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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第4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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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管理权力，包括舰载鱼雷艇在内的各型鱼雷艇从回国之后，就隶属于旅顺基地的鱼雷营，其直接管辖者则是北洋前敌营务处兼船坞工程总办，即旅顺基地的负责人，历史上首任是安徽贵池人刘含芳，甲午战争期间则是第二任，安徽合肥人龚照玙，均为李鸿章的亲信幕僚。而北洋海军提督如需调用鱼雷艇，必须要和旅顺船坞工程总办进行协商。尽管《北洋海军章程》规定鱼雷艇部队战时必须要归北洋海军提督统一调度指挥，但从甲午战争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丁汝昌战时使用鱼雷艇，仍要与旅顺基地协调，有时甚至还需请示通过李鸿章来直接下令调遣。鱼雷艇部队的训练、管理，与战时的指挥各定一套系统，埋下了命令不畅，将不知兵等隐患。
鱼雷艇大量回国后，和北洋舰队分开管理的鱼雷艇部队，大部分时间是在基地进行教学、训练，几乎从没有出现在北洋海军例行的巡弋活动中。史料中所能找到的关于鱼雷艇部队活动的记载，主要是李鸿章先后四次检阅海军后所写的奏折。首次是在1884年6月，当时李鸿章在威海检阅海军，观看鱼雷操演后奏报清廷：“员弁、兵匠齐力操作，射放有准，驾驶雷艇快捷如风，洵为制敌利器”。1886年5月，李鸿章陪同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奕譞巡阅北洋海防，在旅顺观看了鱼雷艇部队的演习。鱼雷艇“先以空雷射靶，见鱼雷入水，直射如箭，水面惟见白纹一线而已。射靶毕，以装棉药之鱼雷攻旧广艇，一轰而成齑粉。西人谓，水战攻木船者莫如铁甲，攻铁甲者莫如鱼雷，信然”。第三次的情况较有特色，1891年5月，李鸿章对北洋海军进行成军后的第一次大校阅，鱼雷艇部队先是在大连湾于夜间“试演泰西袭营阵法”，即演练黑夜的编队偷袭，白天则调集七艘战舰和六艘鱼雷艇演放鱼雷，结果“均能中靶”，令李鸿章非常满意。第四次是1894年5月，鱼雷艇部队再次在大连湾演习夜晚偷袭战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并在威海卫铁码头雷桥试验鱼雷，“娴熟有准”。
尽管官方的公文里永远充满了阳光的记载，实际到了甲午战争前，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面临和战舰部队同样多的问题。首先是鱼雷兵器本身的问题，和战舰的高装药弹一样，北洋海军大量使用的黑头鱼雷也只能完全依赖进口，国内多个机器局虽然都曾想方设法仿制，但都因为技术难度过大而中途夭折，而旅顺、威海等地的鱼雷工厂，也只能完成鱼雷的保养、定深等工作，完全无法制造鱼雷，后来由于遇到禁止购买外洋船炮军械的限制，鱼雷一直未能获得补充，到了甲午战前，大部分鱼雷甚至还是购买鱼雷艇时配套购买的，经过数年的反复操演练习，早就磨损腐蚀得老旧不堪了，可靠性大打折扣。其次的问题来自人员方面，由于鱼雷兵器使用的特殊性，要求鱼雷艇官兵作战时必须做到镇定自若，在枪林弹雨极为险恶的环境下，沉着操作，这需要具备极好的心理素质。但北洋舰队的鱼雷艇官兵，尽管整体技术素质方面要胜出战舰部队一筹，但仍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当时中国海军教育制度里偏重理论技术知识，忽视军人气质养成的不利做法。在这种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军官和技术士兵，往往是高分的好学生，但可能并不是好的战士，缺乏刻苦坚韧的精神和气质。
蹈海惊雷
