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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风:中国明星城市发展史-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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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得出结论：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包产到户和小商品生产，允许农民独立经营，允许为他们服务的商贩和手工业的独立经营……这样做，是完全从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出发，完全是为了调动农民的劳动自觉性，完全是为了解决六亿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完全是为了抑制农村高利贷苗头、防止阶级分化。这是六亿人民的呼声！中华民族的呼声！是巩固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所绝对必要的！”
听，中国人民听到了吗？
啊，义乌人，我好为你们感到自豪！想象你们在30多年前，就有人站出来为你们后来所进行的包产到户、发展小商品市场而大声疾呼！智慧的哲人总是先知于别人。在激动地读着冯志来当年写下的《半社会主义论》原稿时，我一遍又一遍地思考着，假如历史允许有一种这样的假设——当年义乌人就按照冯志来所疾呼的“包产到户”、搞小商品市场，那今天的义乌是不是就可以同新加坡比个高低了？假设毛泽东同志也听进了冯志来的一声疾呼，后来的“文革”是不是就可能避免？整个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比现在要强上10倍20倍呢？然而，我们假设的一切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倒是冯志来这位不屈的硬汉子做了一件书生气十足的举动，最后落得自己的几十年苦役，而且还激怒了毛泽东，牵连了冯雪峰……
1962年4月底的一天，就在《半社会主义论》完稿一周之时，冯志来满怀壮志，带着口袋中仅有的农业局补发的160元工资，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当然，他的身上还有最重要的东西，那便是他几个月呕心沥血、几经易稿写出的《半社会主义论》文稿。为了能让最高层的决策者和舆论界重视，他特意抄了三份，每一份前面都附了一个便笺，上面引用了文天祥就义前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表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不计生死的壮志。两天之后，他来到北京前门的一家小旅馆住下，随即分别将文稿送至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
“你？一个兽医竟大谈政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信访处，一位年轻干部不屑一顾地扫了一眼冯志来递上的文稿，然后不无轻蔑地说，“下面刮‘五风’的情况，中央已经知道了，你就去干好自己的工作，啊？”
冯志来望着那张十分幼稚、又一副装腔作势的脸，心头顿涌无名之火，可他又能再说什么呢？冯志来当时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的“跑腿”，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出尽风头的戚本禹。
回到故乡后，冯志来一直天真地期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能把他的文章刊登出来，或者派人来征求意见什么的，可一等几十天如同石沉大海，他周围的农民兄弟们依然狂热地举着旗帜，在进行着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使他不能置之不理的是他一直热心关注的安徽省包产到户经验也开始被批判、被解散了。于是在无人理会他的《半社会主义论》的两个多月后，冯志来压不住心头之焦虑，用更加尖锐的笔锋直向权威发出挑战。
