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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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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这就是我
  作者:金成
  内容简介:
  本文讲述的是一个中国最普通的农民家的孩子如何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生活的困境,如何把握好自己生命中的每一步的故事。朴实而感人!
  正文
  序言
  “这就是我”——是自卑的哀鸣还是自豪的欢呼?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是一个平民,头上没有名人的光环,身上更无伟人的业绩。但我同所有的名人和伟人一样拥有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一天的八万六千四百秒。凭此,同样能打造出无愧、无悔、无憾的平民人生。今天,当我的生命季节已进入深秋,西游之旅接近尾声,心里同样涌动着对青春旋律,对人生历程的追思与眷恋。这种火焰般的眷恋催使我这一生所经历的许许多多刻骨铭心的往事,就象电影镜头一样一幕幕在脑海中闪现。当年的欢笑,当年的泪水,当年的激情,当年的沉重,是如此地激动着我的心!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拿起了多年未动的笔,涂涂改改,改改涂涂,几经易稿,于是就有了摆在各位面前的同样黑白分明的这一叠文字。
  我的文笔自觉粗俗,构思也嫌肤浅。我只是顺着自己的生活轨迹,把毕生的喜怒哀乐略为归类加以记叙。所有的故事都凭记忆而来,可能时间前后难免误记。但全部故事无一虚构。如果说我讲述的故事尚有一点价值,那就是因为它全都出自真实。我正是怀着“真实”的信念,才兴致勃勃地、毫无遮掩和保留地把我的肝胆披露在光天化日,把我的人生昭示于众目睽睽……。
  莫道平民的人生只有平庸,没有传奇。平民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当然无法与那些名人伟人相比。但是,平民的人生同样艰辛坎坷、山水重重。因此,也常会酿造出平民生活所固有的跌宕起伏和丰富多彩。我的拙作如果能给后人一些启示,给读者茶余饭后一点消遣,我将会感到十分的欣慰和满足。
  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全是我的亲人、朋友、同事或上级领导。我们都是堂堂正正的好人。但我们都不是圣人。俗话说得好,“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所以,在我的笔下没有完人,更无坏人。由于行文的局限,我只能记述你、我、他(她)与本文有关的某一点,而这一点又可能恰巧是玉璧上的一点瑕疵,难免片面。对于我的笔墨未及的部分,或许正是您和他(她)们的主流,或许正是您和他(她)们熠熠闪光的一面。本文所载,只是我的一段经历,一个故事。故恳请我的朋友们切勿对号入座;也请读者只看故事,勿看人。
  金成
  2006年9月
  第一章 家鄉給我的不只是生命之一 我生在一个这样的村庄
  导读﹒偶感(一)
  爸爸说,幸福、苦难、富贵、贫寒,都是双刃剑。爸爸幼年的经历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体味的。可爸爸说,正是幼年的遭遇打造了他坚韧的性格,引发了他对未来的向往,激励了他奋进的决心。十六岁的他就是这样满怀理想,揣着恩重如山的六元钱,踏上了通往外面世界的路,开始了挑战命运的漫长之旅!
  爸爸,女儿祝您一路平安!
