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第一家族:荣氏百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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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不让它降低？”

而另一头，日商发动倾销战，华商纱厂被迫应战，生死悬于一线，根本无暇顾及生产。

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迅速蔓延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严冬。为转嫁危机，美、日、英等国加大出口，纷纷向中国倾销剩余产品，上海口岸每日车水马龙，外国棉纱由此源源不断地流入。

洋纱倾销加剧“棉贵纱贱”，民族纺织业大受摧残。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申新“人钟”纱，每件成本218。33元，市场价只有204元，每件亏损14。33元。棉纱业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恶性循环。

时局动荡，流年不利。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市场沦陷。1932年，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上海工商业遭受重创，其中申新7家工厂被炸，棉纱产能迅速下降。

向来不愿动笔的荣宗敬记下此间的抑郁心情：　“无日不在愁城惨雾之中，花贵纱贱，不敷成本；织纱成布，布价亦仅及纱价；销路不动，存货山积。昔日市况不振之际，稍肯牺牲，犹可活动，今则纱布愈多，越无销路，乃至无可牺牲……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在1932年的聚餐会上，荣宗敬似乎在无意间“遗漏”了“举债办厂”这一扩张模式，而那才是造成巨额亏损的本因。外在环境不过是加重了财务压力，让本已高度紧绷的资金链越发脆弱、紧张。

也许荣宗敬在内心仍保有一丝幻想，企图以“举债办厂”翻盘，毕竟他对这一模式充满信心。

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　为何银行一而再再而三地放贷供荣氏扩张，甚至在其曝出巨额负债时，仍有银行暗中放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非但不收回贷款，还继续借钱给三新公司供其发放工资。

在常规情况下，债权人处于强势地位，债务人逢迎讨好才可能成功借债；此案恰相反，荣氏占据主导地位，银行界反而忍气吞声。更令人惊奇的是，荣宗敬似乎对此习以为常，他曾对一位金融界人士说：　“你有银子，我有锭子，我的锭子不怕你的银子。”其强硬姿态可见一斑。

事实上，如前文所述，或许是钱庄经历使然，荣宗敬热衷投资银行，使其作为股东得以支配更大规模资金。荣宗敬以个人名义至少投资了7家钱庄、2家银行和1家保险公司，以公司名义投资了3家银行，如上海正大银行、中国国货银行等。通过不断增持，荣宗敬成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大股东。

如此之多的投资，使荣宗敬轻而易举晋身中国银行董事行列。有一次，荣宗敬毫不避讳地对身边人解释：“他们要懂得这个道理还早呢，我搭上1万股，就可以用上他们10万、20万的资金。”

荣氏规模之大，涉水之深，关联之广，似乎已将银行“绑架”，一道卷入“滚雪球”游戏。

长久以来，荣氏一直依靠外债扩张，对外形成惯性和依赖，倘若资金供应不及，或遇到经营困难，牵一发而动全身。若荣氏破产，银行贷款有去无回，工人失业、产业失衡、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问题必随之出现。

不幸的是，“亏损雪球”越滚越大，到1934年，连续巨亏第四个年头时，危险降临了。

1934：申新搁浅

上海的春天总是来得格外早，这一年与往常并无二致。浮云苍苍、尘世茫茫，空气中满是潮湿气味，白虹、周璇那艳丽、暧昧的嗓音在街巷飘荡，将两年前的战争伤痛抹平，不留痕迹。

商业城市的自我修复能力就是这样令人惊叹，如潮的人流滚滚向前，转瞬间，一切旧物抛诸脑后，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纸醉金迷乃是常态，十里洋场更添热闹。然而，棉纱大王荣宗敬却整日愁眉苦脸——申新财务日益恶化，日子越发艰难了。

被损工厂复工遥遥无期，每隔几天，从无锡、汉口等地便传来停工、歇业消息，举债收购的工厂变成深不见底的黑洞，一刻不停地吞噬着现金流，荣氏不得不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贷发放工资。但是，在1934年春天，这两家银行突然终止向申新放贷，其他有业务往来的16家钱庄预感大事不妙，纷纷表示不再借钱给申新，风声日紧，人心惶惶，登门索债者络绎不绝。