“我这篇文章是为了修正与补充《半社会主义论》一文的，都是献给共产党内的同志们看、献给革命者看的。所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那是懦者的表现，不是老实态度。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觉得在困难关头，人人都应该挺身而出，去挑几斤担子。任何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观的自由主义态度，都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它有负于天下苍生，有负于人民期望。为此，不管本文怎样触动权威，都希望同志们耐心读下去……”
冯志来为这篇取名为《怎么办》的文章，让革命的同志们读些什么呢？我们不妨找出原文看一看：
“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错在哪里？人们往往以自然灾害和五风来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难认识，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五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人民要求对他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对于我国命运有着决定意义的广大农村采取正确路线和策略。为此，我们依照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这就是说，首先承认中国经济发展之不平衡，及社会主义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之长期性。对于那些确实增了产已经形成集体生产物质条件的先进地区，应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营。另一方面，对集体经营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区，应当在现有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按口粮基分，包产到户。对于缺少劳力或遭天灾人祸无法独立经营的少部分赤贫户，可根据他们自愿，另行组织贫困队，在国家扶持下实行集体经营。即使他们自愿包产到户，也应该帮助他们实行各种形式的互助。这样，我们抓住了先进地区一头，又抓住了农村中贫困落后的一头……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物力，就能够加速国民经济的恢复……”
冯志来这回又同样将文稿一式三份寄至中共中央、《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只是为吸取上次杳无音信的教训，想了个“小聪明”：在署名处加了“冯雪峰侄儿”几个字。他知道同族叔叔是名人，容易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这一招还真被冯志来想对了，不过“大右派冯雪峰”早在毛泽东那儿挂上了号，在看到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的文稿后，便有了后来毛泽东见浙江省委书记时，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浙江工作没多少起色，包产到户的理论家却出了“两个半”。冯志来算得毛泽东话中所说的一个吧。
后来的结局可以想象，不久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此次全会上提出的，冯志来从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直至1980年，他上书胡耀邦，终于在1983年10月彻底平反。此时正值好官谢高华在义乌当县委书记，他读完当年冯志来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拍案叫绝：“这是个人才呀！”不几日，谢高华把冯志来从兽医岗位调进了县委机关。几年后，冯志来成了义乌市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直至1998年退休。而这段时间，正是义乌农民联产承包、个体经济蓬勃发展、小商品市场逐渐形成的时期。冯志来不曾想到的是，30年前他在受监视管制的茅棚油灯下畅想的“半社会主义理论”，不仅如涓涓小溪流进了邓小平理论这条大江之中，而且就在自己的家乡，父老乡亲们依靠劳动和智慧，取得了市场经济的卓越成就。
八月秋高蔗正甜，枣红橘绿桂花香。
