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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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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海港的那条高速路，在我们搬运的日子里其他车辆皆被禁运。我们租用的几百辆搬运车队就这样不分日夜地来回奔驰着，许多德国民众整天整夜地站立在公路两旁，恋恋不舍地看着这支钢铁洪流从他们眼前驶过，我想他们的心里肯定是别样滋味……”沈文荣说起那一幕时，很为中国人骄傲。
“13万吨货物呀！整整13艘巨轮，不远万里从遥远的欧洲抵达张家港的那一刻，我的家乡人民欢腾了！谁也没有见过那么多洋货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当时我们的货物，从海港码头一直堆到厂区，连绵十几里……”沈文荣说起那一幕，很为家乡张家港骄傲。
2005年，沈文荣不仅把650万吨钢板设备从欧洲的莱茵河畔全部搬运到了自己家乡，而且将这一设备全部安装完毕，并在当年投产后首次实现了沙钢年产超千万吨的纪录，从而跨入了世界钢铁产业的第一方阵。
2006年，沙钢年产达1463万吨，在全国位居第4位，销售收入587亿元，在全国冶金行业位居第5位，出口创汇8亿美元，位居同行业第3位，人均产钢量1116吨，在全国位居第一位。
“现在沙钢是除上海宝钢之外的中国第二大钢厂。”这话我是从北京的一位冶金专家那里听到的。他后面还有一句话：“宝钢是国家当年举全国之力建起来的，而沈文荣的沙钢是完全靠他们自己搞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沙钢和沈文荣是真正的中国钢铁之王。”
2008年2月19日那天，我在沙钢采访沈文荣结束后，工作人员请我吃午饭，在沙钢的内部餐厅里，我发现一个小小的细节：这里原来的雅间铭牌是“春兰”、“夏莲”、“秋菊”和“冬梅”……现在已经改成米塔尔、阿赛洛、浦项、纽柯等世界钢铁巨头，很有意思，我知道沈文荣这个张家港“沙王”是在将自己的企业定位在与这些世界钢铁巨人的平起平坐的位置上。
现在大家听完我对“沙王”沈文荣的介绍，是否同意我最初曾经讲过的“假如离开了沙钢和沈文荣，张家港等于由姚明变成了潘长江——矮了一大截”这句话呢？
我想回答应是肯定的。
第九篇 义乌：田埂上崛起的“曼哈顿”
引子 感受“华夏第一市”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会让人感觉到它的富有，富有得满地都铺着黄金，如山的黄金灿烂着这里每一个人的脸庞，他们那么自豪，那么从容，那么轻而易举地将自己变成一个个千万富翁、一个个亿万富翁……
这里的人告诉我，如果你稍稍用些心，你就可以在三五年中成为千万富翁；如果你认真一把，三五年中你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如果你智慧加努力的话，你就可能是驰骋国际商界的巨富——巨富的财产可以跃居世界富人榜。
这里的人拿着一份最新排名的“百名富人榜”朝我笑道：不准，这太不准了！我们这儿至少有几十位富商可以进入这个排名的，可他们没有进去，其实那些所谓的富人调查机构根本也不知道我们这儿到底谁最富。
这就是义乌。这就是中国的义乌，一个农民们靠做小商品起家的中国义乌，一个叫人不可思议的富有之地。
这个城市靠鲜活的市场演绎了令世界震惊的传奇。仅仅20年时间，从原本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变成了影响世界小商品市场的国际性商贸名城，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伟大理想。它以42万种小商品、年成交额近400亿元的力度打造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超市”！这里的海关每天出口的标准集装箱有1000个，每年有40万个集装箱把40多万种商品运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世界各大商家就有8000位代表长年扎营此地！
20年里，这里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4％，高出全国发展水平15个百分点！
义乌，一个中国最赚钱的地方！一个赚全世界钱的地方！一个全世界人都在此赚钱的地方！