  请看《这就是我》的开篇——一、家乡给我的不只是生命之一至之四。
  一、家乡给我的不只是生命
  之一我生在这样一个村庄
  人生短暂,来去匆匆;贫富贵贱,千差万别;生老病死,各不相同。我不嫉妒那些成胚于富庶之地、落户在朱门望族的幸运儿,因为他们并未注册幸运的专利;我也不鄙视那些落魄在荒郊野外、栖身于贫寒之家的不幸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屈从于逆境,始终在与不幸作顽强的抗争,立意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幸运儿与不幸者的结局往往首尾倒置。这就是自然法则的公正与平等,这就是自然法则带给人类的憧憬和曙光。人间的许多悲喜剧便是从这里拉开了序幕。
  我是个不幸与幸运的混血儿。
  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的枪炮声把我从娘肚里轰下来,掉在一块贫穷落后的土地上。这个地方叫堎下,处清江(现为樟树市)与新余交界处。村后原本有一片参天大枫树,那参天的雄姿,那繁茂的枝叶,也曾结构成耀眼的风景,给堎下增光添彩。儿时的我们常在树下玩耍嬉戏,留下了许多开心的记忆。可后来树被砍了个精光,连地面也挖得百孔千疮,显露的是一片萧索与荒凉。稍远处是一片比村子大得多的坟地,如今新坟已近村不足百米,偶逢旷野风起,纸钱灰就纷纷扬扬飘进村里。在家时常听到老人们讲述一些与坟墓有关的恐怖传说,小孩子听着听着吓得把头钻进妈妈的怀里。村前横躺着的那口死水塘,贮存着全村的污水烂泥。尽管一年四季水绿如墨,其臭如厕,可全村就靠这样一口塘濯身涤衣,浇园灌田,洗粪缸,涮马桶,灭火救灾,畜游禽戏……,集多种功能服务于家家户户。
  俗话说,水是生命之源。可我打出世起,就没见堎下哪儿有一眼干净的水井。村子附近沟沟塘塘中雨天积存的那些混黄的浊水就是堎下人赖以生存的琼浆玉液。每年枯水季节,连离村较远的那条“大江”也无水可取,吃水就要向外村拉线求情,看着人家的脸色担点水回家,捂着水缸当油钵。然而,几十年来,我每次回家探亲最头疼的还是行路难问题,别说能过车的马路,村前村后就连大路也没一条。进村出村,只有田间的羊肠小道,至今连自行车也不能骑行。如逢雨天,小道又窄又滑,想骑车进村是不可能的,就是推着车子也寸步难行。
  解放前,许多家庭举家搬迁到临江、阁山等地谋生,村里就剩四十多户人家,两百左右人口。由于田少地薄,旱涝不断,且耕作粗糙,大多数农户除了收割季节能吃几天饱饭,没几家存有过年米的。
  由于村贫物乏,稍“富”一点的人家把辛苦拥有的一点东西总是看得宝贝一般。不管是土里长的、家里养的,还是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再大方的物主也掩饰不住待人的小气。至于那些用半边破锅做饭、穿一条单裤过冬的人家,就只有眼谗心痒的份了。所以,堎下村子虽小,却是你一家我一户,你一房我一族,相互间总是缺乏信任与和谐。
  一个“穷”字能激励人挺胸奋进,也能把人的脊梁压塌。我打小在村里看到的,大多是一些让他人见笑让自己丧气的事情。在诸多与穷有关的怪象中,我记忆最深的是我们村老一辈女人那种多年练就的诅咒人的非凡功力。若谁家发现菜园的萝卜被人拔了,辣椒被人摘了,或者傍晚发现鸡鸭被人偷了,晾在外面的衣服不见了,这家的主妇可就有用武之地了。从村东骂到村西,从村前骂到村后,那是一般的骂。一但来劲上火了,有的还提一块砧板、拿一把菜刀、夹一捆稻草盘腿坐在村子前面的空地上,手里边剁稻草嘴里边对天呼喊咒骂。据说这样骂才能唤醒老天开眼,才能骂得灵验。更让人过目难忘的是,这里的骂决非是相骂斗嘴那种骂,而是唱骂。就象唱歌那样,有板有眼,有腔有调,有轻重快慢,有抑扬顿挫。而自编自唱的那些骂词既顺口押韵,又刁钻狠毒,上骂到祖宗八辈下骂到子孙三代。新嫁过来的小媳妇不旁听三五年是上不了这个水准的。不过,这种骂还只是无的放矢的骂,因为失主还心中无数,找不到怀疑对象。如果物主一但象那个失了斧子的人有了怀疑对象,那就不同了。她虽然不敢闯进人家屋里去搜,但她的正面,她的眼睛,她的骂声一定会对着目标不离左右。虽然并未指名道姓,只是指桑骂槐,但一听就知道那是在骂谁。如果对方是个人口少背景弱的软门之家,那他就只有拉着老婆孩子躲进屋里不出门、不吭声、不露面,任之、忍之、避之。要是对方是个人口多靠山强的硬门户,那就热闹了。轻则对咒对骂,重则大打出手。