风吹禾稻连曦色，迷尔楼台笑夕阳。
滚滚车轮近日月，纷纷云燕竟翱翔。
市场吞吐五洲利，喜鹊招来四海商。
在一派繁花似锦、商意浓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蒸蒸日上的景象面前，冯志来这位沉默了几十年的哲人，诗兴大发。
第02章 “拨浪鼓”奏出的乐章
义乌地处浙江中部，古称乌伤。有关它的地名，还与一则美丽动人的传说相联着：传言有一个叫颜乌的孝子，此人出身贫寒，却深知礼义和孝敬之道。那时中原战乱频繁，为避战祸，颜乌和他相依为命的父亲都来到江都义乌地域居住，不久父亲病重而逝，悲痛欲绝的颜乌因家中一贫如洗，为了埋葬父亲，他用双手刨坑，手指破了，鲜血和着泥土，一群乌鸦被他的孝行所感动，纷纷帮他衔土葬父，乌鸦的嘴伤痕累累，颜乌也因此悲痛欲绝地倒在了父亲坟旁……乌伤的地名便取自“颜乌葬父”之说。
义乌当头，反映了义乌人的传统美德。然而，为了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颜氏的后代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山耕地，培育和种植出了大批枣树和甘蔗，从此义乌因盛行制糖业和出产金丝琥珀枣而名扬天下。地处浙中的义乌，旧时山穷水稀，交通闭塞，虽说有钱经商者不愿长此驻足，却也留住了一批历代官府贬谪的人众和一拨拨战乱中的败将伤卒。渐渐地，义乌成了一个人多地少更穷得出奇的地方。穷则思变，于是，就有人想法将地里的甘蔗制成糖块，然后到异乡以糖换物，再将换来的物品分类，或卖掉变现钱，或做肥料种植粮食。据《义乌县志》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本县就有农民于每年冬春农闲季节，肩挑糖担，手摇拨浪鼓，用本县土产红糖熬制成糖块或生姜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门换取禽畜毛骨、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清咸丰同治年间，糖担货仓增至妇女所需针线脂粉、髻网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战争前夕，本县操此业人数增至数万，发展成为独特性行业——“敲糖帮”。
也许北方人谁也没有见过“敲糖帮”是个什么样，但在南方，30岁出头的人几乎都见过那些手持拨浪鼓、肩挑货郎担的换糖人。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一到农闲，特别是正月过年的那些日子里，换糖人来得就特别多，几乎天天能见着。此次到义乌采访，方使我明白儿时天天盼的换糖人原来竟是今天的写作对象，这不免让我记忆起小时候的一幕幕情景。那时，家居乡下的人过年过节时，总要杀鸡宰猪，而余下的鸡毛猪骨头常常被扔在一边，老人和小孩则喜欢把这东西捡起来收拾好，一等摇拨浪鼓的货郎担来，便可以换一块甜甜嘴的棒糖、卷糖。如果东西多一些呢，家里的大人就要从货郎担那儿换回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奶奶每次梳头时总要把梳子上的一缕缕掉下的头发卷好后积存起来，等货郎担来后就拿出一卷卷头发给我这个大孙子换上一两块糖吃。那时我多么希望奶奶每次梳头都掉下些头发。而我奶奶呢，虽然已是90高龄、风烛残年的老人，可她至今仍保留着积存残脱头发的习惯。说来也巧，1999年的春节，当我从义乌采访完毕顺道回老家时，我的奶奶竟又从她的床底下拿出一大卷头发，说阿明（我的小名），你看我一直把头发给你留着呢，可现在的换糖人怎么再也不来了？我赶忙接过那一缕缕花白的头发，忍不住告诉奶奶，说过去那些换糖人早已不出来了，他们现在做大生意，都富了。奶奶一听，两眼一亮道：真是世道变了，过去的换糖人是最苦、最可怜的人哪！
我奶奶的话没错，但她老人家不像我这样有福气，亲眼目睹过去的换糖人现今个个都富得快要流油的景象！
“敲糖帮”？拨浪鼓？如今我还能见得到你们吗？
当我知道儿时看到的换糖人货郎担都是义乌人时，来到义乌的第一件事就想再见一见那二三十年前常常盼望在村头出现的“敲糖帮”，以及他们手中咚咚响的拨浪鼓。然而我寻觅了多少天后，一直没有见过一把拨浪鼓（遗憾之际，我特意向当地干部建议应当将传统的拨浪鼓当做一个特色产品大为开发。），于是说到了挑货郎担的“敲糖帮”。义乌人都笑了起来：现在哪有呀！我们都在摆摊开店办工厂，谁还干那行当嘛！其实这一点我也能猜到，只是因为到了义乌，到了拨浪鼓的故乡，它勾起了我儿时对“换糖人”的那份特殊感情，在今天日日尝惯了冰淇淋和雀巢咖啡之余，很想再尝一次阔别了几十年的正宗的义乌青糖块。义乌人又笑了，说我们现在可以给你搬来很多很多糖，却还实在没有哪家能一下给你拿出一块当年换鸡毛的那种糖块了。我听后虽然多少有些遗憾，但在看到当年的换糖人如今家家富裕、户户小康的新景象，心中仍然兴奋为多。
