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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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明蓟州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今九边蓟镇为重，请饬边臣逐大同寇，使不得近蓟，宣大诸将从独石侦情形，预备黄花、古北诸要害，使一骑不得入关，即首功也。”

　　　　他的意思是蓟州是国防中最重要的环节，一面要驱逐大同的外敌，另一面则要守好黄花、古北诸要害，这样就可以防范外敌入侵了。他的这个观点一直持续到当了兵部尚书依然没有改变，在隆庆五年，杨博也说：“议者以守墙为怯，言可听，实无实效。墙外邀击，害七利三，墙内格斗，利一害九。夫因墙守，所谓‘先处战地而待敌’，名守实战也。臣为总督，尝拒打来孙十万众，以为当守墙无疑。”（均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他看来，言官们所说的守边墙是怯弱的意见听起来好听，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在墙内御敌的危害更大。他认为必须严守蓟州，方能保证国防的万无一失。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隆庆元年得到了印证！

　　　　隆庆元年的九月，鞑靼的首领俺答从大同入侵，一路攻占了石州、交城、文水。可这并不是最紧急的战事，就在西部战火突起的同时，土蛮进攻了蓟州，纵火劫掠了昌黎、卢龙，侵略者一直打到了滦河。如此一来，北京就再次面临着战争危机。就在紧急之中，穆宗下诏召集大臣商议战守的问题。在这次商议中，当时已经是工科给事中的著名大臣吴时来上疏推荐了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三员大将，主张用这三位平定南方倭寇的大将坐镇蓟州，抵御北方的外敌。他的这个主张很快就得到了同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吴时来跟张居正同为徐阶的门生，张居正自然会支持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因为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的确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将才，让他们去镇守北方边境，是大多数大臣都赞同的。

　　　　吴时来的上疏得到批准后，原为两广军务总督的谭纶就被任命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戚继光则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五月开始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练兵事宜，统管所有的总兵官。张居正和这两位将才的友好合作关系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并且一直持续到张居正去世以后。至于张居正当政时期，他们两人更是得到了重用，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时谭纶还当上了兵部尚书。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对他们作为一流将才的赏识和重用，他们的合作关系也不会持续这么久！

　　　　谭纶就任蓟辽总督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了张居正和吴时来的眼光的确超人。经过仔细的观察和比较，很快谭纶就对蓟辽的军事状况，尤其是明朝军队的素质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在一个上疏中反映了实际情况，并提出了解决之道：“蓟、昌卒不满十万，而老弱居半，分属诸将，散二千里间。敌聚攻，我分守，众寡强弱不侔，故言者亟请练兵，然四难不去，兵终不可练。夫敌之长技在骑，非召募三万人勤习车战，不足以制敌，计三万人月饷，岁五十四万，此一难也。燕赵之士锐气尽于防边，非募吴越习战卒万二千人杂教之，事必无成。臣与继光召之可立至，议者以为不可信，任之不专，此二难也。军事尚严，而燕赵士素骄，骤见军法，必大震骇，且去京师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废功，更酿他患，此三难也。我兵素未当敌，战而胜之，彼不心服，能再破乃终身创，而忌嫉易生，欲再举，祸已先至，此四难也。以今之计，请调蓟镇、真定、大名、井陉，及督、抚标兵三万，分为三营，令总兵、参、游分将之，而授继光以总理练兵之职。春秋两防，三营兵各移近边，至则遏之边外，入则决死边内，二者不效，臣无所逃罪。又练兵非旦夕可期，今秋防已近，请速调浙兵三千，以济缓急，三年后边军既练，遣还。”（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在谭纶看来，蓟辽军队的士兵老弱，大将分散，因此必须加以训练。可是训练却存在着四个大的难题：其一是训练三万人的骑兵每月花费太大；其二是有人非议将南兵与北兵间杂训练的方法；其三是有人会对严峻的军法制造谣言蜚语；其四是担心士兵难以做到失败却不气馁。在这样的情况下，谭纶自然需要得到张居正的帮助了，因为很多问题不是仅靠军事上的改进就能完全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的力量予以辅助。