此时，荣宗敬面对的申新债务高达6375。9万元，而申新全部资产不过6898万元，勉强刚够以资抵债。一夜之间，荣氏威风消失殆尽，坐在三新大厦宽敞的办公室，往常那句神气活现的“债多不愁，虱多不痒，债愈多愈风凉”的调侃话沦为坊间笑柄，荣宗敬再也张不开口。

对手自然希望申新破产，趁机瓜分庞大地盘，银行家却异常害怕。申新是国内最大纺织企业，各银行无不希望借助合作增加存款；当申新告急时，各行又提供大笔贷款，导致其自身资金周转困难，甚至影响活期存款的正常运行。一旦申新倒闭，数千万贷款付诸东流，或可引发金融灾难。此外，单单申新系统十几万人的饭碗就足以构成社会问题。因此，申新无论如何不能倒闭。

逼债最紧迫的时候，金融界大佬一直陪伴荣宗敬左右，因为怕他倒下，三新总公司无人掌舵，分崩离析，无以偿债。申新曾以厂基、机器、货物抵押，先后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款1200多万元。如此巨额资金，足以动摇该行根基，甚至掀起金融风浪，银行界自然对荣氏小心翼翼。一天，宋汉章宋汉章，浙江余姚人，1872年生，银行家。1907年任上海大清银行经理，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转为中国银行，宋汉章任上海分行经理，后升为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总经理等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被推选为中国银行董事。陈光甫，江苏镇江人，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1914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用20年时间将该行发展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被誉为“中国的摩根”、“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此外，他还担任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董事等职。等人陪着荣宗敬又熬过一个通宵，待天色放明才放心离去。

荣宗敬根基终归深厚，左支右绌地支撑了下来，银行家们顿觉轻松许多。然而，他们也许高兴得太早了。

6月底，一笔价值500万元的到期账单摆到荣宗敬案头。当务之急是清偿债务，但荣宗敬忽然发现，申新再无资产抵押，所有可能筹集到资金的去处几乎跑遍，无不空手而归。荣宗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银行家们也跟着犯愁，陈光甫总要陪荣宗敬商议对策直到深夜。

造成申新债务危机的一重鲜为人知的原因是，荣宗敬以及几个儿子投机洋纱失败，亏损1200万元，仅利息支出就超过500万元，大大加重申新负担。实际上荣宗敬热衷投资，失败亦早有先例。

回顾荣氏创业历程的几次危机，几乎均由荣宗敬投机引发。1910年，荣宗敬投机橡皮股票，恰逢“橡皮风潮”，荣氏企业险些倾覆；1921年，上海爆发“信交风潮”，荣宗敬投机失败欠下300万元债务，遭遇逼债风波，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以申新一、二、四厂全部财产为抵押品，以高于正常水平4倍的年利息1分1厘半，向日本东亚银行贷款220万两规银规银，即规元，也称豆规银、九八规元，1933年以前上海通行的一种记账货币，并无实银，以上海银炉所铸二七宝银折算使用。如果二七宝银重五十二两，加开水二两七钱五分，合纹银五十四两七钱五分，再行九八升算（除以0。98），可合规元五十五两八钱二分六厘。还债。

每次企业危机，荣宗敬信誉均折损大半，最终由荣德生出来收场。久而久之，给外界留下印象：荣宗敬大开大合，善创业但不善守业；荣德生低调谨慎，却是处理危机的高手。此次申新遇困，荣宗敬再遭质疑，信用几无，金融界的债主也开始对其失望，呼吁有信用者出面担保。

起初，外界认定的人选并非远在无锡的荣德生，而是与荣氏兄弟一起创办福新面粉厂的经营天才王禹卿。

王禹卿的才干在上海有目共睹，他不仅是茂新功臣，也是福新元老级股东，时任福新七厂经理兼三新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是仅次于荣宗敬的实权人物，统领福新面粉系。在“三新”财团中，王氏兄弟主要负责福新系，王禹卿之弟王尧臣为福新一厂、三厂经理，六厂副经理，七厂厂务经理。王禹卿为三新总公司面粉营业部主任，福新面粉系统的业务除了订购外麦、每月财务结算月报，实际上都由王禹卿掌握。福新系除了一厂、三厂之外，荣家都有控股权，因此王氏兄弟的角色更像小股东兼职业经理人。在王禹卿与其兄王尧臣经营下，福新系在行业不景气时仍有盈余，因此，申新债主要求荣氏用面粉厂利润弥补纱厂亏空。