你无法相信，这里过去是个完完全全的“一无所有”之地：既不靠海也没有肥田，浙中盆地交通不便；没有资源，人均耕地稀少；没有工业基础。义乌最初唯一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就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
但是20年后的今天，所有来义乌的人都会赞叹这儿的市场之大。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计算：如果想把义乌遍布全城的50个专业市场和专业街全部逛上一遍，以一天8小时计，每个摊位逛1分钟，整个义乌市场则需要走120天。
义乌，世界商城之最！
同样，所有来过义乌的人都会发出一个疑问，这个疑问是：这里的人到底是怎样富裕起来的？
有关义乌市场和经营这个市场的文章现在很多了，但对于这个市场到底是如何走过来的，亿万富翁们的昨天是怎样个景况，看一看8年前笔者用3个多月时间调查采访得来的第一手素材，你会看得津津有味——
对长久居住在首都北京的我来说，当第一次有人告诉我说在中国某一小地方有个“华夏第一市”时，不免有些好笑；不过后来很快得到证实，这确是个事实。1998年末和1999年初的三四个月里，由于工作需要，我在北京、深圳、海南和苏南几个城市间穿梭着，在感受中国的首都、特区、大特区和被誉为改革开放最具活力地区之一的苏南之后，我两次来到了浙江中部那个以往名不见经传的小城义乌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真的在这里见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华夏第一市”——一个以繁荣和生机取胜于别人的城市。
在深圳和海南，或许这里已经走过了它最辉煌的时代，或许受东南亚金融风暴影响尚未脱出阴影，总之我没有像过去来时被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所激动，眼下的深圳和海南一切都很平和，或者说商业气氛明显有些萧条。
苏南是我的故乡，在以往的几年里我曾对其投入过极大热忱并用笔多次讴歌过。但走过义乌后再看一看我的故乡时，我多少有些伤感地必须承认：今天的义乌人，无论从外部的直感或从深层次的实质内容上看，都已超过了苏南地区，而且至少5年甚至更长一段距离……
虽然目前还没有哪里可以同首都北京相提并论，但有一件事却异常令我深思和吃惊：这几年，北京城里盖了一家又一家大商场，其规模、其豪华程度一家胜一家，但很多商场开张之后的景况却不尽如人意，场内冷清的、没多时又关张的不在少数。地处二环路边的“新万通广场”便是一例，然而这家论档次、论规模、论地势都是一流的新商业大厦，却在开业不到两年即不得不关张歇业，令附近的京城百姓嗟叹不已。1999年元旦，我再一次路过此地时，恰见“新万通”改头换面成了“小百货批发市场”。经不住人山人海的诱惑，当我走进大厦之内，不由得阵阵惊喜，因为这儿的商业气氛远胜于西单、王府井那些老牌名街而一举成为北京人渴望一走的商厦。细细一打听，更为吃惊的，那就是托起这首都繁荣商厦的业主竟有三分之一是义乌人，那些叫京城百姓如醉如迷的商品则几乎有一半以上来自千里之外的义乌市！
不服是不行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在论说谁英雄谁好汉时再也不能按其传统的概念了。君不见，一个年轻的比尔·盖茨电脑王国竟然可以抵我泱泱中华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国有大企业的全部产值和利润；君不见，一个弹丸之国的日本为什么总有人不肯甘心低下那颗军国主义的头颅，就是因为它有优于你十个二十个国家的财力和技术在做后盾；我们不是也有像“春兰”、“海尔”这样一两个品牌抵得某些省份几成或过半国民生产总值的事吗？
义乌人正在成为我们13亿中国人生活中的这样一种角色。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全国规模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这里有一家兄弟3人开的“浪莎”袜厂，一年生产的袜子能供13亿人一年每人穿一双；（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这里的一个叫大陈的小镇人还能每3年可以给全中国人每人供应1件质地优良、款式新颖的衬衫；
这里……这里还有数不清的“全国第一”早已悄悄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信不信，只有那些到过义乌并能细心观察的人才会首肯这一点。