1894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关系骤然紧张。原本为节省维护经费，收放在岸上库房内保存的北洋海军鱼雷艇纷纷重新进入大海。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偷袭中国舰队，8月1日，中日两国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9月16日深夜，自丰岛海战后就枕戈待旦的北洋舰队主力各舰乘着夜色陆续驶出大连湾，护送陆军前往鸭绿江口大东沟登陆，在编队的行列里赫然有4艘鱼雷艇的身影，出海大艇“左一”、“福龙”，以及略小的“右二”、“右三”，编队出发前，可能更多考虑的是鱼雷艇吃水浅，可以在近岸处警戒、护卫运兵船，以及帮助拖带舢板登陆，然而谁也未能预料，一场近代海战史上空前的恶仗即将发生。
9月17日上午10时左右，协助陆军登陆完毕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不期而遇，北洋舰队10艘主力战舰以横队阵型迎战采用纵队的日本舰队，中午12时50分，随着“定远”舰一声炮响，黄海海面为之沸腾。在由主力舰组成的纵队外侧，日本舰队中还有一艘模样奇特的军舰——代用巡洋舰“西京丸”号，这艘排水量2913吨，原本属于日本邮船公司的客轮，因为乘坐舒适，居住环境好，被用作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观战的座舰，尽管临时加装了一些火炮，但毕竟无法和真正的军舰对抗，加之舰上又有重要人物，因而“西京丸”被编在作战舰队外侧，处于相对安全的局外位置。
黄海海战开始前，北洋海军的4艘鱼雷艇尚在大东沟附近担任江口警戒工作，海战爆发后，跟随“平远”、“广丙”2艘巡洋舰，鱼雷艇队也向战场疾驰。下午2时55分，先前因为遭到“定远”、“镇远”炮击，而使得液压管路被彻底破坏，被迫使用人力舵轮缓慢行驶的“西京丸”号，突然发现硝烟弥漫之中，在自己的船头方向有一艘大型的中国鱼雷艇正高速逼近。
蔡廷干，广东香山人，12岁时曾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被派往美国留学，清政府下令撤回留美幼童后，被选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鱼雷专业，后历任“左一”、“福龙”管带，此时，正指挥“福龙”艇冒着密集如雨的小速射炮炮火冲向“西京丸”。下午3时5分，双方逼近至400米距离，进入了黑头鱼雷的有效射程，“福龙”艇艇首右侧鱼雷管射出一枚鱼雷，“西京丸”舰面对这可怖的武器，作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疯狂处置，竟然调整航向，对着鱼雷迎面高速驶来，结果在最后的一刻，船头犁开的浪花使鱼雷改向，从“西京丸”左舷掠过。“福龙”艇随即向右回转，占领有利发射阵位，3时6分，在离“西京丸”左舷40米时发射艇首左侧鱼雷管内的鱼雷，深知如此近的距离不可能有任何躲避的机会，“西京丸”上的日本水兵一片惊惶失措，观战的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也控制不住心里的惊恐，不顾自己的身份，闭上眼睛大喊“吾事毕矣！”，然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颗鱼雷并未发生爆炸，竟然从“西京丸”的船下穿过，从右舷浮出远去了。关于导致这戏剧性一幕的原因，较为可信的诠释来自日本，即鱼雷在入水后，受发射时作****的影响，一度会较深的下潜，潜航一段时间后，会逐渐上浮到定深位置，然后射向目标。“福龙”这枚没有命中的鱼雷，显然是因为发射时距离过近，当鱼雷上浮到定深位置时，已经从“西京丸”船下穿过了。相似的事情在之前还出现过一次，丰岛海战中，日本军舰“浪速”向停泊着的中国运兵船“高升”发射鱼雷，结果也是从船下穿过扬长而去。与“福龙”一同进入战场的“左一”等其他3艘鱼雷艇随后不久集体向“西京丸”发起追击，无奈战机已经错失，由于距离过远而被迫放弃。
黄海海中中“福龙”单枪匹马攻击日本军舰的战例，一方面显示了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的士气，尽管因为不可逆料的技术原因而未能取得战果，但这种勇猛攻敌的精神不容忽视。但同时引来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的鱼雷射程较近，鱼雷艇作战时必须冒着极大风险冲击到目标附近，万一发射不中，或者目标未被完全摧毁，那自卫能力薄弱的鱼雷艇自身可能就要面临灭顶之灾。为此，以及考虑到鱼雷兵器自身的不可靠性，为提高攻击成功率，北洋海军鱼雷艇战术规定中反复强调编队作战，一艇不中，第二艇跟上，类似狼群战术。但“福龙”艇攻击“西京丸”时，同批进入战场的“左一”等艇，或忙着救捞落水的水兵，或不知所踪，完全没有协同配合，这也暴露出了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存在的一些问题，可以设想，如果当日“西京丸”面对的是成编队而来的鱼雷艇队，可能结果会有所不同。
