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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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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我们小孩子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天天在母亲怀里拝着手指掐算还有几天。可今年哪有这份心。正月初一，母亲早早地给我和姐姐每人准备了一个大竹篮，教我们如何沿村乞讨。我们怎么丢得下这个脸呀！吱吱呜呜不肯出门。母亲装着一副平静坦然的样子说：“这有什么丢脸呀，又不是偷不是抢。以前我们家门前不是常有叫花子来讨吃讨喝吗？……娘是不能随便行动的，要不娘还不早就出门了，还会要我的乖崽乖女去要饭？……”母亲说到这，声音有些颤抖，两行泪珠从眼角滑到腮帮，然后无声地滚落到地上……。我和姐姐还能说什么呢？默默地从母亲手中接过竹篮，连打狗棍也不要，紧了紧衣服，缩着脖子，钻入刺骨的寒风中……。
春节过后，万物复苏，大地吐翠，处处呈现出冬去春来的勃勃生机。前几个月，大事小事母亲都不让父亲动手。水由我和姐姐抬回家，摘菜由我和姐姐上菜园。当然重事急事脏事累事都是母亲包揽。年后，也许是受母亲的鼓舞，也许是对环境的初步适应，父亲也开始有了些主动。他先是去查看了一遍新分得的几亩瘦田，然后把门背那两桶尿挑出去浇在田里，接着就着手做一些春耕的准备工作。父亲的变化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更给母亲以极大的安慰。有时母亲的脸上居然还会露出一点久违的笑容。
但是母亲的笑颜是脆弱的，短暂的。春天固然美好，但春天也会给人带来忧愁。春天到了，就意味着春耕在即。可是家里一无耕牛，二无农具，几亩薄田拿什么去耕作？父亲常为此叹气，母亲也急得团团转。
但每到关键时刻，总能显示出母亲的深谋远虑，智慧无穷。很多难题都是在她的运作下迎刃而解。
我们家对面住的是一户中农，户主叫发宗，我们平时叫他发宗伯伯。他家有一条大黄牛，而且农具家伙一应齐全。家里三个儿子，两个大的均已长大成人，要干大人的活，老三又太小，因此无人放牛。一条大黄牛天天用长绳栓在野外啃草墩，很难吃饱，所以长得瘦骨嶙峋。母亲就瞅着这个空子，上门找发宗伯伯商量。她提出由我每天无偿给他放牛，只要在他自己耕完田后，借全套农具耕牛给我们家用用。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也是人家出于同情，有意帮助，事情一拍即合。从此我当起了放牛娃，不管刮风下雨，每天清早喂饱了牛再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又赶牛出门。我专挑草肥草嫩的地方，让牛吃得饱饱的。不久大黄牛长得膘肥体壮，耕两家的田轻轻松松。发宗伯伯也很高兴，常夸我做事用心。
解决春耕的问题固然是件大事，但是目前如何生存？还必须找到一条细水长流，自食其力的生计。
我们村大多数农户都会一种简单的手艺。就是从外村购来毛竹和绿竹，毛竹做纲，绿竹破篾，然后编织成土箕、筲箕、竹篮等各种竹器，销往远近村镇，甚至还卖到县城樟树。这种手艺所需工具简单，只要一把篾刀，一块刮片，一张粗锯即可。而且不分白天黑夜都可生产，男女老少均能操作。虽然劳作辛苦，却是一条聊以为生的好路子。
有一天，不知母亲从哪寻来了一把用尽了钢火的篾刀和一块满是黄锈的刮片，肩上还扛着几根小竹子，要我和姐姐学着做篾匠。以前放学回家，有时我会瞅空偷大人的篾刀劈劈削削玩，时间长了也就有了一点捉刀破篾的基本功。现在真要干起来，还真是水到渠成。我们很快做出了第一批竹货。可是跟人家的一比，真是拿不出手，自己都觉得好笑。我们做的大小筲箕，一个个鼻歪嘴瘪，五官不正。真不敢相信这样的东西能卖得出去。当母亲担着这第一批货到外村去叫卖时，我们都不抱什么希望，只是觉得太苦了母亲。可是傍晚母亲回来时，大小竹货居然一个不剩。而且她肩上还扛着一把绿竹，足有六七十斤重。后面还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小布袋子，一晃一晃的。我们真有些傻眼了：母亲是用什么掩眼法把那些破筲箕卖掉的？她的那双小脚怎么能承受这么沉的重压？后面那晃晃悠悠的袋子里装的又是什么东西？