我首肯义乌为“华夏第一市”，既不是因为她在全国几万个专业市场中连续7年营业销售额居首位，也不是因为这个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的已具现代化色彩的城市如何在浙中闪烁着夺目的光彩，而是从亲闻目睹的几件事中所感受到的——
我第一次对义乌感受到激动的是，这里的主人亲自领着我来到那个无边无际的商品大世界里，无比自豪地用脚随意在原地划拉了一下，说：“这儿的每平方米土地出售价高达6。9万元！”6。9万元1平方米？那在此处设店的业主光买下这么小的一块地皮就得50多万元？在我倒抽一口凉气时，主人潇洒地笑笑，说业主虽出钱多些，但能获得如此一块风水宝地，赚得会更多！后来我查阅资料方知，深圳黄金地段的地价历来是中国最高的，曾经拍卖过1平方米为7。2万元的天文数字，可那是10年前的事，现今别说深圳，就是香港最繁华的商业用地能开出5万元1平方米的价来，也是少有的超级新闻了。但义乌的6。9万元1平方米是在1998年发生的事。有道是，贫市长街不留一分银，贵市寸土卖得成吨金。可见义乌的“市”含金量之高。
第二件事是我今年初再赴义乌途中的一路感受。那夜我下飞机出杭州城已过10点钟，从西子湖畔到义乌需要近3个小时的夜路。我原本以为可以偷着一路打盹，但后来始终没能，因为我的双眼完全被公路上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所感染，而这样的感受使我一下联想起一年前我访美时从纽约到华盛顿那一段夜路。虽然杭州到义乌的路远比纽约到华盛顿的高速公路差得多，然而如此川流不息的车辆使人怎不对义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市”肃然起敬？由此我同样联想到在同样时间的一次行进在京津高速公路上的那种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不见一辆车的情形。于是那一夜虽说风尘仆仆，却异常加深了我对义乌市的真切了解和体会。
什么叫“市”？只有那种大道通衢、商客云集、永远红红火火的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
义乌就是这样一个叫人从心底称道的商市。义乌的市既在你所能看到的高楼与大厦、马路与商埠的视觉中，又在你用同样的钱买到比其他地方更多种类、更高质量商品的实惠中。而更多的是你能从这儿的空间，从这儿的氛围，从这儿的每一个飞驰的车辆，从这儿每一张精明脸庞与每一句随口说出的言语中感受到……
第01章 三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如果说本世纪后20年的中国是条真正醒来的巨龙，那么催醒这条巨龙的人便是邓小平。短暂的历史所发生的巨变的现实，证明了邓小平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是中华民族再度称雄世界的思想基石。
如果说当年安徽凤阳农民在一张土地承包书上重重地写下自己的名字而走出了中国农民实践小平理论的第一步，那么义乌人仅用十几年时间在一片贫瘠的黄土地上建成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现代化大市场，则是中国农民真正运用小平理论，进行着一场祖先们几千年来一直梦想却始终得不到实现的伟大革命，这就是使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们得以扬眉吐气地成了城市的主人，使每一块过去只种粮食的庄稼地奇迹般地变成了生金收银的市场。听起来似乎都很平淡的一段往事，然而作为同一时代的我们，又怎能不理解其瞬间的历史中曾有的那充满曲折与惊涛骇浪的漫长……
义乌在哪里？义乌人是谁？义乌？好怪的两个字，什么意思？兴许几年前像我这样常在各地奔跑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话。
是的，连义乌人自己都这样告诉我，换了十几年二十多年前，他们自己都不愿张口让外人知道自己是啥义乌的人。那是义乌人没有自己敢显耀的地方名称，取代他们的是被人瞧不起或吐唾沫的“鸡毛换糖”的“敲糖帮”。在过去的江南，有句话这样说：“苦，苦不过大年初一披风戴雪走千家的敲糖帮；烂，烂不过夜宿猪棚日讨饭的叫花子。”据说，已有几百年靠敲糖换鸡毛历史的义乌人，在十二三年前的公元1986年、1987年时，才彻底扔下那副靠赚一把鸡毛一根猪骨来维持生计的换糖担子。
后来我才明白，今天的义乌人为什么一听说我要写一部义乌新史时就最先把冯爱倩抬了出来。
出现在我面前的冯爱倩，是个很典型的南方阿婆。她说今年她已经59岁了，生意做得不大不小，现在主要精力在参与管理“中国小商品市场”。“忙哩，几万个摊拉，十几万个商家，天天都有你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冯爱倩递过名片，我一看职务还真多：义乌市政协委员、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主席、市场治保副主任……
