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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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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姑屯爆炸事件之后，又有人向沈阳城内日本侨民会等几个地方投掷炸弹。这些事件的主使者都是日本人自己，他们在给日本出兵制造更多的借口。果然，日本关东军又在沈阳城南举行大规模演习，剑拔弩张。此刻，他们只有一点顾虑：张作霖到底死没死？
日本驻沈阳领事要去张宅探望，被委婉地拒绝。张作霖的五位夫人，每天照样浓妆艳抹，欢声笑语，接待着借口慰问前来打探消息的日本太太们。东洋女人们远远地窥探张作霖的卧室，只见灯火通明，烟霞阵阵，而五位夫人脸上并无悲色，应对十分从容，厨房每天照旧为张作霖开饭，杜医官照常天天来府上探视，填写医疗记录。东洋女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张作霖还活在世上，只是在爆炸中受伤而已。
张作霖遗言中所说的小六子，就是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当时正在邯郸指挥军队。正是他，决定对父亲的死暂时秘不发丧。他回沈阳奔丧的时候，担心日本人暗算，便剃了个光头，化装成一名士兵，昼夜兼程。等他回到沈阳，把奉军大部分撤到关外，才为父亲发丧。这一着果然有效，连日本关东军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也被蒙在鼓里。
张学良接掌了父亲的职位，被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父亲的死，使这位年轻军人开始觉醒。不到半年时间，他就放弃军阀立场，归顺了南京的国民政府，在东北大地上降下了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两天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日本借皇姑屯事件独占东北的阴谋就此流产。
日本传单“醒来吧，国防！”
日本空军在国内散发传单：“醒来吧，国防！”
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政府抓紧分分秒秒筹备侵略中国的战争。三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不断扩大军费预算，发展军火制造业，三菱飞机制作所为日军生产出了重型轰炸机，日军还建立起了用国产战车装备的机械化兵团。
在日本军队中，武力侵略中国的战争狂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驻京都的第十六师团第三飞行联队，派飞机到福井和金泽等地上空，散发十万张传单，标题是：《醒来吧，国防！》。传单通篇叫嚣要用武力解决“满州”问题，还附了一幅地图，注明日本在“满州”的特殊权益。
到了1931年春天，日本的战争侵略，已经是箭在弦上。日军在中国东北伺机挑衅，制造事端。
在长春市以北三十公里处的万宝山，李升薰等朝鲜人在这里租种中国的土地。一百多名朝鲜侨民破土垦荒，未经同意，越过地界，发掘了中国农民的土地，引起双方的纷争。这时候，只要朝鲜人停止挖掘，争端也就平息了。正当中国地方当局设法调解时，日本驻长春的领事派日本警察保护朝鲜侨民挖渠。当地农民忍无可忍，在7月1日平渠毁坝。
日本驻长春领事馆警署主任中川义治赶到现场，同当地农民代表孙荣卿发生争辩。中川大怒，喝令日本警察将孙荣卿捆绑起来。周围的农民一拥而上，将孙荣卿抢回。日本警察鸣枪射击，打伤一人，逮捕十人。在他们保护下，朝鲜侨民继续挖渠筑坝，在11日完工灌田。
日本借机在朝鲜煽动排华事件，诬称中国排挤朝鲜人。于是，在朝鲜的汉城、仁川和平壤等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结果有一百一十四名中国侨民被杀，一百九十人受伤，近五万人被迫回国。
日本方面继续扩大事态，抓住万宝山事件大做文章。日本政府居然召开内阁会议，专门讨论这个事件，军务局长在会上强调：必须向“满洲”和朝鲜增派军队。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从江西抚州“剿共”前线致电张学良，要他极力忍让。
紧接着，在东北的大兴安岭，发生了一件间谍案。