　　　　对于谭纶的一切需要，身在内阁的张居正几乎是言听计从，一切的困难都帮助其解决。这样，谭纶的北方练兵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因而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举例来说，谭纶提议增筑抵御敌人的堡台，张居正立即就回信答应了要求，而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审慎意见：“昨议增筑敌台，实设险守要之长策，本兵即拟复行。但据大疏谓一台须五十人守之，则千台当五万人矣。不知此五万人者，即以摆守者聚而守之乎？抑别有增益乎？聚则乘垣者无人，增则见兵止有此数，不知又当何处也？又四面周广，才一丈二尺，虽是收顶之式，度其根脚，当亦不过倍此数耳。以五十人周旋于内，一切守御之具，与士卒衣粮薪水之类，充牣其中，无乃太狭乎？便中仍望见教。”（张文忠公全集《又与蓟辽总管谭二华》）张居正的意思是：谭纶所说的筑台一事，立即就办理，只是还有些疑问需要弄清楚。他不明白，守台的五万人应该怎样防守，是聚守还是其他？为此他提出了疑问。另外，他还觉得所筑之台显得太过狭小，是否能够容纳五十人以及军器粮食等物资。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张居正虽然不是军事家，但是他善于用人，在知道部将所需之后，立即予以帮助。不仅如此，他还仔细地询问相关事宜，不耻下问，努力与部将一起干好国防事业。

　　　　除了解决谭纶的问题，张居正对于另外一位爱将戚继光也是照顾有加，对于他遇到的政治问题，也是极力帮助其解决。那么，戚继光遇到了什么政治问题呢？上文说道，戚继光从隆庆二年五月起开始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的军事，统管三镇的总兵官。可是，政治上的安排很多时候都不能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在戚继光总理三镇的事情上，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戚继光虽然总理三镇军事，可是他只能训练三万兵士，可那三个镇的总兵官一共统领着十万人的军队，这样悬殊的力量对比，让戚继光怎样去总理三镇？事实上是无从总理和节制的。因此，戚继光到任后不久就上疏说：“臣官为创设，诸将视臣为缀疣（音同“尤”），臣安从展布？”意思就是在抱怨自己的为难处境。的确，明明有三镇的总兵官，现在又来了个节制总兵官的总理，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张居正看到戚继光的上疏后也很忧心：设立总理节制三镇总兵官是为了加强监督和军事训练，可是却存在着这样的制度冲突。一时间，他也没了主意。幸好，这个时候突然得知蓟辽总督谭纶对蓟州镇总兵郭琥不满意。于是，张居正就将自己的忧心告诉了时任兵部尚书的霍冀。霍冀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戚继光的问题迟早得解决。因此，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既然蓟辽总督谭纶不满郭琥，那就把郭琥解职得了。那谁来坐郭琥的蓟州镇总兵位置呢？很显然，自然是戚继光了！他这样一做，张居正也很满意，满以为自己为爱将解决了一个难题：“戚继光不是觉得自己的兵不多、没有实权吗？这下就给他实权。”

　　　　然而，张居正开心得早了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得到的关于谭纶对郭琥不满的消息是假的，与此相反，郭琥却是谭纶的一位得力大将。张居正和霍冀的做法，实际上让谭纶、郭琥感到了委屈。而戚继光也因为由节制三镇的总理改任一镇的总兵，尽管增加了实权，但毕竟职位降低了，因而也觉得委屈。这一来，张居正对自己的爱将就犯了一次出于爱心的错误。怎么办？这时候，张居正一个人担起了责任，努力地进行补救。我们不妨来看一下他给谭纶的几封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就可以知道张居正一方面在向自己的爱将细心解释，一方面也在将损失弥补回来：“前闻道体小违和，无任悬念，今想勿『药』矣。近日处分戚帅，诚出下策，然非得已也。顷会霍司马云，‘公本欲论郭琥’，则属者之举，似亦与高见悬符。……但以总理体面，比之镇守为优，今既易衔，则上、下承接，自有常分，用之虽重，而礼则少损矣。昨本兵题复，虑不及此，不知公议疏中，亦可为一处否？如不可处，则于常礼之外，少加优借以鼓舞之。”（《张文忠公全集·与蓟辽总督谭二华》）在这封信里，张居正解释了自己所谓处分戚继光的原因，是因为听信霍司马说谭纶不满郭琥，因而才导致问题发生。现在虽然给了戚继光实权，但是却有损他的体面。因而，张居正写信问询谭纶应该怎么办。