“人家说我是华夏第一市里的‘一号臣民’，这还真不是吹出来的。你们外人现在来看看我们义乌市场今天这么热闹，这么了不得，可你们是怎么也想不出我们现在这些百万富翁、亿万富婆，在当年是如何一步一磕头、一跪三作揖走过来的。”冯爱倩眼里闪着晶莹泪花。
“过去义乌人穷得远近闻名。别说乡下种地的农民，就是我这样吃商品粮的城镇居民户的日子也过得有了今朝没明朝。”如今早已是“百万富婆”的冯爱倩一谈起往事，总会情不自禁。她说，她年轻时也是种地的乡下人，为了实现做“城里人”的梦，敢作敢为的她不顾别人在后面指指点点，大姑娘一人扎到爷们堆里参加了“生产合作社”。那时冯爱倩的生活根基虽说还在乡下，但那种“吃商品粮”的感觉使大姑娘的她内心充满着自豪感和优越感，成天小嘴里有唱不完的小曲。但穷地僻壤的义乌小城镇，在当年就像一艘漂泊不定的破船，没几年，冯爱倩就被上面一声令下，又把户口转到了乡下。为了养活5个儿女，仅靠在供销社工作的丈夫那几个死工资，连一家人的嘴都填不了。冯爱倩十分心酸地告诉我，有一次为了给孩子做一顿饱饭吃，她竟然连跨了6条门槛也没借到一粒米。她不得不携子拖女在丈夫单位下面当家属临时工，并且一干就是7年。一晃到了1979年，孩子们也开始大了，上学、穿衣都得花钱，做妈的冯爱倩顾不了啥“面子夹里”的，她看到稠城镇的一块火灾烧毁的房基地上有人提起篮子在卖各种小商品，一天也能赚回几块钱来。这对巧妇无米炊的冯爱倩来说，太有诱惑了。当她兴冲冲地到街道申请“做买卖”时，街道一名负责人大眼瞪小眼地朝她嚷嚷道：“我们正准备抓那些投机倒把分子呢，你可好，还想跟他们合帮呀！”冯爱倩吓得再不敢进街道管委会那个门。
可日子还得过。1980年，做了近40年“城里人”梦的冯爱倩终于实现了梦想。为了把农村的户口迁到城里，她卖掉了10担谷子，每担8元，总得80元。入夜，冯爱倩摸摸口袋里的钱，心里不停地想着“小钱变大钱”的事。
“哎，你有没有钱借我？”她推醒正酣睡的丈夫。
“你……半夜了想什么事吗？”老实巴交的丈夫揉了揉眼，问，“要钱干啥？你不是刚卖谷吗？”
“我想做点生意，那点钱不够本。”
“啥？你要做生意？”丈夫似乎一下被吓醒了，“我们今天下午还在开会说要狠狠打击投机倒把，你不是将鸡蛋往石头上砸吗？”
“啥砸不砸的？我全家人要吃饭，谁管？”冯爱倩生气了，“你到底有没有钱借我？”
“除了工资全交给你了，我哪还有钱嘛？”
丈夫说的是实话。无奈，冯爱倩后来只好托人从信用社贷了300元。有了这380元的本钱，40岁的冯爱倩便开始了艰辛的从商之路。
最初的生意很简单，先到百货公司那儿进点很便宜的纽扣、鞋带、别针什么的，这些都是义乌“鸡毛换糖人”的必需品。少进小出，第一天摆摊，除去成本、开支外，净赚了6元多。冯爱倩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她过去当了十几年的临时工，一天工钱不过9毛钱，一个月下来也就是27元。如今一天就是6元，这笔账谁都会算。第二天摆摊比第一天还多赚了几元，第三天冯爱倩回家一点当天的生意，呀，整整赚了22块！
做定了，这“奸商”我做定了！尝到甜头的冯爱倩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她知道要赚钱，一是必须进货便宜，二是必须出手快。当时义乌只有两个像样的集市，一是稠城镇集市，另一个便是“鸡毛换糖”的发源地廿三里集市。两个集市一逢农历双号，一逢农历单号。为了赶这两个集市，冯爱倩头天早晨在这个集市摆完摊后，下午就得立马乘车赶到外地进货，当天夜里必须赶回并配好货，这样才能赶上第二天的另一个集市。不说一个妇道人家在大街上摆摊做买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单说上外地进货这一项，冯爱倩说她现在想起来都会感到是一场场噩梦——
“……头年夏天，我到金华百货公司进货，求人敬佛，好不容易进了2000把纸扇，当我担着担子往回赶火车时，因为天热担重，又空了两顿没进一口水和一粒粮，我沿铁路走着走着，突然心头发闷，两眼直冒金星，连人带担子倒在了铁路边……我怎么也起不来，心想这回惨了，别说赚钱，就是性命都捡不回了。就在这时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见了，是他把我扶进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帮着揉腰，才算使我缓过劲来。说起到外地进货的苦处，真能讲几天几夜。那时各地的政策还没开放，我们这些个体户上国营单位进货，人家就像见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钱也会沾上‘资本主义病菌’。