但我还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亲自到一趟廿三里，看一看这个曾经是拨浪鼓和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源地。
廿三里在义乌一带名气很大，由于它同周围5个集镇的距离在旧时均为23里路，故而得名。眼前的拨浪鼓发源地，与我想象中的小镇差距实在太大。你看那数公里长的宽阔大道，主人说最宽处有36米；再看大道两边全是清一色的崭新楼宇，均有四五层高。“从路面到楼房，都是农民自己花钱修建的。”主人不无自豪地告诉我。
就是这个以往只有一条小街的拨浪鼓故乡的小镇，如今仅集镇面积就达四五平方公里，本地城镇居民人数达两万多。加上1万多外地打工者，集镇人口已超过3万人。近千个大中小私人企业密布全镇，组成了已具现代化规模的浙中名镇。据说，小镇上的一块四五十平方米的地基，现今售价在30万元以上。如果在好地段还不止此数。当我跨进镇政府的大院，抬头仰望正面耸立的办公大楼时，我马上为京城的“部委楼”叫屈，因为廿三里的镇政府大楼好气派！
“这是托改革开放政策和义乌市场红火的福。”接待我的几位镇干部连声谦虚，等中午就餐时我才知道他们说的全是实情，与我同桌的5个镇干部中，有3个是当年摇拨浪鼓出身的“敲糖帮”。主人们介绍说，在他们这儿近几百年以来，几乎每家每户都是摇拨浪鼓的。那时，男人挑着货郎担走南闯北去“鸡毛换糖”，家里的女人则把男人们换回来的货物分类处置，或制糖扎花，做些小工艺品，为当家人再次出门备货。廿三里的那条不足两百米的小街，便是远近“敲糖帮”们进行自由交易的唯一场所，也就是后来发展成整个义乌小商品大市场的“始发站”。
“旧街现在还有？”
“有，镇里保留了它。”
这是个喜讯，我情不自禁让主人带着前往。
眼前的这条一线型小街，是那种我儿时熟悉的江南小镇街道。它的街道仅有两根扁担那么宽，弧形的石子马路，左右两边的铺面依然是旧时的内容：杂货铺、小面馆、剃头店，而这街景注定现在不会再顾客盈门了。在一个字画店铺里，见一位斯文的老者正在写春联，我便过去招呼。
老伯姓赵名伟懋，今年66岁，以前是位教书匠，退休后在自家的临街小屋里开了个书画铺面。“现在大家都富裕了，逢年过节，大利大吉什么的都爱添点喜色，所以我的小生意一月也能挣上几百元。”老伯乐滋滋地说。
“这条小街有多少年头了？”
“远的说不上，但现在这条街，据说太平天国时就这个模样。”
“那……你记忆中什么时候来这条街上做生意的人最多？”
“割尾巴的时候呀！”老伯脱口而出，我却一下未解此意，他忙又说一句，“就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那时我们义乌这一带的人没得好日子过了，所以外出‘鸡毛换糖’的人最多，那时这条街也就最热闹了！”
老人的“黑色幽默”使我们忍俊不禁。可不是林彪、“四人帮”在农村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中国老百姓割得苦不堪言！“狡黠”的义乌人有这“鸡毛换糖”的高招，故而廿三里这条小街上长着的“资本主义尾巴”竟异常粗壮，这不正是一则义乌人创造的绝佳“政治幽默”吗？
但义乌人自己清楚，为了这则“黑色幽默”，他们所付出的却是滴滴血泪……
在义乌几十万经商大军里，施文建是第一批从廿三里走出的“红色地主”……因为他不仅当过村支书，还是现在的“中国小商品市场”的劳协第一任党支书。1985年时，正值义乌市场大发展，施文建已经是当地从商人员中的“大哥大”了，但这位“14950”摊主却放着滚滚而来的钞票不赚，当起了为别人赚钱做铺路石的个体协会副主任。施文建不是傻人，他做生意时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但他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当亿万富翁的机会。现今已65岁的老施告诉我，他愿牺牲个人的赚钱机会而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富起来，就因为他有太多的摇“拨浪鼓”的苦难经历，他太知道他的众多摇“拨浪鼓”的乡亲们渴望摆脱贫困。
“我是土生土长的廿三里人，我那个如甫村在义乌是出名的穷村。1956年我就是村上的党支部书记，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农村受‘左’的思潮影响太重太深，特别是‘十年动乱’期间，干啥都不行，你想带领大伙弄点好日子过，就得挨批挨斗。我们村所在地土质瘠薄，播种水稻如果没有家禽家畜的毛货做基肥，水稻就会发棵分蘖不良，产量也就上不去了。为了肥料，我们的祖先就利用当地产青糖的优势，很早就有了‘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其实义乌人最早的‘鸡毛换糖’并不是为赚钱，而是为改良土壤不得已之举。后来在‘鸡毛换糖’过程中发现它不仅能解决用家禽家畜的毛充作肥料，从而达到改良土壤的目的，还能赢得一些可以改善生活的薄利，于是‘鸡毛换糖’从此成了义乌人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赖以生存繁衍的一种基本手段。”