　　　　“戚帅以总理改总兵，诚为贬损！缘渠当仆以书相问之时，不急以此意告我，而本兵又仓卒题复，故处之未尽其宜，然及今尚可为也，望公于议疏中，委曲为言。不但体面降抑，为下所轻，且督、抚标兵皆欲付之训练，若不兼总理，何以行便？乞特致一书于阁中二公及虞坡、思斋，仆得从中赞之，更易为力也。倘得如意，当于敕书中增之，其关防当改铸矣。”（《张文忠公全集·又与蓟辽总督谭二华》）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就承认了自己处理戚继光的事情太过仓促，因而没有处理好，希望谭纶能够在上疏中说清楚原因。现在准备让戚继光既当总兵，也当三镇的总理，以使对戚继光的重用实至名归。

　　　　仔细阅读这些信件，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张居正当时那种既急着解释又急着挽救的心情。他肯定担心自己的好心办坏事会惹得爱将的不满，因而信中的语气极尽小心翼翼。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居正对于真正将才的关爱和维护之心是十分真挚的。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他这种爱护将才的心胸，这些将才怎么能够为保护国家疆土竭尽全力？明朝的国防又怎么能够变得强大起来呢？

　　　　经过张居正的努力挽救，戚继光最终既成了蓟州镇总兵官，也同时官复三关总理，专门负责练兵事务。他这样的做法，完全没有私人的动机，在给谭纶的一封信中，他希望谭纶“谕意戚帅，努力功名以答群望，仆亦与有光焉。”（《张文忠公全集·与蓟辽总督》）如此的关切，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能够为国家争取一位良将，以保卫明朝的疆土。不仅如此，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居正对于戚继光同样是庇护有加，尤其是在协调戚继光和北方将士的关系上，张居正可谓是颇费心思。为此，他还曾经专门写信给友人，叮嘱其代为协调：“戚之声名，虽著于南土，然观其才智，似亦非泥于一局，而不知变者。且既已被镇守之命，有封疆之责，岂宜别有注画乎？今人方以此窥戚之衅，恐不知者又将以为口实也。公如爱戚，惟调适众情，消弭浮议，使之得少展布，即有裨于国家矣。”（《张文忠公全集·答凌参政》）这封信里的凌参政就与张居正同年考中进士的凌云翼，他们关系一直很好，因此张居正就托他“调适众情，消弭浮议”，好使戚继光能够放开胆子做事，以“有裨于国家”。因为在当时，有人已经开始嫉妒戚继光了。而在张居正看来，戚继光的才干绝对不是只适用在南方，同样可以在北方发挥。

　　　　有着这样的政治支持和关护，戚继光自然为国甘效犬马之劳了！他在镇守蓟州的十六年中，使整个北方边境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外患，不可不谓是立下了赫赫战功！对于这样的成绩，我们应该如此评说：既是由于戚继光的武功，也是由于张居正的用人得当与极力帮助！

　　　　名将胜似长城边防的稳固，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兵将领的才能。神宗时期，明朝的边患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是因为一些汉『奸』得到了鞑靼势力的重用。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信任和支持深悉敌情的著名边防将领王崇古，最终不仅消灭了汉『奸』，而且取得了对外关系的改善。