这样,本来起始于女人的一件小事,接着就牵扯上了男人乃至全家,甚至还波及全族……。这样,人与人之间,家与家之间,房与房之间的血脉亲情就被这经常不断的闹腾打折了腰,骂散了架。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村风至今难改,遗害后人。改革开放前,也就是走集体化道路的那些年月,最初全村以众厅(村中心供村民休憩、议事、祭祀的公共场所)为界分为两个生产队,可两队纠纷不断;后来并作一个队,仍是无人能稳住阵脚。那些年我每次回村,常闻相骂吵架之声,全村很难有几天宁静的日子。看着堎下这般情境,七十年代初,上级便从外村派了一个能人来当队长,仅一年就给堎下办了三件大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尽管后因水质太差被废弃);二是填平了村前那一条没多大用处的水圳,给村里平添了二、三十亩上等良田;三是这一年每亩增产上百斤谷子,让全村人第一年(第一次)不愁肚子不饱。一年后,请来的队长走了,堎下的一切又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改革开放后,堎下人终于可以为肚子不挨饿而沾沾自喜;一些劳力较多的人家更可以为自己能撑起一栋新屋而心满意足。虽然这些变化跟外地相比实难同日而语,但毕竟是值得高兴的。然而,当我每次回家踩着烂泥小道步行进村,看着村中的破败境相,心里常会涌起一阵难堪和酸楚。我也曾与村里的管事人议论有关事情,管事人也曾很有抱负地对我谈了他们一些很好的设想。可谈完打算,一个个都摇头叹息说,唉,难哪!首先,要办事就要钱,一个“钱”字就能把人压得直不起腰!前几年倒是想过向出门在外的堎下人集资,可即使这样搞到一点钱,怎么花也是一个问题。每次村里商讨这些事,常常是村东的人要修厅,村西的人就要架桥;前一任村民小组长没办成的事,后一任也别想办成(堎下的村民小组长好象是轮着当的)。不管大事小事,村东村西南房北屋总是针锋相对。所以,资也无人去集了,村里的事就这样你不管我不管谁也不管地搁着。这就难怪村里至今连个歇脚议事的地方也没有(老众厅早已成了废墟),连一条通向村外的大路也修不成。
  与堎下形成对比的是,环村不足三里远处,有几个大村庄与我们村田地相连。那些村不但庄大人多,而且富裕昌盛。在旧社会,人多就势众,财大就气粗;人少就受欺压,人穷就遭蹂躏。更何况堎下就是这样一个内讧不断、一盘散沙的小穷村,被这样几个大村包围着,就象捏在人家手心里的一个泥丸,要圆就圆,要扁就扁。
  小时侯曾听大人说,有一次我们村一个“富家”媳妇看到有人在她家田里摘油菜心,满以为这回总算逮着了一个,于是就边叫边追过去抓偷菜贼。可走近一看小偷竟是前面大村里的一个无赖。小媳妇这一吓非同小可,失魂落魄地掉头就逃。那偷菜贼居然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进村里。就在众厅前惊天动地地大闹大骂:“你这个臭婊子死出来,老子摘你的菜是看得起你!惹发老子的火,老子不光要摘你的菜,还要操你的×,……你堎下人死出来看看你爷爷是谁!爷爷撒泡尿也要溺死你全村!”俗话说,叫花子门前也有三尺硬地。可堎下一寸硬地也没有。人家在门前撒野使泼,谁敢放气出声?那些在村里说话惯于气傲声粗的人,此时一个也不见了。
  这就是孕育我生命的地方——过去穷得常受人欺凌,现在仍跟不上趟的堎下村
  第一章 家鄉給我的不只是生命之二 我出身在这样一个家庭
  父亲名荣辉,字耀辰。听奶奶说,父亲年幼时,是远近闻名的才子。但由于家境不济,小学毕业后再无力供其继续深造,正值豆蔻年华的他就辍学在家,成了全村唯一的一个“斯文”。最初,父亲在自家堂上办了一个私塾,但求学者甚少,不久就停办了。此后,父亲就一面行医卖药,一面耕种祖上传下的十多亩薄田(农忙也请一些零工)聊以度日。直至复查土改前,那时祖母还在,全家三个大人,四个儿女共七口,经济状况在全村虽数不上最好,却也算得上比下有余。
  父亲虽然只念过小学,但古文基础却很扎实,而且能写一手好字。每逢春节或村里办红白大事,众厅壁、柱上张贴的所有对联、横幅等大小文字,全都出自父亲的手笔。记得当年我们村祠堂的正中挂着一块描金大扁,上书“聚和堂”三字。父亲年年取前两个字,用最工正的笔迹、最醒目的字体,自拟一幅春联:“聚集尊卑多生产和谐长幼都勤劳”张贴在众厅正堂的两根顶樑柱上。这幅对联明显寄托着父亲对堎下村风村情的良好愿望—他是在向村人大声呼唤“团结”与“和谐”啊!
