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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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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人。虽然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可并没有驱散闹事的人群，结果到今天上午事态就失控了，现在闹事的人群已经达到上万人……这事已经惊动北京，惊动中央了。”
事情这么严重？唐民伟吃惊不小。
“民伟，今天市委、市政府特地请你来，就是想先给你打个招呼，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市长那只有力的手臂压在唐民伟的肩膀上。
“啥？我有啥子思想准备？”
“是这样，民伟同志。重特的问题已经有些年了，他们的事这些年中央领导也没少批示过，由于种种原因，原先准备的实施兼并计划被无限期地拖了下来。中央对此已经很不满意了。这回又闹出这么大的一档子事来，所以市委、市政府决定，对重特必须立即进行兼并计划，这既是一项关系到眼下重庆能不能稳定下来的头等政治大事，同时又是我们国企改革能不能往前推进的关键一役。重特的问题积累时间长，又是全市最大的亏损大户，到今年6月底，累计亏损17亿元，另有潜亏5。5亿元，资产负债率达134％。目前仍拖欠职工集资款本息1。2亿元，欠发全体职工工资也有四五个月了……他们的问题已经火烧眉毛！怎么办？这么个亏损大户谁来兼并？除了你们重钢就没有别人了……”
“王市长，可我们重钢自己也是个亏损户啊！”唐民伟终于明白了，明白之后他立即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冲市长说，“你清楚我们的账，重钢现在的亏损数是2。37个亿哪！”
“特钢除去中央的补贴专款和市里的相关款项，还有3。59亿元亏损额，比你们的数额大。”市长说。
“是啊，2。37亿元的亏损户，去兼并一个3。59亿的更大亏损户，这是什么事嘛！”唐民伟的嗓门有些放高了——这绝对不是为了他个人！
“这叫病人背死人！”
“病人背死人？”
“对，就是病人背死人！”这回轮到市长王鸿举站了起来。只见他神色凝重地盯着有些激动的唐民伟，然后轻轻地将其按在座位上，带着几分恳切而又坚决的语气道，“民伟同志，这就是中国特色，这就是我们重庆这个新直辖市国有老企业能否闯过鬼门关所必须迈出的决定性一步……特钢死亡在所难免，重钢则不同，虽然也有些亏损，但它船大，尤其是你民伟同志上任两个多月来已经出现了不少新的景象。如果我们再利用好相关的政策，再加上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帮助你们一起想些办法，重钢与特钢的兼并，一定会让‘病人背死人’背出个新重钢来！这一点我们市委、市政府充分相信老唐你和重钢人！”
唐民伟是谁？是共产党教育了30多年的老共产党人。当他从市长的话中知道自己肩头的重担是想甩也甩不掉的时候，他便已下定决心挑起这份千斤重担。共产党员嘛，在党的面前还能说什么？
岁末时分，一份由国务院赴渝工作组写给时任副总理吴邦国和朱镕基总理的关于重钢兼并重特的报告被送到了两位领导手中。吴邦国对此做出“原则同意”、“照此办理”的批示。不几日，日理万机的朱总理也对此作出批示。
1999年12月30日，关于重钢和重特的兼并工作专题会议，在王鸿举副市长的主持下，再次召开。
2000年元旦刚过，王鸿举常务副市长带着副市长吴家农和市府及相关部门的一大帮人来到重钢。这一天的重钢“红楼”会议室里，气氛异常。因为大家心里明白：重钢和重特的兼并之战真的要开始了！唐民伟代表重钢班子全体成员向王市长一行作了5点表态，其口气有点像出征前的誓词。
然而，当《重庆日报》2000年1月18日报道重庆市“钢铁航空母舰”正式组建的消息传出后，人们的怀疑声自然而然地跟着就来了：病人背死人，能有啥子前途？唐民伟真有三头六臂？别到时候死人没背走，把病人也累死了呵！
重特那头更是瞪圆了眼，想动重特？你唐民伟算老几？老子这儿是当年张之洞办洋务时就有的“中国钢铁第一”！是中国最早的钢铁厂，是中国最早的国有企业，也是共和国国有企业的杰出代表。怎么，你们想把这样的“功臣”毁灭？门儿都没有！钢铁人要么不干，要干誓死如归。你以为它真是“死人”了？大错特错。别说12200名注册职工，就是厂里的一块破铜烂铁你要敢轻易把它扔了，先死的是你个龟儿子！唐民伟敢动咱重特一根毫毛，老子就断他三根肋骨！