荣宗敬何尝不想以福新盈余救援申新，但每次都遭王氏兄弟抵制。在荣宗敬最困难的时候，每日开支无所着落，王禹卿甚至写信给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声明不为申新和荣宗敬担保。得知此事，荣宗敬抱怨，说自己管不了福新。然而，债主穷追不舍，并且坚持认为，申新如需再次借债，非王禹卿出面担保不可，这让荣宗敬十分为难。

事实上，荣宗敬与王禹卿有隙已久。荣宗敬有很强的宗族意识，认为福新、茂新、申新是自己开创的家族企业，不可让与外人。王禹卿则不满荣宗敬为人高傲，热衷投机，为谋发展不惜损害股东利益。

显而易见，荣、王根本不是一路人，如果没有共同的利益，当初不可能走到一起。而这种联合的脆弱性在于，事业成功，各取所需，独撑局面后，虽不致公开决裂，但很快便分道扬镳。

重压之下，尽管极不情愿，荣宗敬却不得不遵从债主建议，向王禹卿求援，望其接任总经理一职。但因为理念不合，荣、王会晤多次，均未谈妥，经常以争吵结束，在一次会上甚至发生激烈冲突。

王禹卿推荐另一人选，即由纺织专家李升伯担任申新总经理。李升伯曾留美攻读纺织工程，回国后号召改进管理，改良棉种，推进纺织机械化，后追随张謇创业，担任大生纱厂总经理，将大生纱厂经营得风生水起。此人创办纺织专科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在业内有很高声望。另外，李升伯之父李济深乃国民党要员、荣丰钱庄老板，不仅政治背景硬，还是申新债权人之一，并与王禹卿交好，如果李升伯出山，对稳定申新局面有利而无害。

一天深夜，荣宗敬痛感走投无路，对申新九厂厂长吴昆生说：“我做不下去了，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要来没收我几千万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去通知各厂厂长和工程师来。”

6点左右，天色刚亮，各厂厂长、工程师陆续到齐。环顾左右，一辈子要强的荣宗敬无精打采地说：“我现在已没有办法，希望你们去请李升伯出来做代总经理，你们要向他提出保证，绝对服从他。”

申新厂长、工程师们敲开李家大门，用恳求的语气对李升伯说：“申新不能倒，靠它生活的有10万根‘烟囱’，无论如何要请你出来做代总经理，把申新维持下去，荣宗敬没有办法干了。”

李升伯不紧不慢回答道：　“荣宗敬已同我谈过几次，我没有考虑过，譬如打仗，要靠正规军，杂牌军队是打不好的。”说完径自上楼去了，一群申新高管垂头丧气地返回三新大厦，向荣宗敬复命。听完汇报，荣宗敬幽幽地说：“那么，还是叫王禹卿出来代理吧。”

事关重大，下属求情，王禹卿再难推辞，答应代理申新总经理。即便如此，荣宗敬终需抵押资产，想到无锡方面实力尚存，连夜打电话向荣德生求援。起初，荣德生认为仅凭几家茂新工厂前去救援，杯水车薪，无济于事。6月28日，荣宗敬在情急之下派荣德生长子荣伟仁回无锡面谈。

荣伟仁连夜赶回荣巷老家，向父亲面陈详情，请求带上全部有价证券到上海救急，“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一面聆听，一面喝茶，心想倘若茶壶碎裂，徒留壶把，又有何用？

当夜，荣德生致电上海银行界，通了11次长途电话，被告知“有物可商量”，于是决定到上海助兄长一臂之力。当时，申新债主已对荣宗敬失望之极，作起最坏打算，将最后希望寄托于荣德生身上，在三新大厦门口连夜等待消息，得知荣德生愿意出手，才放心散去。

荣德生带上所有证券，乘坐凌晨4点的火车赶赴上海，3个小时后，抵达上海。上午9点多，荣德生将证券带到中国银行点交抵押，立约签字，向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500万元。随后，王禹卿签字开具支票，一切款项按票面数额向两家银行兑现，人心稍稍平复。