有一天，四个身着棉衣棉裤的农民模样的人，来到兴安区佘公府，被东北军屯垦军的第三团拦住检查，经过审讯，发现他们是由日军参谋本部的间谍中村震太郎率领，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侦察，已经完成任务，准备经洮南回国。关玉衡团长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如何处置他们。大家认为，如果把他们押到沈阳，日本可能会反咬一口，招来许多麻烦，不如依照国际法，将他们处死。
当晚，关玉衡命令副官赵衡带着十多名亲信，将中村一行四人秘密枪决，尸体火化，骨灰扬散。中村等人的行装，除了留作间谍罪证的笔记、地图、手枪和测图仪器等，其余全部烧毁。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大兴安岭是日本派遣特务的重点地区之一，中国政府明令禁止外国人在这里旅行。日本间谍无法以“旅行”、“考察”的名目进入，便秘密地非法潜入，有时还伪装成汉人或蒙古人，到这一带进行间谍活动。中国边防军将抓到的日本军事间谍处死，是为了保卫边防重地的安全。
这年7月，板垣征四郎参加日本关东军组织的“北满参谋旅行”，无意中得知中村一行被杀的线索。不久，土肥原亲自出马，化装到佘公府调查这件事。接着，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村等四人被杀的情况，但对他们的间谍身份和间谍活动只字不提，抓住中村之死大做文章。他们强调，对于中村大尉之死，“可能需要进行武力调查”。日本陆军和参谋本部的将领们强烈要求迅速集中关东军，用武力“巩固帝国既得利益”。他们大肆渲染中村事件，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和种种无理要求。
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1）
“九一八”，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
1931年9月18日之所以沉重地载入了史册，因为它承载了日本关东军的阴险和蛮横，承载了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下达的不抵抗侵略的可耻指令，承载了东北军将士的含愤撤退和东北中国居民的悲惨遭遇。
这一天，事变发生在夜晚，发生在夜幕掩盖之下。
在这个许多人疏忽了戒备的夜晚，身负守土之责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大病初愈，不在军营，也不在东北，而是在关内的北平，带着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坐在前门外中和剧场，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也不在军事岗位上，前一天回锦州家里为父亲治丧去了。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是暂住北平。至于总参谋长荣臻，也在前一天为父亲祝寿，大摆宴席，宾客盈门，仍然余兴未消。
沈阳，这座驻扎着东北边防军总指挥部的城市，当日军潜伏在黑暗中张开血盆大口的时候，没有高级指挥官在这里坐镇。就连驻守沈阳的第七旅旅长王以哲，这一天也不在军营中。
然而，设在大连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已命令部队整装待发，军锋所指，沈阳首当其冲。早在这一年4月，日军已将适应在寒冷地区作战的多门二郎第二师团调到了东北。不久，又密令守备队向苏家屯和沈阳一带集中。两门二百四十毫米口径的攻城重炮，被日军分解，装进貌似棺材的木箱，从旅顺秘密运送到沈阳的日军兵营。日本还从本土增派了一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到中国作战。
沈阳在夜幕下沉睡着，关东军在沈阳北郊实施酝酿了将近一年的阴谋。他们选中的地点，距离东北军驻扎的北大营约三华里，是个林木丛生、沼泽密布的荒凉村落，名叫柳条湖。一队日本兵悄悄开到柳条湖村附近的南满铁路线。深夜10点20分，轰然一声巨响，他们炸毁了一段长一点五米的路轨。日军设计得天衣无缝，铁路炸断了，却并不影响列车安全通过，快速的列车只倾歪一下就过去了。随后，日军开始贼喊捉贼，指控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
疏忽警备的中国军人中，有个人还是清醒的。日军炸断铁路之前，东北军主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正在营内巡查。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将要出事的预感。一年来，日本关东军屡次在东北制造事端，驻扎沈阳的日军，甚至将沈阳城门和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当作攻击目标进行演习。王以哲和他多次将这些情况密报张学良，但少帅每次传达蒋介石的命令，都是“不抵抗”三个字。军官们为了贯彻上峰的指示，收缴了士兵们的枪械，统一锁在库房。大敌当前，边防军却先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赵镇藩心里怎么会塌实？
