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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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得找好落脚点，在那里花1块3毛钱住一宿吃两顿饭，早一顿，晚一顿，中间十几个小时就是你摇拨浪鼓的时间。‘鸡毛换糖’的生意说简单也简单，比如我用本钱一毛钱买上一包纳鞋底的针，一毛钱一包的针有25根，我们出去可以用两根针换一把鸡毛，一毛钱一包的25根针，通常可以换一两斤鸡毛，一两斤鸡毛是可以卖好几块钱哪！所以一般我们从秋后的11月份开始外出‘鸡毛换糖’，一直到春节过后的2月底3月初才往回走。三四个月奔波下来，除了每天交一块钱给生产队记工分外，也能积下三四百元。那时一个冬里攒下三四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所以我们义乌人虽然自知吃的苦可以用担子挑，但从不愿轻易放弃拨浪鼓。”

“你最远的地方到过哪里？”我问。

“江西。是搭火车去的。”骆镇长说。

“一天最多走过多少路？”

“嗯……反正记得有一次连爬山走路，过了两个县城，足有百十多里路吧！”他说，“我记忆中最惨的一次是自己两天没好好进一口食。”

“为什么？”

“那次本来计划是当天返回落脚点的，后来见生意不错，只管往山里走，不想一进去就出不来了，整整两天两宿不见人烟，虽说早已肚皮贴着后背，可肩头的担子不敢丢呀，那两天的路就像当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我们现今四五十岁的人，很多人有胃病，十有八九都是摇拨浪鼓弄出来的毛病……”

骆先生的话使我陷入了一个久远的回忆：我记得那时我才刚上小学，这一年春节我的一个小姑姑结婚，家里来了很多亲戚。中午时分，村边来了位“鸡毛换糖”的“野人”——我们苏南那一带这样统称养蜂换糖的外乡人。在当时，我当然不知道那个摇拨浪鼓的“野人”是义乌人，更不知道他们为了生计所承受的苦楚。那“野人”进村后突然倒在了地上，参加婚礼的我家亲戚们慌忙将那人扶起，给口水喝后，那摇拨浪鼓的人慢慢醒来，随后我和在场的人都看到了他的口角流淌着一丝鲜红的血痕。我吓坏了，听到大人们在不安地说：“不好不好，今天触霉头了！触霉头了！”于是有人摇来一只摆渡船要送那换糖人到镇上的医院，可那“野人”摇摇手，就是不愿去。我看着那人担着担子，摇摇晃晃地走出村子，手中的那只拨浪鼓后来也掉在了路边的水沟里。我和村上的孩子虽然很喜欢拨浪鼓，可谁也没敢去捡，因为听大人说第二天人们发现这个丢拨浪鼓的换糖人就死在半道上……这件事是我小时候几个有限的记忆中始终没有忘却的其中之一，如果不是30多年后有幸与义乌人相识，恐也渐渐淡漠了，然而当我再度在拨浪鼓的故乡重新回忆起这个孩提时的片断，更增几分对换糖人的怜悯之心，同时也想借机纠正一下我们苏南人不该对外乡人的那种明显有歧视成分的称谓。

“哎——有鸡毛猪骨旧衣破帽换糖哟——拨啷，拨啷……”义乌之行，我没有想到自己的情感竟然始终难以弃舍那童年时耳边常常回荡的吆喝声。这吆喝声中，使我不禁无数遍地体味着昨天的义乌人是在怎样地生存与奋争！也许正是我从小就有过对拨浪鼓旋律的特别情感，因此现在似乎更能容易倾听和接受义乌人从原始生命中所奏出的那种旋律。

在义乌，我听人讲了很多有关拨浪鼓手们的故事：——

有一位拨浪鼓手到江西“鸡毛换糖”，因为当地人认定他是搞“资本主义”，而这位义乌人又半途丢了生产大队开出允许出外经商的证明，结果人家把他当做流窜犯对待，在一个石场被迫干了近一年的苦役。而在这期间，家人以为他饿死在外，结果当他从石场放出回到家时，妻子和独生女都成为别家的人了——

有一位拨浪鼓手刚出门就遇上倒霉事，夜行山路，不慎双腿摔断，留下终身残疾。80多岁的老母亲把儿子伺候了一辈子，最后还是老母亲为其儿送了葬……——

有一位现在仍经常流浪在小商品市场的疯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在三四十年前的一次“鸡毛换糖”途中得病后身亡在异乡。那个亡夫与这位妻子当时是新婚，新娘子日盼夜盼郎君回家，可她盼枯了眼窝，哭干了泪水，几年后一次突然的哈哈大笑，从此便变成了疯婆子……

