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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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授命把汉那吉为指挥使，阿力哥则当上了正千户。

　　　　朝廷接受投降的决定虽然有另外的考虑——用把汉那吉来交换大汉『奸』赵全，但是毕竟作出了友好的表示。然而，粗鲁的鞑靼骑士却管不了那么多！气愤的俺答亲自统领大军进攻平虏城，同时命令儿子辛爱统兵二万进入弘赐堡，命令侄儿永邵卜统兵进攻威远堡。一时间，明朝的北方边境再一次陷入了紧张的战争状况。有人或许会觉得奇怪：俺答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孙子在敌人手里吗？他难道不害怕自己这样做会激怒敌人，进而危害自己的孙子？俺答自然是知道的，也是害怕的。然而，他经不住自己妻子一克哈屯的一再要求，加上自己的尊严，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前来挑战。这个时候的他，其实是很没有信心的。与之相反，明朝在这场战争面前，显得更加自信，这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抓着别人的软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自从张居正当政以来，明朝的国防已经日益加强，不再像以前那样软弱可欺了。此时的明朝，已经做好应对这场战争的充分准备。

　　　　也就在俺答对打这场仗没有信心的时候，前面说到的被王崇古和方逢时派去和他谈判的鲍崇德来了。当然，作为政治家的俺答是很有胆识的，他在鲍崇德面前愤概地说：“没有什么好谈的！我的大兵一到，你们的军队立刻就会土崩瓦解！”

　　　　“不错，”颇有外交才华的鲍崇德回答说，“但是我们的将领和军队，究竟不比你自己的孙儿。朝廷待你的孙儿非常宽厚，然而战事一旦出现，你的孙儿自然也就没有了。”

　　　　听到这话，俺答一面觉得害怕，一面也觉得不敢完全相信，因为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把汉那吉的任何消息。于是，他就派人去核实是否真有鲍崇德说的事情。派出去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告诉俺答果然有那么回事。俺答沉默了。看见他这个样子，鲍崇德抓住机会，进一步向俺答提议，说只要俺答交还赵全这一群汉『奸』，就可以让把汉那吉随时跟他回去。俺答这时有些明白明朝『政府』的意图了，但是他当着鲍崇德的面并没有立即答应他的提议。尽管如此，俺答还是改变了一开始不友善的态度，对鲍崇德表现出了非常的好感，临别时还送给了鲍崇德一匹鞑靼好马。

　　　　可以说，鲍崇德的出使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虽然俺答并没有直接答应交换人质，但是他对鲍崇德的好感表明张居正和王崇古的计划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只是还需进一步的策划。因此，鲍崇德出使的情况由王崇古转告到张居正那里后，张居正给王崇古去了一封信，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安排：“据巡抚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回时又令自拣好马，其言虽未必皆实，然老酋舐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者，盖耻以轻博重，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驽驹，蓄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或虑虏久住不退，兵连财费者，此不揣于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经数年边患，其所省岂直数十百万而已哉？而又何惜于目前之少费哉？”（《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言制俺酋款贡事》）张居正的意思是：通过俺答对鲍崇德的态度看得出，俺答对明朝的态度已经好转了，这证明了俺答的心中还是看重自己孙子的，不是看重那几个汉『奸』。既然这样，就应该对俺答的孙子更好点儿，以安定俺答的心。然后，就可以与之商议互市的事情了。只要谈成功，那就可以彻底解决边患问题，因而不需要为花费少量钱财而觉得可惜。

　　　　这封信里，张居正给王崇古分析了俺答的心理，并指出了进一步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实现交换汉『奸』以及与鞑靼互市的目的。这样的决策在当时是最英明不过的。为什么这样说？原因在于：虽然此时的明朝已经不再会被外族随意入侵，但是也没有达到轻易就能应付战争的国力，因此不打仗是最好的。另外，如果能够利用这次机会抓住危害甚大的汉『奸』，同时与鞑靼互市发展经济，那就更加有利于明朝的强盛了！因而，不仅不能打仗，还要尽量与鞑靼交好。而鞑靼方面，俺答也不会轻易进攻，因为自己的目的是救回孙子，动兵则意味着置自身于死地。而要救回孙子，只要放弃一个汉『奸』就行了，还不用打仗，自己何乐而不为？于是，俺答慢慢地在心里答应了明朝的要求。

　　　　就在双方主将都在互相权衡利害时，另外一个人也在权衡自己的利害，这个人就是赵全。赵全的主意打得很好，他一味劝俺答将大军屯兵边外，以此来要挟明朝放人。然而，赵全没有考虑到一点：俺答要救的不是随意一个人，而是自己的孙子，怎么会轻易动兵呢？赵全甚至想，干脆放弃把汉那吉得了，可这就更加不可能了！总之，一场危机正在向赵全袭来，他意料到了，却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可以逢凶化吉，可是这次等待他的却是死亡。