晚上9点钟，全营熄灯，赵镇藩躺下了，又爬起来。他睡不着，就去检查岗哨。这时，他听到南满铁路方向传来一阵沉闷的爆炸声。
“什么响声？”他问身边的官兵。
没有人知道。
不一会儿，他听到营区北面传来枪声，越来越激烈，夹杂着日本兵的大呼小叫。值班连长向他跑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参谋长，日本人！正向我们攻击，怎么办？”
赵镇藩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他的预感灵验了！这时，他反而镇静下来，立刻发布命令：“把枪发给弟兄们，进工事还击！”
值班连长应声而去。这时，从日军设在南满车站大和旅馆的炮兵阵地发射的大口径炮弹，开始一发发落地爆炸。北大营里，被枪声惊醒的七千名官兵都跑到院子里来，炮弹的爆炸使他们极度恐慌，营内乱成一团。
赵镇藩回到旅部，让人接通了荣臻的电话。
“参座，”赵镇藩向荣臻报告，“日军突然向北大营发起了进攻。一发发炮弹落在营院里，怎么办？”
“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荣臻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惶。
“我已命令弟兄们进工事抵抗。”
荣臻不置可否。他不敢自作主张，放下电话，令人给北平的张学良发报。
中国军队在等候命令，日本关东军却按照预谋实施了发动战争的每一个步骤。他们在爆炸铁路之后，连夜向沈阳增兵，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垣。深夜11点半，日军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第二天清晨5点半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东北军的士兵们群龙无首，见日军冲进军营，惊恐万状。日本兵见人就用刺刀扎，赤手空拳的东北军乱成一团。赵镇藩又给荣臻打电话，荣臻已经接到不抵抗的指令，便在电话里对他说：“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赵镇藩说：“把枪放到库房里，让敌人任意屠杀，恐怕不易办到！”他见情势紧急，决定利用日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部队由东面撤退。赵镇藩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无奈：
第七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地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
日寇的屠刀指向沈阳（2）
东北军放弃了北大营，也没有在沈阳城内进行抵抗。日军分三路向沈阳发起进攻。第一路首先攻入两个公安分局，然后将商埠的南市场全部占领。第二路进攻商埠北市场，将那里的警察缴械，并且占领了邮政局。第三路分别进攻大小西边门，首先包围警察署，接着包围宪兵总司令部、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将他们包围的东北军队、警察和宪兵统统缴械。
一夜之间，日军完全占领了沈阳城，本庄繁的关东军司令部搬进了沈阳。上百名无辜市民死在关东军的屠刀之下。关东军大肆劫掠中国的公私财产，连张学良的公馆也遭洗劫。素有“东方克虏伯”之称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和火药厂等中国第一流的军工企业，落到了日本关东军的手里。两百多架飞机、三千多门火炮和十多万支枪，顷刻间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辽宁凤城县人黄显声，当年三十七岁，是一名有心抗日的警官。他在北大营枪声响起时，就打电话报告远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如何对付日军。张学良要他通知各警察机关：如果日军进城后索取枪支，可以无条件地交械。