在廿三里镇的廿三里村党支部书记朱有富家，主人告诉我，拿他们廿三里村为例，过去一到农闲季节，村上就见不到十五六岁至60岁的男人了，哪一家男人不出门“鸡毛换糖”是不正常的事。朱有富的名字起得实在称奇，他家的四层楼房可以眺望廿三里新镇的全景，风水之好远非一般。但与周围新楼迭起的左邻右舍相比，朱有富家已经是几分寒酸了。这也许更证明了他大堂内3块由市政府颁发的“富民书记”金匾为什么一直闪闪发光，也由此可见这位当年的拨浪鼓手是位名副其实造福于民的好带头人。

谈起今天的廿三里，朱有富激情异常，从他的嘴里我知道了现今像个现代化城市的廿三里镇，十几年前还是个仅有一条不足两百米长的小街，以及仅有几户城镇居民不拿工分的“小码头”而已。如今的廿三里，仅镇区面积就达4平方公里，宽阔的马路，成行的楼宇，处处都是繁荣的景象和通达八方的商品市场。在农民心目中视为“上层社会”和身份象征的城镇居民户口已达到3万多人。朱有富说，他的村现在全都是“城里人”了，2000多号人个个都变成了“居民户口”。他说你们城里人不太明白，可对我们农民来说，这“居民户口”那真是了不得的事。有人说百万元千万元的钱好挣，但谁能把农民的户口变成“居民户口”才叫真本事哩！看，现在我们全村人家家户户都成城里人了，这对农民来说可是最大、最实际的变化呀！还有两个现象也可以说明我们廿三里人的今非昔比。你看到咱新镇区了吧，几平方公里全是新街新楼，而这些新街新楼不是政府出钱拿经费盖的、铺的，而全是我们个人拿钱盖的楼铺的路，政府只是进行了规划布局。可能你已经听说了我们廿三里镇的一块40多平方米的商业用地已经卖到21万元了！过去都说大城市里的黄金地段寸土如金，现今我们偏远的农民土地也值钱了，这难道不是最大的变化吗？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同样道理，仅拿我们村来说，本村人口仅为2400多，而现在常住的外地人口却已超过了5000多，是本地人口的两倍以上。他们中间不仅有打工的，而且已有不少人落脚在这儿做生意了。你问为什么一个小镇留得住这么多外地“凤凰”？当然是因为这儿有经商的市场呗！

“廿三里自古是块经商宝地，也是义乌人‘鸡毛换糖’的拨浪鼓故乡，可以说，义乌有今天，就是因为先有了我们廿三里至今仍留在新城区边的那条老街，作家同志你不是已经去过那条老街了吗？它可是我们义乌人从被人看不起的‘鸡毛换糖’的货郎叫花子，到今天成了让全中国人都羡慕的经商骄子的见证。”朱有富有理由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因为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义乌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他在我临别时说的一句话叫人刻骨铭心：“咱廿三里对义乌市场的贡献是用血与泪铸造出的……”

当我深入采访那些当年从廿三里小街上每天一分钱一毛钱起步，到今天每年创造一个“百万富翁”的义乌商贾们时，对朱有富的话便有了更深切的体味。是的，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否定不了的事实：如果没有昨天在廿三里小街头的那种为了一根鸡毛一根猪骨而不惜摇断拨浪鼓的精神，那么今天的义乌人自然不可能有“华夏第一市”的大市场，更不可能富得流油，说不定会有更多的拨浪鼓手依然背井离乡。

历史的任何巨变，总是锻造着一种深刻的民族精神。义乌人也不例外。

第一次来到义乌时，我随的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参加在这里举办的“1998中国小商品市场博览会”。在那隆重、热烈和想象不到的商业气氛中，我的那颗难以平静的心时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义乌既没有广州、深圳那样的“资本前沿”的好风水，更没有上海、苏州那样具有数百年沉积的经商韵律，可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创造了本世纪中国农民的经典？