但唐民伟还是去了，去了重特，去了那个让他看了伤心又悲痛的地方：那厂区清冷败落，烟囱不冒烟，炉膛没红火，车间不见人，有的只是满院疯长的杂草……
耻辱！地狱！不死亡就不能新生！唐民伟从重特回来的路上，内心只有这几个词汇在心头如峡江之涛，汹涌地冲击着他的胸膛。于是随后有了他的“六大施政方案”……
好你个唐民伟，够狠的啊！
唐民伟笑了：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搞经济的不能没有钢铁人的性格，没有钢铁意志的人是办不成大事的。
当然，唐民伟还是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就得有动员和教育职工之本领，于是乎在重钢一边进行市场和技术改造与改革的大动作的同时，轰轰烈烈的厂情教育、士气鼓动在党、团、工、群，甚至家属和青少年中间，遍地开花，热气腾腾。那些日子里，重钢所在的大渡口区，到处可以听到类似高唱“英特纳雄耐尔”的战斗进行曲，其势其声，威壮无比，犹如山呼海啸、惊涛骇浪……
更新观念，调整思路，精心设计，周密安排，步步为营，重点出击，各个突破，左望右观，上看下察，前行后动，内炼外助，高开低入，今杀明冲，你死我活……重钢人在新世纪到来的2000年开年后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里，都在进行着从未如此紧张、如此激烈、如此壮丽的战斗。他们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战，为新重钢而战，为第四直辖市而战！
战得那么波澜壮阔、那么风起云涌、那么上下一心、那么步调一致、那么精彩无比、那么刻骨铭心——后来，人们看到和听到的是：活着的活得更好了，死亡的重新站立了起来成为了新的活人！
2000年9月的最后一天，财务部负责人将集团公司的产销成本账送到唐民伟手里：“唐总，特大喜讯，全集团公司在填补特钢公司当年累计亏损的基础上，赢利501万元，提前三个月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
“是吗？”唐民伟双手拿着报表，两眼盈着闪亮的晶莹。他忍不住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喃喃地说了一声：该喝酒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十里钢城，一片酒香……
重钢的整体扭亏为盈，可不是件小事，它对重钢自身和重庆的意义远远不在简单的一个数字上，它标志了重庆直辖市工业生产的一个里程碑！
贺国强书记为此作了热情洋溢的批示。
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作了热情洋溢的批示。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作了热情洋溢的批示！
并且，2001年元旦刚过的第四天——1月5日，国家总理来到了重庆，来到了重钢人面前——
朱镕基总理：你们过去真是全国冶金行业第一亏损大户？
唐民伟：是。没有比我们亏损更多的……但去年我们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关怀帮助下，全集团公司干部职工奋力拼搏，一举实现了扭亏为盈。
朱总理：可喜可贺！
那天，安排唐民伟向总理汇报的时间是半小时，结果国家总理与重钢总经理的一对一答，整整用去了一个多小时。
重钢后来的路走得豪迈而潇洒，直到今日，他们年年赢利过亿元。2004年，成为重庆市市属企业中第一家年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2006年，重钢的销售收入是124亿元，为直辖市之前的1996年的252％。职工收入也比1996年增长了233％。
“北有鞍钢，南有重钢”，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在中国钢铁行业里流行的一句话。几十年过去了，重钢人丢失了很久的曾经的荣耀。现在，他们又开始在梦想这句话，而这一次他们一旦重新找回那份荣耀时，便永远不想失去了！
9。“车轮滚滚”——民族英雄这样炼成
在年轻的直辖市，有个每年一度的奖项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1999年由市政府出面组织的“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该奖项是直辖市为表彰那些在某一方面为重庆作出特殊贡献、争得荣誉者的最高荣誉。能够进入这一奖项的都是在重庆响当当的人物。
