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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长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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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把清朝末代皇帝送上幽暗旅途。
马占山在嫩江桥畔重创日军的时候，在天津，时年二十五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他居住的静园召开了一个“御前会议”。爱新觉罗家族的这个后裔，自从被渴望共和的中国民众连同腐朽的清朝一起赶下皇帝宝座，一直留恋他仅仅享受过不足三年的无上尊荣。现在，给他提供过庇护的日本人，似乎给了他一个复辟皇权的机会，但他还有几分犹豫，要听听一班旧臣的意见。
几天前，日本大特务土肥原贤二接到关东军的命令，秘密来到天津，劝诱溥仪去东北，牵头成立由日本人操纵的“满洲国”。他对溥仪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土肥原老谋深算，说谎话绝不脸红。他做的事情，中国人是深恶痛绝的，他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在哪里。他拉拢中国的军阀、政客和流氓，手法上很有一套，因连连立功而晋升大佐，当上了沈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这一次，他又说得溥仪动心了。当然，土肥原的恐吓更为有效，他适时地给溥仪摆出了张作霖的下场。
溥仪固然日夜盼望“重登大宝”，但对于建立一个新国家这样的大事，还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他向土肥原刨根问底：
“你所说的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流畅地撒了一个谎：“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溥仪还是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便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土肥原含糊其辞地说：“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满脑子复辟梦的溥仪却不含糊：“不！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立刻顺着他的话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溥仪这下来劲了：“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土肥原见目的已经达到，高兴地说道：“那就请宣统皇帝早日动身吧……祝陛下一路平安。”
溥仪没想到，他和土肥原的这次秘密会见，很快就被报纸披露出来。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土肥原此行的目的，是要把溥仪搬到东北去做傀儡。
年轻的溥仪今天召集谋臣们开会，就是要下最后的决心。他听着大家激烈的辩论，嘴里没有表态，心里却认为反对他立刻出山的陈宝琛“忠心可嘉，迂腐不堪”。他把社会上对他的规劝和警告，一概置之不顾。
老奸巨滑的土肥原，比溥仪大了二十三岁。为了把溥仪尽快哄到东北，他略施了几个小计，要让溥仪觉得天津不可久留，坚定出走的决心。
有一天，溥仪正在听谋臣给他讲帝王之道，突然，贴身侍从祁继忠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连声喊道：“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瘫在沙发上，吓得站不起来。他好不容易才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筐礼品，说是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欣伯差他送来的。他放下礼品，匆匆告辞而去。祁继忠按照惯例检查礼品，只见水果筐子里赫然躺着两枚炸弹！静园的居民们惊魂未定，日本军警闻讯赶来，检验炸弹，得出结论：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这件事当然是土肥原一手炮制的。祁继忠是日本人收买的间谍，他伙同日本特务，把炸弹放进水果筐里，演出了上面的闹剧。
第二天，土肥原派翻译过来对溥仪说：“宣统皇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吧。”
溥仪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想到这两天收到的一些恐吓信：“如果你不离开此地，当心你的脑袋！”溥仪还想到一件更可怕的事情：祁继忠接到维多利亚餐厅一名茶房打来的电话，告诫溥仪近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藏有电刀，准备刺杀满清末代皇帝。茶房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杀手。
土肥原一手安排这些圈套，溥仪蒙在鼓里，越想越怕，便对土肥原的翻译说：“好！请你尽快安排吧。”
翻译说：“遵命！为了陛下的安全，请不要告诉不相干的人。”
一天傍晚，按照日本人的安排，祁继忠把溥仪藏在一辆敞篷汽车的后箱，悄悄开出了静园。土肥原叫日本浪人在天津制造暴乱，掩护他们出逃。他们顺利地通过各个路口，溥仪在一家日本饭店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通无阻地到达英租界码头，登上一艘没有灯光的小汽船。船上堆了沙袋和钢板，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这桶汽油是为溥仪准备的，只要溥仪一行被中国军队发现，日本兵就会把它点燃，让溥仪和汽船同归于尽。
危机四伏的小汽船，载着溥仪的复辟梦想，把他送往黯淡的前程。土肥原的阴谋得逞了。三个月后，溥仪展转到达长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为国人所唾骂。