张学良是在严格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就在几天前，蒋介石曾邀张学良到停在石家庄站的专列里谈话。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求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不过，在“九一八”这天，张学良接到日军进攻的报告后，倒是没有怠慢，一夜之间，十几次发电报请示南京政府。蒋介石十几次复电，下令不许抵抗，要东北军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蒋介石一再重申：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大多数部队，包括沈阳的警察，忠实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想要黑龙江，拿血来换！（1）
马占山说：“本庄想要黑龙江，就叫他拿血来换好了！”
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局势恶化正是因为不抵抗。柳条河事变发生后的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的三十座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和吉林。日军控制了东北的主要交通干线。近二十万人的东北军，面对只有一万多人的日军，居然大部分放弃了抵抗。吉林省的最高军政长官熙洽背叛祖国，派密使登上日军装甲列车，会见关东军多门二郎师团长，达成卖国协议，出城迎接日军，责令他指挥的守军缴械投降，最后设立傀儡组织，脱离南京政府。管辖吉林省西北部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和哈尔滨的张景惠，也先后变成了汉奸。
关东军轻而易举地攻占了东北南边的辽宁和吉林，立刻把锋芒指向北边的黑龙江。骄横的日军以为黑龙江唾手可得，不料在这里遇到了劲敌马占山。
马占山是绿林出身，后来投身军旅，在戎马生涯中连连擢升，当到了黑河警备司令。在日军进攻前，张学良任命他为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任黑龙江省军事总指挥。
四十六岁的马占山临危受命，立刻率军赶到省会齐齐哈尔，在省府大礼堂宣誓就职。随后，他将省内驻军五个旅十个团一万三千人集结在省会以南的大兴地区，构成三道防线。同时，他公开悬赏缉拿叛军首领张海鹏。他决心死守嫩江桥，保住齐齐哈尔和整个北满的唯一屏障。
日军利用张海鹏的叛军当炮灰，向齐齐哈尔进发，被马占山的部队击溃。东北军愤恨张海鹏丧心病狂、认贼作父，用猛烈的炮火打击叛军。士兵们不听上级劝阻，自发地将嫩江桥拆毁了三孔。
关东军看到叛军无能，决定自己出马。他们派出林秀义少佐，约见马占山。林秀义颐指气使地说：
“马主席，嫩江铁路桥是贵国用日本借款修的。现在贵军将铁路桥拆毁了三孔，致使交通中断，跟日本的南满铁路是有利害关系的。满铁将派员前去修复，我特来通知阁下。”
马占山身材瘦小，但是面目强悍，而且才略出奇。他冷冷地望着林秀义，高声答道：“嫩江铁路桥虽然是向贵国借钱修筑的，但主权属于我国，修不修、什么时候修，都是我的事情，本主席不需要麻烦满铁！”
林秀义碰了个硬钉子，悻悻而去。隔一天，日本驻齐齐哈尔总领事清水正一约见马占山，要求马占山将省政府主席职务移交张海鹏。
马占山闻言大怒，拍案而起，痛斥清水正一：“你回去告诉本庄繁，老子是中国人，不能将一个省的大权交给一个汉奸！本庄想要黑龙江，就叫他拿血来换好了！”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恼羞成怒，调动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野炮大队和一个工程兵中队，在五架飞机掩护下，首先将嫩江桥修复。日本空军向守军驻地投弹轰炸。黄昏，一百多名日军过江，进逼到守军阵地前沿猛烈射击，东北军官兵十六人负伤。
第二天拂晓，三百名日军再次进攻，被守军击退。中午，日军一个中队在飞机支援下，向守军一线阵地左翼凶猛扑来，并将大兴车站炸毁。马占山给前线指挥官下达命令：
“告诉弟兄们，将日本小鬼子放到百米以内打！要狠很地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后退！不论谁丢了阵地，一律枪毙！”
东北军遵照马占山的命令，个个沉住气，等日军前进到离阵地几十米的地方，一齐射击。日军伤亡惨重，士气大挫。守军指挥官一声令下，战士们纷纷跃出战壕，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
黄昏时分，日军一个大队的兵力在七架飞机、四列铁甲车和火炮的掩护下，向徐宝珍的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一直打到晚上8点。这一天，军械缺乏的东北军部队斗志高昂，和日军激战十多个小时，迫使日军丢下四百具尸首，退回嫩江桥以南。