“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含金量很高。然而，有一个人却在1999年和2001年连续两次获得了这一奖项，这人叫尹家绪，在重庆人人皆知；在中国工业界和经济界，知道他名字的人也很多。他就是素有“中国微型汽车之王”称号的重庆长安汽车集团前任总裁、董事长尹家绪。
1998年9月14日，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尹家绪总经理走马上任。
我们知道，一说“受命于危难之际”，肯定是原先企业的境况堪忧。“长安”是个比“重钢”还要早诞生二十多年的“老国有”。该厂成立于1862年，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工业鼻祖，在130年前就造出了第一挺中国牌的马克沁重机枪。“长安”也是抗战期间搬到重庆的中国工业“元老”级企业。到了和平时期，军工企业出现严重的“吃不饱”。到了重庆直辖市成立之际，“长安”已经像一头病入膏肓的老牛，半死不活地走在别人已经飞速行进的中国汽车工业的“高速路”上……
这头半死不活的老牛没少出问题，退货和客户骂娘事件不断发生，搅得“长安”和重庆人的面子大丢。1999年7月20日上午，特别要面子的“长安”老总尹家绪气急败坏地抡起铁锤，在众目睽睽之下“哐！哐！哐——”地将有质量问题的5辆“长安”和10个未定型的车身砸了个稀烂。“砸车事件”长安人上上下下震动极大，精品意识和质量意识由此开始，从而使“长安”汽车在市场上渐渐建立了真正的竞争力。
1999年11月30日，长安新一代轿车“长安羚羊”也顺利通过汽车碰撞试验。到这一年年底，“长安”实现年产销汽车突破15万辆。尹家绪因此获得首届“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
紧接着，尹家绪打出“实施成本工程战役”旗帜，并不遗余力地进行“眼睛盯住市场，功夫下在现场”的成本意识宣传，号召全厂职工从“干毛巾里拧出水”。结果，“长安”的总成本在2000年、2001年连续两年分别下降3。5亿元和4。9亿元。同时，他对外大打“营销战”，在全国2000多个县发起了一场“主体营销”攻势，并在全国300多个地级市场普遍开展试乘试驾“长安之星”新型车活动，使长安车在用户中的知名度、可信度、美誉度大增。从而取得2000年产销汽车突破20万辆，2001年累计实现汽车产销100万辆的业绩，该年“长安”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1184425万元，同比增长23。65％；实现工业增加值179046万元，同比增长42。14％；实现销售收入1028364万元，同比增长27。49％；实现利税84697万元，同比增长75。83％……长安汽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达9。74％，其中，微型车市场占有率高达31％，“中国微型车老大”的地位确定。尹家绪的“中国微型汽车之王”也因此叫响。这一年，他老尹再度登上“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的领奖台。
“长安”开始步入如日中天的命运，尹家绪当然是同样的命运。但外人不知，在尹家绪的心目中，汽车生产的数量并不是他惟一追求的目标。他是想当中国汽车业的“民族英雄”。
泱泱13亿人的国家，充满活力和拥有巨大汽车市场的国家，没有自己生产的汽车，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
汽车工业领域的“民族英雄”情结，由此在尹家绪的心中扎下强烈的根，这根成为他脉搏中永远奔涌的热血。2006年4月下旬，在上海举办的第11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上，让“长安”和尹家绪有了真正的一次“民族英雄”的感觉。因为以往的国际汽车展，基本上都是国外名厂的汽车主导着整个国民，而这一次，他们“长安”与中国著名的一汽、上汽等企业都拿出了自主开发的品牌产品。尤其是“长安”新产品，威震车界同行，成为耀眼的明星。