我们帮母亲把竹子放下，我好奇地问：“妈，这袋子里装的是什么啊？”
母亲解下袋子说：“是红薯渣。”
红薯渣是乡下人把吃不完或是太小不好吃的红薯磨了粉以后滤出的渣子。一般都随便堆在外面，任鸡啄，狗扒，发霉发臭；待天晴时一撮一撮晾在草地上，晒干后收回家做猪饲料。母亲却把它买回来做全家的口粮。她提着袋子同我们回到屋里，把布袋放在桌上，边解袋口边说：“下蛮做（即努力做的意思），明天娘做薯渣团子给细崽吃。”
她说话间解开袋口，只见上面还有一个黑色小包。母亲将小包里的东西倒在碗里，原来是一些又黑又脏的粉末子，里面泥块草屑什么都有，还散发出一股酸臭味。母亲抓起一把闻了闻说：“这是没花钱的，多吃的。”他把手里的薯渣放回碗里，不无得意地说：“我先把这些筛拣出来，原本是人家要喂猪的东西。我从主人手里要了过来，足够我们吃一顿呢！”
说完，母亲竟笑出了声，笑得脸上额前红晕泛起，眼角皱纹也舒展开来，就象一朵顽固恋世迟迟不肯调谢的菊花。
然而母亲却很快收住了笑容，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拱手把我们拢到跟前，带有几分自责地说：“妈经常教你们不要贪小便宜，今天妈贪了这一回。今后你们姐弟谁也不能做这种事情，知道吗？”
是的，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乐善好施，从不贪非份之利。还经常教我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拿，不能吃，不能捡。在这方面，父母的家训是很严厉的。
我们家乡一带，凡有集市的地方，每年收完早稻之后流行赶庙会。这是乡下人进行买卖交易的黄金时段。这个时候我们村最忙。家家户户不分昼夜抢做竹货，赶圩赴会，挣钱养家。我家虽然是新手，竹货做得慢，做得差，但也不会放松这个能赚钱糊口的好机会。我们白天破篾，晚上编织，常干到三更鸡啼。如果赶圩日正逢星期天，母亲就会叫我和她一同上市，帮她守摊看货。因此我常亲眼目睹母亲的推销“技巧”，至今回想起来，仍叫我赞叹佩服。
到了市场，她先满街观察一遍，选择人流往来密集处摆摊。摊位一定，她就睁大眼睛盯着每一个过往行人。只要有人稍微放慢一点脚步或看了一眼我们的货摊，她立马就笑脸相迎，就像见了老熟人似的，叔叔伯伯老姐老妹老哥老弟叫得亲亲热热。然后就见机切题：“……要篮子么，提一个去……”接着诚诚实实地说：“我哩是初学的，样子不好看，还能用。……老哥，你随便给个价，帮我销一个吧。……”
谁见过这样推销的生意人？人家都夸自己的东西好，争着卖个好价钱。可她却说自己的货不好，要买方随便给价。再看看，一个老女人，一副瘦身板，一双小脚，旁边还站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孩子。不少人还真的应邀购买，而且给钱也不算少。有的还直言不讳地说：“本来是没打算买篮子的，凭大嫂这几句话，买就买一个吧，反正要用。”母亲就是凭着嘴甜，心诚，价廉这三招，破烂货还常常比人家的优质品出手快，脱销早。常听村里人夸赞母亲是买卖高手。凭着母亲的运筹，全家的辛勤劳作，日子总算熬得过去。
但是，自从进入了一九五三年，粮食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很快就打破了这脆弱的平静。我家的田地是全村最差的，一蔸禾仅结四五串穗，而且穗短谷瘦秕多，亩产仅收百把斤。可是瘦田也要与人家的好田同等定产定购。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年景，按规定交了公粮卖了余粮，也决无口粮可留。如果遭遇天灾，就是把全部收成都交出去也完不成定购定销任务。
我们家乡没有晒场，也少有晒垫，收禾一定要等天晴，将成熟的禾一块一块地割倒在干田里，曝晒一两天后再缚成一把一把担回家砌成堆，等农闲时再慢慢脱粒进仓。