　　　　一切似乎都在正常进行。双方人马均做好了准备，迎接那个时刻的到来。张居正应该能够安坐了吧？不，他是谨慎惯了的，越是事情有眉目的时候，他却显得越加慎重，在给王崇古的一封信中，他再次嘱咐道：“降虏事，前已悉。若彼果能执送诸逆，则当以礼遣归那吉，厚其赏赉，以结其心，却责令奉表称臣，谢朝廷不杀之恩，赐赉之厚，因求讲和，纳款效贡。俟其诚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议其封爵贡额耳。但仆犹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赵全诸人，背华即夷，为日久矣，彼岂不预结于俺酋之左右，边墩之人，亦岂无为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许，此辈岂得全不知觉？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缚如鸡狗乎？万一语泄，彼得而谋，或聊以胁从数人塞责，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复返，轻弃重质，但获其『毛』贼数人，则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此其可虑者一也。据鲍崇德所传，俺酋之言，虽若哀恳，然犹身驻近边，拥兵自强，平虏城外，游骑不绝，转饷哨探，俱属艰难，名虽哀求，事同强挟，未见其为诚款也。今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遣归其孙，则彼之诚款既伸，我之怀柔有体。若拥兵交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唐时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强胡。此其可虑者二也。今之议者皆以小酋为祸媒，急欲遣之，图眼前无事耳，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今边防利害，不在于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战守之具，兴屯田之利，边鄙不耸，穑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但恐其孙一归，彼愿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图：或请乞多端，难于听许，明年当复来侵，虽获赵全等数人，恐于彼无大损益。此可虑者三也。”（《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谋取板升制虏》）看完这封信，真叫人觉得张居正为了办好这件国防、外交大事，简直是挖空心思了。他就在事情已经成功一大半时，仍然考虑再三，仔细地向王崇古提醒可能出现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不要走漏消息给赵全这些汉『奸』；第二个问题是需要俺答先交人，然后明朝军队才交人；第三个问题是担心以后俺答是否仍然遵循盟约。如此的提醒，自然使得王崇古这些前线的将领们感受到了无比的关照。

　　　　后来的一件事情说明，张居正上面的那些提醒决不是多虑。就在接近交换人质的时候，巡按御史姚继可上疏弹劾方逢时将消息泄『露』给了敌人。虽然后来查明，没有这回事，但毕竟使张居正惊出了一身冷汗。即便如此，他还是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爱将，一再吩咐王崇古去安慰方逢时：“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闻之，意或灰阻，愿公曲加慰勉。”（《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一片关怀之心，溢于言表。

　　　　虽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整个大局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约好的时间到了，俺答准备对赵全动手，他把赵全召进自己的大帐中，说要和他商议战事。赵全毫无防备地来了，结果被埋伏着的兵士逮住，连同另外十几个汉人一起送到了云石堡，再送到大同，最后到达了北京。随后，明穆宗在午门楼接受了这些俘虏。在祭天、告太庙之后，这些罪孽深重的汉『奸』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被处死。

　　　　养将千日，用将一时张居正的眼光是长远的，他对王崇古的信任和支持，不是一时的、变幻不定的，而是坚定不移的。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持，王崇古抓住时机，进一步改善了与鞑靼的关系，为明王朝的边防稳定立下了一个大功。

　　　　对于这次的成功，有人说是明朝的运气好——谁叫那个小王子自己要跑来投靠呢？但是，这样的说法显得太过于忽略人为因素的作用。试想，如果没有张居正的善于识用将才，与王崇古等人里应外合，怎么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因此，准确地说，隆庆四年的成功，更多是依靠人为，少数依靠天时。这样说是有道理的，因为不久之后出现的另外一个成功的事件，则完全是张居正用人得当的结果了。