黄海大战结束后，在朝鲜半岛一路取胜的日本陆军为尽快威胁中国心脏的京津重地，迫使中国早日媾和，而冒险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从陆地包抄旅顺军港。担心遭到日本舰队的袭击，原本驻扎在旅顺的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随同战舰部队集体转移至威海。11月21日，旅顺城内一片混乱，下午旅顺陆地防御完全崩溃，这座用重金打造的远东第一军港落入敌手。当日傍晚，日本舰队在旅顺口附近盘查中国情报船“金龙”号时，意外地从“金龙”后方冲出一艘小型的中国鱼雷艇，这艘冒死突围的鱼雷艇竟然奋勇向日本巡洋舰“千代田”发起攻击，尽管日本海军出动了炮舰和大批鱼雷艇进行围追，但这艘英勇的中国鱼雷艇竟然成功突围。为整个旅顺保卫战中，中国海军不光彩的退缩表现稍稍挽回了些颜面。根据分析，当时北洋海军的鱼雷艇部队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威海，这艘滞留旅顺的鱼雷艇，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购买的“乾一”或“乾二”号。
旅顺失守不久，战火燃烧到了威海。从旅顺撤退至此的北洋海军鱼雷艇部队，被推到了海战的前台，提督丁汝昌鉴于鱼雷艇部队官兵心理素质较高的实际情况，确定将鱼雷艇部队作为敢死队使用。考虑到旅顺的前车之鉴，担心陆军士气低落，难以坚守陆地炮台，丁汝昌一度提出或由海军接管炮台、或提前将炮台破坏的主张，结果被陆路守将作为争权夺利、胆小怯懦的证据上报，遭到李鸿章痛斥。万般无奈，丁汝昌派出鱼雷艇埋伏在各炮台附近，准备在日军即将占领炮台的一刻，由鱼雷艇官兵冒死登台毁炮。
在毁炮的过程中，鱼雷艇官兵表现得异常英勇，先后在最后时刻摧毁了数个炮台，但同时，刘公岛也陷入了日军的水陆合围中，鱼雷艇队里开始出现一些异样的活动。2月6日，鉴于北洋舰队主力军舰“定远”、“来远”等接连遭日本鱼雷艇偷袭损失，提督丁汝昌下令“左一”艇管带王平，于次日率领鱼雷艇队集体出击，攻击威海湾外的日本军舰。7日上午，日本海军开始向刘公岛炮击，北洋海军战舰和刘公岛炮台纷纷还击，先后击中入港的“松岛”、“吉野”、“浪速”等舰，正当北洋各舰官兵振奋高呼时，封锁威海湾西口的防材突然打开，十余艘中国鱼雷艇开足马力结队出港，看到成狼群而来的鱼雷艇，日本舰队一片慌乱，旗舰“松岛”立刻打出防鱼雷艇信号，孰料这队由北洋海军全部13艘鱼雷艇和“飞霆”、“利顺”2艘轮船组成的编队，出港之后立刻改向西方烟台方向，四散奔逃开去，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最令人痛心的一幕上演了，在“左一”管带王平，以及“济远”舰鱼雷大副穆晋书等策划下，北洋海军鱼雷艇队集体出逃！现在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当时“靖远”舰上正在等待观看鱼雷艇出港后作战的丁汝昌那时的表情了，但很快北洋舰队的炮火向逃跑者倾泻而去，日本舰队则派出航速最快的军舰“吉野”号追捕中国鱼雷艇，惊惶失措中，“福龙”、“右一”、“右三”在接近烟台芝罘的金山寨至养马岛一带被俘虏，后来均被编入日本海军，“福龙”仍保留舰名，其余两艘则更名为“TB…26”、“TB…27号”；“左二” 在芝罘附近海岸、“镇一”在威海西麻子港、“定二”、“中乙”在威海小石岛、“中甲”在威海北山嘴附近慌不择路搁浅，后均被破坏；“右二”、“左三”、“定一”在威海和庆滩附近搁浅，后被破坏，“镇二”艇则在刘公岛铁码头附近翻沉，后被打捞编入日本海军。出逃各艇中，唯一成功的是“左一”，逃跑至烟台。
鱼雷艇队的集体出逃，对外援断绝的北洋海军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随着形势急转直下，5天之后，提督丁汝昌自杀殉国，不久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鱼雷艇，这一曾被寄于太多希望的新式海战武器，就这般在中国近代海防舞台上黯然退场。