正当荣宗敬心弦放松之际，王禹卿突然变卦，决定辞任总经理。原来，王禹卿发现申新债务之重远超想象，担心以个人声誉担保会连累自己，拒不签发支票。荣宗敬认为王禹卿不顾大局，出尔反尔，几番争吵，险些爆发肢体冲突。奈何王禹卿主意已定，不为所动。没有王禹卿签名，银行不敢妄动，申新还剩220多万外债无力偿还，之前所签支票也陆续退回。

1934年7月4日，上海各大报纸头版无一例外地刊登出“申新搁浅”的重磅消息，震惊国内。

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申新毕竟牵连面广，尽管债务诉讼不断，荣宗敬却有办法拖延时日。他提请司法部转达上海各法院，凡以申新为被告的案件，尽量压住，这样就不至于逼迫申新破产偿债。官员深知个中利害，居然真的按照荣宗敬所言，给司法系统下达了拖延密令。

稳住阵脚后，7月20日，荣宗敬宣布复出：“窃思敝公司范围较广，事务激笼，接替无人，万难卸责，不得已鄙人即日复职，从事整职工作，对于前欠款项，不沦抵押、信用，自当一律负责偿还。”

国有化风波

1934年夏，荣宗敬复职后立即组织“申新改进委员会”，将侄子荣伟仁推向前台，担任申新改进委员会主席，自己则坐镇幕后指挥，对申新进行治理整顿，大有卷土重来之势。

当务之急是筹集资金。荣宗敬找到上海新闻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试图通过他向金城银行等“北四行”“北四行”是盐业、金城、中南、大陆4家北方知名私营银行的合称，盐业银行总部在北京，金城、大陆总部在天津，中南银行总行在上海，4家银行在1922年前后成立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遂有“北五行”之称。借款，史量才与荣宗敬素有交情，当即打电话和金城银行经历协商。几天后，史量才约荣宗敬面谈，传递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北五行”同意放款，但前提是申新改组，废除无限股份形式，撤销总经理职位，改设董事会，荣宗敬任董事长，各行推荐常务董事，共同处理日常事务。

史量才建议荣宗敬将在企业任职的儿子、女婿送到国外深造，他们在申新掌握实权，如果留任，势必影响改组。史量才对荣宗敬说：“企业如果不是公私分明，破除面情，困难就难以彻底解决。”

荣宗敬按兵不动，申新改组一事不了了之。后来，荣伟仁对外声称，荣氏在申新具有号召力，如果改组为有限公司，荣氏不能整个负责，对外信用不免减色。而史量才却认为，“荣宗敬家族观念很深，没有革除旧一套的决心，所以要求‘北五行’支援资金没有成为事实”。

随后，荣宗敬向国民党政府实业部官署名。民国元年（1912），南京临时政府始设，受大总统管辖。主官为总长，以次长为估官，设农政、工政、商政、矿政四司。北洋政府改设农林、工商二部，分掌有关事务。民国2年，又合为农商部。民国16年，北京军政府分农商为实业、农业两部，实业部分劝业、商务、矿政三司，职权与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实业部不尽同。财政部、棉业统制委员会日伪统治期间，当局制订《棉花统买统配实施纲要》，于民国33年（1944）2月公布施行，并成立国商业总会棉花统制委员会（简称棉统会），在产棉区设棉花收买同业协会（简称协会），规定棉商必须经棉业化会申报、棉花收买同业协会核转、棉统会登记发证，方可收购棉花，所收棉花信予中日纺织业联合组成的协会会员。呼吁，请求救济。他历数申新发展历程，言辞切切之际，不忘强调“国计民生”，要求准予申新发行500万元公司债，由政府保息。

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对此展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他从财政部、实业部、税务署、棉统会等部门抽调人手，到申新及三新总公司进行调查。之后出具《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认为申新组织不良、经营混乱、资不抵债云云，认定“该公司资力、人力，俱不足以经营如此大规模之工业，以致累及方面甚多。长此以往，为害甚烈”，于是决定变“救济”为“整理”。