　　　　这件事情其实是上面事情的延续。在把汉那吉穿着特制的大红袍回去之后，所有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是啊！都是人，怎么不能为受到这样的款待而感动呢！舍去一个大汉『奸』，换来一家人的和睦，看来是值得的！俺答心里越发感激王崇古了。而王崇古自从上次立功之后，张居正仍然让他坐守北边，正在计划着怎样进一步抓住时机，搞好和俺答的关系。正在他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俺答派人来谢谢他了，并向他表示从此以后不再侵犯大同。这自然又是一件很难盼来的好事，因为不论是张居正还是王崇古，都没有想到有这等好事。张居正也顶多是对王崇古说：“彼亦人也，能不怀感，他日有事，卒相遇于疆場，知军中有‘王太师’，亦必避公三舍矣。”（《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他却没有料到俺答会立誓不侵略大同，因此听见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王崇古自然也兴奋莫名，如此的好运气真是千载难逢！不过，深通外交的他这时已在想进一步与俺答增进关系的计划了。在和张居正商议并取得其支持后，王崇古派人前去拜见俺答，向他提出了请其入贡和重开互市的请求。王崇古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利用现在双方的良好关系，进一步减少边患。因此，派去的人遵照王崇古的意思对俺答说：“打仗有什么好处？纵火劫掠的好处是部下的，不是您俺答的；可失败的危险却是您的！为什么要冒这样大的危险，替部下争取一些与己无关的好处呢？”俺答听了觉得在理，他也知道王崇古是个好人，于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入贡。如此一来，王崇古又替明朝做出了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尽管王崇古在边疆做出了如此的成绩，可是朝廷那帮迂腐的大臣却对此指摘再三。他们大多数认为不能接受入贡，也不能给俺答封号，原因在于他们的思维仍然停留在明世宗禁开马市的时期。这些人忘记了一个道理，时代已经不同了，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做事的策略也需要跟着变化。在张居正等人的强烈反对下，这些迂腐的大臣终于松口了，但他们仍然要求主张封贡的人担保百年之内没有边患。这样的担保傻子才会作！张居正对这件事情非常气愤，他将这些情绪全都倾诉给了王崇古：“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处降纳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复他诿！待大疏至，仍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措画。”（《张文忠公全集·与王鉴川议坚封贡之事》）这封信里，张居正认为那些反对封贡的大臣实际上是心怀嫉妒，说的都是平庸的话，根本没有长远眼光。他甚至骂这些人是不如狗和马。他认为自己深受国恩，因此应该担当起重任。

　　　　“今之议者皆谓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为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今则因其入贡之便，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议者犹呶呶以此为言，故仆又以为不智甚矣。”（《张文忠公全集·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在这封信里，张居正分析了反对封贡的大臣的言论的错误之处。在他看来，现在由『政府』力量介入互市，不会出现以前出现的市场混『乱』现象，因此不能与以前开马市相提并论。而且现在明朝的国防已经强大，不用担心会遭侵犯。

　　　　在这些书信中，张居正表达了对那些只知道套用历史经验的大臣的不屑和愤慨。在他看来，只要做好日常的防务，同时对互市进行有效的管理，就不会出现这些大臣担心的问题。一句“不智”，充分表明了张居正对这些迂腐大臣的轻视！

　　　　尽管张居正满腹牢『骚』，但实际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俺答方面已经决定要入贡了，并且还替鞑靼其他各部作了保证，现在就要看明朝朝廷怎么决定了。当时要处理的问题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封俺答为王及其亲属为官；第二是俺答及其部下入贡；第三是互市，也就是在封贡以后，明朝北边和俺答的部落在规定的日期和地方进行贸易往来。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三个问题都不难，全都是有好处的，明朝『政府』为什么要犹豫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问题并不简单。首先，俺答只是鞑靼一个部落的首领，他并不能替其他部落作保证。这样一来，即使是与俺答部落互市，而其他部落却不互市，那么贸易往来就会有遭到劫掠的危险。其次，有的大臣也担心，封贡、互市以后，中国北部的边防，有因为长久不训练而日益荒废的危险，这自然不利于长久的国防安全。正是在这些顾虑之下，明朝『政府』迟迟没有作出决定。

　　　　这个时候，反对封贡、互市的力量很大，比如兵部尚书郭乾就引用明世宗禁止马市来反对互市，而给事中章端甫则说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可是，在张居正的支持之下，王崇古上疏说：“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转引自朱东润《张居正大传》）王崇古的意思自然是请求朝廷封贡，这无疑是和张居正的主张同出一辙！

　　　　除了上面比较笼统的请求封贡的内容之外，王崇古的上疏里，还具体说到了与封贡有关的八件事：议封号、定贡额、议贡期、立互市、议抚赏、议归降、审经权和戒狡饰。这些事情都是针对封贡提出的详细策略，有利于封贡事宜的顺利进行。

　　　　对于这个上疏，同样也有人赞同，有人反对。赞同的人包括内阁大学士李春芳、高拱和张居正，反对者中甚至包括了兵部尚书郭乾。双方各执一词，一时间竟没有了主意。没方法，明穆宗只好下诏召集廷议，也就是由与会大臣发言，最后由皇帝作决定。