家运没落往往祸不单行。记得有一年，有一天，晴空万里，繁星闪耀，分明是个抢割抢收的好天气。于是，我们全家老老少少天没亮就披着星光出门，苦干一天，把熟透的禾苗全都割倒在田里。可是到了傍晚，突然雷声隆隆，风雨大作，倾刻间，平地大水漫过，田中一片汪洋。割倒的禾苗大部分被水冲走，留下的也是埋在泥浆中，翻晒不迭，发芽长秧。禾没收完，我家就已断粮。
那时粮食不准上市，其实也无粮上市。许多人家都缺粮断炊。在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只要是能吃的东西，如枯饼、豆渣、细糠、薯渣之类，都成了山珍海味。后来这些东西有钱也买不到了，人们就到村外挖野菜，剥树皮，只要是无毒的就拿回家来煮着吃。我们全家个个吃得全身浮肿，还拉不出大便，互相对着粪桶用竹片挖……。人的生命力再次显示了他的顽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家又闯过了一次生死大关。
一九五六年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们家也跟着走上了集体化道路。为了集中精力搞生产，社里把全村的篾刀都收起来了，只准搞农业，不准搞副业。于是，钱路也断了。就在这一年，我小学毕业。
我的班主任是个富有教学经验，对学生很负责的老教师，姓肖名鼎盛。暑假期间，他多次上门动员父亲让我参加初中招生考试。父亲虽然答应了，可是终究没能成行。那时清江县只有两所中学，一所是清江中学，在离我们家五十多里远处的临江镇。另一所是距我们家八十里外的樟树中学。我们这一片的考场又设在二、三十里外的黄土岗镇，远处的考生要自带一天一晚的食宿费用。这赴考吃住的钱从何而来？再进一步想，就是考取了，初中三年的伙食费书杂费怎么办？这一回连母亲也一筹莫展。十四岁的我就这样回家当了个小农民。
那时，我们村还没有一个初中生。村里的孩子最多是小学毕业后就在家舞弄那把篾刀，或跟着父母心安理得地守着那一片水田旱地，风雨无阻地按照架在村中心的那面大鼓发出的指令，出工收工，收工出工，无休止地做着那个千遍一律的既简单又枯燥的机械运动。
开始一段时间，我也曾下定决心，当农民就当农民，别人能当我为什么就不能当。但是当我成为那些上工一条龙，收工一窝蜂的人群中的一个时，这就意味着我已经步入了社会，人们再不会给我一个“小孩子”或一个“小学生”的待遇了。我每天跟着父母与全村男女社员一道为争那四个工分而耕耘劳作。在人们的眼里，我是同我的父母无多大区别的一个下等劳力，常遭受扣工分的处罚，也少不了无端的训斥。我感觉到自己只不过是大人们脚下的一根小草，遭人践踏，生存艰难。渐渐地我厌倦了这种生活，晚上常做各种噩梦。我的幼小的心灵再也遏制不住那种不安的躁动，我的稚嫩的大脑虽然不敢再想上学读书的事，但无时无刻不在梦想着走出去谋生，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
第一章 家鄉給我的不只是生命之四 我就这样踏上前程
但是，这块天地在哪里，人世间有属于我的天地吗？我抱着一分难耐的渴望向人们打听，在墙头报端寻找。
一九五八年六月的一天，我发现黎圩街的墙头上贴着一张布告。走近一看，头一行字醒目地写着“江西省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招生简章”。我眼前一亮，一口气读完全文。一时间只觉得心跳猛地加快，浑身的血液迅速沸腾起来。意外的惊喜倒让我象是一个在茫茫沙漠中断水多时的行者，突然眼前出现一汪清泉，这从天而降的奇迹真让人怀疑是幻觉还是现实？
我本能地又连读了两遍，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是一所新创办的新型大学，总校设在南昌，全省各地都有分校。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对报考学生的文化、学历要求极低。更让我振奋的是，学生入校无需交任何费用，而且每人每月还发给五元零花钱。
好啊，这正是我梦中的学校，梦中的去处！我飞快地跑回家，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母。父亲母亲听了也兴奋不已，异口同声地催我快去报名，还鼓励我一定要考上，远走高飞奔前程！