我终于弄明白了，那便是只有义乌人才有的“拨浪鼓”精神。这种“拨浪鼓”精神便是勤劳、敢闯和不懈地努力向上。

“拨浪鼓”是一种经商附用乐器，它的每一声旋律都用来为“鸡毛换糖”服务的，因而它的全部魅力也在于鼓手的摇力上。几乎每一个义乌的经商者都懂得这一点。

何海美是我见到的众多的经商者中很不一般的佼佼者之一，如今年近50的她依然风采不减。何海美年轻时没奔上好时光，聪明伶俐的她因为“文革”只好过早地做了“初中毕业生”。由于个头矮小，与别人一样干一天重活，她只能得四五个工分，到年底分红连件衣料都扯不起。1976年她嫁给了城里做工的小金，丈夫一个月33块工资，那时也算“富裕”人家了。但第二年等儿子生下后，由于户口只能随母亲，何海美家的日子依然不好过。更让何海美难上加难的是她母子俩所挂的户口所在地竟以何海美嫁给了城里人为由，连其儿子的口粮一起吊销了。家在城里的何海美在城里又找不到一份可以糊口的活，于是就凭着自己手巧开了个成衣店。这可是个“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尾巴”呀，突然有一天“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人闯进何海美的成衣店，不由分说地抬走了她的缝纫机，并严厉地责令道：“出路只有一条：关店别干！”何海美天性倔强，可为了儿子和丈夫，她含泪低下了头。俗话说：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在何海美欲生无路时，她的哥哥在部队回家探亲时带了几张剧照，令左邻右舍的年轻人爱不释手。对啊，这是个来钱的好买卖哩！何海美心灵手更灵，她知道照片制作并不太难，于是就花了35元本钱，买了一套简易的洗相设备。当时义乌电影院正在放《红楼梦》戏剧片，看厌了样板戏的人们对这种古装戏异常有兴致，几乎场场爆满。何海美似乎有种特殊的商业敏感，她拿了一台借来的旧照相机坐在电影院的第一排，看准年轻人喜爱的几个镜头连连“咔嚓”，又回家连夜将照片冲洗出来，第二天当她带着自制的照片在影院门口的石板上摆起小摊时，围观者竟然里三层外三层的。一场电影下来，她所洗的几十张照片全都出手，许多小年青连价都不问一声便买走了。一二……五六……”何海美偷偷一点，净利十几块钱！那一天她乐得嘴都合不拢。生意就这么做开了，但那时城里根本不允许有生意人出现，何海美只好到乡下的廿三里镇，据说那儿每逢农历一四七集市时可以摆摊设点。头一回到廿三里，何海美看到的所谓能做买卖的也就是有那么百十来个人，分坐在那条老街两边，摆上些各式各样的小百货小杂品而已。何海美对当年到廿三里摆摊的情景记忆犹新：头天晚上夫妻俩先把照片洗好，第二天天不亮就得出发，那时从城里到廿三里镇不通汽车，就是通了汽车也没人乘——做小本生意时的义乌人从来不会轻易花一分钱。廿三里的做生意光景，何海美一回忆起来就想笑：“那时既没有摊位，也没有桌椅，我就在胸前挂一只哥哥给的军用挎包，站在供销社门口把一大把照片样张往一张白纸上一粘，就开始吆喝起来。我当时做的生意对一直做‘鸡毛换糖’的本地人来说是个新鲜事儿，开始没有人买我的货。我便一边招呼顾客，一边对他们说，你们只管放心拿去转卖，卖得好我们双方赚钱，卖不掉可以退回，反正我天天在这儿，放心好了！这一吆喝还真灵，三三两两地就有人从我手中把照片买走了，因为有人真的把我洗的照片带到南昌、合肥等地赚了钱，他们把一两毛钱的照片卖到一块钱一张，所以后来好多人从我手里进货，我便成了廿三里市场上唯一一个经销照片的业主了，生意自然超出了想象。不夸张地说，后来我们义乌出现闻名全国的印刷品市场，最早就是由我卖小照片成功后引发的。”

关于义乌的印刷品市场几年前就有所闻，不想它的发源竟是一位普通农家女的几张照片引来的，这真让人感到市场经济的魔力之大。如今已经发展有几万种热销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每一个义乌小商品，毫不例外地都有像何海美那样一个个感人肺腑的传奇故事。