有人这样评价：如果简简单单地用规模和新车数量评价第11届上海国际客车展的成功，恐怕太过平淡。的确，这是一届相当成功的展会，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展会。这是自主品牌第一次抢了世界名车的风头，这是第一次从中国人看外国车变成外国人琢磨中国车，这也是第一次世界汽车巨头对合资企业的中方发展自主品牌公开表示赞赏。
用尹家绪的话更直接：与往届展会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看到了中国自己民族的品牌完全能够做大做强的希望。
比起那些新兴的汽车企业，人们现在似乎更愿意把长安看做民族汽车品牌的代表。因为从长安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自主品牌成长壮大的一条清晰可行的路线。当一个企业具备了工业基础、厚重的文化、领导的智慧、扎实的作风、创新的意识、向强大的合作伙伴学习的机会以及自我发展的理想，它就拥有了捕捉机遇的能力，中国汽车人的梦想也就不再遥远。
用尹家绪的话说：中国人的汽车梦就是民族工业的现代化之梦，中国汽车人的梦，就是我们要在世界之林立于不败的民族英雄之梦。
在重庆直辖市的庞大车队方阵中，像尹家绪的民族英雄还有很多，尹明善、靖波、陈永强、左宗申、付中秋……
他们都是我们伟大民族复兴中的真正英雄！
第04章 赤子情怀
10。世界级难题
伟大的三峡移民既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同时又是一次当代爱国主义伟大行动的重大事件。重庆人民在三峡大移民中所作的特殊贡献，无疑是一页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史册的壮丽诗篇。
百万三峡移民，对重庆人民是一次伟大的考验。这其中，重庆上上下下所有干部和群众为之奉献的爱国之心、赤子之情，令天地动容。
今天的移民，移的不是单单一个个活脱脱的人。今天的移民，移的其实是堆积成的物质大山，移的是望不到尾的火车，移的是见不着底的欲望之海，还有思想、愿望和扯不断的顾虑与怀旧情愫……
三峡百万移民因此被称之为“世界级难题”。
西方不止有十个百个的权威曾经预言：中国也许完全有能力建起世界上最宏伟的水利大坝，却无法逾越百万移民的难题。
“万众一心，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务求必胜！”1994年金秋时节，江泽民总书记再次来到三峡库区，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他以深情和期待的目光，向百万三峡移民发出总动员。
此日，他在三斗坪坝址工地上，按动了三峡工程正式开工的电钮——世界再次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中国的伟大征战！而当代中国人以充满自信的气概破译“世界级难题”的行动也全面拉开了战幕。
外界也许谁都并不清楚，假如不是三峡移民，中国到21世纪的若干年以后仍然不会出现第四个直辖市。
重庆人太欣幸了！重庆人得感谢三峡，重庆人更得感谢三峡移民。重庆是三峡移民最多的一个市（占百万移民总数的80％以上），重庆又是为三峡移民付出代价最沉重的市。
真正的“百万三峡大移民”时代，是从重庆直辖市建立后开始的，它因此成为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重庆市领导交办的四件大事之首！百万移民，重庆占了85。5％，总人数达103万；同时还涉及862平方千米面积的淹没区域中的16个区县273个乡镇1424个村5483个生产组和淹没两座城市、7座县城、101个集镇及1397家企业，还有一大批港口、公路、桥梁、水电站及沿江浩如烟海的珍贵文物。
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成败与否，关键在移民，而移民的关键在重庆。百万移民，古今中外，前所未有。这就是新直辖市面临的第一项大任务：一个全球注目的“世界级难题”。
难在情上。
有一首歌中这么说，“谁不说咱家乡好”。确实，我们中国人是个特别看重家的民族，而且尤其注重尊重“祖上”，怀恋故土。即使是个功成名就的伟人，也会非常非常地看重“叶落归根”。更何况普通人家，庶民百姓。
无论是三峡移民，还是其他移民，只要是个移民，第一面临的就是必须告别故土，告别原有的家园。而这恰恰是中国百姓最为看重的，他们从一懂事就承受叶落归根的告诫，甚至可以不惜生命的代价为保卫和固守家园和故土而战斗到底。