  我还记得,那时我家客厅正面墙上,长年贴着一帧裱得很漂亮的字屏。上面书写着四行诗一般的文字:“春日勤耕要向前,夏日早起莫贪眠,秋天不种无收拾,冬至饥寒莫怨天。”这张字屏旧了破了就重写重贴。每次写,每次贴,父亲都要把我们叫到跟前,一边教我们识字,一边教我们背诵,还给我们讲解每句诗的意思,并叮嘱我们长大了莫负诗意。
  父亲忠厚耿直,给人看病开方认真仔细,从不出错,从不收昧心钱。七方八邻认识他的人都尊他一声“先生”。父亲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妹,十三岁就出嫁了。孤身立命,在村里实在势单力薄。虽有“先生”之称,在那弱肉强食的年代,也只能让人七分,陪着小心过日子。
  父亲一生从无奢求,就盼着一个人人平等、互不相欺的太平新世。所以解放初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那几年,原本性格开朗乐观,高兴时常爱哼几句京戏的父亲是那么开心。四十多岁的人就象年轻人似的,跟着工作队唱革命歌曲,扭秧歌,写标语,搞宣传,整天喜笑颜开。好象翻身得解放的就是他。记得那时他对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现在解放了好啊,再不用担惊受怕了!”
  可是,父亲的憨厚让他只看到其一,没去深思其二。一九五二年冬,复查土改工作队进了村,阶级斗争顿时紧张起来。清田地,估财产,划成份,很快就形成了暴风雨欲来之势,对我们家不利的风声也越来越紧。父亲开始有些紧张,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在我们村东面的三里远处,有一个千户大村叫黎圩。那里是一个集市。因此不少村民一边种田一边开店做生意,不开店的也能经常挣些活钱。所以大部份农户都很富裕。父亲说,我在黎圩只能算贫农,最多也是个中农。如果我划地主,那黎圩不要成地主村了?
  后面的事实证明,父亲想得太简单了。他没有想到我们村不是黎圩是堎下,各村有各村的情况。如果村子里没有一个地主,那阶级斗争岂不成了一句空话?群众既没斗争对象,又无胜利果实可分,积极性从何而来?而我们家在村里虽不是最富的,却是还算富裕的少数几户人家中兄弟最少的一家。老的老,小的小,中间就他和母亲两人象是在风浪中撑着一叶小舟,被颠覆的危险随时即至。在这种紧张的阶级斗争中,憨实的父亲根本没想到这些。
  而我的母亲虽然没念过书,却比父亲更明白。她预感到情况不太对头,便悄悄地为今后的生计动作起来。她把家里的大米、红薯干等粮食用布袋装,用衣被包,用罈罐盛,晚上偷偷地搬出去,或寄在邻居家,或藏在灰堆里,或埋在粪底下……。
  父亲知道了,死活不让,还怪母亲说:“你这是自己找死呀,还不一定划上呢。要是被人看破了,还不引火烧身呀!”
  母亲说:“没划上就谢天谢地。要是划上了呢?一封门一抄家就什么也没了!一家人吃什么?”
  父亲固执地说:“就是划上了政府也有政策,会留口粮的。你不要害我,快去都拿出来!”母亲拗不过,只好当着父亲的面把藏好的粮食又搬回来。
  父亲预料之外,母亲预料之中的事很快就发生了。没过几天,一群抄家搬粮的人突然上了门,七手八脚地把所有能值一点钱的东西全抄走了,把所有能吃的东西全装走了。这些抄家的人都是外村的,谁敢、谁会说一声“留口粮”?
  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昨天还对父亲彬彬有礼的人,突然就变了脸,走路都弯得远远的,好象就怕沾染了大麻疯;说话也变了腔调,昨天还称父亲为“先生”,今天就很不客气地指名道姓,而且声音也是粗声怪气的。我们姐弟四人也成了地主崽子,上学再无人邀我们为伴。玩也只能输不能赢,若偶尔赢了,对方就指着鼻子骂地主崽子不老实。
  父亲的侥幸心理彻底破碎了。他一时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他看着空荡荡的老屋,欲哭无泪地说:“怎么办,怎么办?不饿死也要被斗死、逼死!”