一切手续出乎意料的简单。那天，我按照布告通知的时间地点去报名。到了目的地一看，前来报名的人很多。工作人员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表，要求当场填好交上去。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大部分栏目填好。可填到“籍贯”一栏，就患了难，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最后记不清是问了别人填上了还是空着这一栏交上去的。这就是全部报名手续，或许也算是文化考试吧。
回到家里，我牵肠挂肚，担心没考上。谁知不几天就来了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在“共大白云山分校”。可是，当我看完通知书的最后一行字时，又被惊呆了：赴校时，在黄土岗站统一乘火车，每人需交车票费六元。
这括号中小小的一行字着实给我的父母出了个天大的难题啊！生产队没有分红，即便分红也分不到钱。家里又无其他收入，哪来的六元钱呐。时间在忧患中流逝，眼看动身的日子渐渐临近。父母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我的心里更是如虫咬油煎。难道我的前程就被这六元钱断送了吗？
还有两天就要上路了。母亲那双小脚支撑那一副瘦弱的身躯，已经跑了不止一天，仍是一无所获。正当大跃进年代，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大闹钢铁，谁敢捣鼓那沾着资本主义铜臭味的东西？母亲还不死心，这天清早又出去了，直到下午太阳下山还没回来。
明知没有希望，我还是揣着一丝侥幸，憧憬着母亲带着六元钱，笑盈盈地回到屋里，把钱包得严严实实地交给我，帮我放在最保险的地方，然后给我收拾行装，高高兴兴地送我上路……
当我从白日梦中醒过来时，看着太阳已经下山了。夜色象一块巨大的黑纱，把天地万物笼罩得朦朦胧胧。鸟儿们也一对对，一群群飞回了自己的窝巢。只有极少数老弱病残仍在空中拍打着翅膀，挣扎着寻找栖身之处。两个弟弟伴着我（姐姐早已出嫁）从村东望到村西，从村前盼到村后，焦急地从暮霭中搜寻母亲回归的身影。许久，不远处，终于出现一个晃动着的黑点。我估摸着那一定是母亲，就带头跑过去，边跑边扯着嗓门叫：“妈——”
“哎，细崽！”声音虽然低沉，但还是听得出这正是母亲的声音。母亲平时就是这样叫我们的。三兄弟簇拥着母亲进了村，回到家里。父亲忙划着火柴点亮灯，顺口问了一句：“借到了吗？”母亲没有回答，只是把我拉到她的怀里。我感觉到几滴浓稠如血的东西滴在我的脸上……。
我说：“妈，没借到就算了。”
母亲再也忍不住了，竟声泪俱下地哭得那么动情，那么伤心。前几年那样艰难母亲也没这样哭过。我知道，母亲这是为我而动情，为我而伤心！这人世间只有母亲会为我动这样的情，伤这样的心。这时，连父亲也哽咽起来。面对此情此景，我感到一种悲哀，又感到一种恐惧。我找不到合适语言劝慰双亲，只是摇着母亲的肩膀喃喃地说：“妈别哭别哭……。”然后又摇着父亲说……。
此时，正好有一个好心的女人路过我家门前。我们平时叫她“桂英姆姆”（即大妈），一贯与母亲相好。桂英姆姆听到屋里的哭声，便进门来劝解，关心地问母亲有什么难处。母亲止住哭，抹去泪水，把事情的原委说给她听。桂英姆姆听了，拉着母亲的手真心实意地说：“伢仔考取大学是好事呀。我给你指条路，昨天我娘家弟弟卖了一头猪。你明天赶快去看看，估计还有钱，你就说是我叫你去的……”
真是天不灭曹啊！第二天清早母亲就匆匆出了门，中午刚过就喜滋滋地回来了。一进门就从怀里掏出六元钱，一张五元的，一张一元的，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恩人哪，这六元钱贵若千金啊！就是这六元钱，成全了我挑战命运的一次机遇！就这样，我揣着这六元钱，踏上了通往外面世界的路
第二章 就学的感觉
导读﹒偶感（二）
爸爸人生之旅的第一站是劳动大学。砍柴、开荒、建校、大闹钢铁……是他们的主课。不少人进校是文盲半文盲，四年后离校仍是……。爸爸却不然。仅上过小学的他竟“鸡入鹤群”，进了全校文化基楚最高的一个班。一只瘦小的鸡雏能与一群高大的鹤们并肩而行吗？一个小学生能一步登天进入高层知识的殿堂吗？据说刚毕业的他还曾与一些正规大学生、中专生短兵相接较量过一回，初出茅庐的爸爸是他们的对手吗？所有疑问爸爸在第二部分“就学的感觉”之一、之二和第三部分“初出茅庐第一回”中回答如是。
