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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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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谢书记。我见他刚从理发店里走出来，便壮着胆迎上去问道：‘你就是谢书记吗？’他打量了我一下，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在市场上经商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为啥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我说完这几句话，谢书记用不同寻常的眼光打量了我一番，见在我身后又站了一大群围观者，便把头一甩，说你到我办公室。一听县委书记这句话，我身后的那些伙计们真吓坏了，心想你冯爱倩这下完啦，不是被抓起来，也要狠狠地被批一通。那时‘文革’刚结束没几年，大家受阶级斗争的影响太深了。我当时心里也紧张，人家是一县之官，我小小老百姓一个，他一句话说不定够我坐不完的牢呢！可又一想，事已到此，我即便是坐牢入狱，也要从共产党的书记嘴里弄个明白：到底做买卖错在哪里？就这样，我跟着进了谢书记的办公室。不想这个谢书记一进门嗓门就大了，说你在县委的大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我一听也来火了。看他在桌子上敲一下，我就在桌上拍两下。兴许谢书记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那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敢在他面前为了摆摊与不摆摊的问题如此动肝火，于是竟然慢慢平静下来，给我让座倒水，又坦诚相待地问我义乌百姓的生活。我呢，一看这么大的父母官能静下心来听百姓的话，顿时多少年憋在心头的话像开了闸的水，我说，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就是义乌人会经商，你可别小看这‘鸡毛换糖’，它作用可大呢，一方面解决了我们这儿人多地少劳动力充裕的矛盾，另一方面大伙通过点点滴滴的做些生意弥补了家家户户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我们义乌人最敢闯，肯吃苦。如今其他地方都在搞开放，我们义乌人没有啥优势，也学不像人家，但我们这儿的人都会经商，都会‘鸡毛换糖’呀！要能把‘鸡毛换糖’的精神和经商积极性发挥出来，我就不信义乌人不如别人。我说到这儿，谢书记眼睛也跟着亮了起来，问我，你真认为行吗？我说怎么不行？随后我把自己前阵子做小生意，有时一天赚的钱比过去一个月挣的工资还多的事一说，谢书记频频点头，又不停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起来。后来，他站在我面前，大声说道：‘好，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我一听很高兴，刚出门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转身问谢书记：‘那我们能不能在街上摆摊呀？’他一挥手，说可以，你们先干干再说。我又担心地说道：‘可市场管理人员天天赶我们呀！’谢书记双手往腰里一叉，说：‘放心，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跟县委书记见面会有这么好的结局，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难怪当我走出县委大门时，那些等候在外准备看热闹的经商朋友一下拥了过来，说你怎么没被抓起来呀？我笑笑说：‘谢书记还给我倒茶递烟，怎么会抓我呢！’可大伙最关心的还是让不让摆摊经商的事。我说：‘只管摆，我有谢书记的话呢！’大伙将信将疑，我呢心里有底，像以往一样挑起担子往马路边一放，便吆喝起来，而且这天的嗓门比平时更清脆响亮了许多。伙计们一看我真的毫无顾虑地重新做起生意，便纷纷跟着摆摊设点起来。这不，一连几天我们红红火火摆摊卖货，顺顺当当，再没有人来赶我们了。而且不几日，县委以‘整顿市场领导小组’的名义，发布了在义乌改革开放历史上有名的第一号《通告》。这个《通告》是手抄的，在北门街上贴了有七八张。这对我们这些‘地下工作者’般的经商户来说，是天大的喜讯。《通告》一贴出，市民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那场面至今让我难忘。没几天，北门街头的小商小贩一下多了几倍，而且每日见涨，直到后来整个一条街上摆满了摊位，到这儿来买货看热闹的就更多了，这就是我们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的雏形。现在一说起当年的事，义乌人就半真半假地说我是义乌市场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们夸我说要不是你冯爱倩敢冒坐牢房的险，跟县委书记较真，‘第一号《通告》’就不会那么快出台，小商品市场就可能形不成今天这个样，咱义乌市的发展更谈不上了！‘哎哟，我区区一个小百姓哪敢贪天之功呀！要说义乌有今天，当家做主的谢书记才是最了不起的功勋！’
“对，正好这次博览会他也来了，你一定要采访采访他才是。”冯爱倩从那段难忘的回忆中恢复过来的第一句话对我这样说。
她说的谢书记，全名叫谢高华，是1982年7月调任到此的义乌县县委书记，任期至1984年底。谢高华在义乌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他是义乌历史上口碑最好的一位县领导。因为在60多万义乌人心目中，他们一致认为，是谢高华书记当时排除阻力，适应民心，果断地站出来砸碎了紧箍在人们手脚上的枷锁，之后才有了义乌飞速发展的商品市场和现代化建设，以及人民的富裕生活。
谢高华是义乌人心中的丰碑。
我来义乌便听说，前两年就有人自发起来集资，要为他们的谢书记立一座大理石碑，后来因为远在衢州过着退休生活的谢高华本人极力反对，才放弃了此事。1998年10月底，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访问团成员，在义乌市参加中国小商品博览会期间，有幸见到并采访了谢高华本人。