第三天，日军把张海鹏的叛军调到第一线，马占山的步兵正面迎击，吴松林和程志远的骑兵从两翼包抄，激战一天，迫使叛军撤退。
第四天清晨，日军作战兵力由四千人增加到八千人，在几十门野炮和八架飞机掩护下，向守军大举进攻。马占山急调一个骑兵团和两个步兵营增援一线阵地。守军顶着天上飞机的轰炸扫射和地面的大炮轰击，浴血奋战，几乎全歼了日军滨本步兵联队，重创了日军高波骑兵第二旅团。
晚上，日军将张海鹏叛军的两千人派上阵来，和白天后撤的日军一起，扑向守军阵地。经过残酷的争夺战，江桥阵地中段失守。接着，江桥阵地被日军炸毁，守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当天夜里，马占山下令，守桥部队的主力后撤二十五公里，在三间房阵地布防，这是保卫齐齐哈尔的第二道防线。
在三间房一带的村落，马占山早已命令暂编步兵第一旅和骑兵第一旅构筑了防御阵地。现在，他派步兵第二旅和第三旅各一个团在大兴接替骑兵旅的防地，并将骑兵旅调往防线东边，掩护左翼，以防日军从侧翼攻击。
第五天，日军七八架飞机空袭守军阵地，马占山的部队苦于没有高射炮，只能用步枪齐射，打落了一架日机。马占山乘车赶往前线，途中被日机发现，三架日机对他轮番扫射轰炸，将汽车炸得遍体弹孔。马占山怒气冲天，对司机吼道：“不要理它们！”一直驱车来到前沿阵地的战壕。他一下车，就指挥部队反击日军。
想要黑龙江，拿血来换！（2）
总指挥来到前线，全军士气大振，一万多名将士与日军和叛军血战到天黑，付出伤亡近千人的代价，打伤打死日军五百人和叛军七百人，夺回了所有失去的阵地。
又过了五天，经过补充和休整的日军，派出七千多人的兵力，在飞机和火炮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各部官兵奋起还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日本政府急忙下令增派援军。由于马占山的部队杀敌勇猛，日军已经是第二次增派援军了。
三天后，日军派出步兵、骑兵和炮兵四千多人，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发起全线进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进入争夺阵地的混战状态。
隔一天，日军得到陆续到达的增援后，又出动大约三个联队约一万一千人的兵力，骑兵和步兵分为两路，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还有飞机、坦克和重炮配合作战。从拂晓到午夜，日军连续发动十多次进攻，对三间房一线形成了包围态势。凌晨2点，日军坦克突入守军阵地，将守军分割，守军各部自行作战，与日军肉搏，直到拂晓。
守军且战且退，向后备阵地转移。马占山闻讯，再次赶到前线，命令部队回头反攻日军，将丢失的阵地夺回。这时，侦察兵发现了日军前沿指挥所的位置，马占山立即派骑兵从侧翼出击，突然将它包围，击毙二十多名日本军官，摧毁了日军指挥所，差一点抓住日军的多门二郎中将。日军后方受到威胁，自行撤退。马占山率领手枪队，将丢失的阵地全部夺回。
一次，日军飞机低空扫射，有恃无恐。中国官兵怒不可遏，持枪卧射，日机被击中，坠地毁亡。一名战士徒手冲过火线，连夺两挺机枪，人称“孤胆英雄”。
守军经过十多天血战，伤亡总数超过六千人，弹药快打完了，部队十分疲惫，已无力再战。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撤退到齐齐哈尔。第二天，为了避免日军炮轰齐齐哈尔市区，又率全军撤退到海伦。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军的首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抵抗，使日军在入侵东北后第一次尝到了中国军队的铁拳。日军在“九一八”以来第一次受挫，害怕消息传开，动摇军心，便造谣说，是苏联向马占山提供了军火。
江桥战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慰问马占山的部队。马占山声名大起，在繁华的大上海，音乐家集会谱写了《马家军之歌》，市面上出现了一种“马占山牌香烟”，广告词说：“愿人人都学马将军。”
汽船把末代皇帝送上幽暗旅途
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把清朝末代皇帝送上幽暗旅途。
马占山在嫩江桥畔重创日军的时候，在天津，时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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