施老先生向我讲述了一般义乌人讲不出的“鸡毛换糖”的道道来。然后他用充满沧桑的语调，以自己的经历，向我诉说了义乌人“鸡毛换糖”的那些不堪回首的苦难：“咱这儿的人本来就穷，哪有什么本钱出去做买卖？不是靠家里的老母鸡生下几个蛋不舍得吃或者等圈里的猪仔大了后卖掉凑上几个钱，添一些小百货，再挑上一副货郎担，摇着拨浪鼓就出门了。以前我当村支书时不能带头外出‘鸡毛换糖’，造反派把我打倒了，使我也有了摇拨浪鼓的机会。1967年我第一次出门到的是一个大山区，因为只有那些没有人去的地方，才可能用我们的义乌青糖和小百货换得些农家人闲置的家禽兽毛。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门走的那趟路，那真叫‘吃的六谷糊，走的上脚路’。雪大风大，出门时我挑着担子没敢穿衣，这一路哟，进不能进，退没处退，而风尖子雪花儿照常直往我心口上钻。眼看天快黑了，我心头急，脚想抬得快些，结果不小心一撺，连人带担跌倒在路边的潭子中……那一瞬间我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这样白白淹死在他乡异地！我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当初是怎样从刺骨的潭水中爬到岸头的。等到上岸后，我又最先想到了担子里换来的货物，于是顾不得透湿的全身，挑起担子直奔当地的供销社，待到把货卖掉时，我的衣裤全成了冰碴碴，身子上下没一处不是通红浮肿……可要说最受苦的还不是这。我们摇拨浪鼓的，最怕的是被人无端地怀疑或误解。那年我看到一些地方的农民兄弟很喜欢毒鼠药，于是也在货郎担里带了几包。哪知有个村的一位妇女因同丈夫不和，歹心用毒药害她男人。幸好那男人闻得饭中有味，当即倒给家犬吃掉，那可怜的家犬当场倒地而死。我并不知其前因后果，所以路过那地仍然吆喝着‘有鸡毛换老鼠药的吗？’我的话刚落音，一队臂套红袖标的‘红卫兵’不由分说就把我揪住，并一顿围攻……好在事后有群知情的老太太争先恐后地一边来买老鼠药，一边取笑地对那些红卫兵们说：‘我们买药可不会去毒死丈夫的，再说我们的男人早就入土了！’一阵嘲笑声中，我方才被‘解放’，可那受惊的心几天都没平静下来。”
骆有华，廿三镇的副镇长。他并不是我预先定下的采访对象，但我们一坐下来，这位曾有6年军龄的汉子忍不住挥泪与我诉说他的“拨浪鼓”生涯。骆镇长说他1975年从部队回乡时，在生产队干一天只能得两毛钱，最好的年成也就5毛一天。那时一斤大米4毛钱，一个壮劳力一天怎么也得吃一斤大米，出力流汗干一天，却还不够一天吃的，日子自然无法过下去。他骆有华在外从军6年，也算见过世面的人，但生活所逼，也不得不低下高昂的头，手持拨浪鼓，远离家门去“鸡毛换糖”。“我当时是生产队干部，又是部队入了党的人，上面规定是不能带头出去搞啥‘资本主义’的呀！可当干部的也得过日子嘛！无奈，我托人从外生产大队开出了一张证明。那时没有证明外出可要吃苦头的。我们义乌就有人因为半途身上带的证明丢了，结果到江西‘鸡毛换糖’的路上，不仅被没收了全部货物，而且整整关了几个月，当家人几经周折将其救出来时，早已成了半人半鬼。我现在还清楚记得第一次出去时的40元本钱是怎么来的：那是全家3口人省下的四丈五尺布票换来13块5毛钱……那时每尺布票能卖3毛钱，另外自留地里的菜卖了两块，加上生产队分的9斤黄豆卖掉后换来的一些钱，加上我退伍剩下的24元，这总共40块钱的来源已时过30多年了，我还一笔笔都记得清楚。这说明啥？说明那时我们义乌人太穷，不出去做点小副业就别想过日子。可我们义乌人‘鸡毛换糖’也不是啥好生意呀！除了义乌人，没听说谁干过‘鸡毛换糖’的事嘛。为啥？还不因为那是又苦又没利可图的生意嘛！但我们义乌人比别人不一样之处也在这里：敢吃苦，不怕利小，再小的利只要是利就去做，这兴许是我们今天义乌的大市场能形成的精神内涵所在吧。你问我‘鸡毛换糖’的生意怎么做下来的？我告诉你是这样：譬如我开始出去就40块本钱，先得把这40块本钱换成货，那些所谓的货都是些针头线脑，以及女人用的头花发卡什么的。到一地你先得找好落脚点，在那里花1块3毛钱住一宿吃两顿饭，早一顿，晚一顿，中间十几个小时就是你摇拨浪鼓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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