现今卸任颐养天年的谢高华，比我想象中的传奇人物显得瘦小得多，然而谈起当年他在义乌的政治生涯，却是滔滔不绝——
“我是浙江衢州人，刚调任义乌时情况不了解，但对这儿‘鸡毛换糖’的传统却早有所闻。80多岁的老母亲听说我要到义乌工作，很心酸地说，儿啊，你干吗要到一个穷地方？就是老母亲的这句话，在我心头留下了阵阵隐痛。俗话说，为官一任，总得给百姓留点什么才是。义乌是个穷得出名的地方，我去后能有些什么作为呢？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在下面‘左’的干扰还很严重，可是我到义乌后的感觉是，这儿的农民思想很活跃。外出经商，上街摆摊的不少。但由于当时的政策不太明朗，有关部门对这些现象一般都是采取‘批、打、管、刹’，百姓为此怨言很多，那天冯爱倩上我办公室论理，说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她走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件事：既然义乌有善经商的传统，而且百姓能从中改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因势利导，网开一面呢？当我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讨论时，我没想到大多数人沉默不言，这是为什么呀？后来我才知道，正是因为义乌自古以来有‘鸡毛换糖’做些小买卖的传统，‘文革’中的历任领导甚至包括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一直遭上级的批评，原因是即便‘批资本主义’最激烈的岁月，义乌始终没断过有人摇着拨浪鼓偷偷外出‘鸡毛换糖’搞经营的历史，而且一些大队、生产队甚至公社干部带队外出。这在‘文革’年代当然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抓住一个这样的典型，肯定没好结果。但义乌的同志又告诉我，在咱义乌，‘鸡毛换糖’的事，就像野火春风，你怎么打、怎么禁、怎么赶，它就是断不了根。我问那到底是啥原因呢？他们只告诉我一句话：穷到头了自然就得想法求活命呗！冯爱倩和这些干部们的话，给我当时的心灵上触动巨大，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的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本人亲自到了稠城、义东、苏溪、佛堂、义亭等许多村镇实地了解。因为我新来乍到，那时不像现在县里市里都有报纸、电视，我当县委书记的也没多少百姓认识，所以下去很容易获得第一手材料。但也有例外的，有一次工商局的一名干部坐在吉普车上跟我一起下乡，当地那些参与经商的人过去被工商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打’怕了，一见我们下车便纷纷出门躲避。我对那位工商局干部开玩笑说：‘不行，一两年之内，你不能跟我同行，否则连我都接近不了一个百姓！’”
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50％以上的人以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40％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有了这个调查依据，谢高华在县机关大会上就提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应当大力提倡和鼓励……”这话刚落音，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看得出大多数人是喜形于色，但也有人立即反问：“可上面要严厉打击各种投机倒把活动，像‘鸡毛换糖’这样的经商活动，分明算投机倒把，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应当给予坚决的打击，应当毫不留情地割其尾巴！”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又是不可回避的。当时他内心也很激动，但还是强压着自己的情绪，用通俗的语言坦诚地对大家说：“过去我在别的县也干过‘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结果事与愿违，影响了当地生产力发展，百姓怨声载道。而今我们的党号召改革开放，干工作实事求是。我到义乌虽然时间不长，但从百姓的话里，从干部的深切感受里，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没道理。就拿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的传统来说，人家过大年欢天喜地，咱义乌货郎却在冰天雪地里走南闯北，没日没夜，一脚滑一脚撺地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用糖换鸡毛、换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支援出口，差的直接用来做地里的肥料，把鸡内金卖给医药公司，自己呢赚回一点利，这样利国又利民的经营，好还好不过来，怎么可以说成搞‘资本主义’呢，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呢？我在这里向大家表态，从今开始，我们要为义乌人‘鸡毛换糖’正名，不仅不准再把这类经营活动归为搞‘资本主义’进行批判，而且要大力提倡，积极鼓励！”后来的第一号《通告》就是在此次会后，谢高华敦促下面的人搞出来的。最先开办的稠城、廿三里小商品市场便名正言顺地由“地下”走到了“地上”，义乌人从此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
我注意到谢高华那张与他实际年龄并不相符的脸上，有过多的沧桑，而这也许正是他性格中异常刚毅的一面。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开禁，使几十万本来就善经营、敢干事又肯吃苦的义乌人，解脱了多年束缚在身上的枷锁，纷纷加入到了经营行列。一大批农民从田埂走向了城里，有的重操拨浪鼓干起传统的“鸡毛换糖”，更多的则上街摆摊开店，到外地批发进货运回义乌。特别是一些能工巧匠，全都行动起来，他们把祖先留传下来的本领，重新用于开发像制糖、产枣等传统加工业上。正当农民们欢天喜地、甩开膀子大干时，那些国营和集体商业的干部职工却大呼其苦，说谢高华这一放，把整个义乌搞乱搞烂了，一时间，县里收到的告状信就多达两麻袋。尤其是城内几家国营商业单位的人，甚至堵住县委大门，要求谢高华撤回“一号《通告》”。“你们是不是文具用品商店的？”谢高华扫了眼，见人群中有几位是商业局下属商店的职工，便问。