　　　　在讲完了第一个事例之后，我们再来看张居正善于识用将才的另一个事例，这件事情就是重用王崇古除掉汉『奸』赵全。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民族的背叛者，有的背叛者是从汉民族背叛到其他民族去了，因而被称为汉『奸』。在明朝和鞑靼首领俺答对抗的时期，就有那么一两个汉『奸』，站在鞑靼武士一边，帮助他们侵略明朝的北部边疆。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些背叛的汉人。在他们去鞑靼之前，鞑靼武士的战斗力虽然强，却缺乏良好的军事组织制度，因此他们对明朝的侵略，只能是强盗似的劫掠，根本形不成有组织的进攻。等到这些汉『奸』去了以后，鞑靼武士的组织力加强了，战斗力进而得到提高，对明朝北部边疆的劫掠逐渐变成了有组织的战争，这就是为什么明世宗时期，明朝的国防力量显得疲弱的外部原因。在明世宗的时候，有两个著名的汉『奸』投降了鞑靼，他们在鞑靼勾结了几万人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汉『奸』集团，为俺答计划作战策略，这两个人就是邱富、赵全。起初，这两人都是俺答的谋臣。邱富比较短命，死在了与明朝军队的作战之中。因此，赵全就成了最大的汉『奸』，也成了明朝『政府』的心腹大患。赵全是个野心极大且颇有政治头脑的汉人，就是他为俺答出谋划策，要其进攻大同的。随着他在鞑靼地位的升高，他的权力野心也逐渐膨胀，他甚至梦想着尊俺答为帝，自己也就可以凭着功绩当王了。可是，就在他为自己的计划暗自得意的时候，一场最终导致他灭亡的危机正在悄悄地发生着。

　　　　这是一场怎么样的危机呢？

　　　　事情要从俺答的第三个儿子铁背台吉的死说起。铁背台吉死之后，为自己的父亲留下了一个不成年的孙子名叫把汉那吉。俺答自然就负起了当爷爷的责任，与自己的妻子一克哈屯一起抚养着这个孙子。很快，把汉那吉长大了，俺答还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名叫比吉。可是，这个把汉那吉还不满足，因为他这时又看上了自己姑母的女儿三娘子，并且很快就把她给娶了。很多人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然而一件最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俺答突然喜欢上了自己的外孙女三娘子。在一番思想和权力的斗争之后，三娘子最终决定投向外祖父俺答的怀抱。这样一来，那位孙子立即陷入了痛苦的境地，所有坏的情绪都汇集到了他的头脑中。但是，他却不能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苦恼。最终，这个鞑靼贵族选择了出走，他带着自己的结发妻子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一共十几个人一起逃离了伤心地。

　　　　有人可能会问：这位鞑靼贵族的出逃跟赵全即将面临的那场危机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以说是非常重大，因为把汉那吉逃出鞑靼后，没有去其他地方，直接就到了曾经的敌人、明朝的大同巡抚方逢时那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风打霜冻的十月天里，看见自己的对手可怜巴巴地前来投靠，方逢时的内心该有多么激动和兴奋！然而，他的心里同样有着一丝丝的怀疑和提防，因为有人说可能这只是一个诱饵，在把汉那吉一行人的后面就是俺答的大军。于是，这位巡抚在向宣大总督王崇古通告的时候，就表达了这样的心情。可是，经过商议和观察，方逢时和王崇古都认定这不是骗局，于是就派了五百骑士将把汉那吉迎接进了巡抚衙门，并且奉为上宾。

　　　　遇到这样大的事情，王崇古自然想到了向张居正汇报。他一边写着上疏，一边不敢相信地想：“自己才调到宣大任总督一年，怎么就会有这样的好事？”王崇古的心中，此时还回响着赴任前张居正的叮嘱：“……此中事惰，与关西稍异……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张居正是在叮嘱王崇古，守卫北部边疆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因此也需要用不寻常的办法处理问题，才能获得不寻常的功绩。