  父亲说的斗就是开斗争会,让群众有冤伸冤,有仇报仇;逼,就是要交待工作队追查的所有问题,交出埋藏的硬货,交出所有剥削帐。
  母亲劝解父亲说:“你不要这么急,你一世没做过亏心事,方圆几十里没有你的仇人,怕什么?你的家底堎下老老少少都清楚,有硬货无硬货,有剥削无剥削,干部心中有数。我就不信没有人说公道话。”
  不久,母亲的话又得到验证。虽然乡里村里开过几次斗争会,但并没有人说太过份的话,追查藏物时也无人恶意相逼。但是,既然已经铁定为四类分子(此时,阶级敌人还只有四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之首,今后的艰难也确实叫人心胆俱寒。
  家里没一颗粮食,一家七口眼下吃什么?是地主就一定有剥削,可我们家不但从没放过租更没放过高利贷,而且自己还欠着别人的债,过堂时这剥削帐怎么交?岁末快到,家里钱粮全无,这年关怎么过?父亲想到这些是那样的烦躁不安,有时竟痛不欲生……。
  第一章 家鄉給我的不只是生命之三 我有这样一位母亲
  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母亲,我们这个家还能不能延续下去,我们姐弟四人还有没有今天?
  母亲睿智,坚强,能干!她个子不高,身材清癯。最让人怜悯的是她那双小脚。看得出来,小时候裹脚时包扎得可真狠。双脚的脚趾全脱臼了,外边四个向内折断压在脚板底下,大脚趾向外扭断挤压在脚背的前端。两只小脚就象长在缺水少肥的红壤地上的老姜,干瘪,畸形,没有生气。大概是脚趾承受不了重压,行走时身子微微后仰,重心落在脚后跟上,就象戏台上的小旦,踩着碎步前行。常听母亲说,她十四岁嫁给父亲,正产小产一共生了十六胎。前面的都夭折了,直到三十多岁生了姐姐,又隔几胎之后才生了我一个男孩。父母生怕我又不能成人,一落地就将我用银丝栓着鼻子,用项圈套着脖子,用神锁锁着身子,还给我取了个很贱的乳名。后来又生了两个弟弟。为了把我们抚养成人,母亲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
  家里被划为地主后,为了度过难关,为了减轻父亲的压力,母亲把里里外外的大小事情一肩扛起。她的那双小脚真如正梁立柱,支撑着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剥削帐实在无帐可查,工作队只好估计一个数字,限期兑现。虽然数目不大,但家里一无库存现金,二无贵重物品可抵押,一些可用、可吃的又全被搬走了。过关只剩一条路:向亲友求助。
  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母亲很早起床,安慰了父亲几句,并叮嘱我们天冷不要出门,在家等着妈妈回来。然后撑开破伞,顶着寒风,一双小脚踩着又窄又滑的泥泞小道,奔波劳累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才回家。其实亲戚也没有一个是富裕的,都是盼翻身求解放的主,手边根本无钱可借。但都答应鼎力相助,有牛的牵牛,有猪的赶猪,只要能值点钱的东西明天都会一并送来。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总算可以过这第一关。
  但是家里已两天没开锅了,个个饿得像一堆烂泥,摊在床上、凳上。看到母亲回来,大家明知家里没有一粒米,还是象见了救星一样,希望母亲能有办法搞到一点吃的。
  母亲好象猜透了我们的心思。只见她稍坐片刻后,突然站了起来,不点灯,不吱声,轻轻地走到门口探头向外张望了一会,然后疾步跨过门槛,悄悄地消失在夜幕中。不一会儿,一个人影手里提着个黑乎乎的东西,摇摇晃晃地撞进屋来。只见她敏捷地带上门,迅速地把手里的东西塞进灶前的柴堆里,再摸出火柴,点亮油灯。这时我才看到母亲全身湿透,双脚糊满泥巴,裤管也溅满泥浆。姐姐比我们懂事,她赶快点着灶火,烧了一锅水给母亲擦干身子,换上干衣服。这时,母亲才深深地舒了口气,走到灶前,伸手扒开柴草,把那包东西——一个圆鼓鼓的布袋子取出来,然后小心翼翼地解开袋口——里面竟是白花花的大米!
  原来前几天父亲逼母亲将那些藏匿的粮食拿出来时,母亲多留了一个心眼,只拿回了一部分。另一部分留住了,今天救了全家的命。眼前的情景不仅使我们喜出望外,就是父亲的脸上也有些松动。我想在他的心中也一定会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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