可毕竟有不少企业的积压产品太多，又见我们都是现钱交易，所以我们的货源还能解决。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门求货更难，铁路线上的‘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偷还严。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查，我们都不敢走火车站的检票口，全得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那段时间里扒窗上下车。你想都是几十岁的妇道人家，又带着筐子拖着货，那扒车的光景谁见了都说我是要钱不要命啊！可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孩子能上学吃饱饭，我这么做是既要钱来又不敢舍命啊！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个眼神，结果差点摔断我的双腿。那时我们这些上街出门摆摊做生意的人，都被看做‘投机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红袖标的人抓进去，罚没钱物，上学习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进货回义乌的事了。那时哪像现在条条大路通义乌，只有一条铁路连着外面，所以我们出去进货只能搭乘火车。每次回义乌时，眼看快到站时的那几分钟里，远远先把货从车窗口扔到铁路旁边的庄稼地或野草丛里，然后人再随着减速的车子一个跟头跳下去。转身猫着腰重新捡起货物拔腿便跑……你问为啥这么做？怕呀，每趟车到站时总有好几队戴红袖标的人，像宪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几百米之间巡逻，抓住还了得！说出来你可能会觉得好笑，有一次我跳车下来刚刚把扔下来的货物重新收拾到担子里，刚直起腰就见迎面有个戴红袖标的人朝我这边走来，吓得扔下担子扑通卧倒在地。你说戴红袖标的他检查就检查吧，可偏偏这冤家遛遛逛逛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几个小时，苦啊，现在回想起来就要掉眼泪……”
刚直的冯爱倩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掉泪，她把头往上一仰，嗓门一下高出两倍：“你说我们这么玩命从外面运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钱，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硬要砍断不可。当时我们义乌城关的稠城镇没现在这么多的人口，城市面积也没这么大，但也有几万人在这里生活着呀。我们这摆小摊的人天天就像游击队似的东摆一时辰，西摆一时辰，好不容易后来在县委、县政府门前附近的一块空地上有了可以做买卖的气候。有关部门的人就一下出动了好多人，把我们这些做生意的和来买货的顾客赶得四处奔跑，当时百姓们敢怒却不敢言，因为上面也一直在喊不准这不准那。可我们是小老百姓一个，要吃饭要生活呀，卖个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针头线脑、牙膏笔头有什么不可以的嘛！我们一帮在北门街摆摊的小贩们扎堆在一起议论，一议论就心里来火。大伙好不伤心地说，阿拉义乌人看来永远只能外出披风戴雪去当‘敲糖帮’，过吃百家饭的苦日子了！我听后心里也好难过，寻思着难道自己的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就这么不能体察民情？不行，我一定要弄弄明白，说啥也得让当官的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一声，到底让不让我们百姓有口饭吃？
“决心已定，我就一连几天守在当时的县委大门口。因为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我想要找就找最大的官。大伙都知道我要找县委书记论理，都又盼又怕地跟在我后面想看个究竟。一天，有人告诉我说那个个头不高、衣着很朴实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谢书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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