“是嘛。”对方不明其意。
谢高华笑笑说：“我先给你们讲件几天前发生的事，那是我的亲身经历。那天我批文件用的铅笔用完了，便上街到你们那儿买笔。当时我见一位营业员正在埋头看小说，又正看得起劲，我问她有没有铅笔卖，她头也不抬地说没有。我低头往玻璃柜内一看，里面明明放着很多我想要的那种笔嘛，就说同志这儿不是有笔吗？这营业员很不耐烦地站起身，拿出一支笔往柜台上一扔，也不说价，只管低头看她的小说……同志们，我说这件事可不是胡编的呀，你们自己承认不承认有这样的事？可就是这样的经营态度和服务水平，人家小商品市场上的经营者怎么可能不把你们冲垮？要我说，你们不解决自己的问题，堂堂国有、集体单位被小商小贩冲垮挤掉，也是活该！”
书记的一番话，说得这些刚才还理直气壮的人一个个面红耳赤地低下了头。
但问题远非那么简单。
外埠人都知道浙江有闻名中外的名特产——金华火腿，其实“金华火腿”的真正发源地是义乌。谢高华放手让农民搞经营和市场后，具有传统工艺的佛堂镇几个农民办了家“田心火腿厂”。消息传出，省、地、县食品公司不干了，找到县委坚决要求关闭佛堂镇农民办的火腿厂，理由是金华火腿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由国营食品公司独家经营的，农民无权参与。谢高华一听很生气，说：“金华火腿是金华人民创造的而不是食品公司创造的。农民创造了火腿，哪有没有加工火腿权利的道理？至于私人火腿加工的质量和产品出口的问题，只要保证达到有关要求，服从上面的计划安排就行！”
“谢书记，你这么说，就等于放纵农民破坏国家政策，我们不能同意。如果你不令他们关张，我们就到省里、中央去告你！”来者不善，且针锋相对。但他们碰上了一个为了人民利益从不害怕的县委书记。
“要告随你的便，但让我下令关农民的加工厂，就是撤职我也不会去做！”谢高华回答得斩钉截铁。
历史便是这样一位无情的法官。我们不妨作个假设，如果说，十几年前不是谢高华这样一手为个体经济大开门渠，一手力挽狂澜顶住方方面面的压力，义乌会有今天的“华夏第一市”之称吗？
不会。64万义乌人明确地告诉我。
但，经历沧桑，如今依然过着平民生活的谢高华却这样说：“在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关于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具体规定出台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义乌的实际出发，敢于承担风险，允许个体经济，开发小商品市场，这不是哪位领导者的功劳，而是义乌人民从祖先那儿继承的血脉里就有一股敢为天下先、敢说实话办实事的精神所致！”
是啊，论自然条件，论地理优势，义乌没有一点可以同沿海开放地区的县市相比，就是在浙江、在金华，义乌也比别人无半点先天优势可言，然而它恰恰比别人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先行了，并且走得那么雄赳赳、气昂昂！难以想象，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和大无畏的胆识是断不可能的。
勇于探索，敢于实践，自古就是义乌人的秉性。当我踏上这块热土之后，方知儿时熟吟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的作者竟是义乌人，他便是人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想当年，骆宾王“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讨武檄文，震荡武氏朝廷而后又成为千古名作。也许正是骆宾王的这种铁铮铮的傲骨，才使近代的义乌屡出人杰。《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译者、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革命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杰出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皆为义乌人士。
我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正值举国上下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之际，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指导思想，如今已被写入党章，写入国家的宪法。这是民心所归，国魂所归。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什么？对，是提倡实事求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和他的理论就是对上述问题为我们找到了科学、准确和开创性的答案。任何一个真理与历史经验都需要实践来检验。而真正哲人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最初的敏锐与发现。当历史已经走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回过头看一看义乌人在十几年前率先于全国，首创了以个体经营为主导的小商品市场时，你会惊骇地发现冯爱倩、谢高华等人，在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何等了不起！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挥笔重墨写到义乌的另一位人物，他便是骆宾王的子孙、冯雪峰同族后裔冯志来。
冯志来几乎与义乌现今的市场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从稠州北门路上冯爱倩他们摆摊开始，到今天遍地开花的义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长的整个历史，冯志来只是一位热心和冷静的旁观者、思想者，虽然他也出版了有关对义乌市场思考与发展的专著《兴市边鼓集》，但他却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理论最先提出的非凡人物之一。就像今天被称为“华夏第一市”的义乌农民市场经济令国人不可思议一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冯志来竟在30多年前的1962年就写出了与今天我们高举的邓小平理论旗帜内容极其吻合的《半社会主义论》和《为什么》两篇著作。