三峡移民工作首先遇到的就是劝说移民们离开自己的家园和故土。不知情的人，有个普遍的认为，三峡地区穷，让百姓搬迁不会是难题。其实情况恰恰相反，几乎所有属于三峡库区的移民们居住的地方都是当地比较好的地方。三峡水库与其他水库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以江建库，即以长江本身为基础，在宜昌三斗坪处建高坝后，利用宜昌至重庆间的630多公里的江段进行蓄水，使长江在这一段形成一个巨大的高水位库肚，实现“下可发电防洪，上可航行泄洪”之目的。库区的移民，便是在这江段蓄水后所造成的淹没区内居住着的人们。
三峡大坝建起，沿江被淹之地几乎无一不是那些过去临江的最好地段和最肥沃的滩地与坝子。移民们无法接受与过去那些“不耕也能自然熟”的家园相比的现实。
但，搬是不可更改的。难题于是出现了——
上过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云阳县普安乡的移民站副站长汪学才向我举了他所在村的事例就很说明问题：他家的那个村叫姚坪，是三峡库区几千个村落中的一个普通村落。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了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食其力，饱暖即安的生活，世世代代与世无争。但三峡工程打破了这种宁静，上级要求全村的人舍掉过去熟耕熟作的土地，搬上175米淹没线之上的山坡。老汪告诉我，他们姚坪村过去基本都居住在水淹线以下，而且所有可耕种的田地也都在这个位置。三峡移民政策下来后，村上的人所面临的就是彻底告别原来的生活地，退到后岸的山头上。那是个什么地方？那是个坡陡的乱石山岗。村民们就跟干部们嚷嚷起来了，说我们愿意响应国家的号召，可在乱山岗上咋生活？咋盖房？咋种地？啥子都没有嘛！
干部能有天大的本事在乱石岗上重新给村民们建一个以往同样的家园？于是问题就出来了。但办法还得想，而且国家搞的移民试点经验也借来了，那就是在这个陡坡上开垦出可以盖房安家和种植收获的地来。谁来开垦荒山？不用说，还是动员村民们自己来干。中国的老百姓太好了，国家的政策一下来，干部们一动员，大家就动了起来：各家各户每人每月出8个工作日的劳动力，而且有规定：谁家完成不了的每个工日交5元钱罚款。峡江一带是农民南下打工最多的地方，剩下的家里人净是老的老，少的少，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啥法子？继续动员呗！于是像汪学才这样的村干部就得一家一户地去做工作。做工作也不一定有人理会你呀！干部们只好自己带头行动，从我做起。再找自己的亲戚带头，亲戚再找亲戚带头，就这么着一户带一户，个别“钉子户”只好就由干部们舍去汗水和劳力帮着完成任务。
“这回工作难度可就大了！”汪学才向我介绍说，在本土本地，搬个家园就非常有难度，让乡亲们离开故土搬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感情上的问题就困难得多。本来嘛，江津也在重庆市区域内，不算远，而且那儿的条件要比云阳好得多，可移民们舍不得生活惯了的故土。
为了让移民们顺利地搬迁，老汪说，他们先是到江津选一块好地方，可以盖房种地。每家每户的房子盖得尽量要比过去的好些、宽敞些。可移民们的要求更高，开始让他们派代表去选地看样板房，大家是满意的。后来房子盖好了，有人就提出，我们过去的家门前有路有水，可现在的路在屋后，水也见不着，我们不习惯。老汪他们只好再同当地商量，改道劈水。有的移民啥都满意，突然提出自己原来的家门前有排树林，夏可乘凉冬可挡风，希望在新的家园前也能有一片树林，否则就不搬。老汪他们又再折腾回到江津，一户一户地按照移民们的要求给设计。
这么着，前前后后用了一年零七个月，当老汪第17次带领移民们前去新家园参观时，大家方才点头露笑容，说：这跟咱云阳的家一样，该有的都有了，云阳老家没有的，这里也有了，我们搬！
“移民们对家乡的留恋和感情，有时你工作做得再细也是无法照顾和想象得出的。”老汪在这方面的体会再深切不过。
前年，他接受的任务是安排1300名移民到江西落户。有人一听到江西，就嚷嚷起来：咱是三峡人，过去算四川的，现在算重庆人。不管四川还是重庆，都比江西强。让我们离开三峡老家到个差地方安家，我们不同意。老汪说，江西也不是所有的地方比四川、重庆差，四川、重庆有的地方怕还不如陕西、甘肃呢！后来老汪等人逐一做工作，动员移民代表到江西安迁地实地参观。移民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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