我第一次走进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内的繁花般的世界里，一眼就被市场里头那望不到边际的花类摊商所吸引。记得在京城有一次“误闯”小商品市场，我的女儿竟然再也不舍得挪动脚步，无奈中我也耐住性子细细观赏起这些据说来自义乌的头花小商品，不想我完全被义乌人创造的这些奇妙的手工艺品制伏了，一方面不仅它有巧夺天工之奇，另一方面它的品种之多让人难以想象，更重要的是义乌农民们所拥有的那种叫城里人都感到超前的意识，令人由衷地钦佩。那天我女儿趁机大捞了一把，回家的路上要不是我帮着提溜那一大包“玩意”，她一个人无论如何是回不了家的。更叫我称绝的是一向对商品异常挑剔的妻子，这一次却格外喜爱女儿买回的义乌头花产品。来到义乌的收获之一是使我有机会直接认识开发头花商品的这些拨浪鼓手。

义乌人告诉我，他们的头花产品源于廿三里的郑山头村。现在这个小村子已经成了头花专业村和全国的头花生产基地，每年出产的各种头花、插花、礼品花及其他花类商品已有上千种、万余吨，除供给全国几百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外，还销往香港、美国和南非等十几个地区与国家。“其实头花产品只是我们义乌人在‘鸡毛换糖’过程中所创造的无数商品中的一个小品种而已。”郑山头村的百姓回忆说，1982年，廿三里派塘李樟弟从广州带回一朵头花，是用纱绸制作的，老李买来是给他媳妇戴的。偏巧被我村摇拨浪鼓路过的金正海看到了，他当即想仿制。但李樟弟给媳妇买的头花用的纱绸只有广州才有货，有心计的金正海想了想能不能改用他平时“鸡毛换糖”从湖州红旗绸厂买的纱绸替代？一试果真行，金正海把自制的头花往市场上一投，姑娘、媳妇们爱不释手，销路旺盛，而且每只头花可净赚利润5至8毛。金正海也是好样的，见头花生意好，毫无保留地向村上人传授开了，于是郑山头村在短短的时间里，家家户户都做起了头花生意。郑礼龙和郑朱龙、郑以枫、金益平4人还率先在这一年办起了头花专业厂。虽然当时这4户的厂不算大，但却是义乌农民从手工作坊式的加工业向机械工业迈出的具有历史性的关键一步。郑山头村离城镇较远，开始大伙用自行车驮着货上街卖，可供不应求；他们再改三轮车驮，还是供不应求；于是就同城里的汽车站商议开通一趟客车送货，然而依旧满足不了要货的客户。干脆，再加租一辆行李车！几位头花生产的大户一商量，事情这么简单地定了下来。稀罕事，“农民进城经商买月票！”郑山头村人的头花生意，惹得《人民日报》等都发表文章称道。

现今有“头花大王”之称的郑礼龙，忘不了当年郑山头村从事头花生意的初期，他为了留住进城送货的汽车司机们，亲自出钱修建了驾驶员停车场和宿舍。冬天，他怕司机冷，便每人供给一条电热毯；夏天热，只要司机一进村头，他便送上冰过的红枣绿豆汤。有个夏季，光红枣他郑礼龙就买了100多斤。“那时其实我不是怕送货的司机跑了，而是怕咱们郑山头村的头花生意给别人抢走了。这不，后来我们的生产发展了，生意越做越大，自己都有了汽车，村上也有了四通八达的商业专线，头花的生意更是做遍了全国、全世界……”郑礼龙不无感慨。

在廿三里的街头，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有位妇女叫金惠明，她丈夫在廿三里的街头听人说有种铁皮五角星很走俏，她听后暗喜，因为金惠明的远房亲戚在办铁皮加工厂，自然每天有不少边角料白白处理掉。金惠明心一动，连夜从亲戚那儿拉回一车边角铁皮，又和丈夫一把剪刀一把尺子地干开了。丈夫军人出身，对五角星有特殊感情，他把铁皮五角星认认真真地漆上了红颜色，于是一个个闪闪发光的红五星就这样出现在廿三里市场上。令金惠明没有想到的是她的货一上市就被人“一口吃掉”，而且卖了个好价钱。她回家把喜讯告诉丈夫，俩人兴头上决定：咱就做这红五星！这一干就收不住了：每天上午金惠明蹬着车到亲戚的铁皮厂把边角料运回家，下午就动手干起来，一直到晚上十一二点停工。第二天天蒙蒙亮再到街上卖掉，如此一阵子干下来，她金惠明竟成了市场上销售铁皮五星的专业户，本地商外地商都找她要货。于是金惠明由手工加工改为机械化生产，她的红五星后来竟然走遍了江苏、湖南等大半个中国。几年之后，贩铁皮生意的金惠明成了义乌市场上的家电销售大户，而且直接能在自己的家庭工厂里生产出热销的产品。