溥仪离开天津，走得过于匆忙，来不及将“皇后”婉容带走。婉容误以为自己已被溥仪抛弃，歇斯底里，闹得天翻地覆。日军为了安抚溥仪，派遣“谍报新星”川岛芳子去天津把婉容接到东北。这个年轻的女特务采用偷梁换柱的计策，用棺材将婉容运出天津，交给关东军。伪满洲国建立后，关东军论功行赏，特别嘉奖川岛芳子，授予她陆军少佐军衔，使她成为日军中军阶最高的女人。
义勇军击毙关东军悍将
义勇军击毙关东军悍将，日军连连哀叹。
土肥原在天津活动，不止是劝说和威逼溥仪北上，还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关东军又寻找借口，以援救驻扎在天津的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把矛头指向辽西重镇锦州。
进攻锦州，是日军预定的作战计划。日军付出惨重代价，从马占山手里夺得了齐齐哈尔，已无北顾之忧。本庄繁派混成第四旅团侦察东北军在锦州附近的阵地，同时派飞机支援地面部队。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中国政府已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日本政府对国际舆论有所顾忌，当天下午命令关东军停止进攻，日军撤回辽河以东。
但是，野心家的顾忌是短暂的。刚过十天，日本陆军大臣就改变了主意，命令关东军攻占锦州。经过二十天的准备，日军两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在飞行队支援下，向锦州发动进攻。锦州守军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守土抗战的决心，第二天就开始撤退。1932年第三天的早晨，守军全部撤出锦州，当天下午6点，日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随后迅速占领了山海关外的整个辽西地区。
日军在进攻锦州的前期战斗中，遇到了辽宁抗日义勇军的激烈抵抗。这是东北第一次打起抗日义勇军旗帜的队伍，是由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组建起来的。他们在日军占领沈阳后，指挥公安骑兵总队，策动伪军两个旅反正，然后收拾被日军重金收买的辽西土匪凌印清的部队，将凌印清处死。
接着，他们又去收拾为日本人收编土匪的张学成。这个张学成，是张作霖的亲侄子，他组织了汉奸队伍“东北自卫军”，为日本人攻打锦州。对于张少帅的堂弟指挥的这伙伪军，荣臻等人都感到棘手。
黄显声却坚决地说：“谁投降日本做汉奸，都应当消灭他，张学成也不能例外。”
他们向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张学良支持黄显声进剿，明确指示抓获张学成“立即正法处决，以遏乱源”。公安总队马上出动，在高山子一带歼灭了这股匪军，把张学成当场击毙。
接着，公安总队向锦州且战且退，然后与东北军一起，沿大凌河一线布防，阻止日军进攻锦州。
锦州沦陷后，中国正规军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日本关东军便派出第二十师团，把黄显声的义勇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
日军这个师团有一名中佐，名叫古贺传太郎，十分凶悍，被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率领着一支本庄繁认为“攻无不克”的骑兵联队。古贺的骑兵侵占了锦西县城，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
一天早晨，古贺派出一支三十人的部队，到锦州师团部领取弹药给养，县城只留一个小队，他自己率领七十多名骑兵向城西一带“扫荡”。黄显声的义勇军获得情报，在古贺必经的道路上设下埋伏。
上午10点钟，古贺的骑兵耀武扬威地到达龙王庙附近的狭窄路口，义勇军开枪射击。日军遭到突袭，无法展开，一时人仰马翻，古贺当即中弹死亡，只有十几个日本兵逃进县城。
下午，义勇军在钱塔子屯岭下预设埋伏，等候着古贺派往锦州领取给养的那队骑兵返回。日军进入伏击点，义勇军开火打击。附近村庄的一百多名老百姓，拿着锹、镐和锄头跑来参战，把日军重重包围起来，将他们全部歼灭。
义勇军两次伏击古贺的部队，消灭六十多名日军，基本上歼灭了古贺骑兵联队，日军大为震惊。古贺中佐的死，引得关东军发出哀叹：“实为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日军为了报复黄显声的义勇军，出动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和飞行队，进行连续不断的“讨伐”。黄显声把辽西相继出现的各路义勇军编成二十二路，合编成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共六万多人，部队愈战愈勇。这支义勇军一直坚持战斗了一年多，直到日军侵占热河与长城各口以后，才陆续溃散。
1932年秋天，张学良将黄显声的部队改编为骑兵第二师。长城抗战开始不久，黄显声便率部出关对日军作战。后来，他被张学良派往武汉任第五十三军副军长。他和日军在漳河前线打了一场硬仗，还将武器送给八路军。他与周恩来多次接触，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当他被迫脱离第五十三军，准备离开武汉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他密捕，先后关押在贵州的阳朗坝集中营和重庆的渣滓洞、白公馆，1949年11月，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枪杀，终年五十三岁。
“东方魔女”上海煽动战火
“东方魔女”川岛芳子在上海煽动战火。
日军占领锦州的第三天，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匆匆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的田中隆吉少佐发了一份电报，说关东军打算在第二年春天实现“满洲”独立，要田中在上海实施已经策划好的事变，将国际关注的焦点从东北引向上海。