1962年时的中国是个什么历史阶段？那是极“左”思潮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正重袭神州大地的特殊时期。人民共和国在风风雨雨、颠颠簸簸中行进了10多年，虽然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但国家的躯体和人民的心灵上却留下了千疮百孔的伤痕。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往何处走、怎么走？这些似乎早已被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下了一个个定义的问题，又一次次使那些善于思考和探究的哲人产生了疑问。在没有哲学纷争只有贫苦困扰和时时处处受人监视的一个偏僻的浙江农村长大的、一位年仅27岁的义乌青年，正在暗淡的煤油灯下写下了六个大字《半社会主义论》。
怎么？社会主义还有半个一说？！
是的，这位刚被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义乌青年，面对一件件触目惊心、屡屡刺痛国民心脏的严酷现实，他大声疾呼：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保证了我国能够通过和平的道路，消灭剥削和贫困，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开始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们的国家出现了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但是近年来，由于照我们所创造的一套办法行事之后，那一丝刚刚挂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脸上的笑容，又不得不去坐它的禁闭……”一句话：“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是中国的主客观多方面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违背这个经济发展规律。”
我看到冯志来的《半社会主义论》原文是在他写出30多年后的今天。今天是个好年代，今天我们共产党人通过对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我国现阶段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个初级阶段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聪明的人们自然会发现，当今天我们认真读一下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所作的报告，读一读关于全国人大会议所作的修改宪法的决议，你是不是感觉到为什么30多年前义乌人冯志来所论述的“半社会主义”理论与今天我们党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何等相似相近！
不错，就其精神实质，冯志来当年的“半社会主义”概念完全可以说与今天我们常挂在嘴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如出一辙。冯志来了不起也就在于此。要不然，他这么个小人物也不至于成为毛泽东所言的“两个半包产到户理论家”之一而载入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史册。
30多年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段灾难的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进行社会主义有着很多迷茫和混乱的理论与实践，致使社会民生危机四伏。义乌人冯志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对真理的重新探求，他生活于社会底层，对农民和百姓生活有切肤之感，当然对社会上刮起的极“左”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有更深刻、更直接的了解。他从祖先骆宾王那儿继承了刚正不阿的血脉，又从同族叔伯冯雪峰身上学到了献身真理的勇敢精神，故而他孜孜不倦地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向毕生所挚爱的党投出了一部惊世的诤文——
“我党近来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毛病，非但在生产力不能为农业提供成套农机的时候，实行了全盘合作化，而且还利用加重粮食征购，平调农民财产的手段来发展工业，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遭到破坏。”
那么出路何在？
“我认为包产到户确是一条相对的唯一出路。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路线，是资本主义复辟，是恢复小农经济，是单干。我说这是十足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诚然，包产到户实质上是单干，是搞小商品生产。但它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它是在土地国有的前提下的单干和小商品生产。这难道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商品生产一模一样吗？难道有人看到自己的父亲有鼻子，就认为有鼻子的人都是自己的父亲吗？
“应该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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