不到半个世纪后，中华民族再次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开始了异常悲壮惨烈的抗日战争。1937年8月，中日双方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展开了闻名世界的淞沪血战，16日晚上8时左右，夜色中划过一个黑色的身影，猛然间外滩日本邮船码头附近发出两声巨响，紧接是阵阵火光。以民族英雄史可法命名的中国海军“史102”号鱼雷艇在这里毅然决然向日本侵华海军旗舰“出云”号发起攻击，曾在甲午战争中令海军蒙羞的鱼雷艇部队，这一刻显得异常英武……
第520章旅顺港建港始末
旅顺口有“东方的直布罗陀”（The Gibraltar of The East）之称。西人名之为“亚锁港”（Port Arthur）。位于辽东半岛的南端，东接太平洋，西扼渤海湾，是我国华北最重要的国防门户。清末时期，李鸿章鉴于其处形胜天然，位置险要，决定将之建为北洋海军的基地（Naval Station），于是大力展开经营，修筑炮台、营垒、船坞、船池、厂房、仓库，以为海军停泊修理之所，我国之有近代化军港，自此始。
旅顺港的经营从光绪六年（1880）十月开始着手，到光绪十六年（1890）九月全工告成，实为我国近代举办的第一件巨大工程。以时间而论，前后历时十年之久；以财力而论，耗帑约二、三百万两；以人力而论，经常在工者五、六千人。历时之久、工程之艰、规模之巨，不仅在清末时期，即在民国初年亦属绝无仅有。以我国当时的科技情形而言，所遭遇的困难自易想见。本文的目的即在就其经营的经过加以研究，以便观察我国在近代国防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问题以及解决之道。
旅顺之成为我国近代第一座军港，并不是偶然的，一则由于海军发展的需要，二则由于原有港坞的不足，三则由于其形势的险要。兹于以下分别说明之：
（一）海军发展的需要：我国近代海军的建设实以东南沿海为最早。咸同年间，外有英法联军之役，内有太平天国之乱，清廷鉴于内忧外患不绝如缕，决采西法以图自保，于是而有自强运动，新式海军的创建即肇基于此时。有关海军的措施，一为新式炮局船厂的设立。同治四年（1865）九月，曾国藩及李鸿章首于上海创设江南制造局，是为我国近代最早的一所较具规模的兵工厂。次年七月，左宗棠又在福建创设马尾造船厂，并附设船政学堂，以为培养人才之所，可谓为我国新海军的摇篮。二为轮船兵舰的仿造与购置。仿造之船计江南制造局五艘，福州船厂十一艘；购买之船计广东向英、法购船十二艘，福建向英、美、德购船八艘，江苏向沪商购船五艘。这一连串的造船与购船运动，实为中国的新海军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三为外海水师的组织与训练。海军的建立固在船炮，更在有人操纵驾驶，否则即归无用。故在购制船炮的同时，当事者对于海军的训练也特加留意。同治二年（1863），当太平军之乱将近尾声时，清廷便曾谕令沿海督臣荐举水师将才。并令曾国藩所部内江水师，都兴阿所部扬防水师，有胜外海水师之任者，各举以闻。七年（1868），两江总督曾国藩一面将湘军水师改为长江水师，一面又让将江南旧有水师改为内洋、外海与里河三大支。而江苏巡抚丁日昌也于同时有将海防划分为南洋、中洋及北洋三大支，藉便统筹发展之议。次年，曾氏的奏请虽为朝廷所批准，但丁日昌的建议却被搁置。九年（1870），曾氏又曾提出一个《洋防章程》，计划将沿海七省和沿江三省归并设防，使江防海防联为一气。然而由于该议牵涉的问题过多，并未见朝廷有何反应。惟在此时亦有一项新的发展值得注意，是即这年八月，福建因为成船日多，乃由船政大臣沈葆桢奏请简派“熟悉海疆，忠勇素著”的大员，以为轮船统领。旋奉旨以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出任，是为福建舰队成立的开始。同年，江苏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而于九月间在上海设立一个轮船操练局，以吴大廷总理局务，是为江苏舰队成立的雏形。尽管出身于湘军水师的李成谋和曾任台湾道的吴大廷对于新式轮船都是外行，可是当事者对于海军的组织与训练之重视已于此可见一斑。