　　　　是啊！王崇古觉得张居正的话算是说准了，自己这下子果然遇到非常之事了！应该怎么应付呢？敌人既然来投靠，就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为明朝的国防建设作点儿贡献。可是，该从何处着手？利用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子，要挟俺答投降或者退兵，简直痴心妄想！这个目标太高了，实现不了，那么就应该想个实际点儿的要求。“对了！不是还有个大汉『奸』赵全没有除去吗？何不趁此机会用把汉那吉交换赵全，进而杀死这个大汉『奸』！”王崇古突然想到这个聪明的做法。他不禁为自己的英明笑了起来。说干就干，他一面向张居正汇报情况，一面就和方逢时商定派鲍崇德去和俺答谈判。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

　　　　很快，张居正就得到了消息。他半是疑『惑』，半是谨慎地回信给王崇古说：“昨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见存者，独黄台吉一人耳，其孙岂即黄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望即密示，以信所闻。”（《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访俺答为后来入贡之始》）张居正的意思是：他已经听说了把汉那吉前来投降的事情，但是他觉得疑问，因为在他看来，俺答的儿子只有黄台吉一人，难道是黄台吉的儿子来投降了？为什么呢？张居正对这些都不明白。因此，他希望王崇古谨慎处理，并且及时给他消息。

　　　　从这封信看来，张居正当时得到的情报还不是十分准确，因而他的回信充满了困『惑』和不知情。幸好，王崇古的报告很快就到了。张居正这下终于知道了真实情况，于是他在北京作了这样的决策：“虏种来降，虽朝廷有道，能使远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庆幸庆幸！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仆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曰：‘吾非诱汝孙来降，彼自慕吾之化，丑彼之俗故耳。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以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且给赐衣服饮食甚厚。汝欲得之，自当卑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约以数年，骑不入吾塞，乃可奏闻天朝，以礼遣归。今乃肆其凶逆，称兵挟取，吾岂畏汝者？今宣大人马，非复往年之比，汝来则来，吾有以待之！……’……但那吉数人，置之镇城，宜加防范，毋令与外人相通，厚其给赐，毋使复萌归念。续降之人，真虏分配将士，华人各与宁家，亦不宜聚于一处，恐生他虞。”（《张文忠公全集·答鉴川策俺答之始》）在这封信里，张居正首先表达了自己的喜悦。接着，他嘱咐王崇古说，现在既然敌人前来索要，那么我们就应该抓住时机解决边患问题。一方面，需要命令士兵严加防守，另一方面也须对俺答说以好话，说不会亏待他的孙子，只要俺答保证不再入侵，就可以将他的孙子放回。如果俺答不答应，也不用怕他，直接与之进行军事对抗，因为现在明朝的军事实力已经增强了。对于把汉那吉，则要严加看管，不要让他与外界沟通，而且要好生款待。

　　　　看完这封信，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谨慎和机智。他首先明确告诉王崇古，这是一件事关“制虏之机”的大事，必须慎之又慎！接着就详细地教示了应对俺答的办法，既要晓之以理，也要威之以兵，同时做好继续防范外患的工作。有这样一位细致的长官，王崇古自然就能够得心应手地处理看起来棘手的问题了。

　　　　张居正的决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这样的大事自然也要经过朝廷的商议。在收到王崇古和方逢时的联名上疏后，整个朝廷立即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接受投降，一派坚决反对纳降。还是先来看看他们的上疏吧：“俺答横行塞外，几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围。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音同“戏”）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这样的上疏很明显是站在接受投降派一边的，可是反对派也有自己的道理。在反对派的代表御史叶梦熊、饶仁侃和武尚贤的历史眼光看来，宋代就是因为接受郭『药』师和张瑴的投降，才最终招致战祸的，因此如今之计最好是将把汉那吉送回去，以免引起北方战祸。可是，他们的主张只是很小的声音，由于包括张居正和高拱这些政治实权派人物在内的多数大臣都主张接受投降，因此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下来。朝廷授命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则当上了正千户。

　　　　朝廷接受投降的决定虽然有另外的考虑——用把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