定造的大型鱼雷艇，这艘后来被命名为“左队一号”（简称左一）的鱼雷艇，由英国著名的鱼雷艇制造厂家亚罗船厂建造，排水量略小于“福龙”号，为90吨，外形尺寸也略小，艇长39。01米，宽3。81米，吃水1。91米，动力系统采用的是一台立式三胀蒸汽机，和一座汽车式锅炉，单轴推进，功率1000匹马力，航速23。8节，煤舱标准载煤12吨，最大载煤20吨。比较特别的是，这艘英国建造的鱼雷艇并没有使用老家产的白头鱼雷，装备改成了德国刷次考甫的黑头鱼雷，艇首左右各设一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艇后部甲板上另有一具可以旋转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此外装备了2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全艇编制25人。由于考虑可以随同“致远”、“经远”级4艘军舰一起被拖带回国，为节省经费，“左一”鱼雷艇建造时降低了某些远航的技术要求，艇上只加装了一根桅杆，建成后的“左一”由“来远”舰使用钢缆拖带回国，航行过程中钢缆多次脱落断裂，险象环生，最终于1887年12月平安到达祖国。
对于“左一”号鱼雷艇更多的情况，当时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曾登载过一篇令人身临其境，颇有价值的报道，：“在它的船头有两具刷次考甫鱼雷发射管，第三具鱼雷发射管被安置在船尾的甲板上，每枚刷次考甫鱼雷重约270千克，长约4。6米，做过最先进的技术改进。船头的鱼雷入射角为7度，通过空气压力发射。船尾的鱼雷采用火药动力发射，鱼雷发射舱采用电力控制，鱼雷发射管定位在旋转轴上，几乎可以全方位发射。同鱼雷相连的是一个能显示敌舰速度的导航装置。甲板上有7门机关炮，其中3门是4磅弹的格林炮，还有1门机关炮被装在指挥塔顶端。艇长在指挥塔里可以指挥船的一切行动，包括发射船头的鱼雷。指挥塔中的控制杆、话筒和方向舵相互离得很近。和其他船一样，它使用电力照明。它利用蒸汽拉响船笛。船的烟囱是双层设计，无论内层有多么热，外层的油漆也不会受热剥落。”
北洋这次鱼雷艇大采购计划的另外部分，是向德国伏尔铿船厂定购了5艘鱼雷艇，先后拆散运输回中国组装，后来这批艇分别被命名为“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各项参数基本一致，属于同级。这级艇的体形比较大，仅次于头等出海鱼雷艇，排水量74吨，艇长33。71米，宽3。51米，吃水1。07米，“左二”、“左三”主机功率338匹马力，航速13。8节，其余3艘功率442匹马力，航速15。5节。这级艇的主要武器是安装在艇首左右两侧的2具14英寸鱼雷发射管，以及两座司令塔顶部的2门37mm哈乞开斯五管速射炮。根据目前保存在国内的一张“右一”鱼雷艇图纸来看，这级艇外观和当时的封闭式鱼雷艇类似，艇首是龟甲状甲板，烟囱偏离艇体中线，安装在靠近右舷的位置，以方便装填鱼雷，艇上共有2处司令塔，一座位于艇首龟甲甲板末端，另一处在艇尾部。此外，艇上还有一处露天的双联舵轮和一座露天磁罗经，可能是用于平时操舰航行。最为有价值的是，图纸上给出了当时鱼雷艇的内部情况，从剖视图上可以清楚看到内部鱼雷发射管的安放方式，令人惊讶的是，在内部空间狭小如潜艇，排水量仅有几十吨的鱼雷艇上，竟然在尾部单独设置了装修考究的艇长生活空间，还配有豪华气派的会客室。士兵连起码的居住环境都难以保证，而艇长却能获得如此之大的个人生活空间，等级森严的西方海军传统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1879年最初迈出购买西式鱼雷艇的步伐，到1888年“左队”、“右队”等鱼雷艇陆续回国，北洋海防辖下拥有了中国沿海最强的鱼雷兵力。回顾将近10年的努力，李鸿章志得意满得称“练成鱼雷艇十余号，可备辅翼铁舰之用，为各省所未有”。
随着炮船、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等各类舰只的逐日增多，北洋海防实力很快跃居沿海各处第一，成为内定的国家海军人选。1888年10月，清政府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的正式建军。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记载，纳入北洋海军正式编制序列的鱼雷艇实际只有6艘，即“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他们单独编成为鱼雷营，营制模仿淮军陆军的组织方式，以每艘艇作为一营，分别由王平（王登云）、李仕元、徐永泰、（“右一”鱼雷艇管带不详）、刘芳圃、曹保赏等管带，其中除王登云是天津水师学堂鱼雷专业毕业外，其余均为曾留学德国的鱼雷专业学生出身，但是因为鱼雷艇人数编制较少，各艇的管带大都只是都司、守备等低阶。其他如“定远”等舰的舰载艇“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均没有单独列编，如果将这些鱼雷艇以及稍后调入北洋海军的“福龙”鱼雷艇都点算在内，那么北洋海军成军后鱼雷艇总数应当为13艘。
号称东方直布罗陀的旅顺军港，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兴办的一项规模空前的国防建设工程。最初为法国工程师承办，后由李鸿章的亲信部下，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主持，建造工作开始于1880年，主要目的是为北洋新式舰队提供一个全面的维修、保养基地，在构建庞大的炮台工事群，修建开挖大型船坞、港池同时，与鱼雷艇配套的相关设施也同步施工建设。除了专门用于保存鱼雷的仓库、维修保养以及调整定深的鱼雷工厂、停靠鱼雷艇的小石码头等专门设施外，旅顺基地内还建设了蔚为壮观的鱼雷艇岸上仓库群。因为鱼雷艇体积小，不耐风涛，从保养角度起见，如果长期停泊在海中，对于艇的使用状态会有一些负面影响和安全隐患，旅顺基地的鱼雷艇岸上仓库，通过一整套复杂的轨道交通设施，可以直接将鱼雷艇从海中运输刷洗上岸，送至一间间规模庞大的专用库房内保存，以方便保养维护。需要使用时，则打开库门，将鱼雷艇运送下海即可。这些先进的设施，为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提供了可靠的硬件技术设施保障。比旅顺基地建设稍晚的威海卫基地，与旅顺口共扼渤海门户，是北洋海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和屯泊之所，考虑到鱼雷艇部队的停泊方便，也配套修建起了鱼雷库房、鱼雷艇码头等设施，但规模较之旅顺则略小。
以往常常容易被忽视的是，尽管鱼雷艇部队名义上隶属于北洋海军，但由于旅顺具有完备的鱼雷艇停泊、保养设施，而且原设威海，用于培养鱼雷专业军官和管理鱼雷艇操练的鱼雷营也随之迁至旅顺，作为鱼雷艇基地旅顺具备极好的先天条件。同时考虑到鱼雷艇兵器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和大型军舰在人员素养要求、主战武器、作战样式、航行能力、驻泊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北洋海军建军之前就将鱼雷艇与战舰分开管理和训练，即由鱼雷营统辖鱼雷艇。1888年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时又更进一步明确规定：“旅顺鱼雷营督饬雷兵操演雷艇、课习学徒并工厂一应藏艇、修雷等事，为鱼雷艇根本重地，由北洋大臣遴委文武大员管理”。实际表明，北洋海军提督对鱼雷艇部队并无直接的管理权力，包括舰载鱼雷艇在内的各型鱼雷艇从回国之后，就隶属于旅顺基地的鱼雷营，其直接管辖者则是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