仿佛还是昨天的事：20年前，在城市里的姑娘们突然对一种折叠伞如醉如痴。谁要是手中有把花色小折叠伞，便是一种可以在别人面前显耀的本钱。记得有一次我从云南边境花了20多元买了一把带给了在北京的女朋友，她单位的小姐妹们见后嫉妒死了。但之后没几年，中国大陆的市场上便到处有了各式各样色彩鲜艳的小花布折叠伞。而给中国人创造这美丽世界的竟是我们的义乌农民，这就是在义乌无人不晓的九联村制伞专业户们。九联村龚姓居多，十几年前，村民龚益民、龚昌金等龚氏兄弟看到南方一带的城市姑娘爱随身带一把花布折叠伞，雨天晴天都能用得上，便回村一商议，办起了一个制伞厂。不多日，小花布折叠伞就在廿三里一带市场上卖开了，客商像疯了似的抢着要货。于是小制伞厂变成了大制伞厂，一个厂变成了5个10个厂。不到两年，全村80多家农户在农闲时一半以上参与加工折叠伞。由于九联村的花布折叠伞在市场上销路好，自1994年起，全村人全部投入了制伞业，即使这样，他们的生意仍供不应求，因为每年市场需要他们500多万把伞的生产量。现今的九联村不仅自己成了制伞基地，周围的几个村子也成了他们的联营户。有人曾计算过：中国现在每年的折叠伞，市场销量在1000万把左右，而从义乌出品的则达95％，从九联村一带出品的占了其中的90％以上。你看，常常是义乌人的一个小小的动作，竟给中国这么大的市场带来某种革命性的冲击！以花布折叠伞为例，十几年前的每一把这样的小伞市场价在20多元，现今在义乌市场上三四元钱一把就可以成千成万地批发到，这不是革命性的变化又是什么呢？

真不要小看了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精神。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商业史书中，专家们几乎通病般喜欢记述昨天的徽商和今天的比尔·盖茨式的传奇与业绩，但我以为应该在今后的世界商学史中加进摇“拨浪鼓”的义乌人的“鸡毛换糖”经商精神。在我看来，影响中国封建经济的徽商和影响今日世界的比尔·盖茨固然值得我们作为座右铭来推进未来的市场经济革命，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发扬“鸡毛换糖”的经商精神似乎更显得重要，更显得有中国特色与符合中国国情。

千千万万义乌人前赴后继地摇动拨浪鼓，不懈地进行着“鸡毛换糖”，其市场意义的理论价值非同小可。它可以视为中国的一种固有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人朴素勤劳的美德遗风。“鸡毛换糖”在一定程度上既是人类最原始的交易取值方式，同时又是现实时代人们渴望倡导的敬业体现。有一种简单的理解：先不论我们已经比较富裕的今天，即使是在我们谁的手头都比较拮据时，有人可以厚着脸皮去讨饭，或者干脆冒着胆子去偷去抢，但很少有人愿意学着义乌人的样，挑着货郎挑，摇着拨浪鼓，专在别人欢声笑语的喜庆节日里出远门、走长路；每每论说生意，有人总会夸口要赚大把大把的钱，却从不愿像义乌人走百里、上高坡地去依靠“鸡毛换糖”挣回那一分两分的脚力钱。许多专家在考证义乌小商品市场之后常常感叹：为什么一无地理优势、二无产业特色的义乌人能创下震惊世界的奇迹？左说右说的论点很多，但没有哪一条叫板叫到点子上，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理论家们无法深刻地理解和感受义乌人在“鸡毛换糖”中所磨铸的本质东西。一句话，没干过拨浪鼓手，焉能懂得“鸡毛换糖”之奥秘和甘苦所在。不懂得这一点，自然也就无法真正弄得清义乌市场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鸡毛换糖”有着深刻和无限的商业奥秘与精神实质，只有在久摇拨浪鼓的旋律中才能细细品出它的独特性与深刻性。

对义乌人和义乌市场来说，廿三里是一个特殊而又不可抹去的里程碑，它不仅缔造了拨浪鼓和“鸡毛换糖”，更重要的是它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形成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奠定了基础。如果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