　　　　廷议开始了，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赞同封贡、互市，而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则坚决反对。看来，赞同的是大多数，现在是明穆宗作决定的时候了。大家知道，穆宗是个凡事都要与大学士商量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高拱等人就抓住机会极力怂恿穆宗赞同封贡和互市。于是，穆宗决定“外示羁縻，内修守备”，意思就是允许了封贡和互市，同时也需要大力加强整顿国防。

　　　　穆宗作出决定后，明朝『政府』很快制定了决策：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袭；把汉那吉封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换句话说，这些昔日入侵明朝北部边疆的鞑靼骑士，现在都成了明朝的军官。从这之后，北部的疆土可以暂时安宁了。

　　　　在这次的成功中，最大的功臣自然是张居正：没有他的支持，王崇古就不能顶着那么大的压力上疏请求封贡和互市；没有他的机智，在大臣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时，就不会有廷议的召集；没有他，明朝最后作出的决策也无法执行。就在一切都已经顺利结束的时候，张居正的谨慎再次出现了，他向王崇古提出了四件必须小心的事情：第一，在开市之初，老百姓由于以前的战『乱』会不愿和鞑靼交易，因此最初需要由『政府』进行安排，让老百姓知道互市有利可图，这样百姓就会前来进行贸易了；第二，鞑靼会有人来买锅，由于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的来源，因此轻易不许卖。广锅不能铸造兵器，可以出卖广锅，但是卖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来交换；第三，鞑靼使者都不许入朝、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第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劫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当防备。

　　　　这些看似细微的事情，张居正都考虑到了。这就像他对将才的识用一样，眼光永远是那么敏锐和独到。正是在他这种善于识用将才的敏锐眼光的作用下，明朝的国防才日益走出了疲弱，一天天地变得强大起来，中国北部的边疆也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时机！

　　　　

张居正十讲　第七讲　清廉：能臣的软肋

　　　　现在只要一说起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大家心里都会产生对他们是否清廉的怀疑。权力太大，而掌握权力的又是有着这样那样缺点的人，因此难免会出现不廉洁的行为。但是，一个官员有些时候的所作所为，不能简单地用“清廉”还是“腐败”来下结论。这样一种情形，同样适合于明朝的首辅张居正。

　　　　学生的反噬

　　　　事业上最可悲的事莫过于被人反咬一口，尤其是当这人还是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学生时，更令人心寒。张居正不幸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他的学生刘台因为不满张居正的批评，因而捏造事实，攻击他腐败。最终张居正依靠着神宗的信任渡过了难关，而造谣者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按照时间顺序，最先出来检控张居正腐败的是一个叫刘台的人。刘台是个什么样的人？据史料记载，刘台在出来检控张居正时，官居巡按御史，也就是进行监察的官员。

　　　　大家都知道，在明朝，御史的权力是很大的，因为明朝就是一个注重监察的朝代。按照制度规定，这个刘台的确有权检控张居正的腐败行为。可是，大家可能并不知道，这个刘台与张居正不仅同朝为官，而且有着很亲密的关系：刘台是张居正在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所取的一个进士。那年，张居正担任主考，刘台前来会试，按照古话，他就是张居正的门生，这两人是师徒关系！

　　　　这就让人觉得纳闷了：这个刘台为什么要告自己的老师呢？他真的是那样大义灭亲吗？要知道，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正受宋明理学熏陶的明朝末年，儒家的伦理观念几乎就成了天大的人生准则，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要严格信守。这些伦理观念之中，就包括了学生对老师的敬戴。在必须对之尽忠尽孝的天地君亲师之中，老师虽然排在最后，但是也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任何冒犯老师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自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那么，刘台为何要冒着如此巨大的压力弹劾自己的老师呢？起因还是要从万历三年的辽东大捷说起。

　　　　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明朝取得了少有的抵御外敌的胜利——辽东大捷。辽东一直就是让明朝『政府』、尤其是让张居正最为担心的边疆。这次的胜利，着实让张居正高兴了一阵子。然而，他很快就陷入了郁闷之中。怎么回事？原来，按照规定应该由辽东巡抚张学颜进行的奏报，却被巡按御史刘台捷足先登，抢先报了喜。有人会觉得奇怪：捷报到来，张居正还有什么好郁闷的呢？这样想的人其实并不明白明朝的官职制度。按照明朝的官职制度，巡按和巡抚的职权是根本不同的。明英宗正统四年的时候，对于巡按御史的出巡事宜曾经作过如下的规定：“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划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

　　　　这里说到的总兵、镇守官就是巡抚，而风宪官则是巡按，这个规定的意思就是巡按没有过问军事的职权。具体到辽东来说，这里巡抚的全衔叫做“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换句话说，军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