当南洋海军不断发展的时候，北洋在海军建设方面却还遥遥的落后。直到曾国藩与沈葆桢二氏先后于同治十一年（1872）及光绪五年（1879）谢世以后，海军发展的重心方才北移，落在李鸿章的肩上。先是当同治九年（1870）鸿章受命为直隶总督之时，天津尚无专设的巡洋水师。次年，经鸿章与曾国藩函商，沪局方才饬调“操江”轮前往北洋巡哨。及十一年九月（1872年10月），鸿章兼任北洋大臣，又由闽厂调拨“镇海”轮一艘加入北洋海防，但兵力仍属有限。直至光绪元年（1875）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以后，始以北洋为“京畿门户所系，各国观听所属”，将现有的海军大加扩充，先后向英国的阿摩士庄厂（Amstrong&；amp； Co。）购买二十六吨半及三十八吨半的炮艇六艘，巡洋快船二艘。接着并于光绪六年（1880）向德国的伏尔铿厂（Vulcan&；amp；Co。）订购铁甲战船二艘，北洋海军的实力至是始一支独秀而凌驾于南方各省之上。北洋的船只既然日益增加，则无论避风、停泊或修理，对于船坞均倍感需要。
（二）旧有船坞的缺点：同光之际，我国于福州、上海、广州计有船坞三所。
福州船坞原为泥坞（mud docks），属于福州船厂，位于马尾山麓下的中歧地方，为同治六年（1876）所修。计地周围四百五十丈有奇，其中设有船槽一座，以铁杉木为梁柱，用机器旋转，将船挽而登陆，以便勘底修理。惟其槽身仅可任重一千五百吨左右，以之修理一百五十匹马力之船尚可，稍重即非所宜。
上海船坞，亦为泥坞，原属于江南制造局，后名江南船坞，位于上海的高昌庙附近，同治六年（1867）复修。长约三百二十五英尺，主要为修理江南制造局所造木壳兵船之用，根本不能用于修理铁甲兵轮。
广州船坞，广州原有泥坞一所，可修小型巡船，光绪二年（1876）地方当局又向英人购得黄埔石坞（Rock at Whampoa）一所，其中分为内外两区，内区长二百七十二英尺，宽六十六英尺、深二十英尺；外区长三百六十三英尺，宽七十二英尺，深二十一英尺。分之可为二坞，合之仍为一坞，容量八千五百吨，可修五千吨之船。惟当购买之时，曾经规定二十五年之后方准修造舰艇，须至光绪二十六年始为限满，且距北洋过远，亦无法使用。
大沽木坞（Wood Dock），南洋虽有船坞三处，可是北洋船坞却无一所。直至光绪六年（1881）正月，李鸿章始以“北洋海防兵轮日增，每有损坏须赴闽沪各厂修理，途程遥远，往返需时，设遇有事之秋，尤难克期猝办，实恐贻误军需”为由，奏准于大沽海口选购民地，建造船坞一所，此即为大沽木坞。该坞位于大沽口海神庙的东北，面积长三百二十尺，宽九十二尺、深二十尺。另海神庙西北尚有西坞一所，迄西还有乙丙丁三坞。三坞面积较诸东坞略小，计乙坞长三百五尺、宽八十尺，深十七尺；丙坞长三百尺，宽八十三尺，深十六尺；丁坞长三百尺、宽八十三尺，深十四尺。此外，尚有土坞数所，以备舰艇避冻之用。该坞工程凡鸠工庀材皆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G．Detring）主持，监工者亦由该关中熟悉工程之人员兼任。自光绪六年正月开工至同年十月工竣。其后叠次修整，历时将及两载，耗银总计四十余万两。不仅历修“操江”、“镇北”各轮，均能妥速如法，而且坞基坚固，屡经海潮震撼，均可力保无虞。较诸南洋三无实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大沽船坞之告成，虽说“嗣后来往来各兵轮，无论事机缓急，工程大小，总可随时立应，殊于水师根本有裨。”然而该坞面积较狭，深度不够，以之容纳小型的炮艇尚可，以之停修铁甲战舰仍感难以为力。
关于修建大型船坞一事，鸿章早在数年之前即曾为之悬虑不置，光绪三年（1877）八月十五日，于复船政大臣吴赞诚书内，便以无容纳铁甲之坞及无驾驶铁甲之人为言：“铁甲船为海防不可少之物，……无论船样稍旧，价值非廉，现无修船之坞与带船之人，何能冒然定购？”
同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其复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一函中，又曾言及铁甲船与船坞之事，谓“铁甲船本应订购，……该船不能进口，必先为敌所获，转贻笑于天下。……至尊意缩其尺寸，以就闽沪之坞。铁甲至小者吃水必一丈七尺以上，沪坞固不能进，闽坞亦未能容，另辟船坞则须巨款。如购一船，创建一坞，既无指项，亦觉不值。”
其后，他于光绪四年、五年，六年之间先后与吴赞诚（福建船政大臣）、李凤苞（出使德国大臣）、黎兆棠（继任福建船政大臣），郑藻如（上海制造局道员）等讨论购买铁甲及修建船坞之时，均曾试探扩大闽沪船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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