田中隆吉马上约见了川岛芳子。这个为日军炸死张作霖提供过情报的女特务，其实并无日本血统。她本姓爱新觉罗，是清廷肃亲王的十四格格，中国化名叫金壁辉。她当年不过二十六岁，就以妖艳不羁、心狠手辣、善于交际而闻名。她的日本义父，把她训练成了一个效忠于日本军阀的冷血间谍和杀手，她因此而获得“东方魔女”、“乱世妖姬”的称号，还有人把她和一个充当德国间谍的著名荷兰女人相提并论，称她为“东方的玛塔·哈丽”。
川岛芳子虽然在学生时代就爱女扮男装，痴狂地投入骑马、击剑、柔道和射击等“男性运动”，并宣称自己“永远清算了女性”，但她从事间谍活动，仍然是依靠女性的魅力。与她同时代的歌星李香兰在自传中说，川岛芳子“在人群中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笑脸；她个子不高，匀称的身材包裹在男人的大褂里，却显示出女性的婀娜，气度雍容华贵”。最重要的是，这个女人娴于辞令，善于察言观色，自然也是情场高手，那些如狼似虎的日本军人，无不认为她是一块值得一咬的“活肉”，却又对她浑身的毒刺心存畏惧。
田中隆吉就是川岛芳子征服过的日本军人。现在，田中要她为日军侵略上海制造借口，刺探中国守军的情报。由于川岛芳子能讲流畅的汉语和日语，又能讲一口不错的英语，加上清王室公主的金字招牌，她为日本与中国各大城市的外国租界理顺关系立下了汗马功劳，成天忙得团团转。
川岛芳子得到田中的授意，来到上海江湾路的妙发寺，找到天崎启升等五名日莲宗的日本僧人，安排他们前往马玉山路。这条路上有一家名叫三友实业社的毛巾厂，工人们反日情绪高涨，组成了工人义勇军。五名日本僧人在工厂门口观看义勇军操练，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主动挑衅，引发了双方的冲突。
事情发生后，日方宣称，有一名受伤的日本僧人在日本医院里死去了。第二天下午，六七千日本侨民在上海虹口文路的日本人俱乐部召开大会，要求中国政府“惩办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
第三天凌晨，田中隆吉指令日本宪兵军官，安排设在上海的“日本人青年同志会”袭击三友实业社。六十多名暴徒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悄悄来到三友总厂外面，用硫磺弹引发火球，焚烧厂房和工房。时值深秋，天气干燥，火势迅速蔓延，等到职工们发现火情去扑灭时，厂房一角和几栋工房已被烧毁，三十几台织机毁损于大火。
与此同时，埋伏在各个岗亭旁的日本人，见有巡捕准备向捕房报警，便开始行凶，砍死一名巡捕，砍伤两名。当天下午，田中隆吉又煽动一千多名日侨在上海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请愿，以僧人事件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派遣陆军和海军来上海“保护侨民”。会后，六百多个日本人手持武器向吴淞路、老靶子路和四川路游行示威，大喊挑衅的口号，殴打行人，捣毁几家商店，还阻止电车通行。当时的情形，中国人似曾相识。不久前，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护侨民”，手法完全一样。
三天后，川岛芳子派人纵火，焚烧了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公馆，反过来诬告中国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由于英、法、俄、美等国在上海都有租界，日本人成功地将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大都市。
上海局势吃紧，一触即发。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日本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陆续向上海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很快，日军就在上海集结了二十三艘军舰，四十多架飞机，海军陆战队一千八百多人，武装日本侨民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日本人在上海暴行不断，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反而向上海市政府抗议，要求道歉、惩凶、赔偿和取缔抗日运动，而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抗议置之不理。日本人迫使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下令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进而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退让还不满足，向中国政府发出新的通牒。
日军的通牒只是做做样子，他们根本无意于等待中国方面答复，在通牒发出一个小时后，就命令海军陆战队向闸北的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攻。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1）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日军所面对的中国守军，是国民党军队中具有爱国思想的第十九路军，由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统率。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红军的反共内战，把第十九路军调到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和红军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第十九路军受到正义的感召，在江西赣州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不久，第十九路军被调到南京和上海一带担任防卫。全军三万多人，决心“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一些部队的驻地靠近日军营房，彼此可以望见。官兵们故意让日军看见他们举行野外演习，要让日军知道，中国军队是不怕日本侵略军的。