第二章 就学的感觉之一 外面的世界真好
一九五八年七月的一天，学校派人把我们这一片的学生约百把人，接送到白云山垦殖场的高岚分场。
白云山位于四县交界处，山高林深，地广人稀。一九五七年江西大批干部上山下乡，创办了许多垦殖场。白云山垦殖场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总场设在白云山脚下的一座古庙内，直属宜春地区，定格是县级单位。共大白云山分校创办后，校部就设在离场部不远的白沙村（后迁至古庙附近的新址）。
高岚分场离场部约30公里。我们到那里时，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荒山，没有食堂，没有教室，更没有课桌板凳，连住的地方也要自己动手搭茅棚。有的同学行李还没放下就打起了退堂鼓，第二天就卷起铺盖回了家。
而在我的眼里，这正是我向往的地方。向往的总是美好的。那荆棘丛生的山丘，那多半袒露着红土灰岩的荒原，那人迹罕至的寂寥，那苍苍茫茫的天地空间，无处不散发着这一片静土的原汁原味，展示着这一片贫瘠土地的纯洁与质朴。我仿佛觉得这一切又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显示着一个大大的“0”的概念——“0”是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0”是一条起跑线，所有参赛者都得从这儿起步，没有例外：“0”又象一个显微镜的视孔，能把人的里里外外看穿。人在“0”中抒怀，方显男儿本色。而当我第一次满满地盛了一碗白花花香喷喷的米饭，端起一碟色香味俱佳的辣椒炒豆角（这可是我在共大见到的第一位领导——胡志澄主任的夫人一手烹饪的），狼吞虎咽地把肚子填得饱饱实实的时候，我犹如身在福地仙境之中，那种满足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然而，在同学面前我是个小字辈。大多数同学年龄都比我大，而且壮实彪悍，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而我却是瘦小如柴，习惯性地连说话都胆怯心虚。劳动时只顾埋头干活，很少直腰喘气。这种表现倒也落得一片“老实肯干”的赞誉之声。
大约一个月之后，接学校通知，我们从高岚搬到离校部不远的鸟坑村。这里有两栋新建的平房，房前有一块空地，旁边还有一个食堂。条件比高岚好多了。在鸟坑的主要活动是修公路、开荒、建校、为炼铁厂挑运木炭。
十一月份，学校突然通知近期举办一次全校文艺汇演。正在紧张劳动中，难得有这么一次轻松轻松的机会，各班学生（其实那时还没有编班，学生只是按地区居住）都饶有兴趣地积极准备。
离汇演日期只剩两天了，不知为什么，几个年长的老乡同学突然来找我说：“金成，我们也来搞一个节目参加汇演吧？”
我说：“我又不会演戏。”
他们不管我会不会，竟叽叽喳喳地把他们显然是早已商量好的意见落实到我头上说：“我们演一个抓壮丁的戏，你就演那个小壮丁。”
其实，我从小就爱看戏，只是从来没演过戏。现在说要我演戏，心里倒是有一些想试一试的意思。于是，我问他们：“怎么演？有剧本吗？”
他们说：“不要剧本，情节很简单。就是两个兵押着你在路上走，你一边走，一边唱就行。”
我看过大戏，也看过小戏，可从未看过这么简单的戏。我笑着问：“连剧本都没有，我在台上唱什么？”
年龄最大的那个同学说：“专唱苦事。由你自编自唱，唱得越苦越好。”
这时，我才明白他们选中我的原因。我满肚子装的都是苦水，他们找我演苦戏，真是独具慧眼。尽管我从未上台表演过，在他们的一再鼓励下，还是嗫嚅着接受了任务。
一个姓邹的大龄同学自告奋勇当导演。他教我说：“出场时，先唱四句：我被官府抓壮丁，就在家里来动身，起身就把家门出（做一个过门槛的动作），一出家门往前行……。后面的词由你自己编。唱到最后没词了，就用左手向拉二胡的挥一下，他就知道你要刹板结束……。”就这样只排练了两个晚上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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