陈公博提出三项“整理”方案：一、由政府责成申新速行清理，以6个月为限，若清理不成，再由政府派员清查；二、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申新现有9个工厂，至多以6个月为限，6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三、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期内，由政府供给300万元为营运资本，6个月结束，所有盈余或亏损，兼入公司债务权以内计算。

陈氏意图彰显无遗，无非是想将申新收归国有，当做升官的政治资本。他公然宣称：“今日仍以荣氏为中心，则外间已不信仰，中心无法可以维持”，“恐又蹈无组织无管理之覆辙。”

得知此事，荣宗敬气愤难当，他说：　“他们想拿300万来夺去我八九千万的基业。我拼死也要同他们弄个明白。”荣宗敬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痛陈实业部居心不良，同时动员国民党元老出山劝解，竭力阻止申新国有化。荣氏的遭遇在商界引发共鸣，各地商会痛感失望，担心日后“则当无一厂不破产，无一厂不需要收归官有矣”，展开大规模声援，“使申新因救济而重睹兴复”。

重重压力之下，陈公博计谋未能得逞，改为“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除了耗费精力、财力，申新既未被收归国有，也没有得到政府财力支持，激起万丈喧嚣后，又回归原点。好在荣宗敬并未丧失实权，以出让申新一、二、五、八厂部分权益为代价，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备银行签订借款合同，依靠银团垫款开工。停工多日的申新各厂，传出久违的轰鸣声。

申七拍卖案

然而没过多久，荣宗敬又被泼了一盆冷水。“国有化风波”刚刚消退，申新七厂就成为外资觊觎之物。

说来话长，1928年，荣宗敬收购东方纱厂，以价值500万元的地契、房屋、机械等固定资产作抵押，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元，办起申新七厂。贷款周期15年，年息8厘。1933年贷款到期，荣氏与汇丰签订押款转期临时契约书，约定1934年年底到期还本。不料，1934年“申新系”动乱不已，申新七厂根本无力偿还借款，荣氏向汇丰银行请求延期，并愿意交付全部利息及押款的一部分。这已是极大优惠，但汇丰不为所动，执意要求申新赎回抵押资产。

令荣宗敬大感意外的是，汇丰明知申新无力赎回资产，竟以合同到期不赎回即有权任意处置为由，不顾中国法律程序，决定绕过法院自行拍卖申新抵押资产。坊间传言，汇丰背后有日商作祟。

荣宗敬视此为耻辱。倘若果真被日商拍得，怕将颜面尽失。他对记者说，中国实业到此地步，前途实不堪设想，自己一家损失事小，对于工人和整个实业界前途的影响事大，如果无法挽回，“不如将各厂一齐停闭，金钱、精神反少损失”。荣德生尚不致如此极端，他异常清醒地指出，申新去处，官也可，商也可，内外要分清，绝不能落入外人手中。

荣氏兄弟动用一切政治、商业关系，希望当局垂怜，垫资赎回。此外，因申新七厂曾被二次抵押，倘若拍卖，将损害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债权人利益，它们联合通过报纸谴责汇丰“仅顾己利，不顾法律”，并向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申请备案，查封申七，禁止任何私擅行为。

与此同时，荣宗敬也试图用法律武器捍卫申七权益。1935年2月，申新七厂律师发布紧急通告，宣布汇丰强行拍卖“有意侵害本厂法益，绝对不能承认”，公然表明，“无论何人买受该厂，当不能取得合法所有权”。

然而，汇丰一意孤行，似乎一切都不能阻止申七拍卖。

2月26日下午3点半，上海北京路鲁意斯摩洋行人潮如涌，水泄不通，200多人静待拍卖开始。这些人中，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多数人是看热闹，真正有意竞购者不多，因此报价不升反降。当拍卖员报出225万元的价格时，坐在台下的日本律师应声而起，竞得申新七厂。

这名日本律师其实只是前台代理，真正标主是日商大连汽船株式会社。荣宗敬对该厂并不陌生，它坐落在上海杨树浦路黄浦码头，东边紧邻申新七厂。该厂老板意欲扩建码头，早就对申七流露觊觎之心，如今借汇丰拍卖之机，侵吞申七厂基，达到扩张地盘的目的。

汇丰仓促拍卖本已蹊跷，勾结日商更添悬疑，激发激烈