但是，第十九路军的作战准备很不充分。他们连军饷都领不到，要备战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是广东人，年方四十，血气方刚。他自小景仰清末抗法英雄刘永福，在偶像指引下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军人。“一·二八”战争爆发前五天，他在军官会议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们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是安徽人，时年三十七岁，早年参加过蔡锷的讨袁护国军，北伐战争中是第四军的三虎将之一。他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早已感到失望，对不抵抗主义更为反感。蔡廷锴发言后，他接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总指挥蒋光鼐的家乡就是林则徐销烟的虎门，他年轻时曾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团的营长。在蒋介石组织对红军的前三次“围剿”中，他不愿攻打红军，称病不出。这位一心抗日的总指挥在散会前说：“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两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第二天，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接着，他们在苏州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们一致表示拥护团结抗日，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军不宣而战。11点20分，日军几十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摩托车，占领了淞沪铁路上的天通庵车站，切断了闸北守军和友军的联络。11点半，鲛岛大佐指挥一千六百多名日军，由二十多辆装甲车引导，得到炮火支援，在闸北宝山路、青云路等多个路口，向第十九路军阵地进攻。守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依照总部密令，奋起反击。蒋介石派来为了接防并阻止抗战的宪兵第六团，面对日军的突然袭击，也奋起抵抗。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接到报告，星夜步行，赶到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
战争打响半小时，枪声更加密集。第一五六旅官兵初次遭遇日军，愤怒地高喊：“狠狠地揍他们！绝不让敌人占便宜！”
日军装甲车突然停下，接着又猛冲过来。守军等待着日军接近，突然，手榴弹雨点一般向装甲车飞去，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烟尘四处飞腾。日军装甲车连忙掉头逃跑。守军的机枪怒吼起来，扫射日军步兵，刹那间，阵地前面倒下一排排日军尸体。第一五六旅的战报报道：“毙敌三百余人，伤数百人。”
年近四十的广东人翁照垣，率领第一五六旅三千多名官兵坚守阵地，组织敢死队和大刀队重创日军。翁旅长后来写了《“一·二八”淞沪血战史》一书，说他手下官兵同日军初次交战时，他就发现士兵的勇敢不可思议。班长潘德章在日军装甲车冲锋时，沉着地用机枪扫射，打死几十名日军。他左臂中弹，继续射击，把日军打退。上等兵伍培、伍全兄弟俩，左冲右杀，刺死十几名日军，寡不敌众，光荣牺牲。副连长谭绍平和上士张桂林，击毙十几名日军，带伤向日军反冲锋，在日军炮火下以身殉国。
天亮以后，日军仗着有装甲车掩护，不断冲向守军，日军战机从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和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蔓延。翁照垣旅组织敢死队潜伏起来，用集束手榴弹炸毁日军装甲车。他们没有丢失阵地，还在炮火掩护下找机会发动反击。日军遭到顽强抵抗，惊呼“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
上海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发生大火，日军趁机猛攻北站，守军顽强抵抗一小时，放弃北站阵地。下午5点，翁照垣旅主力发动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乘胜追击，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撤退，日军的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终。日军要求停战，第十九路军同意了日军的要求。
日军叫停是为了增兵。他们用三艘巡洋舰、四艘驱逐舰和两艘航空母舰，将五千名陆战队运到上海登陆，长江一带原有的日本海军和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三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统一指挥，开到上海附近水面。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2）
第十九路军赶紧调整部署，将驻扎在镇江以东的第六十师调到南翔和真如一带，将第六十一师调到上海。原驻上海的第七十八师全部开往前线，增强防御力量。
2月3日，日军出尔反尔，再次向闸北进攻，同时动用二十多艘军舰和十多架飞机，轰击吴淞炮台。日军的轰炸有一些确定的目标，因为在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的当晚，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炮台的火力配置，给日军送去了情报。
日军的第二次进攻，仍然有装甲车掩护。他们占领了可以扼守要地的屋顶，架起机枪，向守军阵地射击，还把手榴弹从高处扔下，炸毁防御工事。守军处境艰难，仍然寸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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